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基督徒、希腊人、中国人

关于人类的观念，世上有好几种：即传统的基督教观念，希腊的异教徒观念和中国人的道教和孔教的观念（因为佛教的观念太悲观了，所以我不把它包括进去）。这些观念，由它们深湛的讽喻意义上说来，并没有什么分别，尤其是在具有高深的生物学和人类智识的现代人，给予它们一种广义的解释后，更不能分其轩轾，可是在它们原来的形式上分别仍是存在的。

依传统的正统基督教观念，人类是完善的、天真的、愚笨的、快乐的，赤裸着身体在伊甸园里生活。后来人类有了智识和智慧，于是堕落了，这就是痛苦的起因。所谓痛苦，主要是由于（一）男人方面的流汗工作；（二）女人方面的生男育女的疼痛。为要显示人类的缺点起见，基督教又引进一种人类的新成分，和原来的天真完美相对照。这种新成分就是魔鬼，它大概是由肉体方面去活动；而人类较高尚的天性由灵魂方面去活动，我不知道“灵魂”在基督教神学里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但是这“灵魂”变成了一种实物，而不是一种机能，变成了一种实质，而不是一种状态；它把灵魂不值拯救的禽兽和人类明确地划分了。在这里，逻辑便发生了问题，因为“魔鬼”的来源必须解释，然而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他们平常的学者逻辑去研讨这个问题时，他们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界。他们不能承认“非上帝”的“魔鬼”和上帝并存永生。所以在无可奈何中，他们只得说“魔鬼”一定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但是这又引起了罪恶的来源问题（因为另外总得有一个“魔鬼”来引诱这个天使去堕落啊）。因此，这种理论便不能使人满意，他们也只好随它去了。虽然如此，这理论却产生了神灵和肉体相对的奇怪观念；这个玄妙的观念至今存在，对于我们的人生观和幸福还有着很大的影响[5]。

接踵而至的，便是“赎罪”的理论，这理论依然是由牺牲的观念假借而来；从这个理论推想起来，上帝好像是一个喜欢人间烟火味的神，不愿意无代价赦免人类的罪恶。基督教有了这种理论，人类一下子就可以寻到一个可以赦免一切罪恶的方法，因此人类又找到了获得完美的方法。基督教思想中最奇突的一点就是完美观念。因为基督教是从上古世界的崩溃中所产生，所以有一种着重来世的倾向，拯救问题替代了人生幸福问题，或者替代了简朴生活本身问题。这观念的涵义就是人类要怎样才能脱离这个腐败、混乱和灭亡中的世界，而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因此，就有了永生的观念。这和《创世记》里上帝不要人类永生的原始说法是矛盾的。根据《创世记》的记载，亚当和夏娃所以被逐出伊甸园，并不是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为了偷尝善恶树的果子，而是上帝怕他们再度违背命令，去偷吃生命树的果子，因而得到永生：

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和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手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身所自出之土。

于是把他赶了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四面转动能发火焰的剑，去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善恶树似乎是在乐园的正中央，生命树却是在靠近东门的地方，据我们知道在那边智天使还驻守着，以防人类侵犯。

总之，现在还存有一种以为人类是完全堕落的信念，今生的享乐就是罪恶，以为刻苦就是美德，以为人类除了被一种外来的伟大力量拯救外，不能自救。罪恶仍是今日通行的基督教教义的根本理论。教士在讲道的时候，第一步是使人体会到罪恶的存在，以及人类本性的不良（是传教士应用藏在袖子里的现成药方时的必要条件）。总之，如果你不先使一个人相信他是罪人，你便不能劝诱他做基督教徒。有人曾说过一句颇为刻薄的话：“我国的宗教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反省，体面的人士不敢再走进教堂了。”

