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哈门教授谈全球性前提计划

按：威理斯·哈门先生（Willis W. Harman）是史丹福国际研究所（Sri International）的资深社会科学家，史丹福大学总体工程经济系统系教授，理性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Noetic Sciences）所长。他更潜心于形而上学，心灵中意识奥秘部分的专研，近来已有所得，曾以《改变人格的关键》（Transforming Affirmation as a Key To Personal Change）一文，寄南怀瑾教授请益，已译成中文，刊于《知见》第十四至十五期。并认为世界人类的和平，须有“全球性前提计划”的正确思想。这便是南教授对哈门教授“全球性前提计划”的回信全文。

哈门教授席右：久仰

高贤，素所佩钦。前蒙来信征询意见，并赐宏文，尤为感谢，已转译刊载《知见》矣。无奈俗务繁忙，作复迟迟，尚请见谅。

今因李慈雄返校之便，匆匆作答如次：有关全球性前提的计划，立意至善。但须从人类文化前因，如何演变为现在世界现象的后果，寻找出其症结所在，方知究竟。譬如医师用药，必须诊得病源所自，演变如何？才能处方治疗。

（一）人类文化的大系，大概言之，可以东方与西方文化两大系统概括之。

西方文化的有今日欧美文明，其源流系别虽多，在政治、社会方面，要皆以今日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作为文明的荣耀。在现实生活方面，要皆以精密科技与工商业经济为决定性的指标。但皆迷失西方文化，因此而形成今日的世界，物质文明似乎予人类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但在精神心灵上愈来愈呈空虚。换言之：物质文明的发达，给予人类生活上许多方便，精神文明，愈形相对的堕落。

东方文化虽概括有埃及、阿拉伯等系统。但无可讳言，唯有中国文化为东方文化的大系，其影响亚洲之巨，历时三千余年，地区概括东南亚、东北亚、中东一部分。然而以三千年来以农为主而立国的文化，极端重视人道、人文、人生的安康，重视自然而轻视唯物唯利的思想，深根固植已久。但在近今百余年来，一受西方文化的刺激，仓皇失措，无法自守藩篱。于是要改弦更张，即无如欧、美自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以来产业革命性的基础。终而形成不东不西、不今不古的败坏之局。倘欲维护固有文明，岂能拒西方文化中后期合理的人文思想，与物质享受的尖锐声光。故至进退失据，形成今日祸乱不息的东方，甚之，波及全球的不安。

更有甚者，近代与现代欧、美高明之士，固真有心救世者，并无一人真正透彻了解东方文化。徒持皮毛之见，以讹传讹，以偏概全。因此，西方谋国救世之士，凡所举措，一施之东方，无不错误百出，图好反坏，施福得祸，终为人所诟病怨愤，敢怒而未敢言。

而在东方各国，师承西方文化者，大多亦皆肤浅从事，仅图科技的实用，而不知欧美今日的局面，自正病其如何缺乏精神文明安养的不安。

由此互相矛盾，由东至西，由西至东，如日月经天，虽无差别，但各地区之山川陵谷不同，所感之明暗阴晴，即各有不同的反应。倘使对全球综合性气象的无知，则将何以谋定全球性非污染，否定武力竞争之前途计划！

（二）西方文化感人影响的最深切而彰明者，当为法国大革命的先后时间，由孟德斯鸠、卢梭等先贤之学说，而有现在欧、美民主，自由，社会文明的出现。但在西方精神文化的中心，有同于东方文化的博爱思想者，却由工业革命后各国工商的发展，配合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而演变为今日各家的经济学说，几乎无一而不从小我立场而图富强康乐，何曾有全盘了解全球性各地区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建立为全人类总体经济工程的大计。

自十七世纪以后，西方文化思想谋求安定社会与解决人类问题，始终认为唯有从经济问题着手，方得解决政治问题。而经济问题，又与工商发展、物质文明的开发，毕竟不可分离。于是如治丝愈紊，仍然未得要领。

东方文化，自古及今的固有思想，始终认为解决社会与人类问题，必须从贤明的政治措施入手，方得安定社会与求得人类和平。而政治与文化思想，又息息相关而不可分。文化与经济，又彼此相乘而不可偏。于是主观各异，莫衷一是而未得融会贯通。

（三）目前世界局势，大部分的注意在于：Ⅰ. 注重经济的复苏。Ⅱ. 限制武器与军事的发展。Ⅲ. 极力宣传抑制人口膨胀，提倡节制生育。其实，凡此种种的作为，只是显见主谋国际和平者束手无策，更无对全球人类平等博爱的远见，而且仍基于国家或个别民族主义的狭隘私心所出发。即使并无小我私见的预谋，亦只是有限度，短时期有效的消极办法，并非为全球人类谋长程福利的良策。

全球性的总体经济问题，其利与弊，都由科技进展与工商开发问题而来，譬如因地而倒，必然因地而起。当此电脑、核子物理等科技的日新月异，生产工业已迈进于产业再革命时期。工业产品与财富，已非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间的人事贫富问题。应当有思想、有理论之指导，使其转向共同为全球人类平等谋福利，使人与人间，再无贫富分配不均，阶级差等斗争问题的存在，只有人能如何利用物理与天然的物质资源，转化为高度灵活的精神文明世界。此当为今日及即将来临的科技，必然可以到达总体经济工程所能领导的趋势。唯须如何建立其经济哲学的新理论、新观念，配合科技发展，作为新时代的指导而已。

人口膨胀问题的顾虑，同此理由，其基本出发点，仍旧在农业经济的粮食、居住等经济分配问题而来。有限节制生育，事实并非坏事。但认为人口膨胀，即为世界祸源之说，未免可笑。况且解决粮食、营养、居住等问题，在即来的科技发展，应可迎刃而解，亦只为总体经济工程计划即须待解的一环，并非绝难以处理的死结。

至于限武与裁军问题，必须从人性哲学上谋求解决，基本在人类群体情欲与理性问题。实难片言可毕其词。人类有两大欲求，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势所难免，除非有超越物外能力的圣哲。此皆基于人性需要饮食、男女两大原性出发，扩展而成为群体的痴肥症：一即支配财富与资本主义，一即富国强兵与霸权思想。我读大作“Transforming Affirmation as a Key To Personal Change”一文，已知先生自得启示良多。至于深入形而上与形而下关系的探讨，容待他日细论，恕忙不尽所言。现在仅就彼此已知问题，略抒积愫，藉代面谈而已。

（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