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劳动滋味
我在这时候的劳动成绩，依然令人气馁。
我在前面说过，我起初给自己干的活，暴露出来我的愚蠢和低能，当时给我最大的苦恼还不是自尊心的伤害，而是深怕政府把我看成不堪改造的废物。在后来的糊纸盒的生产劳动中，我的苦恼又发展了一步。
一九五三年，所方和哈尔滨一个铅笔厂联系好，由我们糊一部分纸盒。每天下午三时以后，我们干两个小时的糊纸盒劳动。谁都知道我过去不仅没有糊过铅笔盒，就是使用铅笔也没有自己削过。我想不到铅笔会有这么多的盒子去装，不但要用小盒子还要用大盒子。刚一开始糊盒，我觉得这个活很新鲜、很好玩，可是糊了不大时间，我就给弄得跟糨糊一样的糊里糊涂。别人已经糊了好多个，我一个还没糊好。好容易糊出了一个，又和别人糊得不一样，一时怎么也研究不出究竟区别在哪里，如果别人不指出来，我也许要研究到收工，才能明白是把标签糊倒了。
这一天，担任准备材料、送材料的真瑞到我们的号里说：“几个号都赞成搞竞赛，你们老头参不参加？”
我们这个平均年龄最大的号，也一致赞成参加竞赛。为了提高效率，大家组织了一个流水作业线。使我痛心的是，进行了不久，我就被排除到这条线外，原因是有我在，“水”就流得比单干还慢。
这是我和侄子们分开之后，第二次感到孤寂的无依无靠的苦恼。在伪满的时候，我有时独自一个人在屋里坐半天，念一下午的经，倒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在鲜明的对比之下，这由于低能而被剔除在生活外的滋味，觉得实在是不好受。假若有一个人给我做伴，另外一起糊糊盒也还好，在和侄子离开之后，我的岳父荣源还给我洗过衣服，可是不久他就老死了。我又不甘心像等着老死的张景惠那样，倚老卖老，什么也不干。我更怕所方误会我躲在流水线外游手好闲。我索性单干起来。不用说，相形之下，我的效率更显得低下，别人每两小时平均可以糊三四十个，我却只能糊六七个，其中还时常出现废品。有一次，我觉得很高兴，两小时糊出了八个，可是一经检查，有一个盒子竟打不开盖子。同屋的老振拿起这个盒子来笑道：“溥先生糊的铅笔盒，是不打算叫人把铅笔装进去的。”
别人的讪笑，倒没引起我什么反响，我心中却在为自己悲哀。我任何财产都没有了，就算把我放在社会上，我连糊个纸盒都学不会，靠什么活呢？我这时已看过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那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说得明白：“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看我这样，政府认为我还能成为新人吗？
当我终于糊出了大体够格的八个铅笔盒的那天，我的高兴是空前的。我开始看到面前一点儿希望：看来我还能学会干活。那天，所方把我们的糊盒得到的酬劳，买了糖果发给我们，我拿起一块糖果不禁发生了感慨：这块糖不知是怎么做的，大概也不比糊纸盒简单，天底下的东西恐怕没有不费劲就生出来的。过去我从来没想过手边的东西都是怎么形成的，好像我所用的一切东西，最远的起源就是长春伪“宫内府”仓库，如果我还能想得更远一点儿的话，那至多就是想到换来这些东西的钞票了。这时，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叫我到社会上去自食其力，要花费多大力气呢？大约要把糊铅笔盒的纪录从八个提到八十个也还不够。我糊纸盒由七个提到八个，我从这件经历上看到了一点儿希望，可是这希望真是太微弱了。
到我进步到已能糊到十个纸盒的时候，进入了认罪阶段，劳动停止了。认罪之后，第一次劳动是美化园庭，我参加了平整院中土地、拔草的活儿。在拔草的时候，我心中仅有的一点儿信心和希望又受到一次打击。
那次拔草，我被分配给一块花台。我觉得这是一件最容易的工作，比我再笨的人也会做，不料我刚拔满了一把草，在我附近砌砖块的蒙古人老正，忽然气急败坏地向我嚷：
“老溥，你，你拔的什么？”
“我拔的不是草吗！”
“你看这是草吗！”他把我手里的草夺过来，把其中又粗又长的植物一下子挑出一半来，一伸伸到我鼻子尖，“你连草和花都分不出来吗？你啊，你啊，你真是个废物！”
过了不久，这天吃包子，我觉得它特别香，要求多给几个。王看守员问我：
“你喜欢韭菜吗？”
“韭菜？我不知道。”
“你不是说好吃吗？你吃的不是韭菜馅吗？”
我这才知道这是韭菜。王看守员很奇怪，问我：
“韭菜长在地里你没看见过？”
我说没有看过。
“那么，麦苗呢？”
“我就看见过玉米。”
当时我还没听说过“拿着麦苗当韭菜”的笑话。事实上，这个笑话里的知识分子比我强得多，他到底还知道有个韭菜呀！
我想起了另一个笑话。一位王爷在孙子吃饭的时候要考考孙子的常识，问他知不知道饭是哪里来的，孙子竟回答不上来，他的贝勒父亲觉得丢人，责备他道：“你连饭是米做的都不知道吗？”王爷一听生了气，对贝勒叹气道：“你也别说了，连你也不知道米是太仓里来的！”这个故事有人听了觉得是虚构的，可是对我却是真实的。我自己以及我的弟弟妹妹们，在伪满垮台以前谁都没进过厨房，连饭菜在做熟以前是什么样子都没看见过。
在劳动中感到的苦恼，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种菜以后，渐渐减少了。虽然像扎瓜架子、移苗这类比较细致的活我一干就出岔子，可是锄土掘地抬水之类的活我却出了风头。因为我到底比别人年轻，力气自然也足一些。而且似乎越干力气越足，越能持久。我索性专挑粗活来干。
后来到了每星期抬一次煤的时候，更出乎同犯们意料，也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能力竟和比我年轻的侄子们相近了。过去干细活时的苦恼都被干粗活的成绩冲淡了。这天抬煤，临结束时我和老宪又多抬了三筐，所长到院子里看见了，笑着问我：
“你最近饭量怎么样？”
“每顿三大碗！”
“身体呢？”
“胃病也不犯了。”
“睡觉呢？”
“躺下就睡着了。”
看守员们、同犯们都呵呵地笑个不停。我觉得非常高兴。后来看见所长询问那些会干细活的人，其中也有李焘，我心中又闪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干不了细活呢？我原来天生是个老粗吗？我怎么就这么笨呢？李焘为什么这么聪明呢？”李焘过去连学也没上过，不过在天津念了几年私塾。现在，在学习会上发言也比我强，看他写的检举材料，比我这念过十三经的还通顺。
在明白这个问题之前，我是苦恼的。我为自己的愚蠢、笨拙苦恼，我为自己无论在生活知识上、学习上、生活检讨会上和劳动上表现的无知低能、看不见进步、总是受到讪笑而苦恼。我处处从所方怎么看我这问题着眼，我摆脱不开这方面的包袱的累赘。
我不知道这些苦恼，对我正如解病的苦药一样。除了这服苦药之外，还有一服苦药，是生活检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