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孙中山与越飞

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这一事实，使这两党人士意识到革命运动的一个新动向。联俄使中国革命能得到苏俄的支持，更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健问题。但孙中山先生似并不以为国民党改组和少数共产党人的加入国民党，会很快的带来甚么奇迹；他主要是在图谋恢复他在广东的地盘，设想到将来如得到苏俄的实际支持，或许不会如过去的动辄遭受挫折。可以说，国共合作解决了苏俄支持中国革命的一个矛盾。孙中山先生经过越飞与苏俄建立关系，又大大促进了国共的合作。所以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以及联俄三个新动向同时并进的酝酿发展时期。

越飞以苏俄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任为驻北京的外交代表，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到达北京。我在西湖会议后，衔着中共中央的使命北上，先他一两天到达。

在马林回国以后，驻北京的苏俄代表团留有一个代办，常与李大钊先生保持接触。当时，苏俄的外交代表似不愿与闻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事；因此，这个代办与李大钊先生的来往表面上属于社交性质。这个代办曾与我有一面之识，他急于办交代，因李大钊先生已赴沪，故为我安排好与越飞会面的时间。

在越飞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我即如约到苏俄代表团办公处与他会晤，由那位代办翻译。

初来的越飞对中国情形似乎知道得很少。他根据一张向未读熟的中国要人名单，接二连三的问我，是否认识吴佩孚、曹锟、张作霖和一些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和部长等要人。我的回答不是“不认识”就是“没有往来”。后来我就老实不客气的向他说：“对不起，我这个青年，

不认识这些大人先生。”

越飞当然很重视他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因此，他的问题都侧重于这方面，他似不愿谈到中共和国民党方面的事，也不将我当作一个中共代表，只是把我视作一般名流，这就显得有点外交家的做作，同时也流露出一些自大自傲的神情。我也有点青年人的傲慢态度，瞧不起北京政府，因而就不重视莫斯科与北京的外交关系。——我心目中总以为苏俄支持中国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事。那个任翻译的代办，觉察到了这种情况，便用俄语向越飞解释，似乎是为我重新介绍，指出我有很好的政治见解等等。

于是越飞转而问我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我告诉他，他刚才所提出这一连串的人名，实在值不得重视，我深以没有与这些腐败而落伍的军阀政客来往而自傲。至于平凡而正常的中国人，我倒认识不少。那些军阀政客们不久将为人民所唾弃而趋于灭亡，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广大平凡人民的革命上。

他接着问我，谁能领导中国的革命。我告诉他孙中山先生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势力。他又问到孙中山正被迫离开广州，是否能很快的返回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我肯定的向他指出，不久的将来，孙先生一定要重回广东的。而且说孙中山先生是能统一中国，使中国走向正轨的有希望的人物。

我虽不能确说北洋军阀一定很快就会垮台，但越飞对于我这个远景的看法，似甚感兴趣，因而很高兴的问：“你以为我这个苏俄政府派驻北京的外交使节，会有机会与孙中山先生接触吗？”我直截了当的答覆他：“你不仅可以有这个机会，而且还不应当错过这个机会；如错过这个机会，对于一个革命的苏俄使者，是大大的遗憾。

”他很有礼貌的向我道谢。

我和越飞这段谈话中，接触到了苏俄政府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且已触到问题的中心。

苏俄的外交政策具有两重性；一面与现存的政府办外交，另一面又支持要推翻现政府的革命势力。越飞身当其冲，便把这种双管齐下的外交政策在中国具体表演出来。以后事实所证明的，越飞在中国的具体收获，也就是在与孙中山先生建立关系这一点上。

这个时候，国共双方的要人们都展开了有利于革命工作的活动；而这又是头绪多端的，有它成功的方面，也有它引起争执的一面。

马林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撮合人。他不仅促成了中共负责人加入国民党这一件事，更奔走于孙中山先生与越飞之间，后来孙、越的见面主要也是由他促成。马林在政治上显得有些神秘，他与威金斯基的作风不同，从不将共产国际的决议交给中共中央看，也不和我们谈起他与孙、越接头的情形。我们只看见他时而北京，时而上海，跑个不停。我们还曾讥笑他，不免放弃了共产国际给予他与中共联系的任务，专做上层政治活动。事实上，当时他对于中共日常工作的注意力，确也渐渐减少。

