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个伟大的宗教人物

我一直在研究美国一些伟大人物的私人宗教信仰，以及他们如何保持这些信仰，并乐此不疲。我查阅的伟人中，有著名的“第二次就职演说”——那也许是美国政治史上最虔诚的宗教文件——的作者；《独立宣言》的作者；以及它的更正者，一个迷恋闪电和女人的人。我查阅的几位伟人当然是林肯、杰弗逊和富兰克林。在对教会的态度上，他们和玛丽·托德·林肯不同，但是我认为，他们与利迪安·爱默生、我们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在美国文学的宗教作品和非宗教作品中，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讲”堪称最美丽、最动人的花朵，它表达出最真挚、最温馨的基督教情感。即便是第十遍阅读下面的几行文字，又有谁能不被感动呢：“勿以怨恨对待任何人；请将博爱给予所有的人；既然上帝赐予我们光明来洞察正义，就让我们带着正义的坚定信念，努力奋斗，以便更好地完成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扎好民族的伤口；关心负担战斗重任的人，关心他的遗孀和他的孤儿——去做在我们之间、在所有民族之间可以实现并珍视公正、持久的和平的所有事情。”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亨利·亚当斯的兄弟，曾经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谈及这次演说。他在信中写道：“您如何评价这次就职演说？那个劈木头的律师简直是这个时代的奇人……就职演说以它非凡的朴实与直率震撼着我，我觉得它可以成为这场战争的永远的历史基调；就职演说里，一个民族似乎在用‘粗鲁时代’卓越而简约的言语讲话。欧洲人会如何看待这个‘粗鲁的’统治者的言语呢？对他，他们一直怀有极其傲慢的蔑视情绪。在整个欧洲，没有一个亲王或大臣可以在那种场合欢呼平等。”在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中，这种反映“粗鲁时代”的卓越而简单的情感表达必定有其强壮的根基。有人可能会说：“嘿，那就是最佳的基督教信仰——相信天命和谦逊的美德，并有着对人类缺陷的知觉，以及对正义与同情心的坚定信念。”然而，去分析这一情感是徒劳无益的；全部此类情感必然来自林肯这个人。与之相比，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一些最好的赞美诗才能配得上它那令人艳羡的精神之美，而且还没有它悲剧般的壮丽。“我们深情地期望——我们热烈地祈祷——这场给人们带来巨大痛苦的战争可以很快结束。但是，假如上帝要让战争继续下去，直到二百五十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直到被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刀剑下所流的每一滴血偿还完为止，那么，正如三千年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现在我也一定可以说：‘主的裁判是完全正确和公道的。’”

亚伯拉罕·林肯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不懂外语；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威廉·H.赫恩登曾订阅《威斯敏斯特》和《爱丁堡导报》，并将它们放在办公桌上，但他很少能成功地说服林肯阅读这两份报纸。还有斯宾塞和达尔文的作品，以及其他英国科学家的著作。“偶尔，他会突然拿起其中的一本书来，仔细地读上一会儿，但是，很快他就把书扔下，并说，这本书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太难以理解了。”47

