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八个月的地下生活
我返回上海，渡过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是一段够苦闷的日子。我为中共的挫折而伤感，也为我个人所受处罚而不平。我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我爱党，也许是逾于别人的；我不得不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我又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捕，任何活动都受到限制，因此，心绪和生活都极不安。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我的生活情趣，才开始有了改变。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晚间，我们乘着一艘渔船，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香港进发，一路倒也风平浪静。这艘船的船主兼舵手，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他的两个助手，是他的子侄辈，为人也很诚实。他们殷勤的招待我们；有时，途中偶然发现可疑的船只在远处航行，船主便立即请我们卧在舱里，免得暴露目标。
可是，这艘渔船很小，舱内除了铺着的粗糙木板，作为我们的卧处以外，别无任何设备；而舱房不过三英尺高，我们睡在里面，起卧稍不留神，头就可能碰着舱面。此外，由于思潮起伏不定，以及海浪打击船板声响的骚扰，我虽很疲倦，也没有好好安睡过。因此，我这次旅行，不能算是安适的。
我们在船中计议如何脱离险境，到了香港怎样办，到了上海又如何等等问题。我们叹息自己的处境，按照“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老话，认为我们现时既不能成“王”也不能成“寇”。因为，我们脱离了部队，也就不成其为“寇”了。我们自比于“丧家之犬”，这对失去了一切的我们，似是切合的。
第三天的清晨，渔船进入了香港的鲤鱼门，到了铜锣湾海面，我们就在那里登陆了。在香港人的眼中，我们也许是几个怪物，我们几天没有修面，身上穿的，还是流沙乡下所换上的粗白布衣裤，染着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是又破又脏的草帽，脚上穿的是经过长途跋涉的黄布鞋。但走起路来，个个倒也显得神气十足，我们在街上买了许多份当天的报纸，这是我们两个多月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边走边看，忘其所以。我们的形状曾引起沿途人们的注意，他们一定都在那里推测：“这是从汕头败下来的军官。
”
我们走进了著名的大东酒店，选了一间大房间。茶房们看见我们这些形同乞丐的乡下人，而却又派头十足，不说甚么，笑了一笑，就要我们付房金。我们这几个穷光蛋，在甲子港付了双倍的船资，还有一路上的其他花费，囊中所剩已少得可怜了。我们四人都各将所有的钱凑拢来，付了两元多的房金，剩下的只够坐坐车子，连一天的饭费也不足了。我们于是将草帽、报纸和少得不足道的零碎东西，都留在房间内，就到街上去活动。
贺昌和×××去找中共在香港的秘密交通站。这是需要几番转接才能找得到的。我和李立三则去找那位曾任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华侨出身的彭泽民。他是与我们友好的国民党左派，在武汉分共时，他潜回香港，重操商业。在中环一间颇大的铺面里，我们果然会见了彭泽民。他那时忙着和一些穿着西服，状似华侨的人物交谈，似乎适逢是生意很忙的时候，他看见我们这两位奇怪的客人，显然有点惊慌，不知和我们如何招呼才好。我们看见这种情形，坐了一下，也就离开店铺。彭随即陪我们走出来，问明了我们的地址，答应和我们打通关系，帮助我们离开香港，并在他袋中掏出仅有的十几元港纸，交给我们。这是我们那时最需要的东西，便欣然接受，和他告别了。
有了使彭泽民受窘的经验，我们再不好去找其他的人了。事实上，也很少可靠的朋友可找，因而我们在街头上走来走去的选购一些廉价的衣物鞋袜必需品，然后理发和洗澡，从汕头所带来的一切土气，似是一扫面光了。贺昌他们也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交通机构，但要在旅馆等候负责连络的人员来见面。他们也同样找牙未点钱，买了一些应用杂物，改变了原来的怪形状。
我们在旅馆，一面等候来找我们的人，一面想享受一次多日没有过的安睡，在晚上九时左右便就寝了。十二时左右，有人来敲我们的房门，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看，原来是中共在香港的交通负责人到了。他急促的向我们说：快走，一刻也不要耽搁。据广州方面的确实消息，广州国民党当局已知道你们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公安局长吴铁城，即将亲自带人来香港，会同这里的差馆，捉拿你们并要求引渡。我们听了他的话，连忙收拾必要的东西，跟着那位负责人，走出了旅馆。我在想：让吴铁城将我们那些旧衣服破草帽搜捕去吧！
我们由他带领着，在街上先先后后的转弯抹角走了一阵，觉得没有跟踪的人，才直奔一条倾斜的横街，进到一所房屋助楼上。这层楼有一间房子，是中共的交通接待机构，其余的房子则住着普通人家。我们走进房子，看见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也有从汕头来的。我们的到来，使这间房子更拥挤不堪。那位交通负责人吩咐我们，不要高声讲话，如果愿意打牌赌钱，倒有掩护的作用。
接着，他低声的向我们解释他没有很快的来找我们的种种理由，并且说明他没有耽搁时间。他责备我们，象我们这样的形相，不应该住大东酒店。不是他来得快，今晚准定要出岔子。他并说现在一切情形都不同了，再不是武汉时期的情形；过去的同志和朋友，现在都不知道变成甚么样子；即使在街上遇见，也应立即设法躲避，不可贸然打招呼；稍一不慎，就可能有被陷害的危险。
这位交通负责人对我们的这一番训诫，曾使我和李立三相视而笑，认为小伙子居然教训起前辈来了。原来这位交通负责人是一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与贺昌具有同样的少年气盛的气概，又是八七会议以后的新人物，显得神气十足似的。我们挤在这间小房子里，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地板上，如此渡过了一宵。
第二天早上，依照那位交通负责人的安排，我们都无言的分手了。他将我安排在一间小旅馆的小房间内，给了我一笔必需的旅费，替我购置了一些应用物件和到上海去的船票等等。
他买给我的物件中有一只大柳条箱，但是并没有东西可以填满这只箱子；我乃临时买了一条棉絮，将它塞满，以壮行色。当天下午，我采取了各种避免人们注意的方法，悄悄的走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其余三个同伴的行止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在那艘轮船的统舱内，听到一个我所熟悉的谈话声音，我不得不提高警觉。这是一个三层的高铺位，我静静的躺在那里，以免被人发觉。开船以后，我才证实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原来是我的老友朱宝庭。他是宁波籍的老海员，有名的“朱缺嘴”
（嘴唇缺了一块，因而有此
绰号）。他交游甚广，这条船上的海员，多数是他的朋友。他喜欢喝酒，往往终日在醉乡中与人大声谈笑。那时，他也是这个统舱中的乘客，搭这艘船到上海去。与他交谈来往的人，川流不息。
我考虑到：朱宝庭原是一位可靠的同志，也是海员工会领导人之一。这时他竟毫无顾忌的在那里大声谈笑，是否他已经变了呢？即使他没有变；但如果我和他打招呼，又可能会遇到其他认识我的海员；或者这位“朱缺嘴”酒醉了，乱说一阵，岂不要将我的身份暴露吗了因此，我决定避不和他见面。同在一个统舱内，这很不容易做到。于是，我只得装晕船有病，老躺在铺上不下来；只有当“朱缺嘴”睡了或不在统舱内时，才下来走走。这样，我算领略了那种无病装病的痛苦滋味；而终日躺在床上，也使我陷于一种苦思焦虑的状态之中。
这样过了三天，我居然没有被“朱缺嘴”发觉，顺利的到达了上海。其实，那时“朱缺嘴”还是一个忠实的同志，我沿途的顾虑和所吃的苦头，实在是多余的。
我到上海后，很快的便和中共中央联络上了，我也开始领略到“四一二”上海清党以后的那种恐怖滋味。李立三这时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但他的化妆，显然是比我要阔绰些，他装扮成一个富商的姿态，也有点像一个花花公子。我们当时在李维汉（任瞿秋白中央组织部长）的住所内会见，谈论我们如何住下来的问题；又重新听了一遍由李维汉告诉我们应注意的种种保密事项。
