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伊尔库次克

伊尔库次克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共产国际在这里设立远东局，又称伊尔库次克局，这个局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机构，目的在调查远东的各种情状，联络远东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并扩展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当时伊尔库次克以东，还是由远东共和国统治着的不安定的地方；这里才是苏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真正的工作中心。原名“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

后改称“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以择定在这里举行。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一我们到达伊尔库次克之后，方才知道远东局的一些内情。它在这里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屋中办公。由施玛斯基兼任主任，那时施玛斯基等于是西伯利亚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是俄共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苏俄政府西伯利亚区的全权代表，又是西伯利亚军区的主席。他本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铁路工人，一九〇五年以前的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二二年曾出任苏俄驻伊朗的大使。他在伊尔库次克局任内的主任秘书，便是我于一九二一年春在北平会见过的那位威金斯基。远东局下分中国部、蒙古部、日本部及朝鲜部等。中国部的主任是麻马伊夫，他懂得一点中国话，后来曾到中国担任加仑将军所主持的军事顾问团顾问。除各部外，另设有一个情报局。情报局工作最忙，有几十个人经常工作；其他各部的事务则比较清闲，只有寥寥二三个人办公而已。施玛斯基不仅主持西伯利亚全局，即远东共和国及外蒙古政府也都由他指导。他因为职务太多，忙不过来；所以远东局的日常工作，事实上便是由威金斯基负责。但远东局的实际工作当时并没有开展，只是搜集远东各地的各种资料，开始做着研究工作。

我们这些代表住在远东局事前准备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中。这住所外表虽不很讲究，但内部的设备尚称齐全，房间中除床、桌、柜、椅等外，并有壁炉可以在早晚生火两次取暖。此外尚有特设的饭厅，午餐除黑面包外有一汤一菜，晚餐减少一汤，总算可以吃饱，较之一般俄国人民的饥饿生活，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的房间经常由几位女工来收拾打扫，有一个替我们在璧炉中生火的老人是帝俄时代的贵族。他温雅的举止和生火时的不熟练动作，看来可怜亦复可笑。他在生火时常向我们讨烟头吸，如果那位代表给他几枝香烟或一块面包，他便千恩万谢的说个不停。

威金斯基和我早经熟识，这次和我见面后，很关心的问起沿途的一切情形。

招待所中有四位日本代表，其中一位是学生，三位是工人，用的都是假名。朝鲜代表大约十人，由设在上海的朝鲜临时政府内阁总理金奎植和外交部长吕运亨两人率领。爪哇代表一人，这位青年名西孟（Semaun），是印尼共产党书记，由马林在上海向荷属东印度物色而来。菲律滨、安南、暹罗、马来亚等地并无代表。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有三十几位。

中国代表团中包括了许多出色人物。张秋白是安徽一位后起之秀的国民党员，这次由孙中山先生以国民党代表名义派来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黄凌霜是名作家，是一度参加共产党北京小组的五位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矮小身材的王丽魂女士是广东一个妇女爱国团体的代表，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东省各团体的代表是前山东省省议会议长王乐平，他曾在上海各界联合会和我共同工作过，后来成了著名的国民党员。铁路工人代表以邓培为首，他是唐山老资格的广东籍机器工人，后来加入中共为党员。湖南劳工会的代表是王光辉。以后成为黄埔要人的贺衷寒，这次以武汉新闻记者的资格参加。我是中共的唯一代表。其余则是各地学生联合会与自由职业者的代表等。

我们这些代表本着各人所代表的团体与个人的主张自由活动。但为了料理代表们的共同事务，大家决议组织成为一个代表团。我被推举为代表团主席。

当时最引人注意而也是大家经常谈论的问题，便是俄国的粮荒。俄国粮食的配给制度，是每一士兵每天配给两磅黑面包；工厂与铁路工人每天一磅半；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一磅；共产党员每天四分之三磅。黑面包的质地坏得很，通常所含的面粉不过五六成，有时低到两成。

有家眷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半月可领取麦子十五磅，马铃薯十五磅，有时有少许糖和茶叶；可是那些麦子和马铃薯多数都有点腐烂。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在叫饿。机关工作人员早上起来只能喝些开水去办公，在办公室中实在饿得无法支持时，才从那一磅面包中抽出一片来充饥。其余的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作午餐，一部分作晚餐。在饥饿压迫下，每个俄国人似乎已没有了别的念头，终日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面包。他们托人情、玩手段，惟一的希望，是配粮人员能配给他们一些没有腐烂的麦子和马铃薯；或者黑面包，不要有泥草臭味而所含的面粉成分高些。可是，这种希望经常很难实现，即使能实现，也只能得到一个半饱。除非有钱，可以用高价在黑市中买些面包；但要赚钱又谈何容易？例如远东局中国部主任麻马伊夫，因为他能说些中国话，我便常到他家去谈天。他夫妇为人都很和气，但从不以食物招待客人，因为他们所得到的粮食也是不够吃。他的太太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还要兼任一家剧院的跳舞演员，每晚得到大把的纸币，偷偷的去黑市买点面包带回家来。这样，第二天的两餐，才可以勉强吃饱。

