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所方”
医治灵魂和教我如何做人的“医生”和“教师”，是从所长起一直到看守员的每一个所方工作人员。
我们这里，对他们有一个习惯而笼统的称呼：“所方”。我每逢回忆起过去这十年的经历，想起了任何一个细节，我总有这样一个想法：他们的许许多多令我难忘的那些举动，与其说那是出于一种外来的职务上的规定，倒不如就是发于他们内心的精神的自然流露。
我参加医务组之后不久，有一次护士交给了我一个任务，把脱脂棉团成一个个的小棉球，供外科门诊使用。她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笨，所以给我做出几个样子来，便忙着去向别人交待其他任务去了。我们参加医务组的一共是四个人（我和老邦学中医，老振和老宪两人原是西医，所以，他们这次学的都是西医），他们都在另外屋子干着别的活。我一人团棉球，护士一走我就忘了棉球的做法，也没有人可以问问，结果团得大大小小，乱七八糟，到了下班时间，也没有做出外科半天需要的三分之一。和护士做给我看的标本一比，大小不合格，连颜色也似乎灰暗了许多。到护士来收成品的时候，我简直都抬不起头来。我知道如果是在号里，这必定又是老正向我嚷的话题。但是护士把那些足够引人嘲笑的宝贝拿起来看看，不过是笑笑说：“下班了，明天再做。”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心里嘀咕着医生和护士不知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批评？给我另找粗活？限定时间叫我重新做？结果这些猜想都不对，不过是把学西医的老振他们叫到一起，让我和他们一起把团棉球再学一次，叫我跟着他们做。这几个当过几天西医的果然对棉花熟悉得多，做得很合乎规格，我一边看一边试，慢慢地也就学会了。
在哈尔滨的时候，就有许多在看守员来说也许很自然，而在我们心里却留下异样感觉的事。按规定，我们吸烟的犯人每月每人发给一条半纸烟。开头的时候，烟瘾大的人自己不知节制，不到月底就先抽完了。有位姓王的大高个看守员是吸烟的，他吸的是烟袋，他有个一尺长的小烟袋，上面挂着个小烟叶荷包。轮他值班的时候，发现犯人里面有人断了烟，就笑笑，解下了小烟叶荷包，隔着栏杆扔进去：“拿纸卷一颗抽，过过瘾。”
看守长姓刘，是一个准尉。有一回他在晚上文娱活动时间来巡查，经过我们这间的铁栏外面，像发现了新奇的问题似的问我：
“别人下棋、打扑克，怎么总不见你玩？”
“我全不会。”
“打扑克也不会？”
“不会。”我把小时候的游戏告诉了他。除了和小太监玩，我也和弟弟妹妹玩过，室内游戏我除了打手板，别的全不会，打扑克，我看别人玩，总是不明白。
“不会玩还行？好，我交了班来。”
这个矮壮身材红光满脸的准尉走了一会儿，果然来了。来了就坐在铁栏杆外面的地上，很有信心地教起我打扑克来了。
“我就不信玩扑克还有学不会的。我连一分钟不用就学会了打百分。”他一边教一边宣传，还回过头对王看守员说：“那时候行军打仗，一有空儿俺们就打。班长要不拦着，几个小伙子连觉都不睡了呢！”
我那时也不好意思不学，心里却充满了疑问：“他怎么有这大的兴趣教我打百分呢？”到后来我才明白，这里面原没有特别原因，原因就是他认为一个人不会玩，特别是不会打百分，那简直是件不幸的事。
我第一次捉老鼠的故事，也使我永怀不忘。那是除四害运动在监狱里刚开展了不久的时候。这天，我在所长的会客室里会见一位首长（就是在哈尔滨曾问过我为什么不向日本人抗议对中国人屠杀行为的那位），在谈完我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后，谈话转到零碎的生活上，谈起了这几天除四害运动的事情，所长笑着插进来问我：
“你打了几只老鼠？”
“没有打着。”我说。
“苍蝇呢？你还不杀生吗？”
这一句话，让首长和我都大声地笑了起来。我早已不干那糊涂事了。可是苍蝇打到的也不多，因为经过几次卫生运动，实在不容易看到苍蝇了。
“老鼠还有的是呢。”所长说：“给你一个任务：一星期之内捉两只老鼠，能不能办到？”
我有点畏难，想还一个价，可是最后还是把任务接受了下来。
我接受了任务，拿着一根棍子，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有发现老鼠的踪迹。我心里非常愁，不用说两只老鼠，就是找一根老鼠尾巴，对我也比千斤担子还重。同伴们知道了我的任务，有人告诉了我露天会场的舞台下可以找到，有人说温室里有。线索有了，可是还没办法去捉。这时候值班的江看守员从门前走过，我又把困难向他说了一遍。谁知这一说，连不值班的王看守员、刘看守员也知道了，也全帮起忙来，有的教给我做老鼠夹子的办法，有人给找鼠洞，有人索性去给我借工具材料。简直好像办喜事一样，在四方支援之下，我有了老鼠夹子，我超额超时完成了任务，我捉了三只老鼠！
我像个凯旋的将军一样，向所长汇报了战绩。所长髙兴地点头，笑得很开心。
“很好！你这又是一个进步！”
所长脸上的笑容，是真正高兴的笑容。这天有许多下了班的看守员看见了我，都是这副笑容。这种笑容以前也是常看见的，我第一次交出了合乎规格的纸盒，第一次和别人一样地收拾屋子、扫洗地板，第一次提前洗完了自己的衣服，第一次把抬煤的扁担放上肩膀……我都遇到过这种笑容，不过，这一次遇到的是更集中，也更令我兴奋。我忽然明白：每当我有了一点进步，就会引起从所长到看守人员的每个人的衷心的髙兴。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他们引到正路上来的。
