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捕后第一道鬼门关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被捕入狱—几乎丧失了生命。这件事我虽事前获得消息，但疏于戒备。这种对于自身安全大意，而闯了大祸，似也是我充好汉爱冒险所应得的处罚。

我回到北京的当天（五月二十日）下午，首先晤见李大钊先生，告以扩大会议的经过。

他一面紧张的处理他的事务，一面打断我的话，郑重其事的告诉我，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勤先生今天上午通知，北京军警当局已拟定了一张即将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单，其中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他自己，第三名就是我。他表示他正在作必要的准备，要我赶紧回到自己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将文件收拾一下，从速躲藏起来。

他向我说明北京当局将大捕革命党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国共两党活动的扩张，反对曹锟贿选，以及打击整个北京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早为当局所嫉视。北京的民众运动、铁路工人过去的罢工和现在的活跃，都被认为是我们这些人干的；而我们又是国民党公布出来的中央委员。再则五月十五日发生了外交总长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①，这虽与国共两党毫无关系，但撷预的当局认为国共两党素来反对顾的对俄政策，因而判定这一炸弹案也是国共两党所为。于是，大捕革命党人的行动就如箭在弦了。李大钊先生虽催着我去准备一切，但他根据王法勤的消息，也很镇静的预料总还有两三天的犹豫时间，北京军警才会动手。

我离开李先生的办公室，便到铁路总工会的秘密办公处。我先接见了好几位从各处铁路来的工人同志，解决了他们来接洽的事务；分别打发他们于当晚或翌晨返回各人原工作的地方。接着，我才向同事们宣布李大钊先生所说的紧急消息，要各人分别准备。于是各重要职员们都分途去藏匿；名册和其他重要文件也都运走了；只留下彭永和、李斌两人负责驻守。

我回到达教胡同我自己的住所已是晚间十一时了。在这座四合院的公寓中，我们夫妇住的是两间坐北朝南的正房。我的太太杨子烈是与我在一九二四年二月间新结婚的。她是一九二一年在武汉加入中共的最初女党员之一，这时她在北京担任《新民国》月刊的校对和发行工作。我们住两间房，一间是我们的住室，另一间就是这个月刊的发行处。我的太太就经常在这里办公。在这间办公室里，堆满了各期的《新民国》月刊，以及各种与发行工作有关的文件。她听了黑名单的消息，一时觉得无从收拾。

这座公寓的南屋住的是高尚德，西屋住的是范鸿杰。他们两位都是中共北京区委委员。

我旋即与他们两位商谈有关黑名单的事。他们已经知道，并已作了必要的准备，但仍暂住在原处，因为他们用的是假名字，军警不容易发现。他们也预料实行捕人将是两三天以后的事；到那时再行躲藏不迟。他们主要是为我这个军警心目中的“要犯”担心，希望我明天能够摒挡一切，离开这个住所。于是我和我太太忙着烧毁重要的名单和信件。可是，我们这两间房里堆的文件确实太多了，一时清理不完。而且，夜已深了，人也累极了，心理上还相信有明天可以继续清理，所以在烧了一部分文件后，也就睡了。

谁知这次警探们的行动比我快了一步。第二天天色还没有亮，我的住所和铁路总工会的办公处同时被大批警探包围。公寓的掌柜来敲我的房门，我从梦中醒来，还以为是预定今早回去的铁路工人有急事来找我。我打开房门，警探们一涌而上，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说明原委，便把我和我太太都逮捕了。

警探们在我的房间内翻箱倒筐，检去大批文件。他们的言语态度极其粗野。我太太气得高声斥责他们是“土匪强盗”没有经过法律手续，便乱捉人，乱拿东西。我悔恨自己的大意，更深恐牵连到同住的高尚德、范鸿杰两位同志，因即示意我的太太不要再讲，以便早点离开这里。幸好这次高范两位没有受到牵连。我们被押上一辆囚车，驰往前门外的警察厅侦缉处。

