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党内对孙北上的争执

我出狱以后，全部的局势似乎都变了。首先是中共内部的反国民党倾向的增涨，在反对孙中山北上一事上表现出来。中共北京区委会认为孙的北上，无异与北方军阀妥协，因而产生了北京的国共两派分裂的危机。

这时，中共北京区委会书记是赵世炎。中共中央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逐渐实施委派下级党部负责人的办法；赵世炎就是由中共中央委派来的。他很年轻，在五四时系北京高师附中学生会的代表，当时我们把他看作小弟弟。他中学毕业后，即赴法勤工俭学并加入了中共。

我入狱后，他才回国；即受任中共北京区的领导职务，自然是缺乏声望和经验的。但因他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能说能写，热诚负责，获得北京一般同志的敬佩；同时，李大钊先生和其他一些重要同志，在直系当权的后期（即我入狱后）度着地下的生活，不能公开活动；于是，赵世炎就一时成了北京中共党务的重心。

我出狱后，赵世炎热诚的招待我暂住在他家里，因此，我们有过约两星期朝夕相聚的机会。他曾给予我极好的印象，我觉得他在法国留学四年，有了极大的收获，但我也很快的发觉他在政治上的看法与我分歧颇大。

赵世炎认为孙段张的三角联盟，是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无异是抛弃了国共合作的革命政策，转而与军阀实力派图谋妥协。他也表示过，中共的政策并不是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而是反对国民党整个的现行政策。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可以代表北京多数同志的意见，而且有其发生的根源。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旬—我在本书第六篇第四章说过—汪精卫、张继与陈独秀间曾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举行谈判。那次谈判不仅没有获得协调，且使相互间的关系多了一层阴霾。在那次谈判中，陈独秀坚持原有立场，不肯取消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团组织。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遂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共产党提出一个弹劾案，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是违反纪律和危害国民党的。

这个弹劾案并未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接纳。一九二四年八月所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党团问题表面上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过去了；但实际上问题并未解决。一般国民党员为党团问题或多或少的视中共党员为异己；而中共党员则认为国民党人之挑起党团问题，是企图取消中共的存在。双方情感由是诸多隔阂。在我出狱以后，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充分体察到对立暗潮正在扩大。

孙段张三角联盟问题乃成为两党分歧的爆发点。在反直战争的过程中，这种分歧表面化了。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爆发了直系齐燮元、孙传芳与段系卢永祥间的苏浙战争。九月十五日奉系张作霖向山海关进兵，第二次奉直战争由此开端。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出发韶关，率师北伐并发表北伐宣言，支持浙卢和奉张，以围攻直系的曹吴。后来，虽因广州的商团事变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各地的国民党员却为这件事所震动。

据同志们告诉我，在反直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右派和一般热衷于权势的人物，对于孙段张三角联盟存有极奢的幻想。他们认为现阶段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军阀，而应该只反对直系的曹吴；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而应该反对支持直系的帝国主义者；现在政治的主题，在于实现孙段张的三角联盟，而不再是国共合作。中共则仍认为反对一切军阀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的既定政策，不容有所曲解；利用段系奉系去反直是可以的，但与亲日卖国、臭名昭彰的段祺瑞张作霖妥协则万万不可。

两党党员因这个分歧而发生的一些争执，我出狱后同志们曾向我谈过；不过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了；只有一幕是一位亲身参加这次争执的朋友，在我于一九四九年后流亡到香港时才告诉我的。据他说：一九二四年九月初，苏浙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曾在上海天后宫总商会举行群众大会，参加的多是大中学校的学生。由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长叶楚伧任主席，并由五四运动时曾任上海学生代表的何世祯报告开会意义。他说明：国民党应联合比较进步的军人，如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共同打倒最反动的军阀曹锟、吴佩孚及其直系势力。

