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启蒙——读《审判》

法律为罪行所吸引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这件事在K的生涯中绝不是偶然的，法也不是偶然弄错了惩罚对象；在此之前，一定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事先也肯定有过某种征兆，只不过发生在黑暗的潜意识的深处，没有被K所意识到而已。然而革命终于爆发了，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

K起先一直强调自己是无罪的、清白的，随着案情的发展，他变得越来越困惑，只是在结局到来时，他才明白了自己的罪行只在于自己要抓住生命（用二十只手抓住世界）。为明白这一点，他付出的代价也是整个生命。罪是什么？罪是由于自审才出现的。没有那天早上开始的自审，K就不可能犯罪。最初的自审是无意识的，虽然周围的人（理性）不断地向他示范，他仍然处在蒙昧之中。于是他出于要抓住生命的本能尽全力进行反抗，提出种种软弱无力的证据，如他的社会地位，他在公众中的好印象之类，想以此来驳斥对他的指控。他不明白，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法庭，在这个机构的控制下，自身那些表面的规定就如可以随时脱下的衣裳，毫无意义；法是冷酷无情的，决不姑息。K就这样不由自主地一点一点地放弃象征生命的那些东西（职位、品格之类），一步步走向绝望，走向对一切都无所谓，直至最后全部放弃生命本身。

人要是自觉地活着，就有不可逾越的罪挡在前面，一旦意识到罪，法的惩罚就降临了。所以人决不能（不允许）完全自觉地活，也不能提前意识到罪。K的痛苦还不完全在于犯罪，他的痛苦还在于对法的一无所知与恐惧。他要弄清法的真相，他想为自己的活着找一个站得住的理由，想避免惩罚，他的努力并未收到效果。因为只有在他进一步犯罪时（每一次努力都是一次新的犯罪，短短时间里他罪行累累），法才出现，而且是以意想不到的、令他反感的形式出现，以至于他在理智上完全不能接受，错过了弄清真相的机会。例如与看守、打手、画家、律师的会面均是如此。这些举止奇特的人都在对他进行启蒙，而他，由于已经形成惰性的、由生命滋养着的思维方式的限制，不可能及时地觉醒。

K一直到最后才弄清自己的罪行，这是不是个例外？他有没有可能早一点觉醒？假设他当初听从了律师的劝告，结果会不会要好一些呢？可以预料，如果他听从了律师的劝告，服罪伏法，过程一定会拉得很长，并且不会产生这种突发的结局。如果再为K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个结果又是必然的了。K的“弱点”只在于他过分看重生活，他下意识地不愿早一点觉醒，他顺其自然地沉溺于肉欲之中，不放过一切尽情生活的机会（如与毕斯特纳小姐、女看护等人的关系），这个“弱点”不断地加重着他的罪行，也是他对律师和画家的劝告怒不可遏的原因。正是由于他一意孤行，不愿主动放弃，才导致了灾祸的过早降临。但不论在哪种情况之下，K要彻底意识到自身的罪行都是不可能的；像K这样热情荡漾，见缝插针地追求肉欲满足的人，又怎么能彻底放弃生活的权利呢？就是他的这种性格才使得法以更可怕、更冷酷、更干脆的面貌出现的。

一次拙劣的表演

在法的面前，人的挣扎总是显得万分可笑。K的错误在于他用来与法对抗的那些东西是不堪一击的世俗材料，而法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作为上流社会的绅士K，他一心要证实自己的清白，为达到证实的目的，他决心向毕斯特纳小姐表演当时的情景，以使毕相信，逮捕他是多么荒谬，多么没有道理。他的表演效果怎么样呢？不但没有使毕小姐信服，反而把自己弄得没有把握了，这效果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实际上在他表演时，观众不止毕小姐一个，我们明明感到还有另外一位观众躲在暗处，正是这位观众使得K隐隐地感到他的存在而变得没有把握的吧。到了后来，当K的表演突然草率结束时，他还沉溺在儿童式的异想天开里，又弄巧成拙，对毕小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假如他意识得到的话，在那位看不见的观众面前，他是何等拙劣啊，事后他一定会后悔不迭，拼命唾弃自己吧。在表演时，他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表演后犯起罪来还显得很自然似的，对自己的行为居然感到愉快，大约犯罪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吧。

K的行为也与众不同，非要亲自表演当时的情景来说服毕小姐，就像个不谙世事的儿童，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可以说服的。毕小姐对他的表演不感兴趣，也不想接受他那荒唐的建议；她是高高在上的，对K关心的那些琐事不屑一顾，在K面前，她拥有精神上的某种优越感。尽管如此，她身上仍然透出那种世俗的诱惑，那诱惑使得K昏了头，像一头猪一样扑进她的怀里，彻底冒犯了她。

K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他认为，只要如实地再现当时的情景，观众就可以看出，像他这样一位体面的绅士，在银行里高居要职，事业上春风得意，却在一个早上成了囚犯，是多么没有道理！多么像一场可怕的雅谑！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雅谑和嘲弄不正是反过来针对不自量力的K的吗？他在竭力反抗的是什么？绅士、事业、银行的职位等等，对于那位看不见的观众来说到底算什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就连毕小姐不也是似听非听的，丝毫不受他的影响吗？他对自身表面规定的那种过分的热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对他有重大意义的事，只是在法面前完全失去了意义吧。

问题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服罪是违反他的本性的，放弃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更不可能，于是在有了这第一次拙劣的表演之后，K后来的生活就成了一系列企图证实的表演了。表面看似乎是无意识的，从他的行为里却可以体会到某种顽固的内在的抵抗与坚持，这种东西一直贯彻到最后，才由他自己的口中说了出来。

K一直有种与毕小姐相反的优越感，并用这种优越感来对抗对他的审判和限制。他的优越感是什么？不就是他的教养、身份、职位，他要用表演所证实的东西的依据吗？而教养、身份、职位，不过是个体生命的形式，这些脆弱的支撑，当然不足以与无比强大的法庭抗衡。当K感觉到优越时，是谁在对他进行嘲讽？

K为什么只能自欺到最后

K在走向刑场之前与神父的谈话等于是对他短短一生的一个总结。在教堂里，神父告诫K不要再欺骗自己，并说他一直在欺骗自己，然后神父就给K讲了那个关于乡下人的寓言，并与他讨论了对这个寓言的几种可能的解释。教堂沉没在黑暗中，神父的暗示既模糊又清晰，K在完全的绝望中抱怨说：“谎言构成了世界的秩序。”

其实神父也是矛盾的，他既不说看门人欺骗了乡下人，也不说他没欺骗乡下人，在整个谈话中他只是在谈论自己的困惑。神父的分析是想说明，既然欺骗是一种必要，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基础，一切都以它为前提，也就谈不上是欺骗了。看门人通过一些小小的举动和话语使乡下人滋生出许多希望，直到最后仍然给他一种虚假的安慰，这是很正常的；乡下人受到了欺骗，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他愿意相信想象中的可能性，愿意在这种幻想中等待、度过一生，他与法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得以成立。精神世界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普遍秩序从来就是这样构成的。可为什么神父要告诫K呢？这只能说明神父内心的矛盾，就像看门人内心也有矛盾一样。这种矛盾态度用K的世俗眼光来看可以称之为谎言。谎言不是出自任何个体的意志，只不过是世界的一种先验的“缺陷”。K的案例是这个寓言的最精彩的实现。

K精神觉醒的那天早上，法就开始了对他的清算，清算的第一步就是抽掉他赖以在世俗中生存的基础—职位和身份。K出于求生的本能自然要反抗，可惜在无比冷酷的法面前，唯一可行的反抗形式就是自欺。于是，自欺就和自审同时开始了。K这种对法既拒绝又接受的态度与神父的要求也是一致的，神父要求他意识到法，他意识到了，只是仍然消除不了陌生感。

