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毛儿盖会议

党内歧见迅即发展为全面性，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指责中央的领导不正确，中央的大多数人则坚持中央的政策完全正确，不稍让步。毛儿盖会议原是企图弥缝歧见，但又因中央多数过份坚持己见而宣告失败。这就使党的处境更形恶化。

中共中央多数以毛泽东为首，原冀迅速北进，但因川甘边境情况不明，胡宗南部控制了松潘及其以北一带要冲，我军不易顺利通过，所以在卓克基北部地区停留下来。他们一面命令先头部队查明北进道路，一面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重要干部赶来会晤，以解决中央军委会直接指挥四方面军的一些实际问题。

我离开无边到达卓克基东北中央驻地时，我的住处竟被安置在离其他中央委员宿营地有好几里路的村庄上，没有甚么中央的人来找我。我似是已被贬斥了的人员。我保持冷静，一切不闻不问，乐得暂时休息一下。不两天，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干部们陆续赶来了，他们都来看我，我告以抚边会谈的一些实况，并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直接指挥。

当时，由于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接触较多，双方隔阂日甚一日。一方面军干部不但抹杀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经历，而且作了各种不必要的批评，如说四方面军脱离了中央的正确领导，不免有军阀习气等等。四方面军干部也忽视一方面军的光荣记录，同样做些不必要的批评，例如说他们丧失斗志等等。这些批评激起了感情作用，在感情冲动之下，一切是非黑白反而模糊了。

这些现象的形成，显然中共中央要负责任。他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央现在是寄居在军队之中，任何党内歧见都易转化为两军之间的隔阂。他们北进之心太急，一切草草了事，忽略了使两军互相了解的必要。他们对中央的威信估计过高，忽视了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

四方面军的干部纷纷向中央质问，其要点大致是：为甚么中央要急于北进？为甚么放弃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据点？何以见得在这一带多留几天就会被敌人封锁、成为瓮中之鳖？为甚么不抽出时间好好开几次会议，将一切问题讨论清楚？为甚么不先了解四方面军的情况，就批评它的领导？一、四两方面军初会，为甚么不让两军干部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为甚么中央要在一方面军干部中散步不满四方面军的闲话？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中央要人们不易解释清楚的。

因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他们进而批评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将它当作嫡系部队；中央领导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乱；北进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简单道理，这不过是牺牲军队，让少数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评四方面军的领导，无非是偏见作崇。四方面军干部特别反对中央对我的歧视，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军多数同志的意见。

张闻天和秦邦宪等利用他们与陈昌浩在莫斯科同为“二十八宿”的关系，坦率的问陈昌浩：

“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者，为甚么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追随中央而要追随张国焘？”陈昌浩告以过去对张某的派批评是不公道的，张领导四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为一般同志所爱戴，如果中央歧视张国焘同志，将引起四方面军的重大反感。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动，就这样不能收到实效。

朱德等觉得事态严重，乃从中调解。他也坦率承认这次两军会合没有弄好，主要是由于北进的决定太促，两军没有互相了解融洽的机会，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评等等。他忧虑同志间的隔阂将影响军事指挥，甚至要给未来军事行动带来不良后果，因而他提出了军事统一指挥的方案。

军事统一指挥方案的要点是：强化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负责指挥全军。以后关于战略问题由总司令部拟定，提交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核准施行。这个方案并未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仅以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的名义发表出来（中央政治局当时不愿举行会议，似是避免谈到政治问题）。我为了团结，也就欣然就职。

由于这个方案，使这个酝酿中的风潮，暂时和缓下来。

我们内部的气候好是改变了。团结一致一时是高于一切的要求，中央要人中有人向我和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恳切表示，他们已经相信我在四方面军中的威信是多年奋斗的自然结果，不是与中央对抗或抹煞中央而形成起来的，此后，将互相信任，共同策使工作顺利进行。我也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可是这种团结的气氛，并未能抑制少数人根深蒂固的偏见，统一指挥方案立即又遇到了实际上的障碍。

我开始在总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原来朱德这个总司令不过徒拥虚名，只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员，并无独立的职权和机构。我加入进去之后，也并未根据统一指挥方案予以调整，一切仍如旧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名虽为二，实则仅为一个机构。参谋长刘伯承，副参谋长叶剑英、左权，作战局长张云逸等均无变动。只有总政治部代主任秦邦宪不愿继续代理。改由原任副主任的李卓然（留俄学生）代理。原隶属于我的军分会人员，概行并如右路军总指挥部，以增强他们的领导。我们——总司令部——拟俟他们改组完成之后，再行酌调一些人员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