这时马林有点不可一世，中国革命的主要线索好像都操在他手里面。他与越飞是最谈得来的。有时他暗示越飞完全支持他的主张，甚至提到越飞比他还更重视国民党，认为它才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力量。孙中山与他相处得也不错，似可遇事商谈。他这个共产国际的秘密代表，不像越飞之有公开外交代表的身份，可以更自由的活动，不受各种外交惯例的约束。但马林究竟不是俄国的公民，也未担任苏俄政府的职务；因而影响苏俄外交政策的力量是很薄弱的。苏俄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是以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为其着眼点。这样，他就无法满足孙中山先生的一些具体要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他也不能完全贯彻他的主张；因为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方面，他常遇到反对的意见。后来马林因而弄得满身是非，不能不让位于鲍罗庭了。

陈独秀先生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因而采取消极的态度。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高级干部五十三人开会，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孙即席解释他的联俄容共的新政策，并获得一致的赞成。六月，他指定九个人组织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陈独秀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十一月十五日，孙先生又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九人起草委员会所拟订的改组方案，并推举胡汉民和汪精卫为改组宣言的起草委员。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发表了第一次的改组宣陈独秀先生过去与国民党人士来往较多，也与他们有过不少争执。他被孙中山先生指派为九委员之一，显系具有促进国共关系的重要意义。但他一直以客卿自居，不愿对国民党内部问题多表示意见。后来，他又被中共中央派到莫斯科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因而并没有参加改组方案的最后制订工作。

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先生总是处于先知先觉的地位，他那时对联俄容共的政策，主张最为坚决，兴致十分浓厚。但他的追随者们，并不同他一样，表面上虽然是一片附和，骨子里却有不少的怀疑。国民党中的右倾与左倾思想同时存在，有的惧怕联俄容共，会招致列强的反对，不利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发展；有的认为苏俄既有意与孙中山先生合作，就不应再与北京政府谈甚么外交；有的认为联俄是可以的，容共则颇具危险性。种种疑虑，不一而足。

张继是国民党内当时联俄容共政策的积极支持者。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他还带了孙中山先生致越飞的亲笔信，由上海到北京去与越飞晤谈。但他主要是希望苏俄能经由外蒙给国民党以军火援助，仰国民党能在北方发动反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等到他从越飞方面确知他的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时，他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热心就开始冷淡下来了。

一九二三年初，越飞因回国道经上海转赴日本之便，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数度晤谈，结果公布了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有名的孙、越联合宣言。

这个宣言主要确立了国民党政权与苏俄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是孙中山先生的胜利。越飞同意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并表示完全支持孙先生的革命；这些都是孙先生所衷心欢迎的。广东政局恰在这时发生变动，一月十五日陈炯明退往惠州，通电下野，国民党人士正在兴高采烈地作重返广州的打算。孙、越宣言的公布，更足以壮其声势。

已移往北京的中共中央，当时正忙于指导职工运动，不仅没有参预孙、越的谈判，而且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们在报上读到这篇宣言之后，觉得其中“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措词，含有否定中共作用的意义；而且越飞和马林未得我们同意，迳行作这种露骨的表示，也是不应当的。但我们本着关切国民党与苏俄能迅速建立友好关系的心情，对这个宣言只看作是一个具有外交词令的文件，中共本身并不因此受到约束，因而也毋庸表示反对。

这个宣言所起的作用确是不平凡，它在中国政局中无异坟下一枚炸弹，因为这宣言是由苏俄驻北京的大使与北京政府的反对派领袖所共同发表的，这对北京政府自然是一个威胁。

尤其重要的是，快要重返广州的孙中山先生及其所领导的南方政府从此实施联俄政策，而且还坚定了孙先生改组国民党和容共的决心，这就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新动向。

可是这个不平凡的宣言后来又成为国民党分共反共的依据，使中国革命遭受了莫大的祸害。这也许是由于越飞承诺得太多了，事实上又不能做到。这也暴露了苏俄对外双重政策的本性—主要是苏俄外交部与共产国际间的不尽一致。苏、国、共的三角关系虽有一个兴奋而愉快的开始，结果却终于翻脸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