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智勇：孟子

最合于享受人生的理想人物，就是一个热诚的、悠闲的、无恐惧的人。孟子列述“大人”的三种“成熟的美德”是“仁、智、勇”。我以为把“仁”字改为“情”字更为确当，而以“情、智、勇”为大人物的特质。在英语中幸亏尚有passion这个字，其用法和华语中的“情”字差不多。这两个字起首都含有“情欲”的那种狭义，但现在都有了更广大的意义。张潮说：“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尽属多情。”又说：“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如果我们没有“情”，我们便没有人生的出发点。情是生命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的韵律，花草的欢欣，飞禽的羽毛，女人的艳色，学问的生命。没有情的灵魂是不可能的，正如音乐不能不有表情一样。这种东西给我们以内心的温暖和活力，使我们能快乐地去对付人生。

我把中国作家笔下所用的“情”字译作passion也许不很对，或者我可用sentiment一字（代表一种较温柔的情感，较少激越的热情所生的冲动性质）去译它？“情”这一字或许也含着早期浪漫主义者所谓sensibility一字的意义，即属于一个有温情的大量艺术化的人的质素。在西洋的哲学家中，除了爱默生（Emerson）、埃米尔（Amiel，十九世纪瑞士哲学家）、约瑟夫·儒贝尔（Joubert，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诗人）和伏尔泰（Voltaire）外，很少对于热情能说些好话的人，这是奇怪的。也许我们所用的词语虽不同，而我们所指的实是同一样东西。但是，假如说“热情”（passion）异于“情感”（sentiment），两者意义不同，而前者只是专指一种暴躁的冲动的情感，那么在中国字中找不到一个相应的字可以代表它，我们只好依然用“情”这个字了。我很疑惑这是否就是种族脾性不同的表征？这是否就是中国民族缺乏那种侵蚀灵魂去造成那种西洋文学里悲剧材料的伟大热情的表征？这可就是中国文学中没有产生过希腊意义上的悲剧的原因？这可就是中国悲剧角色在危急之时饮泣吞声，让敌人带去了他们的情人，或如楚霸王那样，先杀死情人，然后自刎的原因？这种结局是不会使西洋观众满意的，可是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的，所以在文学上当然也就是这样的了。一个人跟命运挣扎，放弃了争斗，事过之后，随之在悲剧回忆中，发生了一阵徒然的后悔和想望。正如唐明皇的悲剧那样，他谕令他的爱妃自杀以满足叛军的要求，过后，便神魂颠倒地成天思念她。这种悲剧的情感是在那出戏剧结束后，在一阵悲哀中才表现出来的。当他在出狩生活中旅行时，在雨中听见隔山相应的铃声，便作了那首《雨霖铃》曲以纪念她；所能看到或扪触到的事事物物，无论是一条余香未尽的小领巾，或是她的一个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爱妃，这悲剧的结束便是由一位道士替他在仙境里寻觅她的芳魂。如此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一种浪漫的敏感性，如不能称之为热情，不过这热情已变成一种圆熟而温和的了。所以，中国哲学家有着一种特点，他们虽鄙视人类的“情欲”（即“七情”的意思），却不鄙视热情或情感本身，反使之成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基础，甚至于视夫妇之情为人伦之本。