我看见这些情形，也曾和威金斯基谈过“克勒巴”问题（即面包问题）。他承认面包问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二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要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各级政府都以全部力量应付这一问题，不断的派人到四乡去搜集粮食。可是。从农民手上征集粮食，非派军队去强迫不可；征集到了，还要由军队押送，即使有军队押送，经过灾民区时也常被灾民劫去，有些地方并将运粮的马也捉去杀来吃。各种惨事怪事，不知发生多少。

西伯利亚一带的粮食情形还不算十分坏，严重灾区更是不堪言状了。接着他又解释，好在他们政府的配给制度做得不错，士兵和工人可以吃得饱。共产党员领的粮食特别少，这是以身作则的意思。从列宁本人起，都是每天领四分之三磅面包，因此大家没有话说。如果处理得不好，真是要闹出大乱子来的。

那位西伯利亚王施玛斯基，在我到达伊尔库次克约两星期后，才抽出时间约我到他家去吃饭，在座的除了他俩夫妇外，尚有威金斯基。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据威金斯基说，是要和我谈些中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先生实在太忙了，连威金斯基都很难见到他，远东局积下的许多事务也要趁这个机会商谈，所以他和我简单谈了一会，便和威金斯基滔滔不绝的商谈他们的公务。我这个不懂俄语的客人只好静坐一旁。他这所住宅，是一座很精致的花园小洋房，内外保卫森严，房子里的陈设非常精美，有很讲究的丝罗窗帘，和上海大资本家的家庭差不多。这顿晚喂不仅有质地很好的黑面包，而且有点白面包。虽然是一汤一菜，可是内容丰富，味道很好。牛奶、点心、水果，应有尽有。这是我踏入苏俄境内第一次享受到的盛餐。

饭后，我和威金斯基在寒夜的雪地上，步行回招待所。他似乎发现我神情中有些惊异，就向我解释：施玛斯基为了郑重招待外宾，所以特别的准备了这顿丰美的晚餐，虽然没有和客人长谈，可是他是很热情的。我说：“你说得太客气了，我们是同志关系，不能算是甚么外宾。”他恐怕我心里还有不满意，接着又表示：革命不能讲平等主义。十月革命初期，平等主义的观念非常盛行，一般革命者对于负责的同志住好一点的房子，吃得好一点，都表示反对：甚至将火车的头二等车厢打毁，要大家一律坐三等；可是车厢打毁一辆便少了一辆，这不是平等主义反损害了革命吗？身负重责的施玛斯基为了工作进行顺利起见，是应该生活过得好一点才对。我也不客气的对这位混得很熟的威金斯基说：“你说列宁也只领四分之三磅面包，和大家一同刻苦，何以施玛斯基要比列宁的享受好得那么多呢？可见在任何情形之下，权势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怪不得反对你们的人，说你们专无产阶级的政。”威金斯基听了这段话，伸手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不好这么说！不好这么说！

”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既接触了这许多新的事情，内心当然滋生了无限感慨，而在言谈的表现上自不免坦率流露。但我对于苏俄的一切情况，却是怀着十分的善意，而从好的方面去了解。伊尔库次克市在西伯利亚不算是一个小城市，可是它那么冷清清静悄悄，满街铺满了厚雪，行人足迹稀少，像乡村一样荒凉。街上的店铺都关门闭户，自然更没有甚么人交易。

屋顶突出的烟囱不见冒烟，似乎屋内空无人居。除了车站和工厂附近有些工人在活动外，其他地方都是寒街冷巷，简直不闻人声。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才有一群群穿着油腻褴褛大衣的工作人员，匆忙来去，过了这两度热闹之后，全城又恢复沉寂。

那时，伊尔库次克周围还是很不安静，充满了革命和内战时代的色彩。我所到过的公务人员住宅里，看见房里都挂着长短枪支和子弹袋。他们经常将这些枪支擦得雪亮，到了夜晚还装上子弹，放在床头或枕下，和衣而锤，真的过着“枕戈待旦”的生活。军事演习更是经常举行，所有持有枪支或被派有职务的人员，无论昼夜，一闻警报，就得飞奔到邻近的街头集合，分别受当地驻军的指挥，举行各种演习。据他们说这里南方就是外蒙古的边境，城市四周都潜伏有残匪。