这个侦缉处是北京城内著名黑暗的捉人机关，处长高某是跟随曹锟多年的马弃出身，能直接向曹进言。他是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谈吐举止粗野不堪。看来，他似乎不识几个大字，更不懂甚么叫法律；而满面烟容，显然是一个吞云吐雾的老手。副处长姓张，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儿，与高某比较起来，谈吐文雅，容态慈样，倒像一个读书人。那高某把他当作“绍兴师爷”有点颐指气使；不过对于他的意见，似乎也不得不尊重；大概因为高某自己实在太无用，不能不依靠张老头儿的笔墨。因为重视我们这个案子，正副两处长亲自来审讯。

与我同时被捕的，除我太太之外，还有驻守铁路总工会的两位干事。彭永和是学生出身，主管收发工作，为人沉默寡言。李斌是石家庄的铁路工人，在总工会中管理庶务，经常是伙夫装束。还有《新民国》月刊的主编范体仁也被捕了。我们五人以我的情节最重。他们首先将一副九斤重的对付死囚的铁镣将我双脚扣住；关在一个侦缉班的屋里。其他四人则分别囚在别的监房。

审讯由当天正午开始。他们着重问的是有关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这件事是我到上海去以后才发生的。当作礼物被送到顾家去的木盒子，经他的仆人打开后，炸弹虽炸爆炸了，但遗留下来的有木盒碎片和一些包裹的纸张，以及纸张上所写的字迹。他们就企图从这些木片、纸张和字迹中找出犯罪的证据。

侦缉处承办这件案子，首先就假定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干的。他们根据这个假定，侦查的结果，发现我恰恰在此时到上海去了，因而怀疑是我干的。他们伪造了一些木片和纸张，硬说是在我住房里搜查出来的。他们从我们五人住所中所搜出的文件，去核对炸弹包裹上的笔迹。

我寄押的房间中住了一组十二个人的侦缉班。这些侦探都能阅读报纸和写简单的报告，似是侦缉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他们佩带短枪，日夜监视着我，但也与我攀谈，企图找出我犯罪的一些破绽，特别要我写这样，写那样，那个拿个白纸扇子，要我题字；那个又来问我某某成语如何写法。但他们这些企图，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在第一天就泄露，在这次搜查中没有发现和炸弹包裹上同样的字迹，使他们甚感苦闷。他们又透露，他们所以如此热心的侦察，是因为顾维钧出了十万元的赏格来破案。

那天，审问开始时，处长高某首先问我：“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吗？”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这一类的木片。”他又问：“这些纸张是在你桌子抽斗中找出来的，是吗？”我看了看那些纸张，又回答说：

“我抽斗中从来没有这些纸张。

”接着，他拿着许多被搜出的文

件，一件一件的问我，是甚么人写的。我都答以“不知道”或者说：“写字的人已签有名字在上面，你们可以自己看。”

他们这样漫无目标的乱问下去，我有点不耐烦了。我反问他们：“你们问这些不相干的话，到底是甚么意思？”那个粗野的高某便拍案大叫：“你这个‘乱党’

，反正是该死的。现

在又犯了炸弹案，还不快招吗？还要我们费事吗？老实告诉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早点招免得吃苦，你自己瞧着办吧！”

他们企图从我口中逼出有关炸弹案的口供；我却乘机向他们解释，我说明我根本不赞成暗杀，因而决不会做这类的事。我也告诉他们，不仅我个人如此，国民党和共产党人都是不赞成暗杀的，黄复生、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已过时了；我还讥笑他们的假设是走错了道路。

这样审问下去，情况似乎逐渐对我有利了。他们当初怀疑我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后才离开北京的，但从搜出的文件和我所提出的证据中，证明我离开北京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前约一个星期。侦缉处虽然伪造了木片纸张等无关重要的证物，但始终无法伪造我和同志们的字迹，也问不出那里来的炸弹和谁是送炸弹的人。这使他们觉得对付这些社会上有声名的知识分子，究竟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强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显然十分热衷于十万元的赏格，没有证据也想打出一些证据出来。他许多次都大叫要用刑；最严重的一次，是将我勒跪在一堆铁链子上面，大约有半小时之久；跪得我满头大汗。左右还站着几个法警，拿着很粗的木杠，准备将我的双脚压住，让我尝尝“睬杠子”的苦刑。我只有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吓，怒目高叫：“你这小子，还充好汉。马上一踩杠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满脸杀气，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审讯的时间愈长，他愈无法支持；原来他的鸦片烟瘾愈发愈厉害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副处长便乘机请处长休息，改由他继续审讯。高某虽然还是满口粗言秽语，却身不由主溜到后面去了。张副处长看他去远了，便对我说：