我当时最注意的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团结，因而我任总政委以后，立即下令由右路军四个军中各抽调一团补充左路军，使一、四两方面军互相了解，彻底合作。这个措施曾引起同志们的兴奋。左路军得到这四团的补充，不仅人力增加，尤其是这四团都带有较多的子弹，可以是左路军得到不少助力。这也是左路军后来战斗力增强的一个主因。我之所以不积极改组总司令部，也不立即调用四方面军的人员参加司令部工作，也是示人以无我的精神，使今后工作的进行，能够团结无间。

我要求中央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中央军委会机构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它下达。中央军委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动，不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

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过去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等于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他迳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同时又迳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就是由他一个人唱独角戏。

毛泽东这种作风最为参谋长刘伯承所反对。刘伯承认为近代战争是有组织的战争，不能凭一个人的才智去处决。他素来主张，作战计划应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正确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召集有关人员并征询政工人员的政治意见，拟定初步计划，送总司令总政委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或径由军委会主席审定，然后由总司令部下达命令实施。我支持刘伯承这一见解，认为我们如能这样做，不仅可使军事指挥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许多党内纠纷。

毛这种独断独行的作风，似已成为积习。在这点上，他和蒋介石一样，不唯紧紧握着裁决权，而且有发号施令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不特执行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往往不让任何同志有建议的机会，就径行予以指示。毛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他在江西苏区时就因此和周恩来刘伯承以及德籍军事顾问李特闹得不可开交。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独裁者。他富想象力，反应也非常灵敏；他的思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他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丰富的语气，为他的“天才主张”作辩护。

他也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他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他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腔滥调，他要不受拘束的发挥他的游击天才。他所拟具的军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训令”，常用激动的语句，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负担某些具体的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

一般来说，我们当时都是一些游击专家，多少与毛泽东有相同的气质，不过他在这方面发挥得最明显，连我们都有点觉得他太离谱了。我曾多次和他谈论这方面的问题，觉得要与他沟通军事上的见解极不容易，特别是想形成有组织的统一指挥，更是困难。

毛泽东不仅不遵守军事统一的指挥法案，而且发动对四方面军的批评攻势，这就使各项调解努力均无成效。中央政治局突然同志召开政治局和军委会的联席会议，讨论内容我事先毫无所知。与会人物除两机构的委员以外，尚有徐向前陈昌浩和军委会的主要参谋人员。主席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即请徐向前报告四方面军的军事状况。徐向前当即发表了一篇朴素的报告，其内容除了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的四方面军的情形外，他还就四方面军战术方面的优点和劣点，加以补充。他的报告，不仅没有一句话牵及党内歧见，而且态度公允，措词坦率，充分表现出共产军人的典型风格。

毛泽东听了徐向前的报告后，不再详究，即开始批评。他指责四方面军在军事上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放弃了原有的川北苏区，没有留置足够的兵力和强化游击部队，保卫那个基地；二是没有使用足够的兵力控制战略要地松潘，致令北进计划受到重大阻碍。他不仅没有一句话抚慰四方面军多年的艰苦奋斗及其策应一方面军的努力，而且径直要求会议接纳他的检讨意见，作为定案。

我当即起而答辩，指出川北苏区故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我并且说明，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份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中央不会批评我们隔岸观火，看轻忧戚相关的大义？

我的发言只有陈昌浩附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他似乎是为批评而批评。其他的到会者始终不发表意见，似乎无人愿意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那次会议并未形成决议，只是充分暴露了毛的企图。

那次会议的经过更激起了四方面军的愤怒，有的认为中央始终歧视四方面军；有的主张作一次全面的检讨，不仅要检讨四方面军，也要检讨一方面军，更要检讨中央的领导是否正确；有的表示中央的所作所为不公平、偏私和感情用事，其目的无非是玩弄打击四方面军的手段，来掩盖它领导的失败；有的忧虑失败主义笼罩了中央，除了制造党内纠纷外，不会有甚么新生之路。

这样，我们在卓克基耽搁一个多星期，一切情况都未可乐观。中央在避谈政治的烟幕下，继续从政治上打击四方面军及其领导层，引起四方面军干部的不满。两军的关系不能改善，北进的军事行动也陷于停顿。我曾提议由四方面军担负进攻松潘地区和打开北进道路的任务，但毛不表赞成。他信赖叶剑英，率领林彪的一部份部队，试图占领北进的通路，可是疲劳未苏的一方面军，又无力迅速达成任务。