K被捕的那天夜里，与房东太太之间有一场精彩的对话，这场对话预示了K后来的全部处境。在他俩的对话当中，作为有身份的房客，K竭力想通过自欺，也通过房东太太的证实来抹去早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他要从房东太太口里得到令他放心的答案。与书中除了K之外的所有人物一样，房东太太也是知情人，她知道那种特殊法律的存在（只是认为没必要去搞清），也知道K目前处境的暧昧和不可逆转。出于对K的关怀，她用同情的口气劝K不要对自己被捕的事耿耿于怀—一位见多识广的老年妇女的忠告。K要的不是这种忠告，K想要求房东太太与他一道参加他的自欺，一道来忘掉早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时房东太太躲在门后观看）。K的要求是房东太太做不到的，这两个人的思维在相反的逻辑上运行。不论K认为自己的解释是多么有力，自己的品格是多么正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多么卑鄙，在房东太太听来仍莫名其妙，就像她的耳朵出了毛病似的。世俗的逻辑只属于K个人，他身旁所有的人都遵循法的逻辑思考。房东太太不但在这一点上令他完全失望，接着又对他说出许多有失身份的闲话，将K这位听者的身份也搞得不伦不类的，直到敏感的K大发脾气。房东太太是很有意思的，在她那种认真劲后面隐藏了幕后者对K的调戏和嘲弄。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有什么用？不照样想说不体面的话，想干下流的勾当吗？K到底想坚持什么呢？K的第一次操守上的全盘崩溃是那天夜里那场拙劣的表演。表演及表演后的劣行使K本性中下流的一面暴露无遗，使他拥有的优越性化为乌有。正如看守提醒他的那样：“您今后会体会到的。”眼睛上蒙着布的K当然没去深入思考这一切。

意识到法的过程就是进一步觉醒的过程，一个又长又艰巨的过程。在案情发展中，生命与法对K产生二律背反的作用，他处在尴尬的妥协中，自欺是使这妥协延续下去的秘密武器。每次K用他的所谓的优越性来反抗法，就会有执法人教导他：反抗是没有用的，大声嚷嚷也是没有用的，捉摸法庭的意图也是捉摸不到的，还不如多想想自己（一生中到底犯了哪些罪）。当然法并不鼓励自暴自弃，比如监督法官就对他说：“当然，这并不是说您应当放弃希望。”执法人的潜台词也可以理解成：“反抗下去吧，捉摸下去吧，这样您就会更深刻地体会到法的无边的威力，当然这体会也是没有用的，有用与无用的判断是世俗的判断，您只要活下去就成。”按照法的逻辑，K长期以来认为如此宝贵的生活毫无意义。K畏惧法，崇拜法，又不可能抛弃生活，当然就只能在自欺中挨一天算一天。即使他决心改过自新，也不知道具体该如何着手，那“过”在哪里。他无法可循，法律“只存在于你们（执法人）的头脑中”。

清算是不留情面的，法律就像一个入侵的暴徒，剥去了K所有的衣裳，随随便便地将他称为“房屋油漆匠”。当K在法庭上强调自己是一家大银行的首席业务助理时，周围的人狂笑得喘不过气来。的确，与这铁一般的法相比，K的软弱的辩护就如同痴人说梦！举的那些他自己认为雄辩的例子又是多么幼稚可笑！若不是血气方刚，冲昏了头脑，他怎敢当庭做出那样拙劣的长篇辩解，那种既丢丑又毁了自己前途的辩解呢？谁要听他这些毫无意义的蛮横无理的话？一个人怎么能无知到这种程度？法官不耐烦地在椅子上蹭来蹭去，下面的人们议论纷纷，而K居然自我感觉很好。直到最后法官提醒他：“今天你放弃了一次审讯将对被捕者肯定会带来的全部好处”时，他还在大声讥笑，这完全是执迷不悟。人类身上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惰性是多么顽固！这惰性裹住人的身体，使他们不会因袒露而直接受到法律那利剑一般的光芒的直接伤害，使生命得以延续。

自欺发展到后来干脆变成了白日梦。例如大学生抢走了他的女人，他第一次承认了自己明白无误的失败时，他马上在脑子里设想出一个最可笑的场面：这个大学生，这个白痴，跪在他从前的情人面前求爱。在这种场面里，他要比这些蔑视他的人优越一千倍。可惜的是，事物每次都朝着他设想的反面发展。不过就是朝反面发展，也还是阻挡不了他那无穷无尽的白日梦。不自量力的较量终究是较量。说不定这正是法所要求于K的呢。法不是要毁灭个体，也不会真正为难被告，反而保护被告，让被告有种虚幻的自由感。K因此可以不断犯规（出于本能，也出于报复）而不受惩，也可以受了小小的惩罚后胡思乱想一气，在幻想中取胜。女看护告诉K，他的错误只在于他太倔强，她这话的意思不像批评倒像欣赏，或许可以说二者兼而有之吧。难道不正是K的这种倔强，这种梦想的能力使得女看护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他吗？被审判的被告的魅力就体现在此。

法终于胜利了，K与两个打手组成一个无生命的整体，朝屠场迈步。他还利用最后的力气反抗了一下，在最后的自欺意识指引下选择了毕斯特纳小姐消失的方向作为前进的目标，接着就用身体向自己说出了必然的结果。临终前远方出现的那模糊、细瘦的身影就是从灵魂中释放出去的精灵，那身影渐渐升腾、消散，与那无边的、看不见的法融为一体。

法的逻辑毫无疑问不可动摇，但它无法抗拒一个想要活下去的人。逻辑只能在妥协中得以实现。对于K来说，颠倒逻辑的体验具有某种英雄主义的意味。

模拟的机构内部——思维的限制

K在好奇心的促使下，跟随听差参观了法院办公室。在那昏暗简陋的楼上，一切生命的痕迹都消失了，K所看到的一切都令他沮丧，令他厌恶得要死，最后他产生了头昏眼花的生理反应，几乎晕了过去，虚弱得再也无法照顾自己。办公室的内部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可供呼吸的新鲜空气（维持生命的第一要素），这是一个真正封闭的处所，在这个模拟的法机构的内部，一切微弱的希望都没有立足之地，被告们全都处于瘫痪状态，绝望地坐在一旁等待申诉的机会，或仅仅是等待探听一点消息的机会，官员们所说的话就如汽笛在尖厉地鸣叫，一句也听不懂。而K，“好像置身于一条在大浪中颠簸的船，翻滚的波涛冲击着两边的墙壁，过道深处仿佛传来海水咆哮的声音，过道本身好像要翻转过来……”他昏头昏脑，快要死了。直到别人把他扶到大门口，外面清新的风向他涌来，他才重新恢复已经麻痹的身体。

K这一次的经历是一次试图进入法的努力。虽然这个办公机构设在人世间，虽然法本身仍然说不清道不明（法只是模糊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法律产生地的模型中意会到很多东西。K在这个机构内部得到了那种从未有过的体验—他体验到了人类思维的限制，以及伴随着限制而来的窒息的痛苦。此地是一个绝境，一切语言在这里都变为尖厉的噪声，所有的被告的轮廓都在消融，成为一摊摊稀泥，只有执法人那幽灵般的、傲慢的身影在走廊里匆匆走过。一个活人是绝对无法长久待在这种地方的。那位问讯处的官员就像一位穿着时髦的阴间的阎王，人们为他乔装打扮，凑钱买了时髦的衣服和行头让他穿上，以便那些被告在第一次进入法庭办公室时对他有个好印象，可是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却泄露了天机。在我们看来，他那恶意的笑声与阎王（或上帝）的雅谑如出一辙。他一笑，K就变成了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只能任他们摆布；或者说，他的笑声使K的存在成了不可能的事。虽然K如在梦中，对周围的一切都无法理解，然而感觉是多么清晰啊。他看到搀扶他的这位官员和这位姑娘在浪涛里无比平静，目光敏锐，感觉到他俩均匀的步伐，他听见他们那听不懂的、对他自身的议论。思想已经停止了，身体也无法动弹，只有感觉还在起作用。这就是法。法在此刻降临在他身上，他却因为不能思想，无法理解而痛苦不堪。原来法就是思维尽头的所在—那永远主宰着他的、不可到达、不能摆脱、也不能理解的，无声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东西。