李维汉告诉我们：中央已经在英租界的重庆路一条横巷内，租好了一层楼的房子，准备给我们居住。经手去租房子的人，曾告诉房东，是准备给新来上海的朋友居住。要我们以旅客的姿态搬进去，一点也不可露出形迹。我们听了他的话，随即商谈，以何种身份搬进去，如何应付环境。我那时容颜显得相当憔悴。于是，装成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有病教员，李立三则权充我的弟弟，系一间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同我来上海医病，并顺便做做买卖。我们这样商定后，李维汉从旁欣赏着说：“像得很。”
我们搬进了这所中共中央的“高级招待所”，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单独洋房，房东住在楼下，我们住在二楼。这层楼有六个房间，相当宽敞。各房间内，都早经布置了一些租来的家具。
我们的扮演，倒也非常逼真。李立三每天都向我致候：“大哥，你今天感觉怎样？”如果有同志来往，也要谈上一些有关我的病状，似乎都是一些来看病的亲友。弄得房东都在那里推测楼上那位大先生，是生了肺病罢！李立三却是好动的人，在家里耽不住，不管风声怎么紧，他每天都要出外去混一阵。有时，一个人去看电影，倒也很像一位忙于生意的人。
我和李立三闲居在那里，似是等待处罚的机会主义者。瞿秋白避不和我们见面，其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不和我们谈党的政策问题，甚至也不要听取我们关于南昌暴动经过的报告，由于我们的要求，那些委员才对从流沙逃出来的同志的安排问题，加以更多的注意。
中共中央发给我们阅读的，主要是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①。我们对于这个文件，读了又读，有不少的感想。
李立三曾向我表示：读了这个文件，才明白为甚么在汕头的时候，张太雷要我们离开部队到上海来，和不要谭平山再当委员长；原来我们都被判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非要进行思想改造不可了。他更进而指出：这是一篇富于煽动性的文章，看来不免有许多武断的地方。可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现在这个文件中说，我们违反了共产国际这个决议，不知道我看过没有？我回答说：我也没见过，应当找来看看。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虽未明白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但确是中共进入苏维埃运动时期的先声；也为中共以后接二连三的盲动主义的错误种下了根苗。中共在国共合作时期固然是太偏重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甚至在马日事变以后，仍然为了维持这一联合战线，一味让步。共产国际也为了避免这个联合战线的完全破裂，而有停止南昌暴动的指示。这个文件却正好相反，它说明“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②继而，
强调阶级斗争，它还将对外与对内的问题混为一谈；认为“封建制度的破坏，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上严重的致命的打击……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③并没有提出中国革命的反帝的具体任务，因而也不重视民族的联合战线。
其实，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因蒋介石的胜利，脱离了殖民地化的危险。废除不平等条约，驱逐外国势力出中国，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涵。中共在西安事变以后，也不得不宣告取消苏维埃和红军，停止土地革命，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抗日，以期完成一九二七年时所未了的革命任务。对于共产国际这个或那个的死板的革命公式，这似乎是一个残酷的历史讽刺。
平心而论，当时检讨中共政策的得失以及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本有其必要，但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却是像瞿秋白自庐山回武汉时对我讲的那样，只是一篇满足政治需要的文章而已。
这篇声讨机会主义的洋洋大文，是手执上方宝剑的罗明那滋的杰作。他那个半罐子水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在行文中也难免偷运了一些托洛斯基的“私货”。在罗明那滋的笔下，仿佛中共党员做了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而中共中央则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难免有乖于一般的逻辑。他戴着“左倾”颜色的眼镜，仿佛像中共这样一个幼龄的党，是不会有左倾蛮干的举动的。因此，他特别赞扬左倾的举动，这就鼓励了盲动主义的发展。但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暴动举行之初，中共发表这样重要的文件，竟对之只字不提，是不是这件事如果提出，会影响整个文章的论点，不适宜作为打击中共机会主义的资料吗？其实，他这样不顾后果的打击中共中央的领导，不仅没有为中共的前途着想，似也没有为共产国际着想，因为他所提及的那些指责，对于共产国际恰是适用的。
这篇告党员书引证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④在国民党取得领导权的做法是否应当的问题姑不置论，但一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底，事实上显然没有那种可能了。不过，无论共产国际对外的措词如何合于革命的公式，但鲍罗庭在一九二七年初发动反蒋，特别是在四月间蒋介石清共之后，根据斯大林意旨，总是要中共不惜任何让步，来维持武汉左派政权。至少在鲍罗庭看来，武汉的左派政权似是大海中的一根浮木，我们已经落在海中的共产主义者，就只有抱着它作为救生圈。这位熟知行情的鲍罗庭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要我们让步的。所以直至最后关头，他仍不肯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以免多犯一些“机会主义的罪恶”。怪一不得后来陈独秀先生在告全党党员书中说：“党犯了以上这一贯的根本错误（作者按—这是说中共忠实的执行共产国际，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个机会主义的政策），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计的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发生出来。”
知道内情的同志们曾告诉过我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经过。
“八七”紧急会议是匆匆举行的，参加的人很少，只有瞿秋白、任弼时、张太雷、李维汉等人。这个告全党党员书，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预先准备好，而由瞿秋白译成中文的；在会议中宣读了一下，就算了事。接着，中共召集湖北干部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的决议，曾遭到不少同志的质难。他们曾问中央对于南昌暴动的态度如何？为甚么对领导南昌暴动的同志给以严重的打击？为甚么张国焘、李立三、蔡和森、周恩来等人都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瞿秋白曾就各重要委员受到处罚的事，有过说明。他指出：陈独秀、谭平山两人是八七决议文件中公开指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重的处罚。谭平山可能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党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员在事实上已经开除了。至于张国焘同志，曾表示反对共产国际，袒护过去的机会主义。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由李立三负责。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来负责。中共许多宣传文件，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蔡和森经办的。因此，他们也分别受到处分。在八七告党员书中，指出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许多荒谬的训令，是毛泽东经办的，应由他负责。而且他在马日事变后，通知湖南省委，取消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因而也要负机会主义的连带责任。