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到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

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地点是在中共中央机构驻扎地、离毛儿盖约二十里的沙窝。这里四围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由毛儿盖附近策马赶去参加会议。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外迎候，他告诉我们：

“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央常委，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住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会后一同返会原驻地。

我和张闻天还有一个跟随我的卫士，不行进入山沟，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如临大敌。我笑着向张闻天说：“中央机关自行警戒的如此严密，那就用不着总司令部担心它的安全了。”张闻天听了我的话，面色显得有些尴尬。

会场设置在一间喇嘛庙的外亭中。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秦邦宪、张闻天和我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另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预先拟好的决议草案交给我看。

这个文件不很长，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的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奋斗。

我读完这个文件，递交给其他到会者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会场气氛，好像有些紧张，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当主席张闻天请大家讨论时，竟无一人发言。当晚会场警戒的森严和会场上同志们的紧张表情，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①，我第一个发言，为了要转变这种气氛，语调甚为轻松。我表示我们之间发生歧见，是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目的，本来就是要获知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

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面时，就痛痛快快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的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的不成样子。

我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言说：

“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接着他又表示有人相信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是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会议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继续发言，指出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认为我们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气力，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不能舍弃党。第六次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加少了。因此，我们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对这个预拟的文件我提出批评，并提出我的建议。我提出这次会议，也许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我讥讽这次会议如此严密，而且预先拟好了决议草案，不但是故作神秘，而且会妨碍彼此间自由交换意见的机会。我要求将这件预拟的草案搁置一旁，先不受拘束的加以检讨。我希望同志们不要用有色眼镜来看我们提出的意见，不妨先就事论事研究一下，为了统一党内的意志，我主张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并说明我在鄂豫皖区和川北时，曾屡次举行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成绩都很美满。特别是现在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互有隔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这样，扩大的会议更有必要。我们不用惧怕这种会议，认为一定会吵架散场，如果我们现在研究好一致的意见，提交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解释一些过去的误会，嘉许两军奋斗精神，提倡互相学习，反而会收团结的实效。

中央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我指出在座的政治委员，也不全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朱德均非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委），非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更是常有的事。如果我们从一、四两方面军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第四方面军的代言人，我们为何不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

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和吸收新人参加中央工作，只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甚么推翻中央领导的阴谋。我说明我提议的高级干部会议，其职权可以从长计议，它的作用，有时可类似于中央扩大会议，有时则只向中央提供意见。现在中央事实上与全国各地组织隔离了，实际只是指导一、四两方面军，因而由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组成高级干部会议，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绝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

最后，我着重指出，实施党内民主，将使党内各项歧见易于解决。例如军事行动问题，经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以后决定下来，将来在执行时可以表现更大的决心与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异阻塞了团结之路。

继我发言之后，到会者纷纷表示支持这份预拟的决议草案，其中仍以毛泽东说话为最多。

他首先表示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经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错误。他强词夺理的硬认苏维埃运动是胜利，不是失败。他表示如果我们现在说苏维埃运动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而且今后无论到甚么地方，也要将这面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

毛泽东更拒绝了我的全部意见。他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面军来检讨。他反对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两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拒绝任何同志参加中央工作。

他认为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甚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我们虽各持己见，但仍互相要求谅解。那次会议的重大缺点是：没有人提出政治上的做法，连我这个反对中央政治路线的人，也没有从积极方面提出主张。我们曾谈到抗日问题，但没有人说道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抗日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会议上有人提到一九三二年中央曾发表北上抗日宣言，要求全国各军队停止进攻红军、一致抗日。但我们都相信蒋介石不会因为这个“一致抗日”的口号，就停止对我们的进攻。

不料正当我们为苏维埃运动政策是否正确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悄悄放弃了这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法宝，使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武器。一九三五年夏季，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殖民地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接着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②，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于毛泽东等死守着教条不稍让步，会议终于无功而散。

那次会议没有讨论到军事问题。

我曾声言，只要党内政治问题获得适当解决，军事计划上的歧见也就不难冰释。但我的话未为到会者所重视。会上没有人再提起西北联邦政府问题，显然对少数民族政策无人感觉兴趣。

