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梭罗和生活的价值

也许可以这样断言，在美国作家的队伍中，亨利·梭罗是为数不多的“原始”思想家之一。他用第一手资料思考生活，他对生活的真正价值可能会发表最充分的看法。梭罗是一位有着种种局限性的伟大作家。之所以说他伟大，是因为他的作品显然优于提供第二手资料和观点的大多数人。他自始至终一直独立自主；很少有人能够像他一样有意识地走出家门实地考察，探索人类生存的非凡事实，同时丝毫不理会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无论作为人类的精神领袖，还是一名成功的作家，他都有缺陷，因为他非常敏感，易于动怒，即使在《瓦尔登湖》中也不例外，他的这部代表作并不令人信服，而是让人感到厌烦。之所以说他伟大，还因为他把自己禁锢在自己的思想樊笼中，脚踏实地，“情绪高昂而又纯洁无瑕”，偶尔闪耀浸礼会教友圣约翰的信仰光芒，并且他的声音似乎的确在荒原上回响。然而，那也正是他的缺陷所在。荒原上不应该回荡起什么喊声；假如一个人在荒原上看到的景象预示着真正灾难的降临，他就应该回到人群中间，心情舒畅，言语朴实，与人为善。有时，我想知道，究竟怎么做才算做真正的中庸之道，因为这是与人和睦相处的人的典型特征。也许，它意味着没有牢骚的个人主义，不盲从传统的儒雅风范。梭罗没有做到前者，爱默生实现了后者，因此爱默生比梭罗显得更加伟大。59成熟的人类思想总是与生活步调保持一致，可梭罗并非如此。肯定是因为这一点，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开始时很反感梭罗，并称梭罗为“蛰伏者”，只是后来才取消了这一称呼。他继续做美国的浸礼会教友圣约翰，而美国也应该为此感到自豪，毕竟美国至少拥有这么一位浸礼会教友。

人们喜爱梭罗，是因为他所具有的优秀品质，纯洁、坚强、自信，宛如一棵新英格兰云杉。惠特曼曾经告诉爱默生，《草叶集》第一版“销量喜人”，而实际上当时没有多少读者购买本书。梭罗与惠特曼不同，他很超脱，远离通过可鄙手段获得的世俗名声（赫尔曼·梅尔维尔也属于这类人，他像梭罗一样一生孤独）。梭罗的作品《康科德和梅里马科河上的一周》一直卖得不好。印刷了一千册，出版商退回七百零六册；在剩余的二百九十四册中，赠阅七十五册。在他的《日记》（1853年10月28日）中，他这样写道：“正如我在书的封底所言，这些书蕴涵着比名声更实际的意义，这使得它们的价值攀升两个档次，人们不由得开始探听它们的来源……作者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难道不感到高兴吗？……这就是著作权；这是我苦苦思索的结晶……然而，我不顾这样的结果（书销量很差），今晚我仍旧安坐在一大堆死气沉沉的书稿面前，拿起笔，用十分的满足和激情，把我可能会总结的思想和经验记录下来。我的确相信，这一结果比所有一千册书被人买走还要令人鼓舞。书没有卖掉，属于我个人的东西就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仍然自由自在。”最后两行文字不太令人满意，可是这就是完整的梭罗。人们因而敬重他；他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缔造者。由于其作品满篇极尽嘲讽之能事，这降低了我们的阅读乐趣，但这也正是他的感染力所在。

令人遗憾的是，梭罗给人的印象是他生活在爱默生的阴影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位评论家，洛威尔没有认可梭罗的才能。在《写给批评家的寓言》中，他嘲笑梭罗是爱默生奴颜婢膝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他的这种看法肯定毁坏了梭罗的名誉。

