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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流亡图的文学
再看下面一段,孟子指出当时狗彘食人食,途有饿莩,也即如后世所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状况。这是一段反面文章。我们从这一小节中,又看到了孟子说话的高明技巧。他是以当代各国社会中的病态,反面地刺激梁惠王,以激发他行王道的政治。
孟子在这里,用“狗彘食人食”,及“途有饿莩”不到十个字,描写春秋战国时的乱象病态,虽然深刻而悲痛,但是,没有经历过乱世的人,也许无法在这寥寥几个字中,体会到战国时代各国的悲惨情形。
在一九三七年,即抗战开始的那一年,许多人进入四川,就亲眼看到一个个饿死的人,躺在道路的旁边,尸体的头上差不多都裹了一块白布,更增添了悲凉的气氛(当时四川百姓有如阿拉伯、印度的风俗,喜欢在头上包块白布,如古代所称的“缠回”一样)。那都是当年四川军阀们,为了争权夺利,连年内战,为四川造下的恶果。他们打仗争权,所需的经费,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榨取而来,真是弄到民穷财尽。他们榨取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征收,将老百姓的财物,单方面的强征硬取而去;一种方法是加租税,把税率提高到无法再高了,就有所谓预收。据说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后,四川的军阀们收税,竟然预收到一九六一年的税了。这是当时一个天大的笑话,在军阀们制造的这个天大的政治笑话后面,隐藏了多少老百姓的眼泪和血汗!以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那么富庶的地方,弄到路有饿莩,原因就是军阀的穷兵黩武,以致民穷财尽。
在历史上,这一类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尤其是在战乱的时候为甚。像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的父亲李景(原名李景通,后改名李璟,又改名李景),史称南唐中主,他在国用不够的时候,就拼命增加赋税,除了提高税率以外,还增加税目,各种苛捐杂税都来了,名目繁多,简直难以计数。甚至老百姓家里的鸡、鸭、鹅等家禽,同时生下两只蛋,也要征税。到了春夏之间,老百姓庭前门外种的杨柳,当柳絮随风满天飞舞的时候,竟然还要收柳絮税。老百姓在重重赋税压力之下,再也无法负荷,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自然就形成了“予及汝偕亡”这种深深的怨恨。
像这样为扩张自己的权力,乱用民力的君主,往往在生活上贪图享受,耽于声色,每在宫中养些优伶戏子,唱戏作乐。这些伶人当然与民间较为接近,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有时就在歌舞上,以雅谑、滑稽的方式,将老百姓的心声,在皇帝面前反映出来。所以当李中主征税征到双鹅蛋及柳絮上面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伶人演戏时高唱着:“惟愿普天多瑞庆,柳条结絮鹅双生。”这两句深刻的讽刺,成了名句而流传千古,幸而李景故装糊涂,当时没有追究严办。
从孟子说的“狗彘食人食,途有饿莩”这两句话,就知道当时魏国所谓的公府,梁惠王和他的高级干部、大臣豪门们的生活是相当糜烂奢侈,而老百姓却相当穷困。
如果移用孟子这两句话来形容今天的美国,也有点相像。美国人养狗,有狗医生不说,还有特制的狗衣狗帽,以及狗的美容院,为狗理发修毛。平日有专门喂狗的罐头食品,其中牛肉、鸡肉都是上等货,不次于落后地区人们的食物,近来还有狗饭店,专门为那些“天之骄犬”准备它们喜欢吃的东西。在美国虽然很少听到饿死人的事,可是失业的问题却很严重。
孟子对梁惠王指出了魏国当时的不良政风,更加强了语气说,这样狗食人食的情形,你不做一番检讨;路上饿死了人,你也没有开仓拨粮去救济。透过这两句话,我们就知道,魏国的政治的确不好。所以孟子就针对梁惠王自夸移民输粮的话,加强了语气说,在这样狗食人食,途有饿莩的情形下,你还自夸河东凶年移民河内,把河内粮食送到河东就是德政。对于死了的人,你还说是天灾,是凶年造成的,并不是政治不好。这种说法,和用刀杀了人,而后说不是我杀的,是刀杀的,又有什么两样?