八七会议中，任弼时成为天之骄子，因为他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早就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原任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避开对马日事变事先缺乏警觉的指责，成为湖南农民运动的“英雄好汉”。熟悉共产国际行情的张太雷，不待说是拥护共产国际的。瞿秋白对于过去自己的责任，是最难于解释的。他不止一次声言，他早就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又能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摆脱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而与过去的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因此，他出来领导，似是责无旁贷的。
八七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政治局，是由瞿秋白、苏兆微、李维汉、张太雷、项英、向忠发、卢福坦七人为委员。在增加工人成分的前提下，算有四个工人委员—项英曾在武汉做过一个短时期的工人；曾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是湖北的一个驳船工人出身；苏兆微是一个著名的海员；卢福坦也是广东籍的工人，曾系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要角。此外，任弼时仍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资格，罗觉则以上海区委书记的资格，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苏兆徽担任过一个时期中央书记的名义，后来苏兆徽因病去世了，瞿秋白才接替苏兆徽任名符其实的中央书记。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我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这次会议是因为南昌暴动业已失败，须作出一定的结论；同时，八七会议究未规定今后工作进行的明确方针，因而也须要来一个补充。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独裁政权”，采用自下而上的发动暴动的办法，来实现土地革命。早已提出过的苏维埃口号，从此成为定案。又这次会议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正在不断高涨，因而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托洛斯基式的概念，这就显明的露出了罗明那滋的马脚。后来，第六次代表大会，曾轻描淡写的批评这次扩大会议，误用了“不断革命”这一名词，盲动主义的倾向似也是由此发生的。
这次会议，否定了南昌暴动的意义，认为它仍然采用国民党的旗帜是机会主义的表现，而这种机会主义应负南昌暴动失败之责。谭平山因而被开除党籍，当时谭平山已从潮汕逃到了上海，他被断绝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中共中央也不给他以任何辩护的机会。不久，他在上海《申报》上，登载了一个启事，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共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超时代的。
在这次扩大会议中，我也被缺席裁判，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之职务；而且还有其他受惩罚的同志们⑤。我的罪状是“假传圣旨”；这个决议是根据张太雷的报告，反谓我未根据中央指示，去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复假传中央的意旨，去阻止南昌暴动。这与事实正相反，真使我觉得现在的中央是不顾信义，任意说谎的。不少的同志，曾为我抱不平。他们曾质问中央：为何不让我去出席申辩？为何任意颠倒黑白？我也曾有过一封长信致中央扩大会议，申诉我所受到的冤屈。有些同志还要求瞿秋白中央分派我一项具体工作，他们觉得我虽被开除了中央委员，但仍是党员，应受到公平的待遇。
就在同志们要求的压力之下，瞿秋白不得不来找我。他和我会见的时候，神色很尴尬，他绝口不提扩大会议以及我被开除中央委员的事，但向我表示：中央的一切决议，是完全根据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的指示的。他说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是推卸他的责任，表示我的被处罚，是罗明那滋的主意。我对于这种解释，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曾进而向我这样说明：现在的中央，也许领导能力不够，但它在“布尔什维克化”这一点上是有进步的。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中央不免左倾蛮干；可是他觉得左倾总比右倾好些。他认为我是反动政府所通缉的南昌暴动的要犯，不便要我担任实际工作，以免受到危险。因此，他希望我能根据过去的丰富经验，随时向中央提出建议。我曾回答瞿秋白：现在革命受到这么大的摧残，那么多的同志牺牲了生命，还有甚么个人的得失荣辱可言呢？总希望中央能够将工作做好，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我愿多了解一些情况，随时提出意见，供中央参考。他虽表示赞成，但事实上他并不让我与闻党内事务，我偶尔提出一些意见，也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周恩来算是最幸运的。他回到上海以后，立即表示完全拥护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遵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机会主义。同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因南昌暴动而提高了。他逃避了南昌暴动失败的责任，而且由南昌暴动失败逃到上海来的许多同志，都需要由他去安排；因此，他在这次扩大会议中，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重新跻进了中央政治局做一位委员，主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李立三则相形见绌，仍被搁置在那里，听候分派工作。
那位手腕圆通的周恩来，是最现实而又八面玲珑的。也许他觉得我和他在武汉末期和南昌暴动中共任艰巨，竟获得如是不同的结果，有点过意不去。他请求我去指导关于分配从潮汕逃来上海的一般同志的工作。我在情不可却之下，答应帮他的忙。我到了一个秘密联络从潮汕来的同志的中心机关，才知道直接主持这个机关的是一位留俄学生何家兴。他的太太却是和朱德离了婚的贺芝华。她曾随朱德去过德国，当她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到武汉的时候，邓演达、章伯钧等人，曾和我谈到关于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我因相信他们所说过的话，故向周恩来说：
“那个联络机构有点不妥当。因为贺芝华那个女人，也住在那里，是具有危险性的。”周恩来那时也许是受了“摆脱机会主义，大胆提拔新干部”这个观念的影响，并未接受我的建议。于是我在那里只工作过两个上午，以后也就不愿去了。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之下，参加过的唯一工作。
我之所以不愿参加工作，因我认为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是错误而极有害的。我并不在原则上反对暴动，但我认为暴动是要有准备，不能轻举妄动；要有群众斗争做基础，而不是少数人的蛮干行动。在罗明那滋指导下的瞿秋白中央，却把暴动当作家常便饭，任何行为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这样，所谓暴动政策就走到了“儿戏暴动”、“强迫暴动”、“命令暴动”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动政权，而是危害自己帮助敌人，如果说这种暴动是“自杀行为”，也不算是过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动，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第一次出笼；他以为这才是土地革命；较之仍具有机会主义成份的南昌暴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两湖粤赣等省，继农运风暴而来的是地主豪绅的疯狂报复。他们以恐怖手段向农民追缴欠租欠债，农民如稍有反抗，动辄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险。在农协仍保有潜力的地方，农民们为了秋季收获不致扫数为地主豪绅们所勒索而去，在酝酿着反抗，中共两湖的地方组织也因此提出了秋收斗争的要求。中共中央则企图扩大这种秋收斗争，发展成为实现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动。