“你跪着不好说话，起来罢！好好的直说！”于是，由两个法警扶我立起来。我受此刑辱，愤怒万分，仍是一言不发。张老头儿只好又说：“你去休息休息再说吧！”

每次审讯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高某至多只能维持一个钟头，就要回到他的鸦片烟榻上去；再由张老头儿接替审问。而张老头儿的精力也不够实施疲劳审讯，因为他究竟是上了年纪的人；所以审讯的进行，总是时断时续。张老头儿从未向我发怒，至多只是说：“好好向处长说，以免受刑。”我却乘机向他进行种种解释，他也老是静听着，不置可否。

这样，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们讯问的目标就转移了。他们不再问炸弹问题，转而问我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铁路工会中的活动。我不否认这些活动，但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我还向他们抗议，指出我做一个国民党党员、共产党员和工会职员，根本是不犯法的。他们对于我的抗议，避开正面答复。到此时，他们有点无精打彩，似乎想草草结案。

后来听说这是由于顾维钧受到不可借此陷害革命党员的警告，撤销了十万元的赏格，所以他们也松劲了。

第四天，侦缉处的审问结束，由张老头儿办理移送到警察厅中去的手续。高某已经看不见了，完全由张老头儿来处理，他对我的问话只是关于他在公文手续上所需要校正的部分。

一切情况都显得缓和多了、而且张老头儿还有同情我的表示，颇出乎我的意料。

他首先表示我们这件案子的情形很严重，现在要移送到别的机关去办理；我假若能像这几天一样稳妥的应付，也许不会恶化。高处长是最性急的，我能在他手下逃过苦刑的折磨，实在幸运。他慨叹他自己年纪老了，一向信佛；对于案件的处理，总是慈悲为怀。他说到他有四个儿子在各大学念书，其中两个还参加过五四运动，他们曾向他称赞过我是一个好学生，而且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他表示现在时代的确变了，年轻人的想法和年老人不一样了，他的儿子们也是如此。最后他向我暗示，炸弹案大概没事了，其他的罪名总较轻些。要我好好去为自己辩护。

我常看见张老头儿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早知道他是信佛的；现在听他说了这样一段诚恳的话，因而向他表示谢意；并指出这几天来，他是很爱护我的，屡屡苦心的为我解围。他叹着气向我表示，像我这样一个人才，原不应遭受这样折磨。国家的事没有弄好，不应该由我们这辈青年人负责。他直率的告诉我他内心的矛盾，他在职务上是要严格办我的，但为年轻人的前途着想，又不得不寄予同情；而且他老在想着他那四个与我抱着相似观念的儿子，和他们平日向他所说过的话。他这样说着，不觉掉下几滴眼泪来。

至此，我也颇为感动，我们之间似乎已没有审讯官与阶下囚的分别了。我反而安慰他，称赞他的仁慈和见识。他最后表示，他不仅对我如此，即对与我同案的人犯，也是一样宽大。

除了我的那位厨子李斌—李这时只承认是一个厨子—受过刑讯以外，其他的人都没有吃过苦头。他还进而告诉我，我同案的人犯在口供上都没有牵连别人，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今天晚间就要被送走了，总算渡过了这一道难关。

在张老头儿宣布侦查已告结束以后，这一班看守我的侦探们，便奉命为我除卸脚上的铁镣。我当时颇不愿意，想带着这根铁镣上法庭去，当作侦缉处虐待人犯的证据。经过那些侦探们说好说歹，而我在当时情形下也不能够坚持，便只好让他们卸了。那些侦探们最初将我看作是扔炸弹的乱党，类似江湖大盗；并不知道甚么叫“革命”。经过我和他们几天的攀谈，不仅我从他们口里获得一些对我有益的消息，而且也乘机给他们上了一次政治课。这一课的题目可以叫作：

“甚么是革命党？革命党人是不可以虐待的！

”这一课对于他们似乎是不无影

响。后来，中共的许多被捕者，多少都利用到我这次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