最后,孟子说,你不必把这些造成人民痛苦的责任,推到天灾荒年上去。如能自己检讨,承认在政治上还没有真正为民谋福利,然后向王道的政治上去努力,那么就可以使天下归心,大家都会拥护你,钦仰你,到你魏国来的人民自然就多了。
读了这段记载,又使人想到五代的一些故事。在唐末以后,乃至于历代变乱的时候,中原的知识分子和高阶层人士,多向南方逃到广东、福建一带避乱。唐人诗所说的“避地衣冠尽向南”,就是这一阶段的事。唐末有一个藩镇王审知,在福建拥兵割据,他的后代曾自称闽王。王审知倒很有大量,收罗了这些自北边逃来的文人名士,都在福建落籍,名诗人韩偓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当时目睹唐末的现况,所作的诗中曾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见人烟只见花”的句子,这是何等凄凉的景象(在古代,清明节前二日为寒食节,禁火三天,全国都不举烟火,没有炊烟)。走遍了上千的村落,像是在寒食节的日子,看不见人烟,而郊野的山花,依然开放,却没有人去欣赏,又是多么落寞。光是这诗人笔下的风光,就够使人酸鼻的了。
在明代张式之抚闽的时候,亦有“除夕不须烧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红”的诗句,描写战乱的景象。
至于五代诗人杜荀鹤的诗,就是把战乱中的百姓苦难,刻画得更详尽而深刻了。在这里介绍他十首时世吟中的两首,就可见其一斑:
夫因兵乱守蓬茆,麻苎裙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其二云:
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论。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还似升平催赋税,未曾州县略安存。至今鸡犬皆星散,落日西山哭倚门。
用文艺的眼光看,这两首七律,不但是诗中有画,而且画中有泪又有血,可不就是孟子见梁惠王时,所说“狗彘食人食,途有饿莩”的放大么?这正如清末日据时期台湾诗人王松的诗说:“不合时宜知多少,生逢乱世做人难。”
谈到五代的诗,又令人想起五代时冯道的典故来。冯道这个人,后代批评他无耻。指责他自称儒者,竟然“有奶便是娘”,前后做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十个皇帝的官。
但是深入地仔细研究冯道的诗文以及他为官时的作为,当可知道,在他心目中,五代时的那些君主,都是不值得去尽忠的。他之所以历代为官,目的并不在于贪图富贵,而是怕五代那些外族皇帝乱来,毁了中华文化。为了保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才不得已厕身于那乱世中的宦途,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后世的误解而为官。
这并不是故意捧他,而是有事迹可寻的。像后唐的明宗皇帝李嗣源,就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各方来的奏章他都不会看,要叫别人读给他听。这位老粗皇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全国丰收,自然很高兴,也不再粗里粗气,一副不像皇帝的样子了,懂得斯斯文文,从从容容和冯道谈起国内丰收、四方无事的乐事。
这时冯道并没有一味圆滑、锦上添花地顺着明宗说话,他却对明宗说:“我以前在先帝庄宗幕府做事的时候,有一次奉命出使到中山去,经过井陉县。那里的地形非常险恶,路况又不好,崎岖不平的,我深恐摔下马来跌死了,所以两手紧紧地抓住缰绳辔口,两腿用力夹住马身,小心翼翼地走,才侥幸没有出事。等走过了这段险路,到达平坦大道上的时候,心理上放松了,手脚也放松了。可不料在这平坦大道上,却狼狈地摔下马来,跌了一大跤。所以我想到,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从事天下国家大业的时候,大概更要时时留意。”
他就这样浇了明宗一头冷水。这盆冷水当然不敢直泼,以免惹祸,于是拐了许多弯子,也可见他用心良苦。
这位不识字的皇帝,倒蛮有器量的,听了冯道的反调,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冯道的话很有道理,甚至有一点向冯道讨好的意味,接着问冯道说:“今年虽然丰收了,老百姓的粮食够吃了吗?”这种态度和刚刚志得意满的味道不同了,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
可是冯道还是没有阿谀奉承的话,他还是讲实际的情形和正确的道理。所以他说:“农家在歉收的凶年,很可能会饿死。如果是丰收,则所谓谷贱伤农,谷米多了,卖不出高价,还是吃亏受损。所以无论是丰收或歉收,农民的生活都是很苦。我记得进士聂夷中曾经有这样一首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首诗虽然句子很白话,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可是委婉地写尽了种田人家的实在情形,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农民是最辛劳也是最困苦的,这是身为人主不可不知道的。”
明宗听了他这些话,大为高兴,立刻命令旁边的人,把聂夷中的这首诗记录下来,并且要常常朗诵给他听。
我们引述这些历史故事以后,对于孟子这几句精炼的话,才能够有深刻的认识,而了解他在中国文化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性,就不会觉得孟子的话枯燥无味,平淡无奇了。
同时,把历史和经书综合起来研究以后,我们更可以发现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的一大缺失,就是农田水利问题。直到现代,还没有获得彻底圆满的解决。如冯道所说“丰凶两病,惟农家为然”的农村情形,自汉、唐、宋、元、明、清历代中,除了各有一段极短时期例外,农村都是如此困苦,未获解决。
只有现在三十年来,积极改良土地,建设水库水坝,再加配肥等等措施及农技,才免除了凶年歉收的现象。丰收中又实施了以高市价的标准价格,收购余粮,避免了谷贱伤农的弊病。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善举。但农村经济受到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冲击,新的问题又复不断产生,因此有关当局仍须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