在秋收暴动中，中共中央以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对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杀尽地主和烧毁其房屋的“烧杀政策”。其实，这种并无实效的烧杀手段，除拖着中共走到恐怖主义的险境而外，只有促使地主豪绅们更加疯狂的向农民进攻。当时国民党政权已不再考虑农民的利益，一味怂恿地主豪绅迫害农民；这自然给予中共在农村中活动的机会。不通甫经大难的农民，在痛定思痛的时候，立即驱之进行大规模的暴动，当然不合时宜。而且各地农协潜力强弱不一，农民斗争情绪各地也不相同；就是局部的暴动，也非随处都可举行。中共中央执行这种错误的暴动政策，不仅失去了农运复苏的机会，而且使不少地区的农协潜力，又遭一次严重的打击。
瞿秋白在上海亭子间里所设想的暴动蓝图，也很可笑。他设想群众是革命的，所受压力愈大，革命的反抗力也愈强，只要有中共党员去英勇的发动，暴动就可如愿进行。稗甚至抹杀敌人力量，抽象的设想到一个中共党员拿着一根火柴，偷偷的把地主的房屋点燃起来，乘势大叫杀尽地主没收土地的口号，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响应，然后从四乡浩浩荡荡的去夺取县城；集许多县城，然后去夺取省会；再集许多省会而去夺取京城。由暴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壮举，就这样可以实现了。
为什么这样显明的盲动政策盛行一时呢？罗明那滋的意志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却自以为有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大可以表演一些奇迹出来。而神经受着重大刺激的瞿秋白又以为过去一切都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要愈左愈好，多来几次暴动，既可以洗清他们过去的机会主义的污点，又可以树立新领导的威信。同时也有不少同志，因受到严重的压迫，满怀愤恨，急求复仇；这种心理也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譬如和我在香港分手的贺昌，就曾明白表示，不满意我们在南昌暴动中不够激烈的做法，而他自己要痛痛快快干一番。
这种政策的为害，不问可知。当时的事实表明，有些中共地方组织，不顾本身实力，盲目遵行这种暴动政策，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他的一些地方组织因为领导人的才干，没有彻底执行这个政策，反能保全一部份实力。后来散布在各边远地区的苏维埃区域，就是以这些保留下来的实力为基础的。
毛泽东在湖南东部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就是秋收暴动中的一支主力。也由于毛泽东的老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来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
他所并凑起来的队伍，以农民武装为骨干，来不及与南昌暴动的主力相会合；乃向湘鄂边境的山区单独行动。当这些队伍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人的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
中共中央的盲动作风，在上海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瞿秋白等并没有计划以暴动夺取上海，但仍不惜采取一些冒险行动，以表现中共在上海的力量。上海的中共组织，经过四一二的打击，创巨痛深，需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才能恢复元气。瞿秋白等却不耐心去做那些基本工作（如组织秘密工会小组巩固中共支部组织等），而且觉得中共过去几年来关于这一方面的努力，多半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不足重视，他们号召党员起来行动，要各工厂各地区的中共组织，做些极危险的工作；认为这样纵然牺牲了，也是有价值的—既可丧敌人之胆，又可壮大革命的声势。
中共中央经常命令几个或者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上工或散工的时候，混在工人群中，突然喊几句：
“武装暴动！
”“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类的口号。这样，喊口号的同志们往往因此暴露了身份，被租界巡捕或其他的特务人员所逮捕，终于丧失了生命。其他如散发传单，写贴标语，强行开会等类的行动，也是在上海的同志们，所常被中央命令执行的，因之而遭受牺牲的不少。甚至担任秘密交通的同志，也常被命令硬去闯过巡捕们的搜查站，以至蒙受不必要的牺牲。这些行动又养成同志们一种挺而走险的心理，他们似觉得保密措施是畏怯的表现，而足以夸耀的则是那些无意义的冒险行为。
瞿秋白中央认为过去负过重责的同志们，不免依然有机会主义的遗毒，因而命令他们去冒险；以事实来考验他们是否具备有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这又发生了一个对待同志不公平的和分配不适当的问题。有些老干部就在这类冒险行动中牺牲了。另外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同志，则因滥竿充数的流弊，发生了工作效能低落和增加牺牲等的现象，甚至出卖党的事件也发生过。
许白昊同志就是因执行这类冒险行动，而丧失了生命的显明例子。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地位与项英、刘少奇等人齐名，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他和他的太太秦怡君于十月间由汉口来到上海，与我同住在那所高级招待所住宅内，瞿秋白拒绝了项英的分配许白昊一项重要领导工作的建议，迳行指派他去干下层的艰苦工作，借以洗涤他过去的机会主义作风。这位顶顶大名的许白昊，不久就在一次仅有十几个工人的街头集会中，和其他的几位同志一道被捕了。
许白昊被捕以后，瞿秋白立即派人通知我，许白昊是机会主义者，可能供出住所地址，要我们赶速迁避。我听了这些话，十分痛心。许的太太更是悲伤得不得了。我愤恨瞿秋白的盲动和他对许白昊的歧视；我也觉得也许就因为许与我同住，而增加了瞿秋白对他的怀疑，以致有此悲惨的结果。我向来人悲愤的说：回去告诉瞿秋白吧！他无异是杀害许白昊的刽子手，不必要的将一个重要的同志白白的牺牲了，还要诬蔑他是机会主义者，真是岂有此理。
我信任他决不会牵连同志们，我愿意仍住在这里，用不着他耽心！后来事实证明，许同志虽受到严刑拷问，充分表现了他的高贵品格，没有供出任何秘密，就壮烈的与世长辞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所发动的广州暴动，使苏维埃旗帜在一个大城市中第一次出现；也是瞿秋白中央一个最重要的表演。当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瞿秋白等兴高采烈，幻想着胜利就要来临了。我则向他们建议，这支暴动队伍很难在广州立足，应迅速开往海陆丰一带农运有过优良基础的区域去。我这种实事求是的建议，竟被视为故意浇冷水，是十足的“逃跑主义者”。李立三同样抱较乐观的见解，他向中央表示，在广州暴动的紧急关头，他愿立即接受中央的命令，担负一项实际工作。三天之后，广州暴动失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张太雷阵亡的噩耗接踵传来，李立三便奉派赶往主持广东区的工作。从此，这位小弟弟，染上了瞿秋白的作风，而青出于蓝的酿成后来有名的“立三路线”。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张太雷的太太王一知同志带着她的一岁多的女孩，从广州逃回上海。
她被安置在我的寓所，住在李立三以前住过的房间内。她的到来，使我们这些同住者，触目伤感。她本是活泼美丽的少妇，那时一变而成为蓬首垢面的泪人儿了。她在旅途中，强抑哀思，谈笑自若，以免暴露身份；一到了我们这里，满腔的悲痛，便尽情的倾泄出来。我曾劝慰她：悲伤是无补于事的。张太雷还算是死得好的。他是广州暴动的英雄。也许我们不久也要死，死的情形或许还不如他。