这次经历使K体内酝酿了一次剧烈的变革，旧有的一切支撑都变得可疑起来。他仍然在思索，只是那思索越来越软弱无力地撞击在法律的墙上，他的路渐渐地归拢成狭窄的一条直线，不知道他临终时还记不记得听差在法院办公室告诉他的那句话，“这里只有一条路”。一切在机构内部经历过的，后来都得到了验证。

女人们

女人们全都懂法守法，在K的眼里，她们都是一些尤物。她们引诱着K，向他暗示可以通过她们的周旋使他得到法的宽恕，从而促使K与她们鬼混，以进一步地犯罪，在泥坑里陷得更深。她们是向着K，为K着想的（毕小姐除外）；她们的法律知识又使得她们的内心很矛盾，到头来她们全都帮不了K。在她们与K的关系中，K总是流露出下流无耻的那一面，只想占便宜和利用她们，而她们就张开了温柔的网引诱他进去。女人们得过且过，只想作为法与K之间的媒介，与K保持一段短暂的关系。或者说，女人们在法的主宰之下促使K在犯罪时意识到法。每当K触犯了法时，她们就消失了，似乎是完成了她们的历史使命。在K的眼里，她们全都类似妖精。每次她们中的一个出现，K就立刻为她所吸引，一方面是出于多情的天性，更主要的则是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与法建立间接联系的可能性。在K不自觉的情况下，他倒的确通过这些女人与法建立了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与他本人那种乐观的预测无关，仅仅表现为在法的面前不断地沦陷。K在临死前所见到的毕斯特纳小姐的身影，以及他对这个幻影的追随，给这个象征画上了句号。

K的生活是什么？撇开银行里的工作，就只剩下了同女人们的关系。他被逮捕以后，这种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从前的情人艾尔莎那种随便轻松的关系是一去不复返了，他后来交往的好几个女人全都给他一种危险的、靠不住的感觉。他越来越没有把握，不知道要怎样来看待自己的行为，内心还隐约地有种惭愧，最后爆发的理性意识就是这些惭愧积累的结果。

每次K遇到困难，就会想到去求得女人们的帮助，那些女人也确实给了他一些表面的、小小的帮助，至少在当时使得他那颗躁动的心平静下来。只是这些帮助引起的后果与K预期的相反。K一次次验证了这些帮助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到了下一次又旧病重犯。没有谁比K更善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的了，他的现状却没有丝毫的改观，一边总结，一边重犯，这是个怪圈。

大律师的女看护列妮在最后关头还惦记着K，给K打来电话，感叹道：“他们（法）逼得你好紧啊。”就是这个热情的列妮，对K爱得神魂颠倒的女人，曾经力图阻止K践踏法的尊严而没有成功，现在她无可奈何地目睹了K的落网，于是皈依到法的那一边去了。不能说列妮不够爱K，她当然是爱这个迷人的被告的，在她眼里所有的被告都有吸引力，而K对她的吸引力又超出旁人。不过列妮是服务于大律师的，与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律师授意她与K厮混，将K圈在他身边，便于随时联系，也便于教育K。但是K的想法不同，他急功近利，一心想要他的案件取得可以看得见的进展，既不把列妮放在眼里，也看不起大律师。于是阴错阳差地，列妮反而激怒了K。K就这样半清醒半糊涂地走向了刑场，结局必然是孤零零的，所有与生命有关的都消失在刑场门口。

K与女人的关系还有一重意义，就是K想通过与她们发生关系来报复法（或执法人）。这是一种顽童般的恶作剧的心理。时常，K有种幻觉，拥有了曾属于法的女人，也就是拥有了某种与法讨价的资本。他不知道或不愿知道，女人并不属于他，相反永远只能属于法。报复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同法发生关系。K的意气用事没有任何效果，法始终不出现，任凭他像网中的鱼一样游来游去。例如K对毕小姐非礼之后便去上床睡觉，他反思自己的行为，既满意又有点不满意。满意的是他可以不管早上的事，仍然可以同从前一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对毕小姐的非礼有很大成分是对早上所受屈辱的复仇。他为什么又有点不满意呢？只是由于睡在客厅里的上尉的缘故吗？说到底，是因为毕小姐的心仍然不属于他（有可能去与上尉鬼混）。她冷淡，没给K任何暗示，还有点厌恶K的过火行为。还有K的对自己的不满当中没有包括进去的更坏的情况，那就是他的罪又加重了。

法与被告之间的桥梁——律师

饱经沧桑的大律师既懂得法的无边威力，也懂得被告有哪些活动的余地，没有比这位睿智的老人更加明白这场官司的个中底细的了。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答案全在他的心中。几十年来在生死场上的丰富阅历使他一开始就看出了K的案件是最有吸引力的案件，并马上接手，打算拼上老命负责到底。他当然不会弄错，一错再错的是K本人。

K的案子到底有什么特殊呢？是这件案子的什么地方吸引了大律师？大律师始终没有向K清晰地讲出他的全盘想法，也许那是没法说出来的，只能猜测，也许他说了，K没听懂。我们却从他那些暗示性的话语里领悟到了：K所与之对抗的，是整个看不见的司法制度；他的罪只能是死罪，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官司。这样的案子对于这样一位老律师来说当然是最有吸引力的，是对他从事了一生的律师工作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案子本身是一个奇迹。律师决心用他毕生积累的丰富经验来参与这个案件，带领被告一次又一次地从法律的缺口钻出去，来领略冒险的刺激。律师的武器则是他同法官之间的私人关系。由于法官必须通过律师来与人间保持联系，所以他们总要定期访问辩护律师，离不开律师，这正是法律机构的缺陷—高高在上，脱离现实。完全脱离现实的法就不再是法，因此法要存在就必须与现实发生关系，与被告产生联系。正是这种依存的关系才使得律师有空子可钻的。K所遇到的是有名的大律师，与法官私人交情很深，因而案情的每一步发展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只要K与他勤联系，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申诉，排除异想天开，这案子就可以长久拖下去，而K也就能不受处罚地活下去。

遗憾的是K对前景的认识并不像律师这般清晰，他一味地执迷不悟，步步错棋。换个角度来看，K的做法也是天性使然。只要他一天不放弃生活，他就不能按律师的教导去做，因为律师向他指出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虽生犹死，行尸走肉。所以他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反抗，于是他就反抗了。

首先，他就在律师家得罪了一位来访的法官，这位法官在K案件的审判中可以起很大作用，K竟然有意无意地怠慢了他，与女看护鬼混去了（也可能是女看护有意拖他下水）。接着他又不听律师的劝告，怀疑律师的能力，直到做出胆大包天的解雇律师的举动。K的一举一动都像任性的小孩，任何人的劝阻都不起作用，有时还对自己的错误判断沾沾自喜，一直没觉察到自己已经死到临头了。他听不懂律师那种充满了内心矛盾的分析，他也不习惯长期身处暧昧之中，总之他不耐烦了，又由于这不耐烦而迁怒于律师，误解了律师的好意，从而走上单枪匹马地蛮干的绝路。体内活力沸腾的K的所作所为，使得他的案子由原来的没有希望变得更加没有希望了。律师的本意是想以案子来制约他，不料他只顾按自己的思路走下去，终于走到了那一步—用自己的热血来与冰冷的司法匕首交手。

