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爱因斯坦的私人信条

1930年，有人请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私人信条”的形式总结一下他的信仰，于是他写了一篇简短的文字，这篇文章作为我所读过的最好的总结之一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1939年，当有人请求他确认、重新阐述，或修改它时，他的这次阐述反映出急剧的改变，似乎经过一个难挨的年代，整个信仰的世界已经崩溃了，他十年以前写的文字似乎变得“奇怪而陌生，面目全非”。“在十年的时间里，”他写道，“对社会稳定的信心，是的，甚至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都已经消失殆尽。人们感觉到，这不仅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威胁，而且，对于一切他们想看到不惜代价予以保护的事物，人们的价值观显得十分卑劣。”这不仅仅标志着国际联盟的瓦解，或者希特勒主义及其所代表的全部思想体系的崩溃，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这不只是预示着永远困扰人类社会与人类生活的危险。这是价值观的倒退和价值观的崩溃。我可以称之为人类思想的混乱状态。“意识到这种事物的状态，我现在生活中的每一小时都被蒙上了阴影，而十年以前，这种混乱状态还没有占据我的思想。”因此，他怀着一种奇怪的感觉重读了自己的文章，对他来说，这些文字似乎既陌生又“基本上和以往一样真实”。111今天，不安全感仍然笼罩着我们，但我觉得，这些文字仍然真实、优美。这是个人的哲学；令我们心存感激的是，对他自己信仰简明扼要的表述出自和我们生活同一时期的一位伟人之手。对我来说，他对自己不关心的事物的阐述似乎比他信仰的那些东西更加使我感兴趣。

个人信条——“朴实、谦逊的生活态度对每个人都是最好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奇怪的是我们在地球上的处境。我们中的每个人到这里来都只是进行短暂的访问，不知道为什么，而有时似乎为了发现一种目的。

然而，站在日常生活的立场上，有一点我们确实了解到：人是为了其他人才到这里的——尤其是那些我们自己的幸福依靠其微笑与平安的人们，还为了数不清的陌生人，他们的命运因为同情的缘故与我们联系在一起。每天，我都会多次意识到，我自己的外在与内心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我的同胞们的辛勤劳动之上，包括活着的和死去的；我一定要奋发图强，以回报我所获得的如此多的恩惠。我过多地使用了他人的劳动成果，这种感觉让我十分沮丧，内心常常因此而苦恼，不得安宁。

我相信，从客观的角度看，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自由，因为，我们的行动受到外部压力和内在需要的双重因素的驱使。叔本华的名言——“一个人当然能够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可他无法判定什么是他愿意做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我见证并饱尝了生活的艰辛，这句话一如既往地给我以安慰。这种信念是宽容心态永久的催化剂，因为它使我们对自己或他人不再过分认真；它甚至蕴涵了一种雅谑感。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过多地思考一个人自我存在或生活普遍意义的原因是十分愚蠢的。然而，每个人都拥有某些理想，他借此指导他的志向与判断。总是在我面前闪耀并使我的生活充满快乐的理想是善、美、真。建立安逸与幸福的生活目标从未吸引过我；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道德规范体系将只对一群牛适用。

如果在对曾经无法达到的艺术与科学研究的追求中没有与志趣相投的人的合作感，我的生活将会非常空虚。从我孩提之时到现在，我一直蔑视那些经常限制我们人类实现雄心壮志的普通规定。占有、表面的成功、出风头、奢华——对我来说，这些永远是卑鄙的追求。我相信，朴实、谦逊的生活态度对每个人都是最好的，无论从身体上还是思想上都是最好的。

我热衷于社会公正与社会职责，我的这种激情和兴致，与明显缺乏和男人、女人直接交流的渴望之情形成奇怪的对比。我是一匹套着单马具的马，没有能力担当一前一后双马具或团队工作的能力。我从来不能全身心地属于国家，属于我的朋友圈子，或者甚至属于我自己的家庭。这些关系总是伴随着模糊的冷漠。随着岁月的推移，我退回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愿望与日增长。

这种隔绝有时是很痛苦的，但是我对被切断与其他人的理解与同情的联系一点都不感到遗憾。这固然使我失去了一些东西，可这也使我独立于其他人的习惯、观点和偏见，从而使我得到了某种补偿，并且，我不会受到某种诱惑，将我心灵的安宁依赖于如此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每个人都应该作为一个个体受到尊重，但是谁也不应该受到过分的崇拜。我本来应该得到很多的崇拜和尊敬，尽管这既没有必要，我也不配得到，这样的看法简直是一种命运的嘲讽。也许，这种过分的称赞来自大众的没有实现的愿望，他们希望能够领会那些，我用我微弱的能力，所提出的一些想法。

我非常清楚，为了实现任何一个明确的目标，某一个人必须进行思考和指挥，并承担大部分的责任。但是，那些被领导的人不应该是被强迫的，他们应该有权利选择他们的领袖。我觉得，区分不同社会阶级的特征是错误的；归根结底，这种区分依赖的是武力。我确信，腐化堕落追随着每一种暴力的独裁体制，因为暴力不可避免地吸引道德低劣的人。时间已经证明，有名的暴君都是由无赖继承其权位。

因为上述缘故，我一直在激烈地反对像现在俄罗斯和意大利所存在的那种政体。玷污了欧洲民主形式的并非民主本身的基本理论，尽管有人认为这一理论也会出错，而是政治联盟的客观特性，以及我们政治领导体制的不稳定。

我认为，美国的政体迎合了正确的思想。人民选举总统，总统有合理的任期年限，并被赋予足够的权力完全履行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关于德国政府，我赞成这个国家对生病和失业的人进行广泛的关怀。可以说，在我们喧闹的尘世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整个民族，而是富有创造力和易动感情的个体——当普通人思想枯燥、感情麻木之时，正是他迸发出高贵、伟大的思想感情。

这个问题使我不得不想到普通人思想的最可耻的后裔——可憎的民团。那些喜欢列着纵队、伴着音乐行进的人为我所不齿；他错误地认为他的思想是合理的、正确的——他的大脑本来应该足够聪明。这种奉命的英雄主义，这种愚蠢的暴力，这种可恨浮夸的爱国精神——我多么强烈地鄙视它们呀！战争是卑鄙的行为，我宁愿被击得粉碎也不愿意参与这样的做法。

这种对人性的玷污应该果断地予以清除，绝不姑息。我对人性进行过许多思考，相信，假如各个民族的公共意识没有因为商业或政治的缘故而被学校和新闻界所系统地腐蚀掉，那么，这种对人性的玷污早就不复存在了。

[《生活的哲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多次阐述过他对世界性的和平组织的信仰，比如，世界政府；具体地说，他支持过世界联邦主义者运动。无论是谁，只要他觉得应该批评世界联邦主义者是空想家或糟糕的思想家，他至少会感到一种冲动想去修正他自己的思想。爱因斯坦完成了一个公式，我们借此可以预测巨大的原子力量，而在大约四十年以后，人们才意识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四十年前，这是一种空想，但这肯定不属于糟糕的思想。我有一个最强烈的愿望，他犀利的头脑如此清晰地看到的、作为一个新的幻象存在的新型世界组织，也许在另一个四十年过去之前才可以被认识到，那时，可能就太迟了。他的第二个幻想可以拯救这个世界，而他的第一个幻想，在目光短浅的政治家的手中，会被用来破坏第二个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