王一知同志亲身参加这次暴动，知道其中原委。她曾详细向我叙述这件事的经过。现在我概括的追记于下：
十二月十一日清晨三时左右，广州市内的枪声响了。暴动的基干队伍，是原第四军的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同志。这一团里面，暗藏着的中共党员很多。他们首先制服了这一团里面的反动军官；再开始袭击第四军的炮兵团、警卫团和城内各机关；分别予以缴械和占领。但工人赤卫队参加暴动的并不多。因此，这支约立千人的暴动队伍，摆在诺大的广州市内，实在感觉到力量薄弱。广州的河南，依然为李福林部据守，连第四军在广州的一个留守处，都没有攻下。四郊的农民，也没有响应。
十一日中午，在广州市内举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实在不见得热闹，到会的人不多，多半是些共产党员和少数同情中共的工人，暴动对于广州市民说来，是突如其来的。一般人都不认为暴动会成功，因此，站得远远的。连各工会的工人都在那里观望，并没有什么总同盟罢工。机器工会，不待说是持反对的态度。这个大会，在那里冷冷落落的提出许多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
“一切政权
归工农兵苏维埃！……等等之后；旋即提出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由苏兆征任主席，张太雷任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兼海陆军人民委员，周文雍为劳动人民委员，彭湃为土地人民委员，杨殷为肃反人民委员，何来为经济人民委员，陈郁司法人民委员，恽代英任秘书长，叶挺任总司令，张太雷任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这一幕之后，苏维埃政府算是成立了。张太雷一直在那里东奔西跑，忙着指挥军事行动，那里有工夫去安排政府的事情？苏兆征、叶挺等多数人，那时都不在广州。事实上，一切事都堆在张太雷身上。
张太雷从十一月中旬在上海出席中央扩大会议回到广州之后，就在那里计划暴动。有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德国人罗易门（Roemann）⑥经常和他密商。据张太雷告诉王一知，罗易门虽只是罗明那滋的助手，但比罗还要凶狠。张太雷认为他们两个都是荒唐鬼，远不及鲍罗庭那么老练。太雷也曾向王一知说起扩大会议对我处罚的事。太雷告诉她：处罚我的决议，虽然是以他的报告做根据，但实际是那两个荒唐鬼坚持要如此做的。太雷曾以慨叹的口吻向她表示，做领导工作，真不容易，稍一不慎，就要如张国焘一样受到处罚。她觉得太雷现在已经死了，她应代他向我表示，他对我并无成见。
南昌暴动的时候，张发奎率部返粤，因与驻守广州的李济琛部争夺地盘。南昌暴动失败以后，他们间的争执，日见激烈。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以护党名义，驱逐了李济琛、黄绍雄，随即发生战争⑦。张的军队都陆续调往东江西江北江一带前线去了，广州的防务，非常空虚，而且留下驻防广州的部队，恰恰是教导团。因此，罗易门认为是绝好的暴动时机。十一月下旬，太雷和他们便忙着准备暴动，每天都在谈论如何准备暴动力量，规定暴动政纲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等。
十二月上旬，正是张发奎李济琛两方军队在各个战线上打得激烈的时候，太雷他们就决定在十一日起事。一般同志，因工农势力曾遭受摧残，对暴动前途，不抱乐观；但也只得遵照命令行事。有些同志，主张不要死守广州；惟罗易门反对这种主张，他以为苏维埃政权，如能在广州存在十天，就有莫大的国际意义。王一知觉得牺牲几千个同志的生命，将广东几年来的工作基础，断送得干干净净，即使苏维埃存在了十天，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罗易门要将张太雷等中国同志的血肉去向共产国际邀功外，她简直找不到其他的解释。
十二月十一日暴动以后，不到三天工夫，张发奎的军队便调回广州外围，向暴动军进攻了。外国军舰也在珠江，掩护李福林部队过江攻打长堤一带⑧，机器工会领导一般反动工人，到处向我们袭击。我们陷于四面作战之中，不少同志主张向东江方面撤退，罗易门却命令在街头构建工事，进行巷战。张太雷就在十三日午间，在敌人前后夹攻中，中弹阵亡。这次暴动也就随即被打得七零八落而失败了。只有少数同志，带了一些零星部队，向郊外退却。广州便成了恐怖世界，文德路和西关一带，一片大火，到处都是枪声，街道上堆积着死尸。人民被误杀的也不知有多少；当她于十五日晚间偷搭省港夜渡离开广州的时候，广州的秩序还是乱得很。在戒严状态下，到处搜捕共产党。
王一知叙述这些经过之后，表示她自己遭受这次的惨痛打击，业已万念俱灰。她痛惜张太雷不该只是愚诚的顺从命令；如果不完全听从罗易门的指示，按实际情形的需要，不在广州市内硬拚，何至失败如此之惨；她更愤恨瞿秋白的儿戏暴动，毫不珍视干部的安全。如今，他虽然恭维她是“女英雄”，这究不足以抚慰寡妇孤儿的悲哀。所以她不久便脱离了中共，隐居去了。
广州暴动失败得如此悲惨，曾使中共内部为之震动。虽然瞿秋白中央极力夸张广州暴动是布尔什维克的壮举；不少同志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军事冒险，葬送了中共在广州工作多年的基础。后来斯大林也不得不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
。当时我除痛恨盲动主义的作
祟外，还对广州暴动政纲中所列“杀尽一切地主豪绅”的口号，表示抗议。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瞿秋白等仍是一味盲动。他们低估中共在暴动政策下所受到的打击和失败在群众中所引起的懊丧和恐惧的心情；硬说中共是愈斗愈一强的，群众的革命情绪是有增无已的，革命的浪潮是继续高涨的。他们整理暴动的资料，作些有利的片面解释和违反事实的宣传。他们坐在中央，只要看见某个地方中共还有一些组织的基础存在，就来一个暴动计划，命令执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两湖暴动计划”。此外，在上海本地，他们还是继续命令同志们进行一些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勾当。如有同志表示异议，就给他戴上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予以惩罚。这一切曾逼使我与瞿秋白中央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
这段时间，我所耳闻目见的是瞿秋白中央无休止的盲动行为；深觉七年来艰苦缔造的中共，会因此被摧毁掉。机构被破获，同志被浦杀，以及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的工作受到打击等恶劣的消息，纷至沓来。我们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虽极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浦；但我仍在设想这种或那种方法，来挽救中共的危机。
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和我同住在这招待所里的，先后有李立三、许白昊夫妇、王一知，以及刘少奇夫妇等。刘少奇夫妇是在广州暴动前不久，从武汉辗转来到上海的，他们同样被视为武汉时期的机会主义者，大概就是因此才被安置与我同住。这段时期，到我们住所来访问的同志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缉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们的座上客。这些客人们在我们那里，常可以无拘束的议论党事，发发牢骚，也有过一些人讥讽瞿秋白的“反机会主义”、“盲动”、“乱发命令”、
“任意惩罚”等等，与我的议论互相唱和。这一切自然为瞿秋白所厌恶。
十二月下旬，当广州暴动失败的惨痛情况完全判明以后，我曾向瞿秋白进言，要求他改变政策。我向他指出现在再不是继续暴动的时候，应该保全剩余的实力。中央应通令各地组织，不可任意暴动或做其他浪妾同志生命的冒险行为。在农村中应着重秘密组织农民，准许农民武装，集结在偏远地区，休养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严紧自己的组织，整理党的支部。在工人学生等群众中，注重组织秘密地下小组。只有留下这些资本，才可以再图大举，来一次成功的暴动。
我的主张与中央的现行政策固然大相迳庭，但瞿秋白也说不出充分的理由来加以否定。