K对于接手他案子的大律师到底是误解还是在自欺的大前提下有意不去了解他的活动？理解了律师为他所做的一切就意味着什么？K注意到律师很少盘问他。每次K去他那里，他要么瞎聊，要么沉默地与他面对面坐着，发呆或想心事，要么说几句无用的忠告，然后就是吹牛皮，炫耀他同法官们的密切关系，接下去又要求K不要来打扰他的工作，对他应该绝对信任，而不要指责，因为K连指责的理由都不知道是什么，差不多就像一个瞎子，他却知道所有的底细。在K看来，律师在磨时间，在欺骗他，律师的拖延使他内心的不满与愤怒日益增长；而在律师看来，他该做的一切都做了，K之所以要指责他是因为他年轻气盛、不耐烦，对自己案件的严重性没有充分的认识。律师反复向K描述司法制度内部的真实情况，为的是使K了解自己的处境；而K，由于遵循的是与律师相反的思路，把律师的描述都看成陈词滥调，完全听不入耳，还越来越反感。他们俩的关系似乎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只能误解到底，毫无沟通的可能。那么K的思维方式真的不可改变吗？这种方式的缺陷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K在解聘律师时告诉他，他当初听从叔叔的建议聘请律师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没有料到聘请了代理人，案子的条件具备，一切都变得更令他苦恼了。而在当初，当他不把案子当回事的时候，有时他差不多可以把案件忘记；现在有了律师，案子反倒成了铁的事实，并且对他的威胁越来越大。K说了真话，从他说话的口气里透露出，他所要回避的正是他自己说出的这个真情：案子越来越逼人，他越来越想忘记。再回到上面的问题，一切都明确了—K的自欺，K的思维方式的缺陷是由他的存在、他的生活方式本身所决定的，生来具有的。这个方面律师的影响无能为力。K如果要理解律师的话，他就只有放弃一切挣扎，束手就擒，变成像僵尸一般的法院听差、看守一类的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律师也并不想要他完全变成那种人。律师也是暧昧的，一方面也许暗暗欣赏K的反抗与活力（就因为这他才坚决要接手这个案件），另一方面又不断告诫他反抗毫无用处，死罪不可改变。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律师的推理也像一种不动声色的自娱，充满了智者的苦恼。当K提出与他分手时他是十分惋惜的，这意味着他进行到此阶段的有趣的工作要过早地结束；他还曾极力想挽回，无奈K一点都听不进去。从头至尾K都不曾理解律师为他做出的努力，心底里还有点鄙视，这似乎是K的最大错误。但是K与法的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天生的误解中，他要活下去，就只能误解，对于这一点律师丝毫也不大惊小怪，只是因为K的决绝而十分难过而已。K的出于本能的误解与大律师的深明大义的劝诫共同构成了法的现实基础。直到生命结束之际，K才努力睁眼看见了真实，与那长期以来被他抑制在潜意识深处的命运相遇。

没有例外，律师对待K的态度也是矛盾的，K总是弄不清他究竟想安慰他还是想使他绝望，应该说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律师的说教深思熟虑而又自相矛盾，与其说他是想论证，还不如说他是想与K进行讨论，以求得某种释放。他给K指出的道路是什么？是原地的徘徊，是无穷无尽的自我分析。

律师既然是明白底细的，他所面对的困难之大便无法想象。K多次向他询问申诉书的事，他总是心事重重地回答说申诉书还没交上去，他也只能这样回答。这样的申诉书没法写，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K因何被控告，律师也不可能知道，他只是根据经验确定K有罪。于是律师冥思苦想，还是只能随便起草一些公文似的申诉敷衍了事，并且至今没有正式交上去。就是交上去了也没有用，他知道法官会当废纸扔掉的。律师在干什么呢？他在与K一道小心翼翼地等待，这就是他所干的事业。（注：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下同。）

K在绝望中决心自己来起草申诉书，但是还没有动笔就发现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要花费无休止的劳动而又没有任何效果。他的罪在什么地方？他必须仔细回忆他的一生，就连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也得从各个方面详细解释清楚，而就是解释了，也仍然不能确定有罪或无罪，因此也就不能确定要申诉些什么。K在这种强制的忏悔中体验到了思维的限制，他什么也没想出来，只是在白白浪费时间。然而这种遐想的姿态就是进化的标志。在思维无法到达的、逻辑之外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呢？这是律师和K共同面对的难题。在案件中无所作为的律师，自愿地与K一道默默等待，难道不是对K的一种安慰吗？可惜K觉悟得太晚了。逻辑之外的那个法是岿然不动的。你申诉也好，放弃申诉也好，法并不关心，还会给予被告充分的自由。危险正在法的这种姿态中，被悬置的被告失去了一切行动的准则，如粘蝇纸上的苍蝇般左奔右突，还是免不了灭亡的下场。自有人类以来，最大的痛苦也就是这种限制的痛苦了，它是精神的一种永恒的疾病，一代代遗传下来，不断变换着梦魇般的形式，越来越可怕。

律师的慧眼从人群中认出了特殊的被告K，在这个生命力旺盛的个体身上发现了与永恒相通的可能性，所以才兴致勃勃地介入他的案子，与他一道来体验思维的无限与有限的吧。在这个死亡游戏中，K只能将律师看作敌人，这大概是游戏的规则，律师不会不知道这个规则的。知道了这个规则，仍然幻想K从他这里得到某种安慰，这是律师内心的矛盾。“所有的被告都是最迷人的。”而K，是最迷人的当中最最迷人的。律师被年轻朝气的K完全迷住了，即使因为这案件使他的心脏受不住，甚至夺去他的生命，他也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律师因为自身的职业而与永恒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在此看到了双向的追求：K追求的是活下去，在生活当中理解那不可理解的法；律师追求的是让法在生动的案例中得以鲜明地体现。两人的目标实际上是一个。

法与执法人

执法人身上体现着法，仅仅因为这一点而十分傲慢，不可一世。在其他方面，他们往往都是不可救药的下流坯：受贿、淫乱、说谎、吹牛、势利，说到底，人所具有的他们都具有；又由于执法者的身份而使这些弱点更为醒目。他们是同K同样的有弱点的人，但法律毕竟是通过他们来执行的，否则又能通过谁来执行呢？充斥在这个世界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法别无选择。只有一点是值得赞赏的，那就是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对法无限忠诚，他们的行为教育着K也使K感到非常害怕。就这样，神圣的、看不见的法居然奇迹似的从这些恶棍、流氓身上得到体现，就连摆在审判台上的法典，也是几本不堪入目的淫书。艺术家的魔杖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的呢？其中的奥妙只在于意识到法，所有意识到的人，全都蒙上了圣洁的光芒，皈依到法的无边的麾下。

法的严酷不允许同情，每一件恶行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绝不姑息。K在废物储藏室里看到的那恶心的一幕也可以看成K本身变相的自审。看守们下流卑贱，完全丧失了人格，面对法的惩罚，他们像鼻涕虫一样求饶。但求饶也不起作用。为什么会到这一步呢？只因为法高高在上，根本不承认人格、身份之类的表面规定。人在犯法时胆大包天，一旦惩罚来临则魂飞魄散。提前预防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执法者看上去都像儿童，不知道要如何预防自己犯罪。作为具体的生活在世俗中的人，法只是在执行任务或受罚时才被他们意识到。平时，他们与一般人无异，每一天，他们都在逃脱法的制裁的侥幸心理下苟且过活，大部分时间都是洋洋得意的。“苟且偷生”正是这些执法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写照，他们偷鸡摸狗，钻来钻去，只是为了得点小便宜罢了。当他们意识到法的时候，他们身上的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弱点就都消失了，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些面具，除了那干巴巴的几句例行的话语之外，再也说不出什么。说什么呢？那种事本来就是说不出的，只有抽在身上的皮鞭倒是实实在在的。法只停留在卑贱的执法人的脑海里，卑贱者仍然卑贱，常常在无意中践踏了法，这种情况下，法并不抛弃他们，这又是法的宽容所在。法力无边，包容一切。就连那可怜的听差，位置最低的仆役，戴绿帽子的家伙，不也受到被告们的尊敬吗？这个被法律阉割了的家伙，内心也深藏着复仇的火焰呢。只不过那复仇只能于幻想中实现罢了。法的宽容也来自于法本身的弱点，法不可能脱离大众独立存在，只有这些卑贱者的脑海是它的栖息之处，于是法不得不迁就他们，显出它仁慈的一面，让这些家伙像小孩一样乱来，只是牢牢地保留着最后惩罚的权利。生活在法的控制中的所有的执法者都显出鲜明的双重人格。