关于林肯宗教信仰的各项事实是非常奇特的，它们表明了信仰和教条的条文是如何深刻地冲击着他的那种宗教本性，并对其产生影响却没有毁灭它，于是一个默契的君子协定就此达成。关于林肯也有太多相反的证据，使得任何公正的读者都有可能认为他是一个正统的，或者像林肯夫人讲的那样，“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基督徒”。至少在新塞勒姆的那些日子里，在充满活力的青年时代，他总喜欢以他的无神论让人感到吃惊。他受到汤姆·佩恩《理性的时代》的巨大影响（我必须说明，汤姆·佩恩受到了美国人的冷落，美国人欠他太多）。林肯善于独立思考；他将信仰寄托于神之天佑、上帝之父性、人类的手足之情和某种不朽的生命之中，但是，他却舍弃了信仰中的人类原罪、救赎、成文启示的绝对正确性、奇迹和未来的赏与罚等内容，正如J.W.费尔所说（林肯首次向他讲述了此传记的细节），这些内容无疑会将他置于“基督教的范围之外”。“可是，”费尔接着说，“在我看来，这不是正确的定位，因为，他的原则、做法和他全部生命的精神都符合我们普遍认可的基督教教义。”根据赫恩登的记载——我想我们必须相信他的说法——在新塞勒姆的日子里，林肯曾经写了一篇长长的随笔，努力证明《圣经》并不是人类灵感的结晶，耶稣基督也不是上帝的儿子；他将文章带到店里，让大家传阅并自由讨论，还想把它发表。那是在1834年的时候。“当时，他的朋友兼店主，塞缪尔·希尔，也是一名听众，他严肃地质疑这个不得人心的想法的合理性，而它竟出自像林肯这样有出息的年轻人，于是，他从林肯手中夺过手稿，塞进了炉膛里。手稿燃烧起来，林肯的政治前途得到了保障。”48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克劳伦斯·戴伊就珍稀的精神幻象、无可规避的教义外壳，以及众多的“间接信仰者”所发表的言论。在人类宗教的全部历史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认识到一个神圣的真理，众猿首先会在肉体上杀死他，然后再在他的周围培育一种精神上的外壳。林肯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劈木工人，他在他的个人信仰和公众信仰之间作了休战的安排；他保持了自己的信仰，容忍了其他人的信仰，并且就我所知，在总统竞选中，没有人将无神论者的绰号扔给他。那是因为，当上帝让他诚实地寻求光明时，他就非常诚实地去寻求光明；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必须永远休战；个人信仰的神圣不可侵犯与拥有那些信仰的权力是建立殖民地的新教徒以及新教本身的原动力。因此，越发让人捉摸不透的事情是，当爱默生宣称上帝在人们的内心建造了他的神殿的时候，他却被一个所谓的新教国家严重地误解，或者说他根本无法得到理解。然而，当林肯晚年对宗教问题保持沉默时，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已经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并接受了教义。我必须努力证实这样一种观点，即“第二次就职演说”的完稿并未得益于宗教教义、而它本身却离基督教精神的核心内容如此之近。林肯的宗教立场总体上和一神论者西奥多·帕克很接近。他的信仰更加直接。“当我做善事时，我感觉良好；当我做恶事时，我的感觉也就很恶劣，这就是我的宗教。”49林肯认为足够好的事情，我也认为如此。

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生活在18世纪，我们也许可以把他们称为典型的“自然宗教”的信仰者。那是一个信仰理智的年代；启蒙运动时期的人们十分相信并希望理智会使一切恢复正常；现代人也信仰理智，但对它可以使一切恢复正常不抱希望。他们是视野开阔的思想家，视野非常开阔的思想家，二人都是如此。富兰克林更多的算做一位自然科学家，然而，他已经读过从12世纪到18世纪很多大师的著作，如洛克、沙夫茨伯里、科顿·马瑟和安东尼·科林斯（他曾对神甫的独裁主义宣战），这是现在的许多青年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两个人都是发明家。富兰克林认识了闪电（他两次险些触电而死），发明了避雷针和富兰克林取暖炉，还发现了墨西哥湾流。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创立了费城消防队、邮政服务和美国哲学学会，甚至还考虑在伦敦开设游泳学校。托马斯·杰弗逊，他在巴黎时的年轻助手，是一个比富兰克林更典型的正统学者；他会希腊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不仅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而且还自己规划了课程。他喜欢爱比克泰德，但是对柏拉图却不能容忍。在尼姆，他站在卡利神殿前，长时间地沉醉于对古典建筑的仰慕中，以至于街上的路人认为他是疯子。可他却是无花果和橄榄、酒与奶酪以及希腊建筑的鉴赏家，他开办了一家铁钉厂和一所大学。他是学者、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建筑师、自己任命的全权代理人类事务的总观察员，同时他发明了为富兰克林的风标配套的转椅。他是门罗主义的创始人和“小升降机”的发明者。50除了不是一名天生的作家，他几乎无所不能，包括做一位绅士。他还首先提出了信仰普通人的理念；他没有起草《独立宣言》，没有，他只是为美国人记录下来他们的所想、所感。他毕其一生追求自由，追求思想、政治和宗教的自由。他编纂了杰弗逊圣经，清除了所有的奇迹和有争议的问题，像富兰克林修改了主祷文一样。他们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啊！倘若生活中没有了《纽约时报》、摩托车和收音机，人们又将作何感想！

