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被捕、谅解和团结

几天后一个炎热的傍晚，我吃过晚饭，穿着一身短衫裤，活象个小店员般悠闲地踱到陈先生住处。已往每到他家，我都从后门出入，不须经过甚么通报，就直接走进去；那晚我敲开后门，一个陌生的大汉问我找谁，我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就立在门外说：“找陈太太。”那

大汉问：

“你找她有甚么事？”我说：

“我来收裁缝工钱。”他打量我一番之后继续问：“你为

甚么不会说上海话？”我借用了一个我所知道的裁缝铺告诉他我的铺子开在甚么地方，老板的姓名和招牌名称，因为老板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还未学好上海话。那大汉认为我真是裁缝，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门关上了：我判断陈先生家里一定出了事，走出弄堂，观查身后没有暗探跟踪，就忙去通知同志们，嘱咐他们不可到陈先生家里去。再经过一番探听，才知道陈先生夫妇和到他家里去的几个客人，都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被法国巡捕房捉去了。

第二天上午，陈独秀先生夫妇、李达、周佛海、包惠僧等七人都从法捕房获释出来。不少客人到陈先生家里青慰问，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等到其他的客人陆续走了，只剩下我们几个同志的时候，陈先生就对我们说：“幸好此次没有搜出甚么重要文件，否则乱子可就闯得不小：我们决不可因此气馁，更要勇往直前的干！不过更加要注意保密的工作。我们已被逼上梁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并表示周佛海快要回到日本去，他将立即负起书记的责任，召集中央的正式会议，商讨一切。正当我们谈得高兴的时候，张太雷也来了，转达马林恳切慰问的意思，并说：

“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陈先生很和气的回答：“我一两天再约他会谈。

”这样，以前一切的争执，似乎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了。

包惠僧邀我一道离开陈家，我们并肩在马路上走着，他很兴奋的对我说：“陈先生真伟大，你还不知道昨晚经过的详细情形呢！”还说到从陈先生和各位同志在狱中所表现的情形看来，可以预测将来我们党的前途是无限量的，大家只有热情的交流，并无误会存在。他劝告我不必再提起已往争执的事，一心一意积极做下去好了。我们边走边谈，并在我的住所共进午餐，一直谈得非常起劲。

根据包惠僧所说的情形，那天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四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批警探，把守住陈家的前后门，声势汹汹，将陈家所有的人监视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准交谈；同时四处搜查，检去了一大包书籍和信件；凡是到陈家的人来一个就逮捕一个，因此他们七个人都先后被捕了。陈先生曾向警探厉声抗议：“你们是来抓我的，为甚么连我的客人也连带的抓去呢？”警探们不由分说，在六时左右就把他们一齐押解到捕房里去，除陈太太被关在女看守所外，他们六个人都被监禁在一个单独的看守所里。

陈先生在监房里向他们说，从搜去的信件内可以证明他是在搅共产党，因此预料他将要被监禁一个时期，他嘱咐他们不可说出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这样，他虽一时不能出狱，其余的人可以先行获释，继续积极工作，在陈先生坚持他这种主张之下，他们商定如何应付警探的讯问，大家通宵都没有睡。

在监房里，他们很关心还会有甚么同志继续被捕，尤其是陈先生更为关切。每逢有犯人送到这排监房的时候，陈先生必起立张望一番，看看是否同志。他知道我那晚要到他家里去的，所以尤为记挂，他不只一次的说：“国焘身上总带着一些文件，他又热情气盛，易于和警探吵闹，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这样念念不忘的直到深夜，后来看见没有另外的同志被捕，他才似乎稍微放心点。

陈先生还像念遗嘱似的指出：“看来，国焘等似乎未被捕。他虽有些地方顾虑不周，但他是忠心耿耿，正直无私的。他有主张有办法，说得到做得到，这是很难得的。这次他的主张大致都是对的；他与我之间毫无芥蒂，只因相处甚密，说话不拘形迹，现在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的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并要求他们出去之后，应和我和谐地分工合作，共策进行。如果大家都赞成的话，可以由我代理书记的职务，那末，他纵然在监狱里住上几年，也就安心了。当时他们听了陈先生这段话，极为感动，纷纷表示他们一向很敬爱我，愿意推我领头，要陈先生放心，并表示将比以前干得还要起劲。

幸好这次法捕房还算是马虎，而章程名单之类的东西又没有搜着，所搜去的信件等并不足以构成罪证、而且又都是与法租界无关的；所以捕房认为证据不足，不加深究，经一度讯问后，就把他们开释了。这是法租界捕房继续搜查李汉俊家之后，对我们的第二次威胁。

