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可以是我

苏格拉底说：德性即知识。两千多年后，我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貌似对称的话：笨是一种人品。

说笨是一种人品，大概是说，愚蠢常常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选择不去运用智力。也许因为利益，也许因为懦弱，也许因为“温暖的合群”，或者干脆因为懒惰，一些人选择荒废甚至屏蔽智力。在各种荒废智力的表现中，有一种是在迫害他人或为迫害他人摇旗呐喊时，竟然想不到：其实“他”也可以是我。

最近李庄律师在王立军、薄熙来出事后的表现颇让人感慨。他表示，尽管他曾被重庆方面“黑打”，但仍然愿意给王、薄等人提供法律辩护或咨询。李庄这种不计前嫌的胸襟令人感动，但不知王与薄如果得知此话会作何感想。当年他们陶醉于“打黑”的热情却忽视嫌犯基本权利时，可曾想到：眼前这个人，这个在更大的权力面前陷于无助和恐惧当中的“他”，也可以是明天的我。

“他也可以是我”，是普遍人权理念的伦理前提。康德的“绝对律令”，意指只有当一个道德准则可以被普遍推广及他人时，才构成道德准则。奇怪的是有的人似乎通过推理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有的人却需要通过亲自倒霉才能恍然大悟。糊涂似乎也可以理解，“怎么能给‘坏人’权利？我反正又不是‘坏人’，所以剥夺‘坏人’权利跟我有什么关系？”。知识分子们在“镇反”中万马齐喑，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反右”来临时他们就成了“坏人”；农民在土改斗地主时斗志昂扬，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们有谁想藏私粮，就成了“坏人”；干部们在历次肃反中火上浇油，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文革”一来，他们就成了“坏人”；造反派在打倒走资派时声嘶力竭，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时，他们也成了“坏人”。这么看来，每个人离“坏人”都只有50米远，说不准哪天就会“失足”。

好人变成“坏人”之后，开始痛感权利之可贵与权力之可怖。陈独秀身居党魁位置时曾为暴民焚烧《晨报》报馆而叫好，晚年成了政界边缘人之后，却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阶级之分；胡长清在位时享受着权力的无限风光，被抓之后开始感慨新闻自由之可贵；不知道管制中的王立军和薄熙来怎么想，我猜他们肯定希望自己有律师和证人，律师不被关押，证人不被胁迫，家里的财产和物品不被展览，媒体上不出现“××死，百姓欢”这样的标语。

人权这个概念被长期污名化，原因之一大约是很多人将权利看做任性的代名词。但这恰恰将普遍人权的伦理基础理解反了：普遍人权保护的不仅仅是“我”的自由，而且是作为“我”的他人的自由——在这种价值观里，社会由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组成，而不是由一个身处顶点的“我”、数个身处中层的“你”、以及无数身处底层的“他”组成，也只有将社会理解成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普遍人权才变得必要和珍贵。换言之，人权观念的伦理基础不是任性，而是博爱。

当然博爱的起点是自爱。自爱加上同理心，才成为博爱。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常常显得比周围很多人乐观，这种乐观与其说来源于情感的需要，倒不如说来源于对逻辑的认同。一个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唱赞歌的学者，在遭遇网络语言暴力攻击后，也会愤慨和痛苦；另一个隐晦肯定毛氏“大民主”的学者，在一场涉及自己学术诚信的辩论中，却愤恨痛斥为什么有些媒体的信息一边倒……这些人对抽象的普遍权利颇有微辞，却在自己具体的个体权利被侵害时表现得愤愤不平——我觉得，这种“愤愤不平”就是我保持隐隐乐观的理由。心理学“认知冲突”理论认为，追求逻辑一致性几乎是人类的本能，类似于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有汽车冲过来时想躲闪一样。所以只要一个人肯定自己的权利，根据逻辑一致性，尊重他人权利就具有“引力”。换言之，普遍权利观念之所以有力量，不仅仅因为它美好，更因为它是一种均衡。据说人人内心都有一个希特勒，要我说，人人内心还都有一个康德。

当然，走向均衡的道路未必通畅。有人说，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悲剧是，任何一点进步都要以付出最大的代价为成本。本来两点可以一线走完，结果中国人过去一百年愣是在两点之间走出了一团乱麻。简单的事情被搞复杂，大约就是因为太多人只有自己亲自倒霉一场，才能体会到权利的可贵，好比一些孩子非要亲自被烫一次，才知道不能随便玩火，别人被烫时的痛苦却不能唤起他们的同理与同情心。数亿人只有通过被烫才明白火的危险，进步的代价能不大吗？这样说来，笨可能确实是一种人品。甚至还有不少人被烫了也未必明白火的危险，这种人据说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碰到这样的人，笨就连人品都不是了，它就是一种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