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民主”和“苏联民主”

我们有必要首先搞清楚在当今世界思想和世界政治的背景下自由的重要性。社会上一直存在一种对自由的叛逆思想，我个人认为这是极不正当的。在集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往往忘记、忽视个人的权利，或与之妥协。他们的这种思想表现为多种形式，但其根源似乎在于他们对自由的信仰不够深厚不够强烈。热爱自由并非美国人的专有传统；对个人自由的热爱绝对是与生俱来的，可依据自己的传统和普遍的本能意识，美国民族比其他民族似乎更加明显地支持这一完美的观念。当我听到几个美国游客的谈话时，我感到浑身颤抖。一名聪慧过人的记者写了一本关于苏俄的书。从书中可以了解到，在西伯利亚露营地数以百万计的奴隶挨饿、死亡、丧失自由，而他对这一事实竟然完全无动于衷。社会利益高于一切。把每个人置于监管之下，但要保证他们的面包和黄油，消除贫困。这几位游客把自己称为托马斯·杰弗逊的精神后裔，杰弗逊本人会因此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眠。

当杰弗逊从欧洲归来时，在纽约和华盛顿他听到人们在餐桌旁窃窃私语，那正是他一直所谓的“君主主义者”的谈话。这让他惊恐不安。有这么快吗——当时才是1790年？内心的怀疑和背叛司空见惯，遗忘属于人之常情。所以，如今我们的思想经常背叛我们，我们再次开始遗忘。林肯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政治上只有两条永恒原则，“当道格拉斯法官和我自己都闭上可怜的嘴巴时，在这个国家，这一问题会继续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全世界范围内，正义和邪恶这两条原则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斗争。这两条原则从远古时代就开始针锋相对，并将永远斗争下去。一条是人性的普通权利，另外一条是统治者的神圣权利。无论得到怎样的丰富和发展，这两条原则都会保持自己的本色。”66如果林肯今天还活着，他会说什么呢？我确信，他会再次勇敢地参与到辩论中，用他那严谨的逻辑、朴实而雄辩的语言证明，推崇斯大林民主政治的人反而是名副其实的背叛者。“当谈到奴隶制时，林肯灰色的双眼往往喷射出怒火……当谈到自由时……”赫恩顿（Herndon）曾经如此描绘过林肯的形象。你的眼睛无论是否会喷射怒火，一个极权国家的公民无论是否属于奴隶身份，无论斯大林是否拥有统治者的神权，这一问题都会依然存在。一些知识分子假装能够辨清“最高统帅万岁！”和“斯大林万岁！”的区别。我不能。

对于如今这种错误的自由主义思潮我应该作何解释呢？也许这是因为，某些美国人认为，自己天生是美国人，所以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自由思想的血液；而其他民族，东欧人和中国人，比如布拉格的大学生们，只要这些极权政治保证他们的“生活”相对舒适，他们并不在乎自己在宗教和知识上的自由受到压制。在我看来，这些美国人在这一问题上大错特错，他们对自由的信仰并不强烈，认为自由对其他民族无关紧要的人将会辜负他们在自己国家自由捍卫者的称号。

造成这种混乱局面部分原因应归于某些用语，尤其是“民主”的措辞，也许是如今误用最多的一个词语。如今，民主是用得最乱的一个字眼，一方面，苏联共产主义者，不同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认识到民主是一个褒义词；另一方面，在民主问题上混淆视听是列宁政治策略的一部分。斯大林的极权政治鼓吹民主，披着民主的外衣，发表民主的言论，所以更加危险。如果我们稍不留神，某一天早上，我们从报纸上就会得知，首先倡导民主的是叶卡捷琳娜女皇，而不是托马斯·杰弗逊。

我们可以马上不再谈论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不论什么类型的民主，如果不信仰个人不信仰自由，它是否可以称为民主。对此，杰弗逊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全世界只有两种形式的政府，即相信人民的政府和害怕人民的政府。

