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左氏春秋、左传）
前言
中国史学的发轫期，根据现存的文献，当在西周、春秋时期。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仅是传说，是否史籍，真伪难辨。只是到了西周、春秋时代，才有完整的史书，如周王朝有《周书》《周志》，郑国有《郑志》《郑书》，楚国有《楚书》《杌梼》，晋国有《乘》。墨子说：“吾见百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及《史通·六家》篇引）说明《春秋》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只是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已亡佚，其体制与内容，当然也就无从知道了。流传至今的，只有《尚书》《春秋》等少数几部史书。
《汉书·艺文志》有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记事的史书为《春秋》，相传为孔子所修订。这是中国第一部编年简史，也是最早的私家所著的历史著作。《春秋》的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就是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按照这十二公的次序来记载历史大事，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共记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事件。《春秋》的内容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
作为一部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著作，《春秋》的首要特点是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作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按时序将历史事件排列起来，有所取舍，有详有略。这一点，比之《尚书》是一大进步。《尚书》没有时序，为后人从发展演变的角度认识历史带来许多不便。《春秋》编年的记史方法，不但是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也是历史观的发展与进步。《春秋》的编年记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宏观地审视历史流变的依据，客观上也反映出作者历史演变的史学观念。这是史学观的一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记事“谨严”。（韩愈《进学解》说：“《春秋》谨严。”）所谓“谨严”，指的是遣词用字一丝不苟。这个风格，源自《春秋》的“书法”。举例来说，《春秋》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春秋左传》中有一段解释《经》文的话：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意为共叔段与兄争国，不像个做弟弟的，所以《经》文不称之为“弟段”。郑庄公与叔段之战，宛如两国之君交战，郑庄公打败了对方，所以说“克”。《经》文称“郑伯”，意在讥讽郑庄公有失教弟之责，有意养成其恶。叔段败后逃亡共地，《经》文不写“出奔”，是因为郑庄公也有罪，史家又难以下笔，为尊者讳，所以不说“出奔”。可见《春秋》的用语是非常谨严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要以一字之褒贬来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因此特别重视遣词造句。这与孔子著《春秋》的目的是相统一的。《孟子·滕文公下》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通过历史事件尤其是人事的记载，达到“劝”与“惩”的目的，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传统。《春秋》中的“书法”，在孔子以前的史官中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只是到了孔子依鲁史记修《春秋》，把这种手法加以系统化和模式化，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惩恶劝善”也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以至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春秋》谨严的特点，其弊在于记事过于简略。《春秋》所记之事，少者一事仅一字，最多者也不过四十余字。如此简略的记载，只类似于今天的标题新闻。作为一部史书，它无法使人们了解历史运动的全过程，更无法使人从中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例如“郑伯克段于鄢”一事，乃是春秋初年发生于郑国的一件大事，但《春秋》隐公元年仅以上述六字记之。这样简略的记载，读者不但对于郑庄公兄弟阋墙、母子构怨的经过无法了解，更无从知道春秋初年的小霸郑庄公在暴兴于诸侯之前为巩固君位、肃清内部障碍而消灭共叔段势力所起的历史作用。从这一点上说，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极大影响的先秦“六经”之中，《春秋》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如前所述，孔子作《春秋》并非单纯为了记载历史事件，而是为了坚持西周制度，反对诸侯为政，目的在于匡救时弊，惩恶劝善。但是，《春秋》经文隐晦难晓，又蕴含褒贬，所以又有了“解经”的“《春秋》三传”，这就是《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儒家经典，到了东汉前期，“经”的范围已经扩大，连解“经”的“传”“记”“诂”等也引进“经”内，上升到“经”的地位。“三传”也成为经书。唐代正定“五经”，实际上包含了“九经”，就是《易》《书》《诗》、三《礼》和三《传》。宋代以后，“十三经”这一套儒家经典著作基本形成，《春秋左传》成为“十三经”中重要的一部著作。