想起刚回国时对所方人员的议论，真是可笑。因为看守员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把我们当人待，就认为这是专门挑选来的，甚至猜测到挑选的条件首先是没有受过伪满的罪，对日本鬼子和汉奸没什么冤仇。事实上，在东北生长到三十上下的中国人，除了汉奸谁不受罪？由于这次捉老鼠的机缘，我和江看守员谈了一次天，我那种妄信完全被推翻了。至少，这个热心地为我设计捉老鼠，又因我捉到老鼠而衷心愉快的江看守员，是对伪满怀着血海深仇的。
江看守员在几个看守员里比较年轻，他不像稍有点岁数的王看守员那么稳重而略带潇洒，也不像满面红光的刘看守员那么从老远就令人觉出一股旺盛的火力，那年送熙洽去医院，熙洽背在他背上就像一个破口袋挂在一块大石头上似的。江看守员不到三十岁，比王看守员矮些，比粗壮的刘看守员痩些。他平常说话不多，说起来很简短，又很温和，好像一辈子和谁也没吵过嘴。有人说，他很像刚进城不久的农村人，他这是忍受过压抑的、农民的脾气。事实上，他也真是一个农民，但并不是一个能忍受过分的压抑的人。那天我们从东北老鼠谈到了东北的农村，谈到了在北满的他的家乡。
“那个屯子早没有了。集家并屯给并掉了，并到第二个屯子，又要并，这个屯子也没有了……”他说。他原有父亲母亲，七个姊妹，一个兄弟，连他十一口人。九岁那年，抗日联军在他们屯子附近和日本鬼子打仗，日本鬼子把全屯的房子全烧了，把全屯的人赶出去，并到五十多里外的大屯子里。不到一年，因为屯子里百姓给抗日联军送粮，全屯又给鬼子烧光，又把全屯人赶出去并到另一个屯子。这次要过一条大河，鬼子汉奸通知说，限十天搬完，不搬的就杀头。老百姓吓得要命，连东西都顾不得拿。江看守员这一家就只拿出被子，牵了牛就跑出来了。新屯子里房子不够住，搬来的人只好搭窝棚睡，秋天来了，伤寒流行起来，成批地死人。他兄弟姊妹九个，这一年，死得只剩下他一个！
“活人都没衣服穿，死人更是光光的，大人还有个薄板棺材，死了的孩子就是光光地往山沟里一扔！我那死去的八个姊妹兄弟，全是这样扔到山沟里喂了狼……”
住的窝棚，屯子周围还叫挖了壕沟，垒了墙，鬼子兵在四门把着，不让随便出入。屯里五天就大搜查一次，鬼子兵搜起来就用刺刀东挑西戳，爱拿什么拿什么。实在也没什么可拿的，因为人人穿的都像叫花子。他说：“我有家亲戚，全家三口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有钱也买不到布，只有用豆秸做的更生布，穿不多天就破了。有一次说是可以拿户口证去抽签，十家能有一家买到青白布。我去抽签，只抽到几尺花布，就做了条花布裤子，穿了不到一年也破了。拿出荷粮的能买到好布，所以也只有地主家能有布。我家也租不到地，地主觉得雇工比出租合算。后来好不容易租到日本矿上的一垧地，没牲口，用十五个工换了地主的牲口工，收了三石，去了租子和出荷粮，只剩了一石。我父亲又总给鬼子拉去，这年我十三岁，父亲随鬼子讨伐给背东西累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干。十五六岁那年，鬼子和警察天天来搜粮食，我母亲把剩下的玉米子藏在酸菜缸里，警察看见缸里水变了色，查出来了，把我母亲打得快死了。我只得到地主家跪着求少东家行好，借点粮，借了五斗高粱，到秋要还十斗。这年收下的粮连一石都不到，我看是活不成啦。这时同屯的穷人商量，反正是活不了，抢地主的！我母亲听说，拦着不让我去，我拿起口袋和棍子就去啦！这一夜工夫，一百多人抢了他一百五十石粮。我把抢来的半口袋粮给了母亲，就上山找抗联去了……
“找到了队伍，说我太小，怕吃不了苦。我说，我一家十一口人，就剩下一口半了……这一句话，收下我了。”
这时，他笑起来。然后又说：“那时觉悟不高，就知道自己家里死了九口。干革命嘛，那不只是为了一家的冤仇啊！”
这是多么熟悉的响亮的声音！
“干革命嘛！”就是由于这个崇高的思想，这个每天心里埋藏了巨大仇恨的人，在冬夜深更提醒我盖好被子，那样热心地帮助我捉老鼠，在捉到之后又那么由衷地为我高兴，而他在当年“康德时代”却是冬天连裤子也没有穿的；被“康德”裁可的集家并屯法令夺去了他的八个姊妹兄弟的性命！
为了伟大的理想和事业，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埋着头，做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史无前例的改造罪犯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他们要遇到千奇百怪甚至令人难忍的，只有具有髙度涵养的人才能淡然处之的事情。应付罪犯的无理取闹，冬天给罪犯挑热水洗脸而他们自己只在洋灰池里洗冷水，罪犯按营养标准吃精米白面而他们只吃高粱米……这比较起来，还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为了事业而不去计较自己的得失，要在那些曾把屈辱和灾难放在他们头上的人们面前，心平气和地进行着一切必须做的工作，而且是真诚由衷地为这些人的一点微小的进步感到高兴。这是具有何等坚强的信念和高贵品质的人们啊！
由于出现了这样的信念和这样的人，因此才有了这样多得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我面前才现出了那么耀眼的光辉，也由于我终于明白了它，从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这种光辉对我也就发生了不可比拟的巨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