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中央的建议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的清晨，学委会通知大家都到甬道里，等着听广播。学习委员说：

“所方说是一项重要的消息……”

是什么重要消息呢？各个甬道里都站满了人，伪满的、国民党的，各号站在离各号最近的播音器前，都很肃静。人人都在猜测着这项重要广播的内容。后来大家回忆起这段时间的想法，大致都认为是宣布大跃进新成绩，有的更想到是一个新的生产运动，也有人想到是苏联又有新卫星上了天，还有人想到是今天是“九·一八”的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也许是关于纪念文章的发表……谁也没想到，在“九·一八”的二十八周年这天，我们听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冲激神魂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釆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这是真的吗？——完完全全是真的！广播员又读了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读了刘少奇主席署名的特赦令。这也是真的：在瞬息间的有如空气凝结起来的沉静后，甬道里猛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万岁声……这一切都是真的！

后来，每个小组里都自发地开起了会，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谈了自己的感想。我也谈了，但是要谈的人太多了，性急的人就更多，每人都感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谈，我也觉得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够。我说了还想说，真的，我所想的，说一天也说不完……

特赦，对我来说是什么意义呢？

特赦，自然，这就是说不经起诉而出狱，它的含义是什么？

在旧时代，或者在某些国度里，“出狱”两字的含义是和“狱”的性质关联着的。出狱，这意味着走出黑暗冰冷的牢房，意味着阳光，意味着苦难的终结，意味着和枷锁的告别。然而在这里，和黑暗、冰冷、苦难和枷锁的字眼是全不相关的。正相反，正是在这个“牢房”里，我才见到了太阳，才从又聋又瞎的黑暗中解脱出来，认出了世界和我自己，才从枷锁桎梏中伸展开了我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舒开了我的蒙蒙眬眬的知觉……

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出狱就是意味着自由的获得。然而自由有各式各样的自由，有各种情况下的自由。从前有位中国苦学生，热爱绘画的司徒乔，为了学画，走进了美国，想以半工半读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志愿，因此犯了美国的移民法规，判刑一年。他的监狱窗口正对着美国的自由神像，他就面对着自由神像，过了一年最不自由的生活。他所渴望的自由，就决不是这个著名的自由神像站立着的土地上的自由，因为他在这土地上得到的，是不准他卖画以维持生活和完成学业，这就是美国法律给“中国移民”的自由。当然，长岛监狱里的美国籍犯人和他想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位美国作家就写过，有个美国人因为出了监狱得到的只有饥饿、失业、流浪的自由，因此，不得不再制造一起罪案，以达到返回监狱的目的。

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自由，这就是从封建、迷信、愚昧解脱出来后的自由，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真理和区别美丑善恶真伪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我却是在“监狱”得到的。

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在某些人心里，出狱意味着亲人的团聚。

亲人，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字眼！

然而，我的亲人，连那已经去世的父亲和母亲，连我的过去的妻子，有谁能比这里的人更了解我呢？有谁曾像所方的人员那样为拯救我的灵魂而花费过心血呢？又有谁像他们那样，为我的一点一滴的长进而高兴过呢？

这里，我要再插叙一段一年前发生的故事。

这是由一次小组会引起的。在那次小组会上，我们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改造的进程上，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障碍，重要的是很多障碍并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存在于自己思想上的，于是形成了各种自为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我们称它为前进中的“包袱”。为了让改造进行顺利就要卸下这个“包袱”，把它交代出来，以便轻装前进。现在提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有没有卸下的“包袱”？

我已说过，小组会是一种经常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其内容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检查思想，提高认识。从前，我对它是很憷头的，因为我在会上的表现，总叫别人不满意，因此常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后来我的顾虑逐渐消失，使人不满意的地方也减少了，当然，更重要的由于我觉出了这是有益无害的互相帮助，明白了一切罪恶必有其一定的思想根源，挖出了思想根源才能更好地认罪。这一点也正是政府更为重视的，也许可以说，政府认为使我们每人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倒是比从法律上惩办我们更为重要。我从政府的种种措施——参观、学习、与外界通信等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小组会也变成对我是习惯而亲切的了。但是，在这回的讨论上，却又发生了问题。

“包袱”，每个人都笼统地谈了一些，后来问题趋于深入具体，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还有没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我忘了，我记得很深的却是有几个同犯都讲出了一些心底深处的“恋情”，比如有人说，他看到日本出版的书籍，描写旧时代的某些生活，不由得有些动心；又有人说，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他熟悉的当年日本“朋友”，也不禁发生了亲切之感。也有人很不明确地说，当他看到日本电影，看见了银幕上出现的人物，听到日本话，很有兴趣……

我发言道：“我对日本鬼子，没有丝毫感情可言。”不料这句话，引起了一些人的诧异、怀疑以至惊讶。我解释说，无论从我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立场来说，我和日本帝国主义都谈不上什么感情。单从我过去的立场来说，我只是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我想的只是利用它达到我复辟、统治人民的目的，由于不能如愿，处处受制，结果我又怨又怕，在贪生怕死、担心被弃的心情下，做出一连串的献媚举动，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感情。如果说在我幻想尚未破灭、恐惧尚未发生之前，对日本人的一相情愿的勾结，那也叫做感情的话，那么，以后连这种感情也没有了。我这样说过之后，还是有人不相信，其余的人也半信半疑。只有老振说，“当皇帝的人对谁都是利用，连他父母在内，他都没什么感情。”可是多数人意见不同，他们举出许多例子，如我对日本皇太后流过泪，扶她上过台阶，我访日时作过诗，我发过“回銮训民诏书”，等等。我说，这些献媚举动，都不过是为了个人卑鄙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而已。当我做过了这一切，仍然达不到目的，我心里是很怨恨的。我这样说了，还是有人不信。这时忽然有人说：

