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论语
——孔子的格言
《论语》一书，一般认为是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就犹如西洋基督教的《圣经》一样。其实这部书是未经分别章节、未经编辑的孔子混杂语录。所论涉及诸多方面；但对所论之缘起情况则概不叙明，而上下文之脉络又显然散乱失离。读《论语》，犹如读巴特莱（John Bartlett）之《引用名句集》（Familiar Quotations），令读者觉得那些警语名句津津有味，引起无限沉思想象，而对那些才子的文句，不禁讶异探索，窥求其真义之所在。如将《论语》的内容与《礼记》和《孟子》以及其他古籍各章相比，就会发现那些简洁精辟的文句都是从长篇论说文字中节录而来，而所以得存而不废者，正因为深受人们喜爱。比如说，读了《论语》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然后再读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上记载的：
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
《论语》文本上并未提到孔子当时说些“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实际情况，只是把这句话作一句抽象的话来说的。另外，《论语》中颇多四五个字的短句，如“君子不器”，意思是说君子不是只有一种长处的技术人才。又如“乡愿者，德之贼也。”关于乡愿，我们幸而在《孟子》一书中找到了“乡愿”一词详细的解说。我想，谁也不会相信孔夫子每次说话只说三四个字就算了事。若说，有人向孔夫子发问，发问者整个的意思，读者若不了解较为充分，孔子所作的回答整个的含义就能充分了解，这也是无法相信的。清人袁枚曾经指出，《论语》这部书是孔子的语录，编纂者把弟子的问题部分尽量缩短了。因此在《论语》中发问都简单得只剩下一个字，如某某问“政”，某某问“仁”，某某问“礼”。于是，虽然是同一问题，因发问之人不同，孔夫子也就以各式各样的话回答。结果，为《论语》作注的学者也会因种种情况而误作注解，此种注解，自然不足以称公允之论。另有如下文：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注释《论语》的人解作“仲弓之贤，自当见用于世”。但袁枚则认为此系孔子与弟子凭窗外望，见牛犊行过，偶有所感而发，并非指仲弓而言。
那么，除去书中所见孔子的智慧之外，《论语》之美究竟何在？其美便在孔夫子的人品性格，以及他对同代人各种不同的评论；那美是传记文学的美，是孔夫子的语言之美，是随意漫谈，意在言外，而夫子的这些如珠的妙语却出之以寥寥数语，自富有弦外之音。《论语》之美正如英国十八世纪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所写的《约翰逊传》（Life of Samuel Johnson）一书之美妙动人一样。而与孔夫子在一起的那批人物，他的弟子，他的朋友，也是与约翰逊周围那些人物一样富有动人之美。我们随时都可以翻开《论语》这部书，随便哪一页都会流露出智者的人品之美，纵然有时极其粗暴，但同时又和蔼可亲。这就是《论语》这部书对中国人所显示的魔力。至于武断偏执也自有其动人的力量，孔夫子与约翰逊的武断偏执之论，永远有动人的力量，因为这两位先哲把自己的见解都表现得那么断然无疑，那么坚定有力，其势堪称咄咄逼人。
《论语》这部书整个的特色只是阐释说明，并没有把孔子的思想系统作一个完备周全的叙述，孔子学说之真面目则端赖读者去深思明辨了。