他说完后，即有一位青年共产党员郭寿华起立发言，表示反对。他的发言要点是：“军阀中没有所谓进步的，国民党应打倒一切军阀……”郭寿华的话还没说完，会场中即有人申斥他是曹吴的奸细；接着就在一片喊打声中，将他打伤了。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赵世炎等同志当时即根据这些情况向我指出：国民党采取两面政策，表面上联俄容共，实际上与军阀妥协。孙段张三角联盟反直已经胜利了，继之而来的便是分赃，国民党分得一份可观的赃物，便要牺牲联俄容共，或者硬拖中共一同下水。难道中共也要随着国民党，与段祺瑞、张作霖流靡一气吗？

冯玉祥倒戈，暂时控制了北京的局势。他组织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原隶直系、与国民党有些关系的胡景翼、孙岳分任第二、第三军军长。当时，冯玉样确曾做了一些大快人心的事。他将满清废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并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这位基督将军和他的朋友基督教徒徐谦等，与北京的国民党人以及苏俄驻北京的大使加拉罕也已有所联络。但是东交民巷外交团不承认他所支持的黄邪内阁叭使他不能在北京建立一个较稳定的政府。而且张作霖的优势兵力到达天津后，着着向冯进迫，在天津和津浦线上，将他所收编的部队解除了武装，张作霖还伙同段祺瑞向冯多方作政治上的进迫。冯玉祥当时曾表示他所受到的压力太大，非他的力量所能抵御，因而采取疏远国民党人的姿态，同时更怕被人指有赤化嫌疑，政治态度显得摇摆不定。

赵世炎等目睹这些情况，认为国民军的兴起并未改变军阀统治北京的形势。从冯玉祥的表现看来，他并不是进步军人，只是投机的军阀。当时冯玉样主张以委员制来执掌国政，拟由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再加上几位名流共组委员会。他请孙先生北上的用意，就是希望孙先生参加这个委员会。赵世炎等因此主张孙中山应谢绝北上，并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不可与军阀妥协。

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并于十三日离粤。赵世炎等认为孙的宣言所主张的“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绝不会产生实效；这宣言只不过是遮羞布，实质是右派拖着孙中山先生与北方军阀寻求妥协，因而中共只有反对孙中山北上。这就是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发生分裂危机的由来。当时，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近百个民众团体，高举着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旗帜。另一些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国民党员，也抓住了数目相近的民众团体，欢迎孙中山北土。双方相持，各不让步，情势严重。

我对中共北京区委会这种作法一直表示反对，自十月廿五出狱后，即多次劝说不可夸大国民党对军阀的妥协倾向，不应对孙中山失望。但赵世炎等依然固执己见。他们认为我的反对，是因为我在狱中料押了五个多月，对外界的情形已有隔阂。他们说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时中共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转变。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秘书的毛泽东那次扩大会议后，在上海中共党员会议上发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言论，遭受多数同志的反对，因而不安于位，托病离开中共中央的工作岗位。这时有好些同志从莫斯科和巴黎回国，担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陈延年、周恩来、王一飞、任弼时、尹宽等，其中大多数不满国共现行政策；他们强调中共的独立性。赵世炎还进而问我：“这些同志们多数都支持你在第三次大会的主张，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变？”

这个严重争执，经过北京区委会的多次讨论，不能解决，终于提到了北京中共党员大会上，作最后的决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动身，绕道日本北来的时候，在中共党员的会议席上，赵世炎首先发表了报告，指出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确的，符合中央屡次的指示。他称这是“有远见的独立政策”，并引证中共中央历次的指示和《向导》上的文章，来支持他的主张。

我继起发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对的是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尤其不愿牺牲中共的独立发展；但从不反对国共合作，也不赞成中共不适当的反国民党的倾向。同志们应当珍视国共合作，而且维护中共独立存在与发展并不能与反孙北上相提并论，说我右倾了，改变初衷更是无槽之谈，继之，我指出这种所谓“有远见的独立政策”本身并不正确。中共中央只有反对国民党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指示，但却没有反孙北上的主张。我说明孙段张三角联盟是一种反直系的结合，是一时权宜的策略，不能因为有些国民党右派具有妥协的倾向，就断定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全体也都这样。我称赞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这对北方民众，会发生很好的影响。我承认国民军系的冯玉祥等具有投机性，但他们既有靠拢国民革命的倾向，我们就不应当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着重指出反孙北上政策的错误，并指出这种政策已经发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多数的国民党员与跨党的共产主义者和左派发生了分裂的现象，进而引起中共内部的不安。如果过几天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发现中共采取反对他的行动，将发生难以设想的后果。我要求立即取消这个计划，改取欢迎孙先生北上的态度；并督促其宣言和主张的实现，反对违背这个宣言的国民党右派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