我们的热情或情感是随生命而同来，无可选择，正如我们不能择拣父母一样，我们不幸天生就有一种冷静或热烈的天性，这是事实。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小孩生来就是冷心的；当我们渐次失掉那种少年心时，我们才会逐渐失掉我们内在的热情。在我们生活的某一时期中，我们热情的天性被一种邪恶的环境所摧残压制，挫折或剥削，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我们没有留意使之继续生长，或者是我们不能从这种环境里解脱出来。我们在获取“世事经验”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天性曾多方摧残，我们学会了硬心肠，学会了虚伪矫饰，学会了冷酷残忍，因此在一个人自夸他已获得了很多的人世经验时，他的神经显然已变成不敏锐而麻木迟钝——此种现象尤其是在政界为最多。结果世界上多了一个伟大的“进取者”（go-getter），把别人挤在一旁，而自己爬到顶上，世界上从此多了一个意志刚强、心志坚定的人，不过感情——他称之为愚笨的理想主义或多情的东西——在他胸怀中的最后一些灰烬，也渐渐地熄灭了。我很看不起这种人，这世界上冷酷心肠的人实在太多了。如果国家有一天要施行消灭那些不适于生存者的生殖机能，第一步，应该把那些无道德感念的人、艺术观念陈腐的人、铁石心肠的人、残酷而成功的人、意志坚决一无情义的人，以及那一切失掉生之欢乐的人，一起把他们的生殖机能割掉——而不必亟亟于那些疯狂的人和患肺痨的人。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热情而有情感的人或许会做出一些愚蠢和鲁莽的事情，可是一个无热情也无情感的人好像是一个笑话或一幅讽刺画了。他跟都德（Daudet）和萨福（Sappho）两者比较起来，只好算一条虫、一架机器、一座自动机、尘世上的一点污点而已。有许多妓女的一生比大腹便便的商人来得高洁。萨福虽然犯罪，但也懂得爱；我们对于那些会显示深爱的人，应该给予较大的宽恕，无论怎样，她从一个冷酷的商业环境中走出来的时候，总比我们周遭那些百万富翁怀着更热烈的心情。对抹大拉的马利亚（Mary Magdalene，被耶稣拯救的妓女）崇拜是对的。热情和情感有时免不了使我们做错事，因而受罪是应该的。但是有许多宽容的母亲因为过于纵容子女，往往因爱子之心而失掉了理智的判断，不过她们到了老年的时候，她们一定会回忆到从前那种融融洽洽的家庭生活，以为比那些苛刻严峻的人的家庭生活来得快乐。有一个朋友曾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年纪已七十八岁的老妇人对他说：“回溯过去的七十八年中，每想到我所做的错事时，我还是觉得快乐的；不过又想到我的愚蠢时，我甚至到今天还不能饶恕我自己。”

可是人生是残酷的，一个热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许容易受他比较聪明的同伴之愚。那些天性慷慨的人，常常因慷慨而错了主意，常常因对付仇敌过于宽大，或对于朋友过于信任，而走了失着。慷慨的人有时会感到幻灭，因而跑回家中写出一首悲苦的诗。在中国有许多的诗人和学者就是这样，例如喝茶大家张岱，很慷慨地替亲友出力帮忙，甚至把家产也因此花完，结果吃了他最亲密的亲友的亏；后来他把这遭遇写成十二首诗，那诗要算是我所曾读到过的最辛酸最悲苦的了。可是我很相信直到他老死还是那么慷慨大量的，即使是在他很穷困的时候，有几次几乎穷得要饿死，也必仍然如此。我相信那些悲哀的情绪不久就会烟消雾散，而他依旧会快乐的。

虽说如此，但这种慷慨热烈的心情须有一种哲学加以保护，人生是严酷的，热烈的心性不足以应付环境，热情必须和智勇联结起来，方能避免环境的摧残。我觉得智和勇是同样的东西，勇乃是了解人生之后的产物；一而二，二而一，一个完全了解人生的人始能有勇。如果智不能生勇，智便无价值。智抑制了我们愚蠢的野心，使我们从这个世界的骗子（humbug）——无论是思想上的或人生上的——手中解放出来而生出勇气。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骗子真是不胜其多，不过中国佛教已经把许多小骗子归纳于两个大骗子之中，就是名和利。据说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时候，有一次在一座山上眺望景色，望见中国海上帆船往来如梭，便问他身旁的大臣那几百只帆船是干什么的，他的大臣回答，只看见两只船，一只叫作“名”，一只叫作“利”。有修养的人士只能避免利的诱惑，只有最伟大的人物才能够逃避名的诱惑。有一次，一位僧人跟他的弟子谈到这两种俗念的根源时说：“绝利易，绝名心难。即退隐之学者僧人仍冀得名。彼乐与大众讲经说法，而不愿隐处小庵与弟子做日常谈。”那个弟子道：“然则师傅可为世上唯一绝名心之人矣。”师傅微笑而不言。