执法者全是一些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同样自欺），执法者在对法的理解方面明显高于K，他们对K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教育他，告诉他法的存在及其威力。顽固的K却一直生活在表层，死抓住虚幻的根据不放。执法者与K的这种关系揭示出人的启蒙是何等的艰难，完全的启蒙又是如何的不可能。在尘世的大舞台上，半瞎的K只能凭本能向前摸索，用皮肤感受光的所在。

如果K不被捕，K与执法者们就会一直互不相干地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这是种不能成立的假设）。由于这没有先例的逮捕事件，一条昏暗狭窄的通道便在那破破烂烂的法院楼上出现了，K稀里糊涂地走在这唯一的、为他而设的通道上，似懂非懂地与法相遇，开始了重新做人的历程。执法者是这条通道上的一些标志，路还得靠他自己走。不如说，K在尘世中生活了三十年，这条隐秘的通道从来就在那里，这通道是为他而设的，执法人也是为他而存在；他们一直在等，等一个契机，他们终于等到了他的被捕，等到了将两个世界连接起来的这一天。法律绝不是从一开始就要消灭K的生活，法只是要在K的生活中设置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强迫他意识到它的强大。

艺术家与真实

由于画家与法的特殊关系，K在别人的劝告下决定去找他帮忙。这位穷困潦倒的画家居住在很高的阁楼上，阁楼又破又小，里头空气污浊，周围环境坏到不能再坏。种种描述都使人联想到居住在人群之上的艺术家的真实的精神状况。画家早就等着K的到来，但他对待K的态度既傲慢又不动声色。K首先在他那里看到了一幅画，画的是一名威风凛凛的法官，法官所坐的椅背上画有一名正义女神。女神托着天平，眼睛上蒙着布，正在飞翔。K大惑不解：女神的这种姿态又如何能保证天平做出公正的判决呢？这不是违反常情的吗？画家解释说，法官正是要求他将女神画成这种样子，他是遵旨办事。最后，他在法官的头部画出了红色的光环，将正义女神画成了狩猎女神。无疑，这也是法官的意旨。K不明白，在这个特殊的法庭里，正义绝不是放在不动的天平上来衡量的，正义女神就是狩猎女神，她不用眼睛寻找罪，猎物（罪）自会将她吸引过去。这位为法所雇用的艺术家，不过是将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画了出来。身处世俗而又长着特殊眼睛的K被他的画所吸引住了，但是没有看懂，因为他眼前有障碍物。

画家首先问K是否清白无辜，得到K的肯定回答之后，画家便心中有数了。一个自认为清白无辜的人，肯定是对法一无所知的人，这样的人注定要一辈子进行无望的反抗。画家告诉K，他的辩护是绝不可能成功的；虽然这样，画家还是决心要帮K的忙（也许K正是他的创作的永恒主题之再现？），他打算利用自己与法官的私人关系来对法官施加影响，使他们做出符合K的心愿的判决。关于K的选择范围，画家提出了三种可供他选择的出路，然后分别对这三种出路加以解释。解释完毕之后，K才知道对他来说这三种出路在本质上全都一样，都不是他所愿意的。第一种出路形同虚设；第二、第三种则都是将他永远置于法的铁网之内，并时时感觉到惩罚临近的逼迫，于是不得不尽力挣扎，直至最后。原来就是为了让K获得这三种判决中的一种，画家打算为他奔忙。画家对K的前途的分析比律师更直露，这无异于当头一棒，打得K昏头昏脑。在那狭窄的阁楼上，真实以稀薄污浊的空气的形式体现出来，画家在这种空气里很自如，很活跃。但K却不能赤裸裸地面对这种可怕的真实，这种真实使得他不能呼吸，他急于摆脱画家，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也就是回到他所习惯了的自我欺骗的世界里去，把这一切不痛快通通忘掉。然而画家还不放过K，好像非帮他的忙不可，甚至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来找他他就要亲自去银行。在此处二人的关系又颠倒过来，使我们再次想起罪吸引着法，想起椅背上的狩猎女神。可以在K的案子里帮得上忙的人就是些这样的人，他们使K心中虚幻的希望完全破灭，他们通过清楚的分析将真实描绘给他看，他们身上体现出法的冷峻而飘逸的风度。生活在尘世中的K不能接受他们，每次交往的结果都是一心要远离他们。

从画家的家中出来，K才弄清楚画家的住处正是法院办公室的一部分，这个发现使他更加沮丧不已，像贼一般地逃离了现场。K的害怕表明了他其实是感觉得到真实的，感觉得到真实并不等于就可以生活在真实之中。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完全的真空里，即使是如画家那密闭窒息的阁楼上，也会有充满煤烟味的稀薄空气渗透进去的吧。像K这样的凡夫俗子，他的肺和心脏都绝对适应不了那种环境的。

初出茅庐者与老运动员

商人布洛克是个有五年官司经验的被告，接手他的案子的律师就是接手K案子的同一名律师。K与布洛克在律师家里相遇，布洛克向K介绍了自己打官司的经验。从对话中可以看出，K自以为是，狂妄到了愚蠢的地步。他用世俗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案子，对于法律方面的事务一窍不通，又不听劝告。与K的愚蠢形成对照，布洛克十分精明，谦虚好学，又有耐心，五年的被告生涯甚至使他对自己的官司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兴趣，为打官司他用掉了全部的生意资金，也丢掉了从前的地位，这一切换来的只是对于自己官司的一些经验以及案子的拖延。布洛克沉浸在自己为案件所做的努力中，毫不怀疑自己的每一项行动都是必要的，他的信念使他彻底抛弃了过去的生活，而自己并不后悔。他的例子就是自审导致人性升华的例子。然而布洛克的经验只是给K带来更深的绝望。一想到自己要像布洛克那样活着，K觉得自己还不如死了好。布洛克也有羡慕K的地方，他说K的案子刚刚开始，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为这一点大律师才特别重视他的案子，而他自己，已经没有太多的可能性了。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隐藏在黑暗的记忆深处的那些原始的能量吧，五年马拉松式的官司已耗尽了商人身上的这些能量，他的前途差不多已清楚了，他本人也干瘪了，乏味了，律师对他的兴趣也就不如对K那么大了。布洛克还提到，在K这个初犯的被告身上，就有某种神秘的迹象（嘴唇的线条）暗示了他那暗淡的未来，所有的人都看出了K的罪是死罪，而且担心他身上的晦气沾到自己身上来，这一点谁也救不了K。布洛克的描述是想说明法正是被神秘的、迷信似的能量启动的；身上这种原始能量越多的人，罪也就越重，法也就越被他所吸引。

K虽然觉得布洛克的经验介绍使他大长见识，可是对他的官司毫无用处，他急于在官司上获得看得见的进展，并且最终摆脱官司。布洛克似乎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其实是他知道摆脱的不可能，于是转而着眼于过程本身。他的这种泰然处之的态度使得K不耐烦了，同时这种逆向的思维还威胁着要动摇摧毁K的那些支撑，K于冲动之下终于不顾一切地做出了不可挽回的冒失举动。

布洛克最后在大律师面前的表现不但让K绝望，还使他觉得丢尽了脸。他就同律师的一条狗一样，以身作则在K面前表演对法的驯服，他的举动令K恶心。奴颜婢膝并不是布洛克的本性，仅仅只是在法面前他才如此自觉有罪；他已经完成了改造，变成了工具。在还没有完成改造的K的眼里，他是不可理解的、陌生的异类。大律师让布洛克表演的目的就是要向K表明：布洛克的现状将是他的未来，K必须习惯这一切。如同意料的那样，K身上蕴藏的活力是要与这一切对抗的，他决不能习惯做一个工具。在法的面前，他是浑身沸腾着热血的初出茅庐者，而布洛克是已耗尽了心血的老运动员。K的冒险倾向与莫测的未来使大律师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他对这个青年的爱和无可奈何让他长久地叹息。