同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如工人出身的项英也鉴于损失的惨痛，不愿一味盲动。因而瞿秋白曾要求我承认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接受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定，并在根本赞成暴动政策的条件之下，才可以提出一些补充性质的意见，并参加一部份实际工作。而这种苛刻的约束，又是我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我们无法获得谅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与瞿秋白有过一次摊牌性的谈话。瞿秋白向我坚决表示，无论各地同志牺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坚持暴动政策，反对所谓盲动的诬蔑。我则答以如果再不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瞿秋白听了我的话，就气忿的走了。我这种意图虽因种种因素没有实现，后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中，霍秋白曾声称他虽然犯了错误，但没有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的意图；就是指我这段话而言的。我和瞿秋白之间，除了政策问题各有所见而外，当时我们处境危险，见面的机会愈来愈少，这就使我们更形隔阂了。
当时，我们共产主义者，稍有不慎，即有被捕的危险；如果被捕，也不一定要经过法律手续，就可被秘密处决的。杨虎陈群这两个刽子手，在上海就严格执行“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恐怖政策。上海一般市民，诚惶诚恐，怕染到一丝一毫红色的嫌疑。
而我们的寓所，发生过许白昊突然不见，王一知哭哭啼啼而来等类事件，而且来往的人形形色色，都足以引起房东的诧异。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的开头几天，刘少奇太太何葆贞自杀未遂事件，使我们这些同住者陷于窘境。在刘少奇王一知都没有结婚以前，他们原是好朋友。王一知这次在广州丧失了张太雷是悲痛愈恒的；她来到上海恰恰又与刘少奇夫妇朝夕相处，刘少奇在人情上自然要多方劝慰她，这就引起了何葆贞的妒意。何葆贞的心地不免窄隘，同时我们大家遭受不断的打击，前途茫茫，这也许增加了她的悲观情绪。她乘刘少奇不在身边的时候、竟闭门服毒自杀，为女工发现；对少奇冒着极大危险，立即将她送往一个私立医院去救治。不几天，何葆贞安然出院又回到原住所了。这件事发生后，王一知立即迁走了，刘少奇也就避重就轻的向医院负责人及房东等承认是并不严重的妒忌事件，疏通他们不要向外宣泄；这样，才避免了警方的查问。
我早就认为中央对刘少奇这样重要的干部，闲置在招待所里是要不得的，现在何葆贞又有这样意外的举动，非从速迁居不可；因而我去找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要求他从速分派刘少奇夫妇的工作，并为我们布置新的秘密住所。李维汉对我态度一向还算友善，对我们的处境也甚关切。当我再度去找他具体解决这件事的时候（约在一月二十日左右将近旧历年关），我又遇着了另一个意外。
这是黄昏的时候，我正在李维汉的寓所和他及任中央会计的龚饮冰同志说说笑笑。何叔衡突然跑进来，急促的告诉我们，几个钟头以前，他和几个同志在某工人区从事街头活动，一道被捕，解往捕房。唯有他被捕房认为是误捉的老学究，他也顺水推舟的和审讯他的包打听说了一些孔夫子的道理，旋即被释放出来，其他的同志，则被拘禁；因而他赶来报告，要求李维汉设法营救。我们听了他的报告，立即觉得何叔衡这样轻易被释放，显然是捕房故意放他出来做“吊线的”⑨；同时何叔衡也不能确实知道他的背后没有跟踪的人。于是李龚二人立即烧毁文件，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分途离开那里。
我走出这条弄堂，跳上一辆人力车，指挥车夫转弯抹角的向前急奔。在街灯照耀之下，我发觉后面果然有一辆人力车在跟踪。我知道跟踪的线人，没有得到捕房的允许，是不能逮捕我的。如果我不能脱离他的视线，那就终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在闹市中，我跳下车子，混入人群，东钻西闪，企图脱梢。这样，我时而急走，时而乘车，玩了好几个钟头的迷藏戏。
到了夜晚十二时左右，我自信脱离了跟梢，但仍不敢回自己的寓所，以防万一。我乃到三洋径桥的广泰来旅馆投宿。当我走进一间选定的房间，旅馆账房拿着旅客登记表要我填写的时候，我发觉他的身旁站着一个可疑的人，大致我仍是被跟踪着的，我只得泰然的填写登记表，交付房金，并脱下我的帽子和大衣，叫茶房弄水洗脸，表示满不在乎的神情，等到那个可疑者随着账房下楼去了，我便丢下大衣帽子，装着如厕的样子，循着另一楼梯，急步下来。我通过旅馆门口柜台前时，那个可疑者正在柜台内面朝着墙打电话（电话机是安装在墙上的）。我乘着这个机会，溜出大门，穿过好几条小巷，闪坐上人力车，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急驶，我仔细观察，这次确是摆脱了跟梢了。
我嘘了一口气，暗想：惭愧！暂时总算脱离危险了！我考虑仍以不回自己的寓所为妙，因为我不知道李维汉他们的遭遇如何，会不会牵涉到我的寓所，不无疑问。所以我决定到同志们很少知道的林祖涵家里去借宿（那时林本人已赴莫斯科去了）。午夜，我敲开了林家的门，为了避免林家邻居发生疑窦起见，托辞刚从南京来，因钱被扒手窃去了，特来打扰。那位从梦中惊醒的林太太，是一位大家闺秀，又饱经革命的磨练，她立即会意，留我在他家住宿，并忙着弄东西给我吃。
我悄悄的告诉她我今晚的遭遇，并托她那位侄女（少共团员）明夭替我去打听消息。林太太祝贺我的脱险，并雅谑的说：那个家伙，白白辛苦一晚，可以到手的奖金⑩竟落了空！
第二天下午，林小姐将一切情况打听清楚了，李维汉等都安然无恙，我的住所也没有问题，因而我在黄昏时，又悄悄的回到原住所去了。
我认为中共中央仍令何叔衡等从事街头活动，是十分愚蠢的事。我和李维汉等这次遭受到不必要的惊险，就是中央这种愚蠢办法所招致的。李维汉等逃出那所房子后，虽和我一样没有落入敌人的陷阱；据说也扮演了不少的惊险镜头，不得不将他的那所房子内的一切东西白白的丢掉，另外安排新的寓所。从此，我因不知他的新住址，无法再行接触了。至于龚饮冰更是因这次的惊险，脱离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据说他在千方百计脱险后，逃到天津，从事他个人的商业去了。何叔衡也在这个时候，逃离上海。我曾以这个显明的事例为据，要求中央转而注意指导党员秘密活动，这才是危险性较小而收效更大的办法。
二月上旬，我们住的这个高级招待所，终于解散了。我的太太和我是在我由武汉赴南昌时分手的，她带着我们的孩子回她的家乡躲避“分共”的压迫。这时她将我们的孩子交给她的母亲抚养，只身来到上海，伴着我共渡这地下的惊险生涯，我们准备单独居住，并且已经物色妥了一个新的住所。刘少奇夫妇已被派往内地工作去了；从此，我也不知道这位共事多年的密友的行止。一别近十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我们在延安重逢的时候，他已是中共白区秘密工作的巨星，也是我们老友中寥寥无几的人物之一了。至于他的太太何葆贞，自从那次分手以后，不久便被国民党杀害。许白昊的太太秦怡君仍和我们夫妇住了一个短时期，也被派到内地工作去了，后来她因所受刺激过甚中途离开了党。我们同住在那个招待所的同志们，就这样各奔东西了。
我们夫妇搬到北京路附近一个商业区的里弄房子里。这个区域很少政治人物的踪迹，距离中共的各机构也很远，比较安全。中共中央仅有一个交通员知道我的新住址，他也是我与中央间的唯一桥梁。项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里来。我们之间有一种“互助公约”，即是遇到有被捕危险之时，尽先互相通知互相援救。我们夫妇很喜爱这所新居，准备就在那里安定住下来，做一名“亭子间的作家”。
不料我们在那个新居住了约三个星期，又因一项意外事件，不能不再度搬移。有一天下午二时，项英匆匆跑来告诉我，两个钟头以前，上海区委书记罗觉在他的秘密办公处被捕了。
这个突然发生的意外，可能是我们内部有奸细告密，有波及整个中央机构的可能石我的住址虽只有一个交通知道，但他是新进同志，如果他被捕了，难保不泄露出来。项英恰在那时找好了一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新住址，他要我们夫妻暂时在他那里躲藏起来，等情况弄明白了再作计较。我们到达项英的新住址之后，他就出去打听消息。
当天晚间，项英回来又告诉我们，罗觉的被捕果然是由于奸细告密，而且牵连极广，据捕房的消息，今早有一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自动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负责人告密；她自谓她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物；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一张出国护照和五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交出来。她愿意先报告出罗觉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此后，双方再履行条件，完成这桩买卖。捕房依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觉。