我们的设想可以从富兰克林开始。他大胆地修改主祷文，是为了证明18世纪的理智在起作用。富兰克林确实没有对耶稣实际说过什么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对老版本用语的恰当性持有异议，于是他将老版本与“B.F.”（本杰明·富兰克林）版本进行了对比。举个例子。老版本中有一句话是，“免除我们的债务，如同我们免除我们债务人（Debtors）的债务”。他注意到，我们的祈祷文使用的既不是《马太福音》的“Debtors”（债务人），也不是《路加福音》的“indebted-ness”（债务），而是以“那些侵害我们的人”取而代之。富兰克林冷冰冰地评论说：“也许编纂人认为，在一个贸易国度里，将免除债务人（Debtors）的债务视为基督徒的一种责任是不适宜的想法。”而B.F.版本完全不赞同那句话本身的表述。它“具有某种将我们自己假定为美德的榜样让上帝去效仿的感觉。我们希望你能像我们一样善良；你瞧，我们互相都免了债务，因此我们企求你也能免了我们的债务”51。富兰克林批判性的思想快乐地、充满希望地、平静地发挥着作用。相对于杰弗逊来说，富兰克林是一位更优秀的作家；他天生就是一位作家，平淡的笔触、对雅谑表达的温和运用以及偶尔闪现的“恶毒”用语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特有的清醒头脑是他那安详、明澈、愉悦、温馨的内心世界的唯一反映。富兰克林总是自得其乐；我认为，他从未因为一些政治、思想或宗教的事情而分神；当他的见解与别人不同时，他会告诉那些英国人并教他们一些“大帝国可能缩小成小帝国的规则”等，并借此适当地发泄内心的怒气。在他适当地发泄完怒气并写下一篇讽刺作品或与之相似的作品之后，他就又恢复了他的富兰克林式的平和心态。他的头脑最突出的品质就是良好的感觉。

情况就是这样。富兰克林十分重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品行而不是理论上的种种教条，并独自怀着对伟大上帝的热烈崇拜以及对人之渺小的良好意识。这就是在《财富之路》和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我们所了解的富兰克林。从童年时期开始，他就受到科顿·马瑟所著《卜尼法修斯》的很大影响，以至于他的前期作品使用的笔名就是“默默为善”。那时，人们拥有朴实的信仰，即上帝希望我们快乐，并且其中存在着一种相当稳定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没有高尚的道德就没有快乐，所以上帝也乐于看到我们道德高尚。52没有什么比这更费解的了。上帝很高兴看到人类生活幸福、美满。多么快乐、舒心的哲学呀！至于其他方面，富兰克林与他那个年代的科学家的看法一致，相信众多的宇宙中存在着众多的神，相信由于完美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生命等级”，相信我们的上帝创造了我们的太阳系，并总体上照顾我们的幸福生活，相信通过歌唱和赞美诗的方式赞美和崇拜他是正确无误的，那是我们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诸如对这份生命的礼物和这个壮丽的宇宙表达感激之情，但是在上帝的眼里我们真是太渺小了，以至于我们“只能这样想，他，全能的父，并不期望或不要求我们的崇拜和赞美，甚至对此极为不屑”53。事实上，富兰克林，和今天的克劳伦斯·戴伊一样，都怀疑上帝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照顾我们的洗衣店。我曾经听说一个洗衣店女店主赞美上帝，理由是上帝让太阳在星期一照耀，那是她的洗衣日——那是对上帝多么可怕的侮蔑啊！对于全能的上帝，那是怎样的一种无理性的蠢行，多么恶劣的异教徒的态度，多么的无理与放肆呀！由于具有一种良好的意识，富兰克林达到一种令人愉快的平衡心态。1768年，英国军队被派遣到波士顿，富兰克林在写给他的英国朋友尊敬的乔治·怀特菲尔德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和你都看到，这里地上的统治者没有管理好我们的事务；希望我和你都能相信，那些天上的统治者能够处理好它们；从某些情况来看，我颇为怀疑，尽管整个宇宙的宏观管理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我们特有的小事情也许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只能冒险由着人类自己或是审慎或是鲁莽地处理了，而这两种做法都可能会取得成功。但是，这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想法，我还是丢掉它吧。”

尽管如此，富兰克林还是一个不愿意“干涉别人宗教信仰”的人。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耶鲁大学校长埃兹拉·斯蒂尔斯向富兰克林索要一幅肖像，想把它和耶鲁校董的肖像挂在同一房间里，并向他询问他的宗教信仰。在给斯蒂尔斯的旁征博引的回信中，他用一页纸简要地说明了他的宗教信念：他只信仰一个上帝（这是否说明，他的立场与前文所谈到的相比发生了改变，从上下文里看不清楚），信仰天命，信仰另一个生命的不朽和正义，相信“我们对他最令他满意的侍奉是善待他其他的儿女”。富兰克林认为，这些内容是所有宗教的基础。至于拿撒勒城的耶稣，富兰克林“同大多数英国现代新教徒一样怀疑他的神性”，然而，他仍然认为信仰耶稣是有益无害的，“假如这一信仰产生很好的结果的话”（几乎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措辞）。信的最后是一句意味深长的附言：他不想引起任何舆论的质疑，他的晚年生活需要安宁。“我相信，你不会将我和你交流的任何内容出版，从而让我暴露在批评和公开谴责之下的。我总是让别人尽情享受他们自己的宗教情感，而不去评论他们那些对我来说不能容忍，甚至是荒谬的事情。这里的所有教派——我们有很多种类的教派——都曾经体验过我的良好意愿，我常常通过捐献的方式帮助他们建造拜神的新场所；并且，因为我从未反对过他们的任何教义，我希望把它们全部带在身边，和平地离开这个世界。”