就以他为例；瞧瞧他的特有习性，

艰难地迈着短小的双腿，踩着爱默生走过的路径；

他竭尽全力，满面通红，一蹦三跳，

以便跟得上那神秘主义传扬者的自然步调。

他紧随其后，宛如曲棍与球拍难以分开，

他的手指探索着先知的每一只口袋，

呸！诗人老兄，真是恬不知耻；你有自己的丰硕果实，

为何还在邻居爱默生的果园里卑躬屈膝？

这首诗针对的无论是钱宁还是梭罗（二者均长有短小的双腿，二者与爱默生的关系均非常亲密），梭罗都永远无法摆脱这一恶意的嘲弄。梭罗曾在爱默生的家里当管家，那也是两人关系最融洽的一段时间。爱默生在他的《日记》（1851年9月）中曾经写道：“我对梭罗的所有思想都相当熟悉，那本来就是我自己思想的翻版。倘若他不如此，无论他提出什么新观点，他都无法表达清楚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人们由此猜测，爱默生必定将梭罗视为预言世界的对手，而并不认为他是自己的学生。爱默生和梭罗彼此之间怨气冲天。当然，梭罗绝非奴颜婢膝的崇拜者；在两人一起散步时，他总是反驳爱默生的观点。1856年，在《瓦尔登湖》出版两年之后，爱默生在自己的《日记》（1856年2月29日）里写道：“假如我只认识梭罗，我会觉得好人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两人的交流必须总是分出胜负？难道我们聊天的目的从来不会为了了解事情真相，为了彼此获得安慰和快乐？他喜欢成为争论的中心，他具有非凡的洞察力、理解力以及很高的天赋——关于真理的或依据真理得出的独到见解，以及属于真理范畴的正直的道德准则。然而，他的所有这些优点，他所有机智和创见的源泉，对我来说都已不复存在；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我和他之间进行的思想交流都一无例外地证实了这一点。他总会用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来与你争论，和他待在一起耗时耗神。”60梭罗富有同情心；他比爱默生年轻，他的职业是制造铅笔的工人和检查员，因而他对流行的社团从无了解，即便是波士顿知识分子的社团。有一次，他应邀到古老的帕克住宅参加星期六俱乐部。在那里，昂贵雪茄的烟雾使他感到厌恶，他仓皇地逃离俱乐部，直奔火车站。他宁肯坐在南瓜上自得其乐，也不愿站在天鹅绒软垫上挤来挤去。他把这一经历记录在《瓦尔登湖》一书中。

有人也许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到，在当时的康科德和波士顿，上帝的荣耀已经降临人世间，上面提到的那类社团一定会令人兴奋异常。然而，梭罗易怒的脾气使他像一只浑身长满尖利刚毛的刺猬，随时准备严词拒绝任何接近他的说客，爱默生曾经试图劝他一起参加社团，但是徒劳无益。爱默生曾让玛格丽特·富勒呆愣不语，继而，富勒通过她那“冷漠而又温情、富有诱惑力而又令人反感的独特的谈吐方式”又使爱默生哑口无言；布朗森·阿尔科特总是喋喋不休，他唠叨到爱默生去世，他唠叨到自己变成“冗长乏味的使者”；接下来，爱默生试图与霍桑交谈，而霍桑却沉默寡言，一副自鸣得意、不善交际的样子，于是爱默生也就只好放弃努力。满屋子的超验主义使者，每个人都天生健谈，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学富五车，超凡脱俗。

然而，梭罗不盲从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在他二十岁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写了一篇令人称奇的文章“毕业典礼”。梭罗的思想在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认为生存手段本身不是生活目标的观点，蹂躏而非合理运用地球资源的众生相，精神自由的恢复，对自然和现在的本能信任。“大海波涛滚滚，地球绿色如茵，空气清新怡人。我们生活的这个奇妙的世界不仅为我们提供生活所需，更重要的是充满奇妙的变化；不仅对我们有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美丽如画；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其资源，更重要的是乐在其中。”无论如何，这要比我读过的许多总统演讲，尤其是哈定总统的演讲，更富有思想性。1837年8月16日，梭罗发表演讲；两周后，爱默生在哈佛大学生联谊会上发表关于“美国学者”的著名演讲，当时梭罗一定也在场。梭罗很可能已经读过爱默生的“论自然”（其《散文集》尚未出版）。从现在和过去的年轻人相对普通的经历判断，爱默生可能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梭罗，并肯定了他思想轨迹的正确性；他敬仰爱默生的思想，无可争议；然而，当两位智者正面交锋，双方都放荡不羁，如当时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双方都致力于寻求开启上帝之门的钥匙，探索人类生活的奥秘，当两位智者都宣扬同样鼓舞人心的个人主义观点，超验主义的思想之箭一定会射向四面八方。

梭罗提倡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个人主义以及其他几件事情，然而他全部生活的最高目标是寻求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标准。他在康科德的邻居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无非是欺诈和幻觉、日常琐事和流言飞语，是卑躬屈膝、徒劳无益、背信弃义。人类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自由，竟用自己的生命权换取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我们没有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本性，我们信心全无，过着奴颜婢膝、毫无创新的生活，屈从于传统习俗的欺诈和愚蠢，渐渐变老、死去。我们怎么会这样！随着我们逐渐变老，我们的生活越发显得鄙俗，我们不再表现出最出色的本能行为，而我们只有在克制自己的时候才略感宽慰。“如果一个圆滑的人不与单纯的人交流，那么，他的身份只能是魔鬼的使者。”梭罗说道。我曾读过他写的一篇文章，其中的一段文字我认为最精彩：“我们在成年时期徘徊不前，似乎想畅谈我们儿时的梦想，而在这些梦想被遗忘之后，我们才学会用语言表述。……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一部分被埋在习俗的坟墓里，而至于其中的一些人，我们只能看到他们暴露在地面之上的头颅……关于马铃薯如何保存才不会腐烂，你的意见可能每年都在变化；但对于灵魂如何保护才不会堕落，除了付诸实践之外，我没有其他办法。”（《致哈里逊·布莱克的一封信》，1853年2月27日）在《瓦尔登湖》的一篇文章中，梭罗介绍说，他很久以前丢失一条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这篇文章的含义。他失去的斑鸠很有可能代指他的初恋情人爱伦·西沃尔（Ellen Sewall），她曾拒绝他的求婚（并改变了他的生活），不过我们确信文中的斑鸠具有象征意义。他永远都在追寻失去的事物。61