项英还说到捕房如有逮捕同志的行动，中央大致能在半小时之前获得消息，因而避免了不少的损害。但这次罗觉的被捕，事前毫无所知，现在中央已经查实了，那个告密的女人，便是贺芝华；正在设法将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夺回来，并消灭这个告密的“口”。我听了项英这个惊人的报告，曾慨叹的向他追述一段关于邓演达、章伯钧等在武汉时期怀疑贺芝华的忠诚，甚至企图将她当作张作霖的侦探来枪毙的住事。可惜周恩来没有接受我的忠告，仍然信用何家兴、贺芝华这对宝贝夫妻，以致酿成今天的大祸。
我和项英曾就这件事作竟夜的长谈。他说起许多连我也不完全清楚的事。他指出中央的秘密工作做得很坏，而且对保密工作也不够重视。现在机关庞大，数目又多，开会的次数频繁，占时又久，往往十几人聚在一起开上半天的会。文件增加了，传递的手续又非常烦复，那里像是地下工作，简直是官僚的排场。就像贺芝华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职员，手头竟积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党员名单，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以往从陈独秀起这类重要的负责人，也不会知道这样多同志的姓名和住址。现在，不仅发现了贺芝华一人是奸细；许多新进的同志，多未经过考验，就参加机密，也是万分危险的。
项英认为中共的组织之所以没有遭受更重大的摧毁，主要是敌人工作效能不够；而周恩来所做的情报工作的成效，也是原因之一。他详述周恩来情报工作的内容。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党以后，我们有些同志伪装反共，混进了陈果夫所主管的反共特务机构，其中有三个同志竟担任陈果夫机构中的秘书、科长等重要职务，李克农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陈果夫逮捕同志的机密，大多事先为我们所获悉，但日子久了，陈果夫就由怀疑而开始肃清内奸；那些隐藏的同志只好溜之大吉。从此，我们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的内线工作就失灵了。
周恩来自南昌失败后重返中央，继续主持情报工作；他主要是指导顾顺章的特务部，进行租界捕房的情报工作。顾顺章原系青帮的活跃分子，凭他的精干，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
捕房方面每逢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贿赂的方法，往往在行动的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前就购得消息。这次罗觉的被捕，顾顺章事前不知算是情报工作最大一次失败。
项英觉得租界和国民党的特务，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些人可能有这样一种想法：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的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班恶狗，在思想上本说不上甚么反共，就连国家观念也没有；他们受雇于外人或国民党，一切只为个人利益着想，似不会对中共施展出斩尽杀绝的手段。我们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下，能够生存下去。
项英对于这种情报工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指出顾顺章在这方面所花的钱是太多了；而且情报工作的组织日渐扩大，自成一个特殊系统。中共有限的经费，既大部分花在这方面，自然要减弱其他方面的工作。而这种情报工作究竟只是预防性的，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才是积极性的。如果减弱了积极性质的工作，就会使党变质，换句话说，中共将因此由群众性质的党，变为脱离群众专事冒险以图侥幸的党。其实严密组织，注重保密，使党员和党的组织隐藏在群众中，才是避免摧残的正当途径。情报工作只能弥补这些工作的不足。
项英叙述了这些情况和他的看法之后，并向我建议从速另搬新居，不要让任何一个中央交通知道地址。他认为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如果夺不回来，我们都要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我觉得项英的话是正确的，我对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决定另觅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项英出去活动了。我则仍留在他那里，等候消息。不久，项英回来很高兴的告诉我：“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早顾顺章指挥几个行动人员，到他们的寓所去，他们尚在睡觉。行动人员掏出手枪，逼他们将名单交出。名单到手之后，就在门外的爆竹声中，将这两个叛徒枪毙了；行动人员也安然脱逃了。”项英认为名单既已夺回，叛徒又已枪毙（其实后来证明贺芝华只受重伤，经捕房送医院治愈，不过她没了名单已不能作祟，而返回四川乡下去了）。捕房大概不会有名单的副本，现在危险性自然较少；但也不能就断言不会再被牵连，所以仍主张我还是照原定计划搬家。
我迁居之后，便与中共中央断绝了直接的联系。我搬到垃圾桥附近一个旧式的弄堂里。
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几个月不回来。我和我的太太以我养病为借口，住在她的楼上，彼此相处得十分和谐。没有一个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址，自然也没有信札或文件送到这里。同时，其他同志们也多搬家了，我也无法去与他们联络。这段时间，除项英以外，只有老友邓中夏后来知道我的地址，间或来看过我。
在这段时间，我与陈独秀先生的接触，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他没有参加八七会议，由汉口潜返上海，渡着极度秘密的隐居生活，也没有受到甚么风沈的牵连。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我们觉得有交换意见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联络人引导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在老靶子路华洋交界的一个弄堂里，他之所以选择这里居住，大概就是由于这是个两不管的区域。
我们小别重逢，彼此心情都相当沉重。我曾对他的两个儿子的被杀害（曾任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和曾任北方区委书记的陈乔年在四一二清党后，先后在上海遇害），婉词表示悼唁。
我们谈到许多同志们，尤其是李大钊、赵世炎等的不幸遭遇，不禁唏嘘良久。我们旋即避开追忆令人伤感的往事，转而检讨目前的政局。
隐居中的陈独秀先生，对于时局的演变是时刻关注着的，他谈到宁汉合流的经过；蒋介石的下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特别委员会成立所引起的争执，讨伐唐生智战争的发生以及汪精卫等所发动的护党运动等等。这些国民党内部纷争的内幕，他都了如指掌。我们约定经常接触，检讨时局，大致每两个星期晤面一次。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须一清早就到他那里去，在他那里消磨一个整天，直到黄昏的时候，才便于离去，以免进出为警探或他人所发现。在孤独生活中的陈先生，对于我的造访，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预先准备一切。
在我们以后若干次的谈话中，只有项英曾偶尔偷闲来参加过。由于我们这样经常接触，就被瞿秋白指为党内机会主义的反对派。
我们的谈话渐渐涉及党内问题。我们彼此间原有些芥蒂，这点我在前面都说过，我不满他在武汉末期采取消极的态度，他对此表示遗憾，但觉得即使他没有这个过失，也未必能使八七会议的决议有所改变。他误信我阻止南昌暴动是我个人的主意，并认为是不应该的。我告诉他我主张南昌暴动，但为了遵守纪律，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经过。
他这才明白这件事的原委，确认十一月间中共扩大会议处罚我的决议是颠倒黑白的。由于彼此了解了这些往事的原原本本，我们间的隔阂就大致扫除了。
陈先生曾对最近（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复任总司令职的事大发议论。