包惠僧说的这些话，使我感动，并受到很大的鼓励。包是自出席大会以来羁留在上海的湖北代表，向我说，董必武、陈潭秋于大会闭幕后就回到武汉去了，他也应当赶紧回去一同进行工作，并将这里的好消息告诉湖北的同志们。我也曾鼓励他一番。

陈先生出狱后第二天，便首次以书记的身分召集中央会议。周佛海受了这次被捕的刺激，也许杨小姐对他也不无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不久就去了日本，从此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了。陈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却表现得特别积极，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会议的规范。他提议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即以我的草案为讨论基础，迅速予以决定。关于宣传计划他提议《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并将《新青年》复刊。共他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等都由他与有关负责人先行商谈，再提会议讨论。

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募体问题，仍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正式通过后，因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争执也告解决，而且大体都是接纳我的原提议；惟一修正之点是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给或工资，统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由原规定的每月二十元至三十五元减低到以二十五元为最高额。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做了一篇大文章。我们认为原则上共产党人应无报酬的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原草案所提出的以三十五元为最高额，显系当时低级生活水准的需要；但我们仍主张减低到二十五元以下，等于一个穷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认为我们应尽量发挥刻苦的精神，关于生活费一点，应超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巴黎公社以来，薪给数额任何最低规定的前例。这种生活费数额较之当时党员在社会上所任职业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约为一与十之比。我们并不以为这是有意在生活上开倒车，我们主张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应该同工同酬，没有种族的区别，现在这样规定，也不是暗示中国人自安于苦力的地位。我们的用意是要一般党员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而且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起来。我们不依职位的高低，只按个人生活的需要，来定生活费的多寡。这在一般领取这种最低生活的同志方面来说，应引以为荣，因为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宝贵的精神的表现。在党的方面说来，不论党员领取生活费与否，还应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损伤或被捕等事件发生，党应予以积极的照顾等等。

这篇大文章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似是少见的；在中国政党史上更是创举；这可说是由于我们发生争论而得到的意外收获。这也是陈独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而为我和李达所共同致力过的。我们这个决定及其附带条件的解释，曾以中央的通告—书面的和口头的—传达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一致的赞成，从此再没有发生过“为甚么要有生活费”以及“为甚么有人领取有人不能领取”等等问题了。一般同志也再没有甚么“雇佣革命”的说法。后来我们虽常遇到“卢布党”的讥讽，但事实如此，同志们只觉得可笑罢了。而且从此中央处理经费问题有了一个不移的原则：即经费用于发展事业之所必需。并且要经常留一笔相当大的经费为紧急工作和意外事件之用。这与中国其他政党或机构不合理支配经费的传统作风大有区别（如庞大的行政开支），而且也许是中共以后从未因经费问题发生重大争执和能迅速发履的原因之一。

会后不两天，陈独秀先生与马林作首次会晤。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

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这种相互谅解弥补了过去争执的痕迹，使在座的我为之额手称庆。

他们从此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林似从未提出过异议。关于政策方面，陈独秀先生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央会议报青。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①。

从此我摆脱了与马林接触的任务。后来彼此虽也常见面，但讨论政策问题时总是由陈先生约集，至于单独见面，则多是谈谈有关工运的个别问题而已。此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已建立起来，行政事务都由陈先生主办，我也不再过问了。

这样，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共创立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算是一一克服，走上了正常工作的途径。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决定之后，它的机构也正式建立起来了。

我被推为上海总部主任，李启汉任秘书，董锄平任劳动周刊编辑，北方分部由邓中夏及罗章龙负责，武汉分部由林育南及项英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州分部由谭平山负责。

这个机构是中共中央领导下一个最活跃的部分，大多数的党团员都参加了这部分的实际工作。它可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所起的作用是很重大的。

劳动组合书记部未正式成立以前，即开始了实际工作。我上面已经说过，一九二〇年，各地中共小组成立后，即着手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上海工运工作一直是由李启汉负责的。

一九二一年八月间，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发生罢工事件。我们从报上看见了这个消息。立即参加进去一试身手。为了支持这一罢工，我们立即决定以李启汉的办公地点为临时办事处。

在我和李启汉的领导下，这次罢工维持两个多星期，终于由厂方接受工人一部分的要求而宣告胜利结束。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牛刀初试，大家都为其成功而十分兴奋。

在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地分部正式建立起来了。在上海一所新租赁的单独房子门口挂上了招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上。

我在上海做工运正做得起劲的时候，又被推为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中共代表。那时中共中央和上海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中共首次参加国际会议，须派一位重要人物前往。陈独秀先生在中共中央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须照顾全局无法抽身，因此这项任务又落在我的身上。

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关于全国各地团体选派代表前往的事宜，概由我负责处理。

① 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