梭罗是驾驭生动诗行的大师，是那些令人神经紧张而又铿锵有力的句子的写作高手。仅次于爱默生，梭罗也许是另外一位被引用最多的美国作家。但两人在写作上具有同样的缺点。爱默生和梭罗均不是段落大师，他们竭尽全力也往往只能写出段落的一部分。梭罗的作品并非都很容易读懂；事实上，我觉得《短途旅行》中的一些章节相对浅显易懂。句子大师和段落大师，我们似乎不能兼而有之；几个优美生动的句子恰到好处地组成一个段落，这些句子必须是作者新近创作出来的；把宝石切割成几块，从容地打磨，然后组合在一起，构成某种形状，如此拼凑起来的宝石没有太大的价值；整合句子和润色段落的艺术才能无论多么高超，读者都会十分清楚，这是一些从其他时间、其他场合舶来的句子。爱默生和梭罗两人都习惯于在笔记本上完善他们的各种思想，然后，将这些思想碎片按照某个场合的需要整理在一起，或者把它们硬塞进段落里，形成几个精彩却不协调的句子。面包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用文火均匀地、彻底地、一次性地把蛋糕烤熟，不断地开合烤箱只会损害应有的流畅感和一致性，就无法烘焙出完美的蛋糕。梭罗是一位有责任心的作家；他绞尽脑汁对句子修改，再修改。所以，梭罗的文笔并不顺畅自然。爱默生的写作也不连贯，除非作品的主题自然呈现出某种流畅的外部轮廓，比如在《英国人的性格》一书中。两位大师都有各自的“储蓄银行”，他们自发的思想在那儿储存下来并稍加研究，以满足某些场合的需要。对我而言，他们两人的《日记》似乎都包含一些他们最优秀的创作和最丰富的思想——爱默生所谓的那些“自发的、有力的、预见性的、塑造人生的语言”。

梭罗的缺点在于他总是自相矛盾。62然而，他安坐在自己的小屋里，静心等待；有时候，他感觉自己准备进行非同寻常的文学创作，这种时候，他总是精神百倍，文思泉涌。他仔细推敲、精心锤炼，使得每一个句子简明、有力；他的写作过程既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梭罗同时扮演两种角色，正面的和反面的，一方面宣扬并谴责社会上的欺诈行为和徒劳无益的事情，另一方面又是一位对自然界抱有深厚感情的作家。梭罗的第二种角色无疑是相对优秀的。

《瓦尔登湖》和梭罗传递给读者的唯一信息是，抛弃所谓职责的借口，通过发掘生活中真正的重要意义，去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评述过这一生存主题，梭罗为此感到惊愕并发出诘难。

“很明显，我印象中很少有人或没有人写过如何生存的问题；如何使得谋生过程不仅诚实、可敬，而且充满魅力和荣耀；假如谋生过程都不能令人满意，更不用说生存本身了。回顾文学长卷，人们也许会想，独居者为何从未思考过这一问题……”

“明智这一字眼的意义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歪曲了。假如一个人并不比其他人清楚如何生存，那么，他如何算得上一个明智的人呢？假如他只是比别人更加狡诈，只是在智力上更加敏锐呢？令人厌倦的工作有智慧可言吗？智慧是否会通过生活实例启发人们如何成功？生活中是否可以没有智慧呢？智慧只是研磨出最佳逻辑的碾磨工吗？”63

“假如我们没有精神上的自由和平和，假如我们内心深处的灵魂只是一片酸臭、污浊的池塘，那么，还有别的什么自由值得我们拥有呢？在与外部世界交流时，我们的内心常常因为懊恼而感到不安，故而难以进行反思。许多人经常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却不能承受外界的压力和考验，他们给我的印象只是对抗性、芒刺和树皮，而没有了任何绅士风度，没有了温柔和纯洁的灵魂。他们变成了刺猬。”

“啊，我们经常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我们的整个灵魂，恰似染色工人的手，因为其工作环境而受到污染……如果老人不与年轻人交流，如果圆滑的人不与单纯的人交流，那么，他的身份只能是魔鬼的使者。”64

于是，他用自己那充满特有活力的散文体，诉说了自己去瓦尔登畔生活两年多的目的。

“我去树林里生活，因为我希望活得更有意义，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并且证实自己是否能够领悟生活的全部内涵，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自己是否能够明白自己度过的一生。我不愿意过毫无意义的生活，生命何其宝贵；它也不愿意听之任之，除非很有必要这样做。我想深入生活内部，挖掘出生活的真正意义，像斯巴达人那样刻苦、简朴地生活，消除所有无意义的生活因素，把它们一网打尽，全部剪除，把生活逼进最小范围的角落。如果证明生活是鄙俗的，为什么还要去探求所有真正的鄙俗的生活因素，并将它们公布于众？如果是一种高尚的生活，就去真实地感受它，在下一次远足时我就能够真实地记录它。对我来说，奇怪的是，大多数人似乎并不能确定这种生活属于魔鬼还是上帝，他们有些仓促地得出结论：‘永远赞美上帝爱戴上帝’是人类的主要目标。”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