在西汉的今古文经学的分野之中，《春秋左传》属于古文经学，《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属于今文经学。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春秋左传》进行的，特别是刘歆是否伪造《春秋左传》之争。这一论争，不但在汉代掀起轩然大波，而且这桩公案一直延续到清末。尽管如此，经过汉代刘歆、贾逵、服虔、郑玄以及晋代杜预等学者的弘扬推崇，《春秋左传》在“十三经”中已越来越被重视了。
关于《春秋左传》，有几个问题需要谈谈。
一、《春秋左传》书名
《春秋左传》，西汉人称之为《左氏春秋》，或“《春秋》古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恐怕是有关《春秋左传》的最早的正式记载。《汉书·河间献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也称为“左氏春秋”。又因其为秦火前遗书，所以又有“《春秋》古文”之称。《史记·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称：“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春秋》古文”即指《春秋左传》。到了东汉，班固撰写《汉书》，称“及（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汉书·楚元王交传·附刘歆传》），又称：“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又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同前引）班固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时人又称为《左氏》《左氏传》。在《汉书》中有《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混用的情况。它如何变成《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呢?沈玉成先生认为：“经过一段时期，人们逐渐觉得《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要比《左氏春秋》准确，于是就为学人所习惯使用，简称《左传》。”这样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春秋左传》的作者
《春秋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是左丘明（见前引）。班固基本上沿袭了司马迁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说：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班固此说并非盲目地附和史迁。大家知道，《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来自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所以向、歆父子也是持此看法的。此外，两汉至魏晋的一些大儒硕彦如贾逵、郑玄、何休、桓谭、王充、许慎、范宁、杜预等人，皆无异辞。这一观点直到唐代以后才开始有人怀疑，此后，持怀疑论者代不乏人。清代刘逢禄、康有为等人甚至认为是刘歆割袭《国语》伪造。但是，正如许多先秦典籍一样，由于时代变迁，聚散无常，加上古代转写流传印刷条件之限制，常有后人增损窜入，总会发现与原书抵牾矛盾之处。所以持怀疑论者虽然提出了一些证据，终觉文献不足征，难以使人信服。
三、《春秋左传》的成书年代
《春秋左传》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中前期。关于《春秋左传》一书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应在春秋末期，有的认为应在战国中期，两说皆自古延续至今。实际上先秦史书与诸子著作一样，有一个口头传诵的授受过程。一门之内，往往学传数代之后才开始写定。把一部近二十万字、包融各诸侯国史实和史料的巨著划定于一个短时期内甚至若干年内编撰而成，是不符合古代的实际情况的。有的学者认为，最初传授《春秋左传》的人应该是个史官，他不仅有条件看到大量史料，而且保留了史官传统的解说《春秋》的方式。而且《春秋左传》的口头传诵，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传授过程中，随时加入一些解说《春秋》的书法、凡例。今天见到的那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史事和其中一些文字上的战国文风，也是在传授过程中加入的。这种看法，不妨作为我们了解《春秋左传》成书的时间和过程的参考。
四、《春秋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春秋左传》与《春秋》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即其是否为《春秋》作“传”。古者释经为之“传”。司马迁、班固都认为《春秋左传》是解经之作。东汉刘歆、陈元、韩歆、贾逵、郑众等古文经学家也都认定其为解经之作。但是西汉末今文学家出于政治功利上和争立博士官的需要对此予以否认。此后，传经与否的争论，久讼未决。虽然桓谭、杜预、孔颖达以及近代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坚持传《经》之说。但是自两汉直至现当代，认定《春秋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与《春秋》不存在互相依附关系的学者仍然大有人在。对于这种学术上的分歧，本来不足为怪，也不必作出强制性的统一。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今人杨伯峻先生研究《春秋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时提出的意见，颇值得我们重视。
