《跋涉》第五版前记
《跋涉》第五版前记[182]
萧军
这小说和散文集，是我和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工作后的第一部结集。它初版于一九三三年十月间。
也还记得，这书的出版费是承一些热心的朋友们每人“认股”五元集资的。最后是舒群给了三十元（后来据说这是党给他的生活费），陈幼宾兄给了十元，剩下的尾数承哈尔滨“五日画报”社社长王歧山君慷慨地不要了——才算凑足了一百五十元。卖书的一批钱，我们就全做了生活费“吃掉”了，一文钱也没还给任何人，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生活情况。对于以上的一些朋友们我永远怀念他们的深情厚谊！
也还记得，这书的封面原请金剑啸代为设计，是图案式的，有山也有水。山是灰黑色金字塔形，水是几条银色的曲线条纹，它们全画在一条约一寸五分宽的窄带之上，横拦在封面三分之二的地方。下边写“跋涉”两个字和二人的署名。书的原名叫《青杏》，最后才改为《跋涉》这名字。
由于这封面制作起来太复杂，放弃了，最后找到一块木板，由我在排字房里用校对用的红色蘸水钢笔，简单地写成了上述几个字，就算为它的封面了。
也还记得，这本集子快要开始装订成册时，正赶上当年中秋节，工人们放假三天，因为我们好不容易盼到成书的日子，因此只好请教了排字师傅，自己动手来装订成册。也还记得，整个印刷所那阴沉沉，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只有我和萧红两个人，一面锤铁丝钉，一面数页子，一面抹浆糊……居然一百本被我们装订起来。雇了一辆“斗儿车”，载着我们这两颗火热的、胜利的、青春的心转回了家。当夜就尽可能地分送给了一些朋友们……
这是当时的情景，当时的心境！它们是近乎五十年过去了。萧红在她所著的《商市街》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段描写：
第二天我也跟着跑到印刷局去，使我特别高兴，折得很整齐的一帖一帖的都是要完成的册子，比儿时母亲为我制一件新衣裳更觉欢喜。……我又到排铅字的工人旁边，他手下按住的正是一个题目，很大的铅字，方的，带来无限的感情，那正是我的那篇《夜风》。
那天预先吃了一顿外国包子，郎华说他为着册子来敬祝我，所以到柜台前叫那人倒了两小杯“哦特克”酒，我说这是为着册子敬祝他。
……
我跑到家去拿了衣裳回来，满头流着汗，可是他在江沿和码头夫们在一起喝茶了。在那个伞样的布棚下吹着江风。他第一句和我说的话想来是：“你热吧？”
但他不是问我，他先问鱼：“你把鱼放在那里啦？用凉水泡上没有？”
“五分钱给我！”我要买醋，煎鱼要用醋的。
“一个铜板也没剩，我喝了茶，你不知道？”
被大欢喜追逐着的两个人把所有的钱用掉，把衬衣丢到大江，换得一条死鱼。
等到吃鱼的时候郎华又说：“为着册子我请你吃鱼。”
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阶段，最前的一个阶段，册子就是划分这个阶段的东西。
八月十四日，家家准备着过节的那天。我们到印刷局去，自己开始装订，装订了一整天。郎华用拳头打着背，我也感到背痛。
于是郎华跑出去叫来一部斗车，一百本册子提上车去，就在夕阳中马脖子上颠动着很响的铃子走在回家的道上。
家里，地板上摆着册子，朋友们手里拿着册子，谈论也是册子。同时关于册子出了谣言：没收啦！日本宪兵队要逮捕啦！
逮捕可没有逮捕，没收是真的。送到书店去的书，没有几天就被禁止发卖。
……
这就是这本册子当时给与我们的激动和快乐！接着也就是它所遭受的命运！
关于鱼和衬衫的故事，是一次我和萧红租了一只小船到江心一处浅洲边去洗澡，竟忘了把洗好的晾在船边的衬衣不知什么时候被风吹到江水里漂走了。我在寻找衬衫时，忽然发现从上流飘来一件白色的东西，我以为那是衬衫，忙着迎头跑过去，却原来是一条有两斤多重的大鱼，于是我把衬衫的事情也忘记了！……
一九四六年秋季间，我又回到了哈尔滨，从一九三四年算起，已经是十二个年头过去，当时我曾写下一首诗：
金风急故垒，游子赋还乡；
景物依稀是；亲朋半死亡！
白云红叶暮；秋水远山苍，
十二年如昨，杯酒热衷肠。
在这十二年中，中国抗战胜利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所扶植的“满洲国”灭亡了，千千万万为国而伤残、而战死的烈士们牺牲了！我的朋友们也一个一个地离我而逝了！萧红、金剑啸、北杨、侯小古、黄田……诸人就是。
一次在旧书摊上竟发现了《跋涉》这本书，我买下了它。后来还在扉页上写下了如下几句话：
此书于一九四六年我再返哈尔滨时，偶于故书市中购得。珠分钗折，人间地下，一帧苑在，伤何如之？
萧军 记
一九六六年，三月廿七日于京都
“银锭桥西海北楼”
一九七九年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为了需要，他们翻印了五千本，一切格式依旧。后来日本有位佐野里花女士，她是萧红的作品喜爱者，来信要这书，我寄了她一册翻印本。后来她说要翻几百本问我有什么“条件”？我回信说，什么条件也没有，只是我在日本的朋友或对萧红作品有兴趣的人，他们如需要，就请她“无偿”的送一本吧。后来又得知“咿哑书店”也印了它，详细情况我不知道了。不过佐野里花翻印的书式，也是和原样本一模一样的，毛装淡黄色加红字的封皮……，几乎可以“乱真”。
后来又经过美国葛浩文先生介绍给“香港文学研究社”，他说：“你还是让这家出版社出版吧，他们还可以给你一些稿费，否则即使你不允许他们也要印出的，……。”我认为他这话是对的，因为《八月的乡村》和其他的书在香港出版而且再版了，他们并没得到我的“允许”。不独无一角钱的稿费，甚至连一本书也没寄来，虽然也曾去过信，结果是“石沉大海”，这可能是香港某些出版社或书店的“经营方法”吧！……
我考量一下，就决心和这家出版社建立了一个出版手续，他们还给了我三百元人民币算为稿费。
昨天“香港文学研究社”竟把十本样书寄来了，装潢得很鲜艳，这使我感到很愉快。虽然按照他们原来计划的出版期晚了半年，但总算印出来了。
这是这本书初版、再版……的过程以及它所遭受的曲折命运。
如今，花城出版社还愿意承印它。为了对读者负责，我本应该再从头把它稍事修整一下，把错、讹的字改正过来，也把当时避讳的字眼改正过来，但不知为什么我竟失掉这“勇气”，只好请我的老伴王德芬同志代校改一下。她这人是很负责认真的，也有耐性……同时又根据了香港本核对一番，发觉香港本也替我校正了很多明显的错误，应该感谢！
最后，我希望花城出版社编辑同志们，也再校订一下吧，俾使这书的错误少些，再少些。
一九八一，十二，三。于北京团结湖居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