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记（1940-1945）- 萧军
作者简介
萧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原名刘鸿霖，1907年出生于辽宁古义县（现属凌海市），18岁入伍，开始写作，21岁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军官学校，后任宪兵教练处教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组织抗日义勇军，事败后进入哈尔滨，开始文笔生涯。1932年结识张乃莹（萧红）并同居，之后自费出版了他与萧红（惜吟）的第一本小说散文合集《跋涉》。1934年遭伪满通缉赴青岛，完成成名作《八月的乡村》，随后转入上海。该书经鲁迅作序推荐出版，被誉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1936年，任鲁迅出殡万人队伍总指挥，作为鲁迅的忠实弟子，鲁迅的名字影响其一生。
1938年应邀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同年第一次到达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袖。随后转赴西安，与开幼分手，并在兰州与王德芬相识，结婚。1940年第二次赴延安，之后五年，在延安从事文学编辑及教育工作曾担任陕甘宁边诚政府参议员、“中革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与大批中共领袖和左翼艺术家接触。
1946年市返哈尔滨，先后担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后因与党报《生活报》的论争事件，受到中共东北局组织的大规模批判被定性为“反苏、反共、反人民”，成为最早遭到整肃的文化界人士，从此离开文化界，开始了三十余年的冤屈生活。1951年，进入北京，曾挂牌行医，后转入北京市文物组，担任研究员，从事考古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受残酷迫害，被关押多年，家庭和子女都受到极大影响。
1979年，重返文学界，公开参加社合活动，得到中共正式书面平反。随后在全国各地讲学参观，并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国。1988年夏至，萧军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萧军的主要文学作品还有《第三代》、《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等。同时，萧军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戏剧作品。萧军从未放弃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和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作为一位左翼而非中共产党员的作家，萧军的一生跌宕起伏，军人、编辑、作家、出版人、文物专家，他的职业与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戚戚相关，萧军成为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极具特色，有棱角和鲜明的一个代表人物。
关于我的日记代序
当我若干年前写下这些“日记”时，并没想到给第二个人——连我妻子也在内——看，更没想到后来会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为“罪证”之一向广大群众公布。如果那时我会预想到今天的后果，也许就不会写日记了。即使写也将是另外一种写法，——去真存伪。不过既然公布了，也就公布了罢，这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之感。
对于别人我无法知道，我只知道自己是并不那般“纯洁”和“崇高”的，什么坏的、恶的、丑的、下贱的、卑鄙的、错误的、狂妄的、杂乱的思想和感情全出现过、扰乱过自己。当时我要忠实地把它们写下来，来研究它们，分析它们，对比地解剖自己的灵魂（这是有益的），从而也试验看解剖别人的灵魂。因为我是从事文学业务的，这一工作就更为必不可少。如果你不能够深深地以至残酷地解剖自己、挖掘自己，客观地对待自己，你也就难于理解别人。当然“别人”并不会和你一般一样，但在一种共同的社会基础上，类似的条件下生活看的人们，总会有某些“共性”的东西使你类比地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收获。当然除掉“共性”以外也还要有其他种种非共性的东西。……
如今这日记中偶尔记下来的某些不好的、坏的思想、语句，以及纪录的片段、既然也成为了我的“反党罪证”，我也无话可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在我日记中查找“罪证”的人，当然也以能见到“罪证” 了，更何况是“罪证俱在”，其他何论哉！一个人的脸上或身体上什么地方尽管有一颗或几颗麻子如果被发现了，就叫他做“张麻子”或“李麻子”也是可以的也不能算为“冤枉”。日记是我写的，当然只能对它负责。
如今在文化局组织方面所掌有我的全部《日记》，有些是在抄没我的家资时得到的；有一些也可能是从某些“渠道”获得的，但不管是用什么方法和手段得来的，它们全是我亲手所写下的《日记》应无疑问。
尽管我这些《日记》按性质来说，是若干年来属于我个人生活、思想、感情以及某些事件，印象……等等的及时记录，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文艺作家必不可少的一种积累各方面的经验和素材的工具。它是不准备给任何人阅读的——连我的妻子和好友在内——当然页不顶备公开发表。因此它在本身是不会产生任何社会的影响，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害于革命，有害于人民，以至于有害于某些个人的名誉和影响。我只是把它做为一具“摄影机”，认为什么应该照的就照下来；作为一个画家的“速写簿”，要写的写下来；作为自己的一个无所不谈的“朋友”；一具分析自己、分析别人、分析凡所遇到的自己认为有用或有兴趣的任何事物；分析自己某些思想和感睛：分析自己的某收善的、恶的，动机和闪念的“分析器”；自己心尽自白的“上帝”；灵魂散步的旷野……。一旦它竟被“抄没”了，而且不知道它们将为一些什么人所阅读，将会遭到什么样的谈论和传播，它们将要落到哪裹去？这件事对自己来说不能不是一件很“残酷”、很悲痛的“恨事”！当然我也自知它袅而绝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怕被揭发；也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秽行或丑事，怕被传扬。如果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也就没什么太大的“遗憾之情”。第一，我是个在一定的历史，一定的环境，一定的阶级基础，一定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别人所具有的优点和美德、弱点，……甚至于“恶德”我并不会全无。“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使组织上对我的“内部”有个深刻的、全面的认识，也可能是有益的事。
至于在这些《日记》中尽写下一些什么、这如今我已毫无记忆了。只是当批斗我的大、小集会的现场上，有人把它之中的某些语句摘录出来作为我的“罪证”之一加以宣读的时候，我才知道了原来自己竟写下过这些话，还使自己竟有一些惊愕之感，不禁还要问看自己：
“这是您写下的么？”
“唯！是我写下的。”因为这《日记》确属是找的。
在这些《日记》中对于某些人是写下了一些不够尊重、以至不正确的论断或印象，但它也只能属于“腹诽”一类，而不能算为公然的“口谤”。对于这类“腹诽”的部分如今看来，对于自己来说，在思想上也是应该加以严肃的自反省和检查的。 〔1〕
萧 军
〔1〕 摘录于萧军《我的罪名，罪行和罪证》（1969年3月26日）
这是第一篇一九四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