杨伯峻先生指出：《春秋左传》解释《春秋》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引《春秋》原文作说明，如《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句，《左传》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二是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如鲁隐公被杀，《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左传》却详细记载了隐公被杀的经过。三是订正《春秋》的错讹。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载“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传》订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四是《左传》有时把几条相关的经文，合并成一传。五是《春秋》不载的，《左传》也加以补充记载，等等（《春秋左传注前言》）。杨伯峻是主张《左传》解经说的，以上几点可以说明他立论的根据。由此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二者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与内在的关系。可以说，《春秋左传》与《春秋》的确是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的。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取折中之说，认为《春秋左传》是一部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它的体例编成的编年史。
其实，《春秋左传》解经与否只是经学史上今文经学家与古文经学家之间的分歧，如果偏离了二者作为历史著作本身独立存在的价值而纠缠不休，意义并不大。《春秋经》作为编年史，只是略具雏形的开端，还未能建立起编年史的健全的体制；而《春秋左传》在历史编纂学上却有了长足的发展。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春秋左传》的特色：
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第二，其叙述不局限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对于一时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择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了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源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这说明《春秋左传》作者已经有意识地从某种历史联系的角度来统筹规划、取舍剪裁以编撰成书。所以，钱穆先生说：“《左传》是一部史学上更进一步的编年史，孔子《春秋》只是开拓者，《左传》才是编年史的正式完成。”（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春秋三传》）
五、《春秋左传》与《国语》的关系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又《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余观《春秋》《国语》。”《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于是后人有认为《春秋左传》与《国语》同为左丘明所作，且都为解释《春秋》的。《汉书·艺文志》“春秋类”著录“《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大概即本之于司马迁。《左传》与《国语》又有“《春秋》内传、外传”之说。《汉书·律历志下》有“《春秋外传》曰：……”是为以《国语》为《春秋》外传之始。王充《论衡》也认为《国语》为“左氏之外传”。至韦昭作《国语》解序，以《左传》为“内传”，《国语》为“外传”，又是本之于班、王二说。后世更有人发挥说，《国语》是左丘明作《春秋传》的稿本，“时人共传习之，号曰《国语》”（《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巽岩李氏说）。所以，《国语》长期被目录学家列入“经部春秋类”中，以“准经典”的身份流传后世。
之所以称《左》《国》为内外传，除了上述的原因，还因为二书中之史事有很多相同之处。《国语》记史时间始于西周穆王，终于鲁悼公（约前967—前453），在时间上与《左传》大体相同，而且有许多历史事件既见于《左传》，又见于《国语》。因此后人疑《左》《国》本为同一书。到了晚清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更认为《左传》《国语》本为一书，后经刘歆割裂《国语》，乃一分为二。
驳《左》《国》非一人所作，自晋代傅玄开始，至唐、宋以迄清代、近代，皆有说者。如隋代刘炫，唐代柳宗元，宋代叶梦得、陈振孙，清代崔述等，皆有论述。这里且以崔述之论为代表。崔述《洙泗考信录》论“《国语》非左氏作”云：
《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辞亦多体要；而《国语》文献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之史，《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后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辞多；《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于纪事而为言者也。黑白迥殊，云泥远隔，而世以为一人所作，亦已异矣。
崔述从事辞之风格、材料之来源及体裁之差异来论述《左》《国》作者非同一人，识见实为精邃。