杰弗逊比富兰克林显露出更多的他那个年代的理性主义倾向。他的侄子叫彼得·卡尔，也是他的门徒，他负责对他的教育，后来彼得成了他的秘书；他写给彼得的信最好地体现出这种有特色的倾向，即完全信仰人类的理性天赋，信仰他质疑一切的绝对权力的倾向。总的来说，此意见与现代的自由学者就宗教问题可能给他儿子的忠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只要他不要求彼得·卡尔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就可以认为他采取的是一种实验的态度，但是，他确实让他“放弃所有的偏见，并且，不要因为其他任何人或各色人等曾经拒绝或相信过一件事情而去拒绝或相信它”。

你自己的理性是上天赐给你的唯一神谕。

——托马斯·杰弗逊

亲爱的彼得：

……你的理性现在足够成熟了，你可以审视这个目标了。首先，放弃你所有的偏见而选择新颖奇特的观点。在宗教问题上，不要抱有任何形式的偏见。这太重要了，一旦出现错误，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另一方面，摆脱所有的恐惧与卑下的成见；如果受制于此，脆弱的头脑只有卑躬屈膝的份儿。让理性坚守她的位置，让她裁决每一个事实、每一个观点。勇敢地质疑一切，甚至是上帝的存在；因为，如果有上帝，他一定更赞许对理性的尊崇，而不是盲目的恐惧……

不要因为担心其后果而放弃这样的质询。如果质询的结果是相信没有上帝，你会发现对高尚道德的激励，这种激励存在于进行质询时你所感觉到的舒适和愉快，存在于质询为你带来的对其他人的爱。如果你发现有理由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你会感觉到你的一切行动均在他的视线之内，你会意识到他赞许你，这将是一种额外的巨大激励；如果质询尚未有结果，对于未来快乐状态的希冀增强了实现它的欲望；如果那个耶稣也是神，你会因为相信他的帮助和爱心而感到宽慰。为了更好地使你记住，我重复一遍，你必须放弃所有的偏见，并且，不要因为其他任何人或各色人等曾经拒绝或相信过一件事情而去拒绝或相信它。你自己的理性是上天赐给你的唯一神谕，你要负责的并非你的决定是否正确，而是你是否诚实地作出了自己的决定。

托马斯·杰弗逊给彼得·卡尔的信

巴黎，1787年8月10日

杰弗逊是一个有神论者，也就是说，他是上帝的信仰者，自然世界足以证明这一点，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启示。这在他1823年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当二人都从政治舞台上退休之后，他俩再次和好，并开始了长期的通信联系。54）他阐述了为什么他相信造物主先存在，而不是无神论者主张的没有造物主的“世界先存在”，他向亚当斯概括了自然宗教信仰者的普遍观点，即我们看到“有必要加强监管力度的证据”。因而，他拒绝接受19世纪和20世纪许多唯物主义者的信仰，即世界只是从它自身演化而来，并在“看不见的规律”下运转。当谈及加尔文主义时，他理智的性格显露无遗。“我永远也不会同加尔文一起去向他的上帝献殷勤。的确，他是一位无神论者，而我却从不会成为他那样的无神论者；或者准确地说，他的宗教就是魔鬼信仰。如果有谁崇拜的是假上帝，那就是他。在他的五个观点中描述的神，不是你和我认可和崇拜的上帝，即世界的创造者和仁慈的主宰；而是一个有着邪恶灵魂的恶魔。即使一点也不信仰上帝，也比用加尔文的恶劣品行亵渎上帝更可以得到原谅。我的确认为，每个基督教的教派，它们的普通教义都给了无神论者把柄，那就是，没有神的启示，就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如今，只有六分之一的人类属于基督徒；而其他的六分之五不相信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启示，因而对上帝的存在一无所知。”55