囚犯的自由

从被捕那天起，K成了一个特殊的囚犯，一个自由的囚犯。又由于法的存在，更使他不断地体验到这种自由。短短的时间里，他做出了一系列不顾后果、违反原则的事情，例如在法庭上大吵大闹，蔑视官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甚至发展到一意孤行解聘律师。被捕以前，K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遵纪守法，谦虚谨慎，工作勤奋，但似乎是，他从未体验过自由的滋味。他有时与妓女稍微胡来一下，不过那种行为是受到尘世中的法律的保护的，因此也谈不上自由。是被捕使他丧失了理智，还是法本身就带给人自由呢？

K虽然被捕了，他的案子却没有做出判决，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延缓的判决使得他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在游离的状态下无论他干什么都是可以的，他处处面临着选择，而他的选择又没有任何参照。既然没有参照，K的选择就完全遵循惰性，遵循从前生活的标准来进行了，这种选择是最糟糕的。法的确带给人自由，但这自由是一种克服不了的困难—无论怎样选择都是错误的。人只好在错误中体会自由。书中多次提到法对于K的优待，因为他的被捕，他差不多是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凡是别人提醒他不可以干的那些事（看守、律师等人的警告），都是种虚张声势，只不过是为了唤起他对法的意识。自始至终，法从未要求、鼓励过他去干什么，也从未真正阻止过他去干自己要干的事。法，由于其本身的抽象和空洞，似乎可以被K忽略不计。然而，即使在忽略不计之际，也会不断体会到这种可怕的自由的隐约威胁。法总是在他的意识深处提醒：犯法吧，犯得越多，最后的惩罚就越重，不过惩罚还不到时候，继续犯法吧！

神父对K说，法院是不会向他提要求的；K来，法院就接待他，K去，法院也不留他。所以K第一次得到法院含糊的口头通知，赴法院参加了开庭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通知了。K第二次再去法院是出于内心的意愿，也就是说他是主动去的。他这种自愿是法于无言之中教会他的。K的那些自由的举动并不地道，往往十分笨拙可笑，时常是气急败坏的、短视的。不过那毕竟是某种选择，自由的选择，与他从前那些胸有成竹的举动，那种按既定目标的努力有天壤之别。作为普通人的K一点也不习惯这种自由，总想回到先前作为伪装的外壳里去，可惜那外壳已被法的无情的手剥去了，粉碎了。是不是可以说，K的被捕也是自愿的，是潜意识深处的一种选择呢？法是先验的，你意识到它，它就存在。这是K的案例告诉我们的。

选择了被囚的生活方式的K，每天仍然过着一般人的生活，这生活由于意识深处法的存在而变成了行尸走肉。似乎是，法要把K变成一个工具，一个彻底如行尸走肉的人，同时法又在踌躇，因为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完全做到的，如果做到了，法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法总是挑选那些生命力旺盛、反抗性最强的个体来体现自己，这样的人绝不甘于做工具，而要尽力挣扎，将能量耗尽。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对法的冒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本身就是个最大的矛盾。

在那个神奇的早上，的确有种陌生的东西在K的体内苏醒，这就是法的意识，这意识随案情的发展一步步露头，强制性地挤进了K的日常生活，在囚禁他的同时也解放了他，使他变成了赤条条无牵挂的自由人。

从K自白中体现出来的某种自虐倾向

执着于世俗支撑的K，内心总是那么冲动、焦虑、烦恼，总是那么急于要向他周围的人表白清楚他的想法。他自认为思路清楚，无懈可击，受到了天大的冤枉，每次他将他的冤屈向人表达时，才发现别人一点都不理解他的看法，甚至对他的看法表示厌恶和害怕。

这里首先要弄清的是K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很明显，从K的案件发生的那天早上起，他周围的人就不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世俗之徒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与法发生了关系。这些与法发生了关系的人立刻在K的眼中显出了陌生化的倾向，站在K所不能理解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了。由于K的思维方式在原地没动，而周围的一切全改变了，K那些理直气壮的话，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就是从法的角度来看，就显得无比的可笑了，就像是有人躲在后面对他进行恶意地讥笑似的。他越慷慨激昂，他的话越显得荒谬，因为参照物已彻底改变了，变成了他完全不熟悉的东西，而他还不知道。于是，在K那些徒劳的辩白的文字背后，有一副恶毒地微笑着的面孔，那面孔透露出因为自虐而感到无比痛快的表情。

第一次辩白发生在K与房东太太之间。K莫名其妙地被捕了，他要在房东太太面前否决这件事。他开始调子很高，满怀说服别人的期望，后来却因为房东太太的反应而完全泄了气。房东太太其实是从心里要维护K的，她懂得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质，她为K的处境而难过。K却被她这种同情激怒了。是谁蒙在鼓里呢？当然是K。K又为什么这么容易地泄了气呢？大概是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怀疑吧。谁也不会站在K的立场上来看待发生的事，只除了他自己。

最精彩的辩白是K在法庭上的辩白，在那些老谋深算的法官眼里，K是个令人厌恶的跳梁小丑，这个小丑是如此的不甘寂寞，还要将世俗陈腐的老生常谈搬到法庭上来宣讲；而且居然还不知天高地厚，公开指责起法的机构来，这不是发了昏又是什么？对于至高无上的法来说，油漆匠和银行襄理又有什么区别？还有比K这番话更荒谬的吗？所以法庭因为这番话闹开了锅，每个人都笑得弯下腰去，浑身乱颤。笑过之后便只剩下对他的无比蔑视。由看不见的导演执导的这场残酷的闹剧在不动声色中收了场，我们不由得感叹：这真是自我雅谑的极致！这种雅谑已达到了自虐的地步。

就是这样一个K，居然瞧不起老被告布洛克，无端地认为自己拥有某种超出于布洛克的优越性，而实际上，自己已经死到临头了。布洛克心里很清楚K的处境，也许他将K的态度看作某种矫情，因而无比厌恶与鄙视。他恶狠狠地教训K，告诉他真情，K竟没有听懂！这真是天大的玩笑！K拿自己的性命在开玩笑，他无知到这种地步，真让人伤心。接下去他又在神父面前辩护，还攻击法庭，弄得神父于气愤之中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大喊大叫起来。神父的惊叫既是愤怒又是怜悯。眼睛上蒙着布的K一点都看不到即将发生的事，非要将滑稽剧演到底。可是他看不到的事马上就要经历到了。

自娱——一种高级的生存方式

在法的高压之下，在大局已定，前途明了的情况之下，人还能干些什么呢？大律师、商人布洛克，以及最后出现的神秘的监狱神父，他们都在干着同一桩事—自娱的游戏。这种游戏是他们精神生存的方式。为了无牵无挂地游戏，商人布洛克抛弃了财产和地位，沦为法的可怜的附庸；大律师不顾高龄和严重的心脏病，全力以赴来接手K的案子；而谜一般的监狱神父，他是多么津津有味于黑暗中的那番分析啊。这三个人都对自己所干所说的事怀有浓厚的兴趣，那种对于内心困惑的分析，那种原地踏步似的努力，那种希望与失望的交替，正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需要。

