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伍德罗·威尔逊

战争的逻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没有替代的可能选项。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战争会有多快爆发，具有多大的毁灭性，以及谁会赢。当我看到希姆莱绞死三个波兰人的照片时，或者当我阅读有关对文辛迪红衣主教狡猾、系统、精妙的拷打，以准备对他的审问的报道时，我真的无法相信，除了物质方面以外，文明已经取得了进步。当我们自夸进步的时候，这些恶行就发生在我们的时代，由我们的同类所为。我们的心灵在哭泣，我们只有悄悄地，像祈祷一样重复亚伯拉罕·林肯的话语。“我们深情地希望——我们热烈地祈祷——这场战争带来的巨大痛苦可以很快消逝。然而，假如上帝要让战争继续下去，直到二百五十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并像三千年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直到被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刀剑下所流的每一滴血偿付完为止，那么，我也只好说：‘主的裁判是完全正确而公道的’。”1919年9月5日，威尔逊总统在没有完成的旅程中，在普韦布洛他垮掉的三个星期之前，随着心脏的最后跳动，他说出了下面的一席话。此时，另一场战争的逻辑对这位总统来说已经显得非常清楚。

“美国陆军与海军的荣耀在那个夜晚像梦一般消失了，接着发生的是，在和那个夜晚类似的黑暗中，在这场战争到来之前笼罩着这个国家的恐慌的噩梦；并且在将来某个时间，按照报复心切的神的旨意，另一场战争将要来临，在战争中，不是几十万优秀的美国人将不得不牺牲生命，而是数百万人需要为实现世界上人民的最终自由而献身。”

阅读威尔逊总统的文字是一个奇特的体验。三十年前的话语仿佛不是在1918年所说，而像在公元2018年所说，并不是因为威尔逊的超前，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倒退。威尔逊的逻辑是清楚的；战争没有理性的替代物，战争将是唯一的选择，而我们并不需要战争。我是威尔逊理论的忠实拥护者。1916年至1917年的冬季，当时我还是北平的一个年轻教师，我清楚地记得阅读他和平的条件时的心情；那是一种在遥远的亚洲被所有人分享的心情。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一线光明和一位世界的领袖。“没有胜利的和平”，这一词组已经永远地印在我的脑海。如果有胜利，那只会是“人类的胜利”。只有去阅读他在美国参战之前的1917年1月22日所发表的演讲，我才可以重温那些使世界信任的时刻。我尊敬美国，并不是因为美国有许多名叫威尔逊的人，而是因为至少有一个被信赖的威尔逊。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两个政治演讲曾经打动过我，即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和威尔逊的这次演讲。但是，现在读它，其中的言辞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在那些可恶的假现实主义者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和世界的思想之前，世界已经向前走了那么远。借助清楚的逻辑和明晰的含义，威尔逊宣布了一些我们已经完全忘记的原则，而如今的政治家们正在遵循着这些原则的所有对立面。“当前的战争是一场为公正、稳固的和平而进行的斗争，还是仅仅为了新的权力平衡？如果它只是为了新的权力平衡而进行的斗争，谁能来保证这种新安排的稳定的均势？……一定不存在权力的平衡，有的只是权力的一致；不是有组织的对抗，而是有组织的共同和平。”但是，今天的假现实主义者又说些什么呢？“首先，这必定是没有胜利的和平。”但是，今天，我们更喜欢没有和平的胜利。“保证书必须既不认可，也不暗示大国与小国之间、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区别。”可我们的假现实主义者对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区别又做了些什么呢？“世界上绝对不会存在这样的权力：可以操纵人民、改变他们的主权归属，好像他们是财产一样。”难道数百万人民没有被强权如此操纵过吗？立陶宛、罗马尼亚等人民的权利在哪里？至于“公开的盟约，公开地达成”，那句话很久以前就被忘记了；事实上，秘密条约的倡议者颇为他们自己而得意。于是我们继续前行，但是不能因此就说我们进步了。威尔逊总统是对的，他当时说，他之所以发表那样的演讲，是“为普天下沉默的人类大众进言，这些人看见他们挚爱的亲朋和家人遭受死亡与毁灭的厄运，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场合和机会去表露他们的真实情怀”。现在那似乎不再真实，那个希望与信仰的时代已经消逝。愚蠢的狗（假现实主义者）坐在那里，污染着我们信仰的水源。我们内心的信仰动摇着，因为每一次当我们为实际上建立于新的世界条件基础之上的新秩序辩解时，这个假现实主义者就会竖起食指说：“你是一个空想家！”曾经有一段时间，情况有所不同，当时，美国总统是思想家，而不是优秀的成功的政治家，他认为，他将会永远活着，和平只是三个魅力人物之间热情友好的问题。为了这个原因，必须要重读一下威尔逊总统“关于建立国家联盟的想法”的讲演，以免我们会忘记；但愿这个演讲能够说明导致我们与那个三十年前的人分开的裂痕。因为篇幅所限，我省略了某些段落。