崔述比较《左》《国》二书之差异，不但可以说明二书非一人所作，也可以说明二书本非同一书之分化。对于后一个问题，近代有许多学者已有详细论述。如杨向奎先生《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一文从《左》《国》体裁的差异，记事的分歧，以及在先秦典籍中名称的不同，证明二者不是同一书的分化。嗣后，孙次舟先生发表《〈左传〉〈国语〉原非一书证》之文，从刘向、歆父子校书的实际情况以及《左》《国》内容的比较，否定《左传》为刘歆割裂《国语》而成。刘节先生的《〈左传〉〈国语〉〈史记〉之比较研究》一文，则认为《左传》《国语》乃共同依据一种原始史料，然后按不同的目的加以改编，《国语》注重保存掌故制度，而《左传》注意政治和战争方面的史事，再次反驳割裂说。
争论虽然存在，但关于《左传》《国语》的关系，较多的研究者对比后的看法是：《左传》《国语》是在战国时就已存在的两部书，它们都参考过相同的原始史料，但各自独立成书。《左传》晚于《国语》，《左传》可能参考了《国语》中的史料，甚至改编了《国语》中的某些记载，但《左传》并不是割裂《国语》而成的。
在《春秋》三传之中，《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是以义理解说《春秋》的，而《春秋左传》则是以史料阐述《春秋》的，所以它又是一部历史著作，自成书之后，便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历史著作，《春秋》的记事过于简洁，许多事件只有一句话甚至一个字，事与事之间只是机械地按年、月、日编排，很难从中了解事件的整个过程和具体内容。《春秋左传》则不同，其记事内容、取材范围和描写的社会面都要比《春秋》丰富和广阔得多。它博采旧文简册，以及流传在口头上的历史传说，详细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风俗的历史面貌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描绘出一幅春秋时代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春秋左传》一书反映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如以“爱民”为内容的民本思想，以反抗强暴、爱护国家为内容的爱国思想；对那个时期为国家和历史的进步作过贡献的政治家进行了热情的赞扬，对暴君佞臣的恶品邪行进行了批判。而且《春秋左传》对于后代历史著作体裁体例的形成，也具有开创之功，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春秋左传》可以说是“集古史之大成，留给后人以无尽的宝藏”。《春秋左传》对后代的史学影响是巨大的，司马迁作《史记》，有关春秋时代的历史，就大量采用其内容；《史记》纪传体的创立，与其也不无关系。司马迁以后的史学家，无不从《左传》中吸取营养。
《春秋左传》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巨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朱自清先生说：“《左传》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章叙述完整，文笔严密，创造了许多精彩的篇章和富有魅力的文学语言。《左传》善于描写人物，善于将人物的动作和内心活动刻画得生动细致，以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创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如春秋五霸、子产、叔向、楚灵王、吴王阖闾、越王句践等。《左传》善于用委曲尽致、谨严而分明的笔调来叙述战争，把复杂的战争描绘得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左传》的应对辞令之美，又是它的一大特色。《左传》的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有力，许多记述辞令的篇章，成为脍炙人口的佳构。正因为如此，《左传》成为先秦时期最优秀的叙事散文著作。后代的古文家取法先秦，多模仿《左传》。所以，《左传》对于后代叙事散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师从刘方元、刘世南二位先生攻读研究生，得到二位业师的悉心指导。特别是师从刘世南先生研读《春秋左传》，毕业论文就以《左传》为选题。此后，在二十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中，一直没离开过《春秋》和《左传》。并由此扩大到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先后出版过《春秋左传直解》《左传国策研究》《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等书。今天，在《春秋左传直解》的基础上再做《春秋左传》的全本全注全译，感慨良多。一是刘方元先生在前些年以94岁的高龄离我们而去。刘世南先生也已90余高龄，值得欣慰的是世南师身体依然康健，且每天仍然看书写作不辍。笔者时有疑难，仍可向世南师请益。二是对于《春秋左传》，还有许多疑难没有弄清楚，也还有许多可以做的课题，可惜总是力不从心而望洋兴叹！
本书以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左传正义》原文为底本，参考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有的原文依杨注亦有所校正。此外，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辞典》、沈玉成先生的《左传译文》和《春秋左传学史稿》等书，亦为作者所参考和引用。全书由笔者和博士生程小青、李彬源共同完成，具体分工如下：
李彬源：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成公部分；
郭丹：僖公、文公、宣公部分；
程小青：襄公、昭公、定公、哀公部分。
最后由笔者审定全书。博士生林小云、尹雪华也参与了前期工作。
限于我们的学力和水平，本书的谬误与疏漏一定不少，敬祈专家读者不吝批评赐教。
郭丹
2018年12月于福州适斋
这是第一篇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