看来这次会议的性质专是处理内部争端问题，但内部争端也未因这次会议而获得解决。不过毛所提出的解决草案也未付诸表决。大概是因为不愿会场空气过份紧张罢。 深夜三时左右散会之后，我步出沙窝山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动的问我：

“为甚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甚么后果？如果这样做，是不是逼使中央让步？”

陈昌浩这些问题，更加引起了我的许多感触。我想起近代史上太平天国以及国民党内争的往事，总觉得中共不应重蹈他们的覆辙。我慨叹中共中央在挫败中酿成了颇深的自卑感，竟固步自封，不敢与一般同志交换意见。我并不后悔我所采取的较为温和的态度，因为大敌当前，如果内争激化，无异自取灭亡。就由于这些心理因素，我和陈昌浩仍然主张继续采取寻求谅解的态度。

翌日，陈昌浩便约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在座适有一位四方面军的军长，他听了这些纠缠不清的谈话，颇感不耐，因向张闻天坦率表示：中央领导错误，他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中央了。张闻天立时面红耳赤，出声不得。陈昌浩随即加以解释，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请张闻天不要介意，但后来张闻天即据以指斥四方面军是军阀集团。

我也曾访问在疗养中的王稼祥，希望他能发挥若干翰旋作用。他在江西苏区时，为敌机炸弹所伤，洞穿了大肠，经过手术治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从江西直到这里，都在担架上过生活，一直靠鸦片来减轻他的痛苦，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身体瘦弱的大瘾客。朱德当时正为自己无力调解而懊丧，力恳王稼祥出任鲁仲连的角色。王虽系留俄学生，但教条主义的气味并不浓厚，而且在疗养中也较能冷静的考虑问题。

王稼祥向我表示愿尽全力，调解党内歧见，认为没有甚么不可以谅解的。他指出我和四方面军同志先后向中央所提出的要去，都是可以理解，大多是合理的。他要求我暂勿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留待以后再行检讨；现在先设法举行一次比较扩大的干部会议，吸收四方面军少数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以期党内意志渐趋一致，军事行动也能顺利进行。我鼓励他的这种努力，但后来也没有甚么结果，原因何在，我就不得而知了。

军事情况更是严重。由于我们放弃了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敌军虽无继续进逼迹象，但我军已处于不利地位。毛儿盖、卓克基一带地区是半耕半牧的藏民集居之所，人口较少，粮食不足。如果我军在这一带停留久了，就会发生供应短缺的问题。我们从抚边往卓克基到毛儿盖，已费了三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当时已是七月间了。我们如果再停留下去，敌方更会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同志们对于这种军事行动的停滞不前，更为耽心。为了挽救这样的局势，我终于提议暂行搁置党内歧见问题，专力寻求军事出路的办法。我提议红军全部迅速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总司令部率领现驻毛儿盖以西的原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两军，经刷金寺北进，为全军左翼；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为全军右翼，抑制松潘及其以北之敌。彭德怀、林彪率所部为中路，掩护中央各机构；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殿后。所有各军均进入战斗准备地位，听候总司令部命令行动。

我所提出的军事计划，显然合乎当时情况的需要，且自认是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想法。

我军在这一带，万万不能集中在一块狭小地区，为地形、房屋和粮食供应的限制所束缚。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左翼军要通过一片草地，行军的障碍自然很多。徐向前陈昌浩的右翼军担负着对敌作战的任务，只有原一方面军所负担的任务，比较轻而易举。中央机关的安全，也在这个计划中完全照顾到了。

毛泽东等人很高兴，赞成我的计划，一般同志也引为欣慰。大家似觉得北进的军事行动，并未因党内歧见停滞下来，也有人觉得中央各巨头聚集在毛儿盖，貌合神离，相持不下，究竟不是一个了局，现在分开行动，无形中免除了一些是非。我和朱德偕参谋长刘伯承以及少数参谋人员立即西行。从此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军事方面去了，毛儿盖会议所没有解决的党内争执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① 刘邦破秦，如咸阳，自知实力远不及当时的项羽，乃还军坝上，以待项羽。项羽听到刘邦定关中的消息，果率大军至新丰，召刘邦宴于鸿门，由部将项庄在席前舞剑，拟乘势杀害刘邦，这是一个紧张惊险的场面。不过刘邦终于乘机逃去了，这就是所谓《鸿门宴》的故事。

② 《八一宣言》全文见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二六三页至二六九页——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一年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