这两个相反的意见付表决的结果，我遭受到在北京从未有过的惨败。赵的主张得三十七票，占压倒多数，支持我的主张只获五票；此外约有十票弃权。但我仍未为这个表决所折服，并起立要求复议。我指出：这个表决的结果是一种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可能引起国共分裂和中共内部分裂的严重后果。我要求一面请示中央，一面重新讨论。此时，弃权者也表示支持我要求复议的主张。

赵世炎目睹支持我的主张者和弃权者多系重要党员，也许是我的发言对他也发生了若干说服的作用；他以温和的态度表示，多数的主张可能因政治经验不足，发生判断的错误；现在既已表决，只有哲时执行，但接受我请示中央然后进行复议的要求。

在这次会议之后，一般情势渐渐有利于我的主张了。首先，欢迎孙中山北上的一派在举行筹备欢迎大会时，到会者竟达五千多人。这不特证明赵世炎在前次报告中所说欢迎孙北上的人不多之说是不可靠的，而且也使他感觉中共将因此陷于孤立。同时那次因事没有出席的李大钊先生也极力支持我的主张。在苏俄大使馆任重要工作的艾芬也面告赵世炎，苏俄和共产国际都赞成孙先生北上。

中共北京区委会在这种形势之下，不得不改弦易辙；但不少同志难免有点丧失颜面的感觉，于是我再出来做转圜的工作。在另一次党员大会上，我发言说：北京区委会在冯玉祥倒戈后，努力在工人学生中发展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已有相当成绩，令人欣佩。只是反对孙中山北上的一点是左倾的，但现在还来得及挽救。我特别说明这不是一种可笑的错误，而是由来有目的。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以后，党内对国共合作过于乐观，后来因为遭受国民党右派不择手段的打击，又转为灰心失望，走到另一个极端。其实同志们只要想想孙先生在广东平服商团事变，和对广州英领事的干涉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以及他这次所发表的北上宣言，就会觉得这个盟友不可轻易抛弃：因此反孙北上的态度是不很适合了。我也指出：这种左倾的倾向不仅在北京有，也同样存在于中共各地的组织中；即中央前此的指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意味。现在孙先生即将到来，时机迫切，还是勇于迅速改正，表示欢迎为是。

由于我的劝说，大会通过了我的提案；并委托我去调解民众团体中关于这件事的不同意见。根据这一决议，我去进行说服一些站在反对立场的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其中包括中共党员和若干国民党左派），结果甚有成效。

在孙先生到达天津的前几天，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茶厅里，我约集了两派的重要代表各三人进行协商。我首先痛陈同系国民党所领导的团体，现在分成欢迎与反对孙中山先生北上的两派，是至可惋惜的事。我随即提出三点：一、国共两党党员和他们所领导的民众团体应一致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二、拥护孙先生的北上宣言，一致促其实现，反对一切违背这个宣言的企图及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三、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构应在上述两个原则下合而为一。

我的主张获得了一致的支持，会谈也由严肃转为轻松；并且决定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构立即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合并组织的具体步骤。

这场足以使国共关系恶化的大风浪，就这样暂告平息。不几天，中共中央欢迎孙中山北上的指示也到了。中共的政策也就由怀疑国民党将与军阀妥协，反孙北上，转变为迎孙北上，促成国民会议的召集。

① 冯在撵曹锟下台后，以曹的名义任命与国民党比较接近的黄郛组织摄政内阁，暂时看守各中央机关。

黄就任后，定十一月十四日宴请在北京公使团，但公使团竟拒绝赴会，黄只好临时取消实会，这显使冯感觉公使团方面不满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