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平时很忙，只有到了星期六晚，大家聚集在办公处的大厅中举行一次晚会。晚会的布置相当单调，除了一架钢琴外没有其他的乐器，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那时的收音机只在大街上装置几个大喇叭，作为传达命令和播送要人讲演之用。那些参加晚会的俄国人，男的只是脱去那身褴褛的工作服而换上一套比较清洁的常服，女的不过头上多扎二块花布而已。最精彩的节目是集体唱革命歌曲，跳高加索舞，其余则有一些人独唱等，最后跳交际舞，大家狂欢一番。俄国的革命歌曲，音调高亢，激昂壮烈，很能刺激人的感情。

高加索舞也带有尚武的精神。

我们这些远东代表对晚会很有兴趣，常去参加。在晚会中，日本代表是比较出色的，他们集体或个别演唱许多民歌或工人歌曲，也可以表演一些柔道、摔交以博掌声。朝鲜代表也不落后，常唱一些悲壮的革命歌曲或动人的民间情歌。只有我们中国代表毫无表现，既没有跳舞的习惯，又不会集体唱歌。但是，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也最受人注意，在他们热烈的一再催促中国代表表演的呼声掌声中，我们这一群人真是窘到了万分。张秋白平时爱哼几句京腔，于是大家推他出来，要他唱国民党的革命歌曲。他说国民党没有革命歌曲。我们只好要他唱几句京戏，他一时也不知从何唱起。最后，他终于唱了。他一开腔，使我们非常难为情，原来他所唱的竟是那时民间流行的淫曲“小妹妹打骨牌”。我们在最初一次晚会中，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觉得非促进我们的集体娱乐生活不可。后来中国革命歌曲的创造，和民歌的发扬，我们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个小小的起点。

俄国人，那时正在饥饿的状态下，因而平时所喜爱的户外活动便大大减少。他们过去爱滑雪和溜冰，可是无法得到滑雪与溜冰的器具，所以少数人只好做一种俄国乡间的“木城游戏”，竖立许多木桩，用很粗的木棒打去，以倒木桩的多少决胜负。这种游戏非常吃力，是一种取暖的最好办法。不过打多了，肚皮也要发生问题。当时俄国一般卫生状况很不好，医药设备很少。一般人的衣服很少洗涤，往往发生臭味。在伊尔库次克只有一间公共浴室，各机关工作人员要排队登记，轮到了才能洗一次。我在当地住了约两个月，只轮到一次。

伊尔库次克的工会在工人区创设了一个“工人文化宫”。开幕的那一天，特邀我们全体代表去参加。远东局好不容易的借到两辆卡车，将各代表与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密密的装了两车，送到那里。“工人文化宫”是工人区中一所最大最好的建筑，其中有各种的设备，可以供工人阅览书报、下棋、饮茶、听音乐、跳舞、演戏、唱歌等等，按照当时的物质条件，确是费了一番大力量。可是书报很少，各种设备也非常简陋，尤其是在这样高大的一所建筑物中，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少通风的设备，因为人多，在极度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炭气，挟杂着俄国式的臭味，令人感觉到一阵阵的恶心和晕眩。从工人们毡靴和皮靴上带进来的雪泥，在室内化成了水浆，到处一片泥泞，仿佛到了菜市场。代表们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觉得有点不舒适，但当时为一种新的精神所鼓舞，仍然兴致勃勃的一直玩到深夜。我们准备回去时，先用电话催远东局将原来答应接我们回去的卡车派来，不料一直等到午夜一点钟，还是毫无消息。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按照俄国人提出的办法走回去。每人先将西装裤脚扎起来纳在皮靴的短统内，领口扣紧并用围巾包好，帽子用力往下拉，一直盖着眉毛。约十个人一群，紧紧的互相挽着，从雪地上向前迈进。那时的气温为零下四五十度，利如刀剑的寒风带着雪片一阵阵怒吼着朝我们袭击。地上的雪堆，深的地方要埋没半截身子，如果不是大家挽紧，一不小心跌 F 去，可能很难再爬起来。羲们鼓起精神，勇往直前，约莫走了一个多钟头，居然走了四瓦公里，回到住所。于是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大家在门廊边先将双手用力互搓，接连的跳跃几遍，将衣帽上的雪花抖落，再将鼻孔中吊出来的冰凌去掉，将脸孔、鼻梁、耳朵等处都轻轻的用手磨擦；经过这一番的手续后，再走进卧室去。幸好，大家的面目依然，没有冻坏。