他觉得南京政府并不因蒋介石的复职能有显著的改善，国民党内部各派及各军将领之争，仍将继续不已。这个政权与列强的关系，仍是有矛盾的。它仍只知搜括钱财，纵容流氓特务横行，残暴清乡，欺压农民，并不能改良民生，安定社会。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共有领导群众斗争的正确策略，会有翻身的机会。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
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⑾，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
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机构因罗觉的被捕，陷于混乱的时候，陈先生向我表示：现在看来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即使瞿秋白等仍高叫暴动，事实上已无力再盲动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这样，我曾向瞿秋白提过一次的另组工农党的事，就因陈先生的慎重，而作罢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军借口护侨，屠杀济南民众数千人并惨杀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惨案发生，这又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等对此态度冷淡，认为中共的任务是实行暴动，反对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日军的行动似只是打击国民党的，如果中共卷入这个反日运动中去，无异是帮了蒋介石的忙。这种荒谬的看法，曾使我们为之大哗。我和陈先生主张应积极领导这个反日运动，既可暴露蒋介石对外的妥协面目，更可以争取群众，如果我们不参加这种反帝运动，简直是罪恶。在这个问题上，上海的多数同志，在项英的影响之下（罗觉被捕后，项英接任上海区委书记），支持我们的见解。
五月中旬，邓中夏来看我，告诉我现在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于六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检讨中央现行政策，并谋求党内团结。我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中央特要他来正式通知我。如果我决定去，现在就要办理旅行手续了。邓中夏那时也不满意瞿秋白中央的做法，不过不如我们的激烈，他也知道党内危机是很严重的，因此，他向我恳切的说到他不愿见党的分裂，劝我接受这个邀请。
接着，项英也来看我，告诉我党内的一些近况。他说到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早已被调回莫斯科去了，据说曾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最近有指示给中共中央，不赞成随便暴动。
我们的反对意见，也陆续由中央报告到共产国际去了。共产国际以鉴于党内危机严重，因而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请我们五人去出席大会。他认为中共的命运可能因此而获得转机，反对中央的直接行动，似已无必要了。
蔡和森、罗章龙这些同志，我已好久没见着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和近况；所以我只有去找陈先生商谈应否接受邀请的问题。陈先生主张我们四个人应前往参加，他自己则不愿出席。他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这种显明的盲动错误，我们如果不去出席，只提出书面意见或表示不合作的态度，都是不妥当的。
我和项英曾先后劝陈先生一同应邀前往，我甚至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他回答：八七会议的决议对他批评如此严厉，足证共产国际早有牺牲他的决心；他的处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的。他表示绝不出席第六次大会，以往他常为中央刊物做些短篇文章，今后还可多做一些，再不愿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他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以后如果要他到莫斯科当一个政治难民，他是可以考虑的。
这样，我便经由邓中夏通知中共中央，接受邀请，并由邓中夏为我办妥所有旅行的手续。
邓中夏这个热心的老友，对我的接受邀请，深感欣奋；对陈先生的拒绝，则耿耿于怀。他曾要求我再去力劝陈先生，可惜我终无力改变陈先生的决心。而共产国际在六大以后，也再没有邀请陈先生游俄了。
我在上海八个月的地下生涯，至此告一结束，而再度驰赴遥远的赤都—莫斯科。
①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全文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胡华主编，第一九一
页至第二二三页—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第九版。
②“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③同上。
④同上。
⑤这次扩大会议的政治纲纪整饬案是这样的：（一）谭平山任国府农政部长，脱离党而自由行动，联络邓演达组织第三党，反对中共中央，未得中央许可，向汪精卫请假，与汪代表陈春圃谈话时攻击本党政策。党派其赴俄，不遵守命令而赴九江、南昌，宣传第三党，对于清算土豪及没收土地政策尤为反对，应予开除党籍。
（二）张国焘受中常会之委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的影响，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
（三）此次前敌委员会犯了重大错误，所有委员一律予以警告。徐光英任汕头公安局长时，压迫工人，滥行逮捕，而且杀害平民三人，予以一年监视的处分。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标语，不发动群众，只知道用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湖南省委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汉取消现任省委资格，彭公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资格取消，并予以半年之监视。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奉派至湖南改组党部及指导秋收暴动。事实上他就是湖南省党委的中心，所以湖南省党的错误，毛泽东应负重大责任，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予以罢免。
（四）鄂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全体予以警告。陆沉时任特别委员会的书记，而其主张行动均出自军事投机的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的工作，应取消其中央委员的资格。
（五）鄂南行动委员会傅国志应予半年的监视。
（六）王若飞指导错误，应予警告。
（七）杨包安取销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
⑥这是我第一次从王一知口中听到罗易门的名。
⑦一九二一七年九月，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执行中央执监委员会的职权，另有一部分中央委员则认为这是破坏党章，足以招致祸乱，提议迅速召开第二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那时李济琛任特别委员会广东政治分会主席，而张发奎率师返粤，以护党的名义，表示拥护召开第四次全会的主张；同时采取军事行动，首先将在广州及虎门一带之李济琛的军队包围缴械，再派军分驻肇庆、惠州一带，以阻李济琛的反攻，李被迫离粤。这就是所谓“护党战争”的经过的大略情形。
⑧关于外国军舰（美舰沙克拉明拖号及英舰莫丽翁号）掩护李福林部攻打长堤一事，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广州《南方日报》所发表的《广州公社史略》一文中，有较详的叙述，可以参阅。
⑨所渭吊线指捕房故意将嫌疑犯人释放出来，再派人暗中跟踪，以便捉拿其他有关的人犯。
⑩我和其他南昌暴动的首脑们，都被南京政府各悬五万元奖金缉捕。 ⑾见陈独秀《告全党党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