大律师对K的那些长篇大论似的劝告，从表面看近似夸夸其谈，其实他说的全是真实情况，是他多年职业生涯的经验之谈。他的话自相矛盾，推论的结果相互抵消；与其说他是在提出劝告，还不如说他也是为了自己而谈论，而谈论的动力是他对过程本身的着迷，或者说他需要借K的案子来对自己做心理治疗。他年事已高，内心的负担使他只能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思考，K的案件使他又一次找到了精神的出路，使他的才干和推理的能力又一次得到出色的发挥。他这一生可以做的，也就是这些推理了。推理使他获得了短时的满足，之后又是更为黑暗的、虚无的压迫，促使他重新躺回床上去休息他那衰弱的心脏。如果说他全是为了自己才接手K的案子也不公正，他也是为了K，他与K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面对的困难也是同样的，所以才需要齐心协力。在这方面K真是一点都不理解他，也听不懂他的话；K对精神上的事兴趣不大，只关心尘世中那点虚幻的利益。相对来说，律师差不多是承担了案件的全部重负，而K，由于无知并不能感觉到真实的情况。

商人布洛克主要是用行动来进行自娱的游戏的。他不但时常守在大律师的家中等待他接见，还自己花钱又雇了五个业余律师，奔跑于这些人之间，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可以说，他为自己的案子而活，时刻都在打探关于案子进展的消息，并渴望与人谈论分析，以便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当然所谓下一步的行动也不过是进一步的打探与谈论。他从未像K一样想过要摆脱自己的官司，相反他走火入魔，每时每刻都纠缠在官司里头，虽然害怕却又其乐无穷。当K问他雇用五个律师有什么用时，他回答说自有用处。他所说的用处是指律师能给他带来打赢官司的希望。但是他并不急于要打赢官司，似乎是，也不很关心短时间内的效果，他关心的是另外的事。那么他请这么多律师只能看作他的一种特殊的兴趣和需要。他需要时刻与法发生关系，他需要与和法有关系的人探讨他的案子。他的这种畸形的生活方式成了他终身的追求。

出现在最后的监狱神父似乎是带给K答案的人，奇怪的是他说出来的答案根本不能算一个答案，反而是对任何确定答案的否定。他在黑暗中牵着K的手，将他引向矛盾的顶峰，并对K言传身教，让他与他一道来体验这个世界构成的基础。面对着K，这位老哲人十分兴奋，思维就如潺潺流水般活跃，K受到了感染，明白了一切，却不能像神父那样超脱，只因为两人的立足点不同。神父的兴趣在于揭示世界的根源，K的焦虑是世俗的焦虑。在黑暗中的烛光下，在教堂庄严而恐怖的氛围里，人的精神伸出了触角，两极终于相通了。

与自我相逢的奇遇

饱受内心折磨之苦、眼看就要被恐惧所压倒，但仍然怀着一丝侥幸心理的K，在那个阴沉沉的雨天来到了大教堂。他到底是被骗而来，还是遵从神秘的召唤而来，这之间毫无本质区别，他个人的看法是毫不要紧的，因为他是自愿的。身穿黑袍的杂役成了领K走向最后审判台的领路人。这位奇怪的引路人，并不向K明确地指路，只是用期待的眼光望着他，让K自己似乎是无意中走到了小讲坛的那一边。那小讲坛就是审判官的位置，神父一会儿就上来了。在这个低矮得连腰都伸不直的、折磨人的小讲坛上，神父开始了对K的审判。K开始只想逃走，后来却又由于一种偶然的机缘（只是看起来像偶然的）而留了下来，在那死一般寂静的地方，独自一人面对神父接受了对自己的审判。这是怎样一场审判呢？我们看到，整个过程既没有具体定罪，也没有任何盘问，神父与K之间那场关于法的讨论也像是在夸夸其谈。但这只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才是这样。一旦我们真正进入神父的思路（就像K强迫自己所做的那样），立刻就会感到，这正是一场最后的、生死攸关的审判。在这场审判中，神父为K描绘了K自身那凄凉的、毫无出路的生存蓝图，所有的谜底都在那里头得到了揭示，只是将结论作为最大的谜留给了K自己。神父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如此明白底细？又为什么直到最后才现身？为什么K与他的会面既像是预先决定，又像是不期而遇？为什么K在如此暧昧的情况下见到他，却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当我们读完这一段，就会发现这位神父多么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永远要回避的那个影子，多么像只有当我们灵魂出窍时才会见到的那个人！是的，神父就是K一直将他抑制在黑暗深处的那个自我，他在命运的最后关头于黑暗中出现，来向K讨还债务了。只是这不同于一般的讨债，这是K自己向自己讨债，神父不过是以他清醒的分析促成了这一事件。审判结束时，K心中残存的那一丝侥幸心理被神父当面击碎，真实呈现于眼前。

回过头来再看前面，就会发现，在这场马拉松式的审判中，K的自我并不是在神父之前一直缺席的，它曾经由多个人物担任，这些人物随案情发展而轮流出现。只不过在案件的初期阶段，由于K认识上的模糊，也由于对世俗的迷恋，这些自我的替身在他的眼中才显得分外陌生，特别不能接受而已。逐步认出这些人的过程就是审判的过程。核心的人物是看守、打手、检察官、画家与律师；其他的一些人物则是他们存在的补充。这就是说，K周围的这些人才是K的本质，本质是相对不变的，K自身倒是不断演变的。K只有通过不断演变（不断向法靠近），才会认出自己的本质，而本质又是通过K的演变来得以体现，否则无法确定其存在。K演变的结果使得每一阶段的自我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从单纯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然而不论面貌多么不同，他们都是执法人。变化的只是K,K没有确定的罪名，因而罪犯的身份也是不确定的，由于身份的悬置，他必须要不懈地努力，以消除（或确定）自己的犯罪嫌疑，改变自身不确定的局面。这样，K就成了自我存在的形式，一种永不安宁、不断向上（或向下）、向着完善（或毁灭）而演变的形式。这些体现自我的角色尽管有着相同的本质，在发展中呈现的面貌还是各不相同的。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越是处在认识低级阶段的角色，生活气息越浓（如看守、打手的俗气），越到了高级阶段，角色越变得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偶像（如神父）。所以认识自我的过程也是抽空生活的过程，这种抽空发展到顶峰，K就根本不能生活了。K的身上有一种十分危险的走极端的倾向（或称为自杀倾向），他凡事要弄个水落石出，缺乏自我调节的机制。在那间令他呼吸困难的阁楼上，画家向他指出了两种出路，这就是“表面宣判无罪”和“无限延期”这两种活法。画家苦口婆心地解释，内心暴烈的K根本不想听，也坚决不能接受。就是他这种走极端的倾向导致了过早的结束吧。但是怎能不走极端呢？他也知道画家和律师向他指出的活法有可能拖延得更久，但以他的性格，他没法那样活。不断地抽空、抛弃，向着纯净的虚无义无反顾地进发，这是K的方式。他是不自觉的，又是自觉的。在进程中，浓郁的氛围不断地将他引向越来越深奥的自我。