当时，苏俄对于“星期六工作日”的办法，是鼓吹得非常热烈的。各机关工作人员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都要做些额外工作。代表们本来是可以免去的，但为了响应他们的号召，也很热忱的去参加。尤其是中国代表们不愿自居文弱，很想在工作中赛过日本代表或一般俄国人。头两次，我们被派到森林中去搬运木材。那些短节的大木，每节约一百磅重，由一个人抬；长的木料是更加重了，非两个人抬不可。从森林中高低不平的雪地上，一要把这些木材搬运到大路旁边，有些集中搬到河边的码头上，又没有任何工具，所以我们只做了两次，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我曾背着一节大木送往码头，经过冰凝的圆木桥时一下滑倒，木材打在身上，擦伤了几处。俄国人看出了我们硬着头皮不肯示弱的神情，以后几次便不要我们搬运木材，将我们分批派到车站附近去担任扫除积雪的轻松工作。我们住久了、生活过得很腻。听说这里要举行苏维埃大会，大家赶着去参观。在一个大剧院里，到了八百多个苏维埃代表，女代表也很多。这些代表多是四乡来的，穿得破破烂烂；大会主席似乎是个农村工人，一样穿得很破烂。我们到达时，主席正在演说。我问陪我们同去的威金斯基：“他演说得很不错，是不是一位工人？”他说：“是的，这位工人在不久前还不大识字哩！”

我说：

“何以进步得这样快呢？”他说：“当然要有人指导。这位工人便是施玛斯基所指导的。

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受施玛斯基的指导。”从他这句话中，我对于当时的情形得到更深一层的了解。当时苏俄的各项工作，确是由许多工人农人在出头负责。不过，这些工人农人的背后，都是由共产党员在一一指导着的。在伊尔库次克将近两个月，大会的会期仍未确定。我们不懂俄国话，和俄国人往来很少。平时除了准备向大会提供一篇报告外，便无所事事。我准备的一篇报告写得很长，内容着重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状的分析。我从井田制度写起，自周秦历朝以至现代，写了一百多页还未写完。那里既无参考资料，又无人将它翻成俄文，明知写好以后，也等于白费心力；可是每天伏案工作却藉此消磨了这段枯寂的时间。其他代表的报告写得短，无聊时间自然更多了，只好到处去跑，或找俄国人混混，或与当地的华侨漫谈。

伊尔库次克的华侨散居各处，有少数在机关中当公务员，也有参加军队的，多数则在当地做生意、做工或开洗衣铺。他们多数不满意苏俄政府。

华侨对苏俄政府的不满，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上。俄国经过四年欧战、三年内战，苏俄政府在内战中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来支持战争，组织贫农团，派遣军队到农村中去，类似打劫式的将粮食完全没收。这样的作法当然弄得天怒人怨，民穷财尽。等到内战完了，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克伦斯坦暴动之后，苏俄当局深感事态严重，因此在同年三月举行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反映到伊尔库次克时，一般人民都表示极不信任。新经济政策虽然准许商人做买卖，但商店仍旧家家关门，连理发店也没有恢复。农民虽在农业税宣布值百抽二十的政策后，还是不肯多种粮食。他们对于政府的纸币尤其不信任。

人民之间几乎多是物物交易。代表们中有人曾问华侨：“俄国人为甚么对政府这样的不信任呢？”所得到的答覆大致是：

“这种政府，如何能信任呢？”过去已经将人民的财产没收了，粮食抢去了，将来还不是一样的要没收，要抢去吗？政府发行了这样多的纸币，一天天跌价，还不是欺骗老百姓么？这个政府，除了会杀人外，还能做些甚么呢？“至于说到苏俄政府中的人员许多贪污腐败的情形，那还是次要的事。

对于苏俄怀着满腔热忱的代表们，经过这两个月的体验之后，心中所发生的问题更加复杂了。大体说来，第一个问题是：苏俄将往何处去呢？这样落后的俄国，特别是这样荒凉的西伯利亚，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呢？第二个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将领导俄国的经济向那一个方向发展呢？第三个问题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与中国土匪的打家劫舍有甚么分别呢？第四个问题是：中国与俄国的国情相差这样远，是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做中国革命的借镜呢？这些问题，一时无法找出答案，也是我所无法解释的。这些事的确使代表们的心里受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有人归过于我，说我不善于向别人解释，其实连我自己也是在迷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