希腊的异教世界是一个绝对不同的世界，所以他们对于人类的观念亦异。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希腊人要他们的神成为凡人一般，基督教徒则反之，要使凡人跟神一样。在奥林匹克那些确是些快乐的、好色的、谈恋爱、会说谎、好吵架，也会背誓的急性易怒的家伙；正像希腊人那样喜欢打猎、驾马车、掷标枪——他们也很喜欢结婚，而且生了许多的私生子。讲到神和人的区别，神不过具有在天上会打雷在地上会培育植物的能力而已，他们都是永生的，喝花蜜酿的仙酒而不喝酒——不过用来酿成的果实是差不多的。我们觉得可以和这班人亲近，我们可以背了一个行李，和阿波罗（Apollo，司日轮，音乐、诗、医疗、预言等之神）或雅典娜（Athene，司智慧，学术技艺，战争之神）一同去行猎。或在路上拉住墨丘利（Mercury，商人，旅客，盗贼，及狡猾者之保护神）和他闲谈，正如和美国西方联合电报局的送差闲谈一样。如果谈得很有趣，我们可以想象出墨丘利说：“不错，好的，对不起，我要走了，要把这封电报送到七十二号街去。”希腊人并不神圣，希腊的神却具有人性。这些神跟基督教完美的上帝相较起来是多么不同啊！希腊的神不过是另一个种族的人，是一族能够永生的巨人，地球上的人却不能够。由于这个背景，便产生一切关于得墨忒耳（Demeter，司农业的女神）、珀耳塞福涅（Proserpina，地狱的女王）和俄耳甫斯（Orpheus，音乐的鼻祖）等的绝美故事。希腊人对神的信仰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苏格拉底将饮毒酒的时候，也举杯向神祷告，求神使他快一点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这点很像孔子的态度。在那个时候，人们的态度必须是这样的；至于希腊精神如果在现代，其对于人类和上帝将取什么态度，我们不幸没有知道的机会。希腊的异教世界不是现代的，而现代的基督教世界也不是希腊的，这是很可惜的。大体说来，希腊人承认人类是总有一死的，有时还要受残酷命运所支配。人类一接受了这种命运后，便感到十分愉快。因为希腊人酷爱这个人生和这个宇宙，他们除了专心致志，科学地去理解物质世界外，也应注意于理解人生的真美善。希腊人的思想里没有类似伊甸园式的“黄金时代”，也没有人类堕落的讽喻；希腊人自己不过是丢卡利翁（Deucalion）和他的妻皮拉（Pyrrha）在洪水后，走下平原时，从地上拾起来向后抛去的石子所变成的人类罢了。他们对疾病和忧虑是用滑稽的方法去解释；他们以为疾病和忧虑似一个少妇有一种难于压制的欲望，想打开一箱珍宝——潘多拉的箱子。希腊人的想象是美丽的。他们大都把人性就当人性看待，但是基督徒或许会说他们是被“总有一死”的命运所支配。但总有一死的命运是美丽的，人类在这里可以理解，人生可以让自由推究的精神去发展。有些诡辩家认为人性本善，有些认为人性本恶，可是他们的理论总没有像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十五世纪英国的哲学家，英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和卢梭（十六世纪法国的哲学家）的互相矛盾。最后，柏拉图认为人类似乎是欲望、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理想的人生便是在理论、智慧、真正理解的指导下，三方面和谐地在一起生活。柏拉图认为“思想”是不朽的，不过个人的灵魂之或贱或贵，根据他们是否爱好正义、学问、节制和美而定。在苏格拉底的心目中，灵魂也是一种独立和不朽的存在；他在《斐德若》（Phaedo）里告诉我们：“当灵魂独自存在时，由肉体解放出来，而肉体也由灵魂解放出来的时候，那时除死亡之外还有什么呢？”相信人类灵魂的不朽，显然是基督教徒、希腊人、道教和儒教的观念上相同的地方。相信灵魂不朽的现代人，当然不能抓住这一点当做话题。苏格拉底对灵魂不朽的信仰，在现代人看来，也许毫无意义，因为他的许多理论根据，如化身转世之类，是现代人所不能接受的。

至于中国人对于人类的观念，人类是造物之主，“万物之灵”。在儒家看来，人和天地并列成为“三灵”。如果以灵魂说为背景，讲起来世间万物都有生命，或都有神灵依附，风和雷是神灵的本身，每一大山和河流都有神灵统治，可说即是属于这个神灵的；每一种花都有花神，在天上管理季节，看顾它们盛开凋谢。还有一个百花仙子，她的生辰是在二月十二日。每棵柳树、松树、柏树，每一只狐狸或乌龟活了很长的岁月，达到了很高的年龄，就变成精。在这种灵魂说背景之下，人类自然也被视为神灵的具体表现。这神灵和宇宙间的一切生物一样，是由雄性的、主动的、正的，或阳的成分，和雌性的、被动的、负的，或阴的成分，结合而产生出来的——在事实上不过是对阴阳电原理的一种玄妙的猜测罢了。附在人身上的这种灵性叫做“魄”；离开人身随处飘荡时叫做“魂”（一个人有坚强的个性或是精神充沛时，便称之为有“魄力”）。人死后，“魂”依旧四处飘荡。魂是不常扰人的，但如果没有人埋葬或祭祀死者，神灵便会变成“无祀孤魂”来缠扰人，因此，中国人定七月十五日为“祭亡日”，以祭祀那些溺死的和客死异乡的鬼。更甚的，假使死者是被杀的或冤枉死的，那鬼魂便到处飘荡骚扰，直到雪冤，方才停止。