如果讨论自由，而不再讨论民主，那么，情况就简单明了了。你可以发出疑问，苏俄是不是民主政治，但是葛罗米柯（Gromyko）本人却丝毫不怀疑在俄国人们拥有自由。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认为苏俄是“有监督的民主政治”，我觉得他没有说真话。和俄国同样的体制，为什么希特勒的德意志帝国不被称为“有监督的民主政治”？在混淆视听方面，列宁取得了超过自己想象的成就。如今，虚假民主泛滥一时；当一名记者用熟悉的美国人的语调，谈论中国的“民主军队”，或者伊朗的“民主军队”，我会感到浑身战栗。莫洛托夫（Molotov）讲没讲过这样的话我并不在意，可这些话是一个美国人讲的！

“民主”一词的滥用造成其真正内涵的缺失。为了澄清“民主”的意义，我们可以抛弃这一用语，把相关问题归为自由范畴，而不再是民主范畴；或者，假如一定要继续使用“民主”一词，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词代表缺乏自由的民主，保留democracy指代拥有自由的民主。因为民主不能同时指代某一事物及其对立面；我们需要同情那些可怜的报纸读者，他们竭力用正确的方法思考一些基本问题，遗憾的是，由于用词的混乱，这些问题变得异常艰难。我们必须坦白承认，如今，同样一个名称，却有两个内容，苏联民主和美国民主，二者从根基上开始就彼此冲突。如果前者更名为“democratsky（民主）”，其内容、特殊管理、军队、方针等改用形容词“democratov（民主的）”来描述，代替“democratic（民主的）”一词，那么，一切会显得清清楚楚。因此，如果一名美国游客想谈谈集权专制，使用词语“democratsky”或“democratov”政体，谁都会明白其确切含义。我们也可以大胆地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democratov”选举和印度支那的“democratov”革命，对此人人都会满意。

语言是多么实用！还有一种新现象，叫做苏联帝国主义，在方针政策、意识形态和演变进程方面它都与英国帝国主义截然不同，世界上迄今为止对此尚无合适的名称。把它简单地称为红色帝国主义，会增加人们的困惑，因为人们的大脑会自然而然联想起一般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已经演变为新的形式，而我们却仍然用旧的名字称呼它。依据一种深奥缜密的辩证逻辑，东欧的共产主义者们相信，俄国人也许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是南斯拉夫人不热爱，后者因为“背离国际主义”的罪名而受到被清除出共产国际的惩罚。这是什么样的辩证法？假如忠于自己的国家是令人费解的思想，而忠于莫斯科却是正确的列宁-斯大林主义，那么，很明显，每一个南斯拉夫人都应该为俄国而献身，而俄国人自己，为公平一致起见，也发出同样的誓言。我觉得这种逻辑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俄国人也许为了热爱自己颂扬自己而英勇斗争，可对于立陶宛人和波兰人来说，“热爱自己的邻居”也就足够了。外部的民主世界很难理解这些细微的差别。为了澄清思想，为了避免滥用字词，为这种新现象创造的任何新词语——杜撰一个具有俄语特点的单词，“sovimpism（苏联帝国主义）”——都会受到人们的喜爱，而英国帝国主义的名称显得古老而优秀，如果照抄它，等于诋毁它。接下来，正如我们需要受虐狂去享受虐待狂造成的痛苦一样，除了这个sovimpist（苏联帝国主义者）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必要的后续单词；“fosterist（促进者）”一词也许恰到好处。然而，除非我们设法改变这种语言的混乱局面，我们将一直不得不致力于改善我们自己陈旧的词汇表，而不是与俄国展开不懈的斗争。

我有意地离开主题，是为了更好地诠释当今世界背景下的“自由”的重要性。如上所述，在现代政府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不可改变、不可逃避的对立面，即，希特勒式的害怕人民和杰弗逊式的相信人民。政府体制属于哪种模式，这并不重要；可能是君主政体、共和国、极权政治、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或者是无政府状态。你能够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随意给它起名字，一度愚弄人民致使他们相信他们得到的正是他们真正缺少的，愚弄其他人想得到那些人没有得到的东西，而局外人认为他们已经得到，这一切都是通过巧妙运用语言来达到欺骗目的的。这正是人类的精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