孔夫子周围的人物，我们也可以借着《论语》这部书，得以略窥一斑。有时孔夫子与二三得意门生欢乐相处，夫子欣然，就单凭文中的只言片语，我们可以稍得一些暗示。与孔夫子的话混在一起的，有些是孔门几位大弟子如曾子、子夏、有子、子张等人的话。这是因为《论语》内那些章文字的来源不同，有若干章根本是孔门弟子的弟子所记载的。比如颜回，为孔门弟子之长，沉静而富有深思，孔子对他亦极爱慕，每每对他赞不绝口。另一方面，又有子路，等于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他时常对夫子大人的行为质疑问难，不稍宽容。在《论语》一书中，提到子路时，往往缺少恭维之辞，那是因为在《论语》这部书记录成文之时，子路已经去世，没有门徒替他辩护的缘故。还有能言善辩，但有些絮聒的子贡，还有比他们年纪颇轻但却恬静明达的曾子（将来弘扬孔教最为重要的就是他），还有文学气质最重的子夏，最为实际的政客冉求（最后孔子把他逐出了师门）。孔子的门墙之内广阔得无所不包，各式各样的学生都有，据说，每个弟子在学问上之所得，都只是孔子的一部分。后来，曾子、子思、孟子这个传统，发展成为儒家道统理想哲学的一面。而子夏、荀子的儒学则顺着史学及学术的路线发展下去。正像基督教中圣约翰发展了耶稣教义的理想一面，当然其中也加上了圣约翰本人的一部分思想。所以，我们在《中庸》一书中可以看得出来，曾子把《中庸》里的哲学，人道精神，并中和诸重要性，予以发展引申了。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把子思与孟子比做耶稣的门徒圣约翰，把子夏与荀子比做圣雅各（St.James）。
《论语》文本是属于零星断片而飞跳飘忽的风格，阅读时自然需要读者的凝神苦思。懒惰的读者往往需要作者谈论个没完没了，自己只采取消极的态度，若是那样来读《论语》，便得不到益处了。读《论语》时，读者必须全神贯注，文句中包含的真理必须要凭读者自己的悟力才会彻底了解。读者必须要凭自己的经验去印证，才能有所得。在古代那种教育制度之下，当然并不立即要学童了解世界上这种思想极为成熟的哲学。当年之所求，不过要学生精读，以便牢记在心永不忘记，是留到若干年后作为智慧的泉源而已。不过，儒家对这部书，仍然教人以适当的研读之法。宋儒就论到读《论语》的方法。程伊川就曾说，要把《论语》中的发问者的问题，当做你自己的问题，把孔子的答话当做对你而发，如此，必得到实在的益处。朱熹也曾说，先读《论语》，每日读一两段。不管难懂与否，也不管深奥不深奥。只将一段文字从开头读，若是读而不了解其含义，就思索一下，若思索之后仍然不能了解，就再读。反复阅读探索其滋味，长久之后，便了解其中的含义了。朱熹在给朋友的书信里曾说，在读书时，千万留心不要贪多，读少一点儿，便容易彻底了解。读书能悟到真义，都离不开这种方法。在他著的《语类》中也这样说，明白原文的字面是一件事，体会其意义又是一件事。一般读者最大的弱点就是只了解字表面，而未能把握住书中真正的好处。他又说，读书的正当办法是要费苦心思索。最初，你会觉得如此了解，是要大费思索与精力，但是等你一般的理解力够强大之后，再看完一本书，就轻而易举了。最初，一本书需要一百分精力去读，后来，只需八十、九十分精力就够了，再后只需六十或七十分就够了，最后，以四十、五十分的精力也就够了。把阅读与思索，在求知识的进程上看做相辅相成的两件事，这是儒家基本的教育方法。关于这两种方法，孔子本人也提到过，在《论语》上也有记载。
中国学者从未有人把《论语》再作一番校正工夫，或予以改编，以便使读者对《论语》的含义获致更精确的了解，这一点确实出人意料。当然有一些学人写过文章，论及《论语》书中若干不同的见解，如清人焦循著的《〈论语〉通释》，戴东原著的《〈孟子〉字义疏证》。但是除去西方学者外，没有中国学者编过一本孔子对“君子”一词的诸种解释。这个极为重要的描述“君子”的诸要素，会构成一个综合性的面貌。本章内选了《论语》文字约四分之一，而根据思想性质予以重编。如不特予注明，皆系《论语》原文。遇必要之处，如将“仁”字解释得更为清楚，我即从《礼记》上若干章内选出约十数节，以为补充。《礼记》中第三十二及三十三章，与《论语》的内容及风格相差不少，记载孔子的话特别丰富，当然对本书极为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