人既是神灵的具体表现，所以在世的时候，当然须有一些热情欲望和精神（Vital Energy or Nervous Energy），这些东西无所谓好坏，不过是一些和人类生活不能分离的天赋的性质而已。一切男女都有热烈的感情，自然的欲望，高尚的意志，以及良知；也有性欲、饥饿、愤怒，受着疾病、疼痛、苦恼和死亡的支配。文化的用处，便在于怎样使这些热情和欲望能够和谐地表现。这就是儒家的观念，依这种观念，假使我们能够和这种天赋的本性过着和谐的生活，便可以和天地并列；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六章末再讲。然而佛教对于人类的肉体情欲的观念和中世纪基督教很相同——以为这些情欲是必须割弃的讨厌东西。太聪慧或思想过度的男女有时会接受这个观念，因而去做和尚或尼姑；但在大体上说来，儒家的健全意识并不赞成这种行为。同样，佛教的观念有点近于道教的意味，认为薄命红颜是“被谪下凡的神女”，因为她们动了凡心，或是在天上失了职，所以被贬入尘世来受这命运注定的人间痛苦。

人类的智能被认为是一种潜力。这种智能即我们所谓“精神”，这“精”字的意义和狐狸精的“精”字相同。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英语中和“精神”意义最相近的是Vitality或Nervous Energy，这种东西在人生中每天有许多不同的时候，正像潮水那样涨落不定。一个人生下来就有热情、欲望和这种精神，这些在幼年、壮年、老年和死亡各时期中循着不同的路线而流行。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反过来讲，就是少年爱色，壮年好斗，老年嗜财。

当着这个身体的、智能的，和道德的资产混合物，中国人对于人类本身所抱的一般态度，可以归纳到“让我们做合理近情的人”这句话里。就是一种中庸之道，不希望太多，也不太少。好像人类是介乎天地之间，介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介乎崇高的思想和卑鄙的情欲之间。这样的介乎中间，便是人类天性的本质；渴求智识和渴求清水，喜欢一个好的思想和喜爱一盆美味的笋炒肉，吟哦一句美丽的诗词和向慕一个美丽的女人，这些都是人的常情。因之我们感到人间总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要把这社会加以改良，机会当然是有的，但是中国人并不想得到完全的和平，也不想达到快乐的顶点。这里有个故事可做证明。有一个人从幽冥降生到人间去，他对阎王说：“如果你要我回到人间，你须答应我的条件。”“什么条件呢？”阎王问。那人回答：“我要做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父亲，我的住宅四周要有一万亩地，有鱼池，有各种花果，我要有一位美丽的太太，和一些娇艳的婢妾，她们都须待我很好，我要满屋珠宝，满仓五谷，满箱金银，而我自己要做公卿，一生荣华富贵，活到一百岁。”阎王说：“如果人间有这样的人可做，我自己也要去投生，不让你去了！”

然而合理近情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既有了这种人类的天性，就让我们开始做人吧。何况要逃避这个命运，根本是办不到的。不管热情和本能本来是好是坏，空口争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或者我们反而倒有被束缚的危险。这种近情合理的态度造成了一种宽恕的哲学，觉得人类的错误和谬行都是可以获得宽恕的，不论是法律上的、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都可以认为是“一般的人类天性”或“人之常情”。至少，那批有教养的、心胸旷达的、遵循合理近情的精神而生活的学者，都抱着这种态度。中国人甚至以为天或上帝也是一个颇为合理近情的人物，他们以为你只要过着合理近情的生活，依着你的良知行事，你就不必再有所怕惧，他们认为良心的安宁是最大的福气，认为一个心地光明磊落的人，连鬼怪也不能侵犯他。所以，只要有一个合理近情的上帝来担任管理那些不合理不近情者的任务，世界便太平无事，诸事顺利了。专制者死了；卖国者自杀了；唯利是图者变卖他的财产了；有权有势，拥有古董的收藏家（他们是利欲熏心，靠权势来剥削人家的）的儿子们，把他们父亲用尽心机搜罗得来的珍宝一齐变卖，四散地藏在别人的家庭里了；杀人凶犯伏法了，遭辱的女人得到报复的机会了，难得有个被压迫者会喊着说：“老天爷瞎了眼睛！”（正义不伸）。在道家和儒家两方面，最后都以为哲学的结论和它的最高理想，即必须对自然完全理解，以及必须和自然和谐；如果要用一个名词以便分类，我们可以把这种哲学称为“合理的自然主义”（Reasonable Naturalism），一个合理的自然主义者便带着兽性的满足在这世界上生活下去。目不识丁的中国妇人说：“人家生我们，我们生人家，另外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人家生我们，我们生人家”，这一句话蕴藏着一种可怕的哲学。由于这种说法，人生将变成一种生物学的程序，而永生的问题便绝口不必谈了。这正和一个搀着孙儿到糖果店里去，一面在想着五年或十年后便要回到坟墓里去的中国祖父一样，他们在这世间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至于生下羞辱门第的子孙来。中国人的整个人生范式就是这样一个观念组合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