国家联盟的想法

伍德罗·威尔逊

在战争的每个转折阶段，我们都会意识到通过战争我们打算实现的新的目标。当我们的希望与期待最为活跃的时候，我们比以前更加明确地思考那些与战争有关的问题，思考那些必须通过战争才能实现的目标。战争具有积极、明确的目标，我们不能决定也无法更改。政治家和议会都不能建立战争的目标；政治家和议会都无法更改这些目标。它们产生于战争的真实本质及其氛围。政治家和议会最多只能实现它们，或者背弃它们。在战争的开始阶段，这些目标也许不太确定；但是现在，它们变得越发清晰起来。

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年多，整个世界都已经被拖了进去。人类的共同意愿已经被个别国家的特殊意图所替代。个别政治家也许首先使用了冲突手段，但他们以及他们的对手都不能如其所愿使冲突停止。这场冲突已经演变成为一场人民的战争，不同类型，不同种族，不同权力、财富阶层的人们通通被卷入了这场战争改变一切、解决一切的不可遏制的进程之中。战争的性质已经完全清楚，任何国家都显然无法摆脱战争的影响或者对其影响无动于衷；既然如此，我们便投身其中。战争的挑战涉及我们关心与为之生活的一切事物的核心。战争的声音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并紧紧抓住了我们的心。我们在许多国家的兄弟，以及我们自己被屠杀葬身大海的兄弟们正在召唤着我们，我们回应着，热烈而又自然。

我们周遭的气氛是清楚的。我们看到了事物完全的、令人信服的本来面目；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用坚定的目光和稳定的方式理解着这些事物。我们认为，战争引起的各种问题都是事实，而不是像任何这里和那里的人类集团为这些问题所下的定义那样。如果最终无法公正地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这些问题如下：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军事力量有权力决定人民的命运吗？除了动用武力，它们本没有统治他们的任何权力。

强国可以任意虐待弱国，并强迫他们服从他们的意愿与利益吗？

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方面，人民应该被专制与不负责任的力量统治和支配，还是应该符合他们自己的意愿和选择呢？

是否应该有一个针对各个民族与各个国家的权力与特权的共同标准？或者，强国是否可以为所欲为，而弱国只能毫无补偿地忍受一切？

对权力的要求是随意的吗，是通过偶然的联盟而实现的吗？还是必须万众一心，共同遵守共同的权利？

任何人，任何人类集团都不认为，以上所述是他们斗争的主要问题；它们正是斗争的主要问题；它们必须得到解决——解决过程中，不能出现利益方面的任何安排、妥协和调整，而是采用坚决的、一劳永逸的方式，同时完全、果断地接受以下原则，即弱国的利益与强国的利益同样神圣。

这就是我们谈及永久和平的话题时所要传达的意思，假如我们能够真诚地、智慧地演讲，同时对我们处理的事务带有真正的认知与理解……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该达成明确的一致，任何形式的妥协或对一些原则的放弃都不能获得和平。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这些原则是我们正为之奋斗的原则。关于这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将用最大的坦诚就其所包含的实际意义行使说话的自由。

如果，如同我相信的那样，通过即将达成的解决方案实现可靠而持久的和平确实是联合起来反对德国的各国政府以及它们统治的国家的共同目标，那么，所有坐在和平桌旁的人们都必须作好准备并愿意付出代价，获得和平的唯一代价；并且还准备好并愿意，以一种充满活力的形式，创建这样的机构：只有借助此机构，才可以确保和平的协议将受到尊重和履行。