“你在大栗子沟，日本人临送你上日本时，给你先汇到日本三亿日元，你心里不感激吗？”

“三亿日元？我不记得这回事了。”

“不记得？”人们都惊异了，各种不信任的话都来了，“这样大的事能不记得？”“这是张景惠、武部六藏经手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呀！”“你这是有顾虑吧？”“检举认罪时你一定也是没交代了？”

我说，在大栗子沟时，我只想到到了日本必定凶多吉少，因为吉冈说连日本天皇也表示了不能保证我的安全；什么三亿日元，就没进我的脑子里去。我是真的不记得这回事了。

“你到现在还是有顾虑！”这个意见一有人提出，就成了一致的意见，无论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本来讨论正题时我还很自然，问题一转到三亿日元，而且被一致认为我仍存在顾虑，对政府隐瞒，我就真的又有了新的顾虑：“以曾子之贤与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我这里在众口一词之下，还能得到所方的信任吗？

我被这个问题苦恼了一夜，两夜，三夜……

不会相信的！——在深夜里，同伴们发出了酣睡的鼾声，我独自醒着，眼睛凝视着窗外走廊里的灯光，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这件事又引起了无数的胡思乱想。“溥仪呀溥仪，你改造了八年，你受到了多么久的人道待遇，人民对你是以德报怨，为了让你像个真正的人那样知道好歹，花了多少心血？而你却说那三亿日元忘了，你还有一点点的人心吗？你欺骗人民还有个够吗？”“三亿日元，这样的大事会忘记吗？这可不是三十块、三百块钱呀！”“把它说成是隐瞒吧……这样，就……一切都过去啦……”

“可是，这不是欺骗吗？”我一惊，几乎从铺上跳了起来。过去，我动不动就写个检讨，至少其中有一半，是怀着取信于所方的目的，把它当做手段用的，难道我今天仍然还要这样无耻吗？

在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我首先发了言，多少带着些火气地说：“我忘了就是忘了！是不是有人和我说过这件事，还有问题哩！你们这不是成心吗？”谁知这句话一出口，就戳上马蜂窝了，连“中立”的都生起气来，说我是打击报复，拒绝批评，态度傲慢，甚至有人说这是“十足的抗拒改造”的表现。

问题又转到了我的态度，我慌了。我想这可缠不清了，三亿日元是隐瞒，小组会上又拒绝了帮助，这到了哪里也是说不清的问题了。完了，完了！这种悲观宿命的思想一出现，深埋在心底的、一度克服了的念头又起来了：还是承认一切，逃过这个难关吧。不就是检讨吗？一张检讨书可以换得安宁、信任，为什么不走这条最近便的路子呢？

我写下了：三亿日元我是隐瞒了，小组会上我的态度是对抗的……我对政府还有顾虑……

后来，有一个晚上，看守员通知我说，所长召见。

我怀着阴郁的、但更多是惭愧的心情，走上所长的小楼，敲了敲所长的接见室的门。

“进来吧，溥仪！”

这是老所长的声音。果然，在灯光下现出了老所长的花白头发。老所长自从调到别的机关，仍兼管这个管理所，不过，他已不经常来了。看到了许久不见的老所长，我感到了说不出的高兴。但是在他慈祥的面容上，从他的嘴角上，我看出了一点严峻，这是凭我八年的经验看出来的。

我坐了下来，顺从地点上了烟，我把烟拿在手里，低下头来……

“你写的检讨，我看见了。小组会的记录，我也看了。咱先说说这件事：受不住别人的批评，这到底不是件好事。我这个人从小念书不多，可是我从小就听念书人说过，孔子的徒弟子路很喜欢听人家的批评，你念过四书、五经，有这话吧？”

“有，子路闻过则喜，大概是这句话。”

“嗯，你记得就好。子路这人值得称赞，跟这个品质大概很有关系。你一定记得这几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记得。”

“记得，还要做到。”

“我没做到。今后一定做到。”

“有这个决心就好。现在再说第二个问题，你的检讨书里说的，除了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之外，还有哪条是真的？”

我惊愕地看着所长，对答不上来。所长接着说：“三亿日元是你忘了，还是隐瞒呢？”

我的呼吸急促了起来，但我怎能欺骗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呢？有着黑皮箱的珠宝、除四害的任务……这一切经历，怎能容许我欺骗他呢？但我又怎么向他说清楚呢？这能说得清吗？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认为说了实话是坏事吗？”

“所长，我……可欺骗了政府，我怕……众口一词……”

“难道是非曲直是靠暂时的多数意见来判定的吗？”

“所长，”我的眼流汹涌而出，“我还有患得患失，顾虑，我，受不住考验……”

“认识到这个，就很好。你再不用胡思乱想，应当勇敢些，做人是要有勇气的！”

当我向所长告辞的时候，看着他满头花白头发，我猛然想起，八年前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么多的白头发啊……

在世界上我还能有什么更亲的亲人呢？曾母尚且要疑心自己的儿子啊！

所长，所长，这是谁呢？这是共产党员。特赦，是谁提出的呢？是共产党的中央。共产党人，建议要赦的是谁呢？是那些过去对人民犯了滔天大罪的，屠杀了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汉奸，是帝国主义帮凶的阵营里的分子。这个建议者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了的，他的儿子，是牺牲在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的……

我再说一遍，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的犯人的那种对出狱的向往心情，我是没有的，因为我在这里已得到了他们所向往的阳光、自由和亲人。同时，我也有我所向往的事物。

我也向往着得到特赦。为了说明我的向往，我要先说一说在特赦令公布前我的心情，我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