生存模式结构

A.乡下人—看门人—法

B.K—神父—法

从K的世俗辩解与神父的分析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K的思维是单向的、仅仅从生命出发的，神父则是将生活本身作为一种矛盾来看，即不仅仅考虑到生，而且考虑到死（法）。神父将矛盾的两方面都透彻地分析过了，而关于究竟要不要活这个问题，他没有自己的意见，只是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困惑，最后是K用行动来做出了否定的回答。首先，神父责备K近视（“你难道不能看得更远一些吗？”）、过于欺骗自己；接下去神父却又用寓言证实了乡下人自欺的合理性，并说：“对一件事的正确理解与错误理解并不相互排斥”“不同的看法往往反映的是人们的困惑”。可见神父并不反对K自欺，他只是要引导K达到有意自欺，即明知道是自欺还要自欺。在神父的精湛分析中，世界（精神世界）由三部分构成：乡下人，看门人，法。乡下人与法构成矛盾的对立面，而看门人是二者之间的媒介，三者缺一不可。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大门专为乡下人而开，为什么乡下人永远不能真正进入法，为什么看门人既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法的纯洁性，又要维持矛盾的对立（给乡下人凳子坐，耐着性子听他哀求，收下他的贿赂，甚至对他做出小小的挑逗）。只要乡下人活一天，这种三权鼎立的局面就会维持一天。所以看门人说出乡下人不能进入的第一句话之后，暗示的是第二句话：大门是专为他而开的。专为某人而开的门是法的大门，是永远不能进去的4。乡下人理解成将来有一天可以进去，于是在门旁等了一辈子。乡下人的这种理解也是看门人暗中希望的（当然也可能乡下人也是有意自欺）。两种愿望达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促成了矛盾持续下去。所以说：“正确的理解与错误的理解并不相互排斥。”整个过程中，看门人所说的话就同神父一样模棱两可、自相矛盾，而他们都在这种矛盾的思维中表达出对生存的困惑。他们并不要消除矛盾（那是不可能的），而只是要说明、突出矛盾，当然他们用以说明的方法也是矛盾的。所以K听了神父的解释之后，一个简单的故事就变得模糊和无比深奥起来，超出了他世俗的想象力，并且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关键就在于法和乡下人总是平行发展、相互依存的；而作为中介的看门人，则具有两者的特点，这就是他，也是神父那无限的困惑的根源。K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总忍不住要攻击、贬低看门人（要么说乡下人受了看门人的骗，要么说看门人也是愚蠢的受骗者），一方面是由于他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从那种需要中产生的单向的思维方式。直到最后他还是没有被神父说服，但已模糊地感到了那个不为自己完全了解的、极其丰富而深邃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对立的两极，每一极都是无限的、不可穷尽的，而这两极又相互反映、互为本质。没有谁能比神父更丰富、更全面；同样，也没有谁比他更困惑、更矛盾。就这样，K从神父那里听到了那种特殊的认识方法，并跟随他的思路不知不觉地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一遍彻底的拷问。出路并不是神父关心的，他只是要揭示过程，他要让K在彻底自由的情境中领略过程的专制性—法的先验性，不可选择性。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从K被捕的第一天起，周围的人就在向他重复同样的道理，只是说的方式不同而已。但没有千百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严厉的重复，人是战胜不了自己身上的惰性的；当然就是努力过了最终也还是战胜不了，最多打个平手，因为惰性是生存的前提。也许可以说，神父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圈套，一旦被套住就别想再出来。不过神父又并不主张束手就擒，他只是向K展示了戴着镣铐跳舞的前景。因此同样可以说，K的自取灭亡与他无关，只是K个人的选择。如果K不是这样走极端，还会有别的奇迹出现，然而无论什么样的奇迹也仍然会演绎成这同一个模式。

生活在神父模式中的艺术家总是有两种冲动、两种标准。他既想揭去面具袒露在真实之中，又对于这戴着面具的人生无比迷恋。这两个方面不时发生冲突，但总的来说是平行发展，分不出高低的。K的自取灭亡也不过是暂时的放弃，否则远方那细瘦的身影也不会出现在灯光下了。彻底放弃必定是漆黑一片。

法是一个过程

法到底是什么呢？按照神父的见解，法是不能谈论的东西，它的尊严是不容怀疑的。看门人受雇于法，所以他的地位至高无上，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评价他。而作为普通人的K，只能用“人”的眼光去理解法，即将法与世俗的法庭联系起来，除此没有第二条路。但这种特殊的法是超出人的理解的、无限的东西，它只能被“感到”。在这场漫长的审判中，每当K用世俗之心去理解法，他就走向了法的反面，又因为只能有一颗世俗之心，K的罪就越来越深。即便如此，K对于法本身也绝不是没有感到，他是感到了的，所以他的态度一直在发生那种微妙的变化。在他身上，对法的感觉与出于惰性的误解同时进展。法不断地威胁着要解除他的全部武装（身份、名誉、地位），到了最后终于解除了。他与神父的会面就是法的意志的全部披露；误解消除，法的旗帜插在放弃了生命的躯体之上。

乡下人当然是自由的，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于冥冥之中产生了要进法的大门的念头，于是抱定这个妄想寻到了法的大门口，从此就在那地方坐下来了。他是在等待和哀求的过程中，在痛苦的煎熬中，在看门人的冷酷中，逐渐体会到法的存在的。同样，K被捕的那天早上他就成了同一种自由的囚徒。既然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自由地选择了法，法也就选择了他。于是他不得不逐步抛弃世俗的一切，这期间他差不多是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无论干了什么到头来全无所谓。他变得自由散漫，行为恶劣、卑鄙；简言之，由一名堂堂的君子变成了鬼鬼祟祟的小人。他只需要对一样东西负责，这就是法。但法总是隐藏在深处，态度暧昧，他为此痛苦，为此焦虑，为此于无形中进一步抛弃世俗的价值。但是法仍然不现身，它要的是彻底的皈依。K和乡下人的区别只在于K是世俗中的人，而乡下人是寓言中的人。寓言中的乡下人对法无比虔诚，一心一意地等，世俗中的K对法的态度是一种抗拒的屈从，即主观上要抗拒，达到的客观效果是屈从。他是三心二意、磕磕绊绊地走在通往法的小路上的。结局相同，过程很不相同。

按照看门人的理解，法是什么呢？看门人从未看见过法，他也是于冥冥之中受雇于法的，他守住大门不让乡下人进去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开始体验到法的那一天。乡下人受到的煎熬越厉害，哀求越凄苦，看门人对法的感受也就越真切。如果说他自己无法证实法的存在，那么乡下人那永不改变的狂热，那以死相求的决心，还有他自己坚守原则的冷酷拒绝，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实。所以法不容怀疑。看门人的工作就是折磨乡下人，同时又任凭他怀有小小的希望，以此来体验法，捍卫法，并让法的淫威通过乡下人而展示。也许对于他来说先有法后有乡下人，但那只是一种信念。同样可以说，有了乡下人，法才得以存在，看门人也才获得守卫的资格，法的过程也才展开。看门人在过程完毕时说他要去把门关上，那只是为了说明他的职业。法的大门将随乡下人的死去自行消失。

在K的案件中，寓言中的看门人化身为一系列的人物—看守、打手、检察官、画家、律师，最后是神父。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了法的过程的一个阶段。与寓言中看门人那单调的过程相对照，这个过程是多么激动人心啊。它是真理由模糊往清晰，由表面的偶然性往本质的必然性的展露，每一阶段都伴随了K内心滴血的体验。这些个看门人，既生活在世俗中，同时又为法服务，K一见之下往往认不清他们的面貌。K从这些人身上看不见法（“法只存在于你们的头脑中”），但总感到他们有某种不同寻常之处。随着过程的深入，角色不断替换，隐蔽的方面才渐渐暴露；发展到神父出现的阶段，K的内心才完全认同了他作为看门人的身份。这位最后的看门人貌似严厉，实际上又给予K完全的自由（“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也不留你。”他的潜台词是法从不强加于人，一切都要等待K自己的觉醒）。神父完成任务之际，就是K觉醒之时，于是K觉醒了。这位最后的看门人是用更为全面、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来从根本上促使K觉醒的，他不仅仅像画家与律师那样向K描述了他那无望的前途，而且用一个寓言和对寓言的讨论向K呈现了他的生存处境的整体，以及各种可能性，他的话包含了赤裸裸的真理。K，尽管内心仍在像以往一样反抗（因为他还活着），但终于默认了这个可怕的真理。这种认识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如同神父对审判过程的描述一样（“过程本身会逐渐变成判决”），认识的过程也是逐渐凝固的，最后变成夹住K自己的一把铁钳。在从前，所有的人都在向K说着神父所说的同一件事，K也不是完全没听懂，但他就是要欺骗自己，不往那方面想（当然这种欺骗属下意识的）。在事件过程中，自我意识越来越频繁地从潜意识里冒出来，怀疑和动摇渐渐占上风，直到神父出场，世俗观念才全盘崩溃，自欺为自审所揭穿，K陷入了无法生活的致命的困境中。

1997年12月，英才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