在这个解决方案的每一个方面，这种代价都是无私的、公正的，不论谁的利益受到损害；并且，这种代价不仅是无私的、公正的，还要使命运与之息息相关的各国人民满意。这个不可或缺的机构就是国家联盟，它建立在行之有效的盟约之上。没有这样一个世界和平赖以保证的机构，和平将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完全取决于罪犯的指令。德国将恢复其治国之道，不是通过和平桌上的谈判，而是由于在这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正如我所了解的那样，国家联盟的章程及其目标的确切定义必定是和平解决本身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现在尚不能制定出来。如果现在就制定出来，它只会成为一个局限于反对共同敌人而联合起来的新国家联盟。同样也不可能在解决之后就将它制定出来。保证和平是必要的；而倘若把和平当做事后产生的想法，和平不可能得到保证。我再一次坦率地说，必须保证和平的原因是，和平的某些参与方，它们的承诺已经被证明是不可信赖的，必须找到方法结合和平解决本身去消除不安全的根源。将这种保证留给某些政府随后的自愿行为是很愚蠢的，我们已经看到，正是这类政府摧毁了俄罗斯并欺骗了罗马尼亚。

然而，这些普通的条款并不能揭示出事情的全部。需要制定一些细则以使这些条款听起来不像一篇论文，而更像一项可行性计划。这里是一部分细则，我用更大的信心阐述它们，因为我可以像代表本国政府解释它自己关于和平的责任那样权威地阐述它们：

第一，所谓的无私与公正应该包括，在那些我们希望公正和那些我们不希望公正的国家之间不存在歧视。这种公正必定没有任何形式的偏袒，没有任何标准，有的只是相关的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

第二，任何单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特殊或分散的利益，都不能作为和平解决的任何部分的基础，因为这些利益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不一致。

第三，在国家联盟共同的大家庭里，不能再有其他联盟、同盟或特殊盟约与协定存在。

第四，更具体的是，在联盟内部不能有特殊而自私的经济协定，以及不得使用任何形式的经济抵制和拒绝，除非作为一种纪律与管理的手段，在国家联盟内部授予经济惩罚的权力，将其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

第五，所有各种类型的国际协议与条约必须一无保留地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了解。

在这个注重战争计划、充满战争激情的现代世界里，特殊联盟、经济竞争以及相互敌视已经成为产生战争的多产的温床。如果不能借助明确的、有约束力的条款清除这些不利因素，获得的和平将会既不稳定，也不真实。

反对这些不利因素的各种力量越来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数百万人组织起来，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不可战胜，因为，对于各国人民来说，这些不利因素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他们参与战争的原因和目标。政治家们似乎焦急地在为他们的战争目标定性，有时似乎会改变他们的立场和观点，而在此过程中，那些政治家应该教育和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思想却变得越来越明确，对于他们正在为之战斗的事业越来越有把握。这就是这场伟大战争的特性。各国人民的意愿越来越退入幕后，思想开明的人类的共同意愿替代了它们的位置。从各个方面来说，普通人的意见比老练的实务家的意见更加简明、更加直接、更加一致。那些老练的实务家仍然保持着这样的印象，他们正在玩权力的游戏并押上了很大的赌注。因此，如前文所述，这是一场人民的，而不是政治家的战争。政治家必须认同普通人的这种明确的思想，否则只能被瓦解。

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以下事实至关重要：由普通的劳动人民组成的不同种类的大会和协会，每次集会时几乎都会要求，并且现在还在要求，他们的政府领袖坦率地向他们宣布在这场战争中追求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他们认为最终和解的条件应该是什么。他们对于已经获得的答案尚不满意。他们似乎依然担心，他们得到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只是政治家的主张——只是关于边界安排和权力的分配，而不是广泛的公正、仁慈与和平，不是那些被压迫、被困扰的男人、女人以及被奴役的人的深切渴望得到的满足，正是这种渴望才促使他们认为应该去打一场吞噬了世界的战争。也许，政治家们从来也不曾认识到所有政策和行动中已经被改变了的这一方面。也许，他们从来不曾直接回答过所面临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问题是多么的尖锐，不知道他们需要的答案是什么。

但是，举个例子说，我很高兴可以尝试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并希望我可以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我的一种思想就是，使那些在战斗行列中的人们满意，他们也许超越了所有其他人，有权提供一个答案，其含义没有任何人可以有任何误解的理由，假如这个人明白这一答案所用的语言或者可以让某人正确地将它翻译成他自己的语言……德国不断地宣布她将接受的“条款”；并且总是发现世界并不需要什么条款。世界希望的是正义与公平交易的最终胜利。

——在纽约大都会剧院的演讲

1918年9月27日

我的确认为，在将来某个时间，这些话语的精神实质和字面意义肯定会再次清晰起来，再次令人信服，人类肯定会再次在伍德罗·威尔逊停下来的地方继续前行。我认为，这些清晰的思想和预言性的话语不会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