据我的人生观察，佛教徒的那种分类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骗子不止两个，而实有三个：即名、利、权。在美国惯用的字中，可以拿“成功”（success）这名词把这三个骗子概括起来。但是有许多智者以为成功和名利的欲望实是失败、贫穷和庸碌无闻的恐惧之一种讳称，而这些东西是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的。有许多人已经名利双全，可是他们还在费尽心机去统治别人，他们就是竭一生心力为祖国服役的人，这代价常是巨大的。如果你去请一个真真的智者来，要选他做总统，要他随时向一群民众脱帽招呼，一天中要演说七次，这种总统他一定不要做的。詹姆斯·布莱斯以为美国民主政府现行的制度不能招致国中最优秀的人才去入政界服役。我觉得单是竞选的吃力情形已足吓退美国的智者了。从政的人顶了竭毕生心力为人群服役的名义，一星期须参加六次的宴会。他为什么不坐在家里，自己吃一顿简单的晚餐，随后穿上睡衣，舒舒服服地上床去睡呢？一个人在名誉或权力的迷惑下，不久也会变成其他骗子的奴隶，越陷越深，永无止日。他不久便开始想改革社会，想提高人们的道德，想维护教会，想消弭罪恶，做一些计划给人家去实行，推翻别人所定的计划，在大会中读一篇他的下属替他预备好的统计报告，在委员会的席上研究展览会的蓝纸图样，甚至想创设一间疯人院（真厚脸皮啊）——总之一句话，想干涉人家的生活。但是不久，这些自告奋勇而负起的责任，什么改造人家、实施计划、破坏竞争者的计划等问题一股脑儿抛在脑后，或甚至不曾跑进过他的脑筋呢。一个在总统竞选中失败了的候选人，两星期过后，对于劳工、失业、关税等诸大问题都忘得一干二净！他是什么人，干吗要改造人家，提高人们的道德，送人家进疯人院去呢？可是他如果成功了，那些大骗子和小骗子会使他踌躇满志地奔忙着，而使他想象着以为他的确是在做一些事情，确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然而，世间还有一个次等的社会骗子，和上述的骗子有同样的魅力，一样普遍，就是时尚（fashion）。人类原来的自我本性很少有表现出来的勇气。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以为已把人类从畏惧上帝和死亡这两个大恐怖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一种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虽然如此，可是他还不曾把我们从另一个普遍的恐惧——畏惧周遭的人中解放出来。人们虽由畏惧上帝和畏惧死亡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但还有许多人仍不能解除畏惧人们的心理，不管我们是有意或无意，在这尘世中一律都是演员，在一群观众面前，演着他们所认可的戏剧。

这种演戏的才能加上模仿的才能（其实即演戏才能的一部分），是我们猴子的遗传中最出色的质素。这种表演才能无疑地可以得到实在利益，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博得观众的喝彩。但是喝彩声越高，台后的心绪也越加紧张。同时这才能也帮助一个人去谋生，所以我们不能怪谁迎合观众心理去扮演他的角色。

唯一不合之处就是那演员或许会篡夺了那个人的位置，而完全占有了他；在这世上享盛名居高位的人，能够保存本性的真少而又少，也只有这一种人自知是在做戏，他们不会被权势、名号、资产、财富等人造的幻象所欺蒙。当这些东西跑来时，他们只用宽容的微笑去接受，他们并不相信他们如此便变成特殊，便和常人不同。这一类的人物是精神上的伟人，也只有这些人的个人生活始终是简朴的。因为他们永不重视这些幻象，所以简朴才永远是真正伟大人物的标志。小官员幻想着自己的伟大，交际场中的暴发户夸耀他的珠宝，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跃登作家之林，马上变成较不简朴、较不自然的人，这些都足以表示心智之狭小。

我们的演戏本能是根深蒂固的，以致我们常常忘记离开舞台，忘记还有一些真正的生活可过。因此，我们一生辛辛苦苦地工作，并不依照自己的本性，为自己而生活，而只是为社会人士的喝彩而生活，如中国俗语所说老处女“为他人做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