上面的最后一行文字表明，杰弗逊是最宽容的宗教自由主义者。在《自传》里，他说得很清楚，建立宗教自由的法案应该涉及所有宗教，而不仅是基督教。“我完全是在理性和公正的范围内起草了建立宗教自由的法案，其原则以前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制定了出来。但它还是遭到了反对；然而，在对导言部分进行了一些删改之后，这项法案最终获得了通过；而且，一个不寻常的提案证明，它对言论的保护是普遍性的。在导言部分，有一句这样的宣言：强制与我们宗教的神圣创造者的计划是背道而驰的；有人就此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要求在其中加入‘耶稣基督’一词，把上句话改为，‘强制与耶稣基督——我们宗教的神圣创造者的计划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加入‘耶稣基督’的提议被大多数人拒绝了，理由是，在法案的保护伞下，他们想要将犹太教信徒、非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以及各个教派的异教徒通通包括进来。”

对于非基督徒，譬如中国人，杰弗逊圣经往往是对耶稣教导的最佳介绍。自从在总统任上退休之后，他已经为此工作了许多年。在前言里，他说他已经剔除了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他剔除的内容包括所有的奇迹和耶稣神奇的降生，以便读者在前几页了解完他的童年经历之后，直接进入他的道德言论介绍。在那个难熬的选举年，无神论者的绰号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赢了；他赢得了普通人的尊敬和信任。

然而，像富兰克林在他的晚年一样，杰弗逊也需要“安宁”。在写给俄亥俄州的神学作家詹姆斯·史密斯的信中——詹姆斯·史密斯曾经给他寄过上帝一位论的小册子——他表示了对上帝一位论的认同。他认同的是一个上帝的教义，而不是三个上帝的教义。“那至高无上的神的统一性，不是被理性的力量，而是被狂热的亚大纳西意愿所操控的文官政府的利剑从基督教教义中剥夺掉的……事实上，亚大纳西教义所主张的一就是三、三只是一的自相矛盾的观点，普通人太难理解了，一个人即使再清醒也不敢说他对此知晓一二，那么，他怎么会信仰一个不知所云的事物呢？如果他认为他相信，那他只是在欺骗自己。”于是休战协定达成了。“我可以自如地写出自己的观点，因为，当我本着自己的理性要求信仰一个上帝的权力时，我也同样自由地给予别人信仰三个上帝的权利。我发现，两个派别的宗教都造就诚实的人，而这是社会有权期待的唯一目标。尽管相互的自由会产生相互的迁就，可我还是希望，不要因为这个或其他任何问题，我本人在公众面前引起任何争论，并且我祈求你考虑到我是以如此的信任写的这封信。我不想参与任何宗教或政治上的争论。在八十岁的年纪，安宁是生命中最大的好处，并且最强烈地渴望能够在全人类的美好意愿中死去。我向你保证，对一位论者和三位一体论者，对辉格党和托利党，我都怀着良好的意愿，那么也请相信我并接受我对您的全部敬意。”

我已经讲述了三个美国伟人的故事，三个在智慧、思想和性格上最伟大的人物，并揭示了教会所处的困境。也许，应该让此困境继续下去；我不知道。激烈的争论不可能产生任何满意的结果。另一方面，根据将人类从动物生活的肮脏泥土中升华出来的思想，个人信仰与公众宗教之间的冲突，抑或强制的沉默，总会让人产生一种内心不适的感觉；并且，至少对我来说，保持信仰的绊脚石，比如相信“肉体的复活”（不是精神的复活），似乎没有太大的益处；“肉体的复活”是基于圣保罗时期那代人的信仰，即当基督第二次到来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将从坟墓中升起，在公元70年到90年间，这是人们普遍期望的事情。现代宗教意识与既有传统宗教之间的对立已然形成，并必定会成为一种削弱教会控制的力量。

我们的期望太高了。因为小亚细亚的妇女在两千年以前是自惭形秽的，她们相信，穿上一种特别的服装，在拜神时戴上面纱，就可以取悦上帝。所以，我们猜想，纽约和俄亥俄的现代妇女也是这么想的，并非出于宽容，而是出于犯罪感。圣保罗在割礼问题上回归常识，并借此来反抗法律与先知的权威，但是，当他创立起另一种类型的仪式时，没有人认为应当就有关纯粹是地方服装这样的话题去违抗他。于是，传统的宗教不可避免地集聚了大量与宗教无关的障碍，并将我们都变成了皈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