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穀梁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穀梁传/徐正英，邹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7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7-101-11964-0
Ⅰ. 春… Ⅱ. ①徐…②邹… Ⅲ. 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编年体②《春秋穀梁传》-译文③《春秋穀梁传》-注释 Ⅳ. 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2115号
书 名 春秋穀梁传
译 注 者 徐正英 邹皓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王水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7月北京第1版
201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26¼ 字数 100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964-0
定 价 58.00元
前言
关于《春秋》
春秋时期，“春秋”是各国史书的通称（个别国家的史书有自己的专称，如晋国的史书称作《乘》，楚国的称作《梼杌》），仅《墨子》一书中就出现了“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在春秋之前冠以国名的说法，《左传》对于鲁昭公二年的记载也出现了“鲁春秋”的说法，可见“春秋”的确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其是一种标题新闻式、编年大事记式的史书。
为何以“春秋”二字作为史书的名称，历来说法甚多，有研究者认为以春、秋纪年并作为史书称呼是沿袭殷商时的说法，殷商时期人们只将一年分为春、秋二季，故以之纪年，周初仍沿用之，进而以之称呼史书。但为较多人所接受的是西晋杜预的说法，他说：“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也就是说于一年四季之中交错选择春、秋二季来代表一年，大概是因为“春为万物之始，秋为成物之终”，进而“春秋”也就成了历史的代称了。据现有的研究，以“春秋”作为史书的称呼，应该是起于西周时期。
鲁国史书并不像晋、楚有自己的专称，大约是随着儒家势力的壮大，鲁春秋也为更多人所研习，逐渐地，“春秋”也就成为了鲁国史书的专名。
我们今日所见的《春秋》已不是鲁国史书原本的样子了，历来都认为孔子在鲁国史书或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或编纂工作，使之成为了我们今日所见的《春秋》。孟子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他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也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这是说孔子依据原有的史书作了《春秋》，同时还说孔子作《春秋》的办法是“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也就是对原有的史书有增补，有保留，有删改，如此形成的《春秋》尽善尽美到了一字不易的程度，即使高徒子夏也提不出一点意见。
对于孔子作《春秋》的时间也有颇多讨论，有认为孔子作《春秋》始于鲁哀公十一年（前484）自卫返鲁之后，这年他68岁。有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在“西狩获麟”之后，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孔子71岁时。当然，更有相反的说法，认为“西狩获麟”事件恰是孔子最后搁笔《春秋》的原因，今见《春秋》记事止于“西狩获麟”即是明证。不论取哪种说法，我们都可以认为《春秋》作于孔子晚年。
关于《穀梁传》与穀梁学
《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事件，随着儒家政治地位的提升，《春秋》在汉武帝时被列为“五经”之一，成为必读经典。然而《春秋》文辞极其简略，加之流传过程中竹简的脱落和传抄错误，后人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于是春秋以降便出现了各种为解释《春秋》而作的著作，称作“传”。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在西汉时至少有五种阐释《春秋》的著作流行，分别是《左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其中后两种在西汉时即已失传，余下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被合称为“春秋三传”，流传至今。
《穀梁传》共计二十一卷，是战国时人穀梁赤为阐释《春秋》所作。据唐人杨士勋的说法，穀梁赤是子夏的学生，从子夏学习《春秋》，并且为之作了传，故曰《穀梁传》。传成之后，传给孙卿（荀子），孙卿传申公，申公传江翁。后来鲁人荣广十分推崇《穀梁传》，传于蔡千秋，西汉宣帝喜好《穀梁传》，于是提拔蔡千秋为郎。甘露三年（前51）的石渠阁辩论之后，汉宣帝将《穀梁传》列为官学，由此穀梁学成为一时显学，从者如流。西汉中后期穀梁学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后随着西汉的衰亡而逐渐式微。
穀梁学盛于西汉中后期，除穀梁学者自身的努力外，与时代变化所提供的机缘和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也是密不可分的。《穀梁传》提倡的宽厚仁慈、尊尊亲亲思想，有利于纠正吏治苛酷之弊，与汉宣帝时代所提倡的“礼治”精神相契合。汉宣帝刘询是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皇太孙刘进之子，少年时因巫蛊事件曾被隐匿在民间生活过，了解民生疾苦，《汉书》称其“操行节俭，慈仁爱人”。他是被霍光拥立为帝的，即位后需要缓解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紧张的宗室关系，于是实行崇尚礼制、亲亲上恩的国策，而《穀梁传》的思想与汉宣帝的政治需求是一致的。同时，《穀梁传》也强调血缘正统，如《穀梁传》对鲁僖公二十四年经文“冬，天王出居于郑”的解释为：“天子无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虽失天下，莫敢有也。”也就是说周天子就算从国都出逃，天下也是他的，作为诸侯也不能占有。这也为汉宣帝即位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穀梁传》在西汉中后期的盛行，确与当时的政治需求有密切联系。而西汉衰微，东汉政权的政治需求也发生了变化，穀梁学也随之式微，不再立于学官，东汉章帝时期曾下诏选拔优秀人才，令研习穀梁学，以避免其失传。
穀梁学的第二个高峰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这个时期的穀梁学以民间的研究和注疏（通常而言，“传”是对“经”的阐释，“注”是对“传”的阐释，“疏”是对“注”的阐释）为主，一则当时政权对学术的控制没有两汉严格，学风相对自由，学者可突破穀梁学已有的权威撰写新的注疏；二则局势混乱，学者多悠游山野，潜心于学术事业，也推动了经学研究的繁荣。仅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作就有二十余部，其中东晋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得以保留下来，后来唐人杨士勋在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的基础上作了“疏”，后合为《春秋穀梁传注疏》一书，成为当时穀梁学的代表性著作，也就是我们今天通用的清阮元刊（勘）刻十三经注疏本。
穀梁学的第三个高峰期是在清代直至民国早期。清代整个学术风气是严谨、实证的，清人治经学也达到了经学史的最高峰，而其中治《穀梁传》的丰富程度和深入程度都远迈前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钟文烝（1818—1877）《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廖平（1852—1932）《穀梁古义疏》等，是从注疏的角度进行研究；许桂林（1779—1822）《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柳兴恩（1795—1880）《穀梁大义述》、侯康（1798—1837）《穀梁礼证》、江慎中（生卒年不详）《春秋穀梁传条例》、《春秋穀梁传条指》等，则是从义理角度进行研究；齐召南（1703—1768）《春秋穀梁传注疏考证》、王引之（1766—1834）《经义述闻》、阮元（1764—1849）《春秋穀梁传注疏校勘记》，则更多的是从考辩、训诂、校勘方面来研究；马国翰（1794—1857）《玉函山房辑佚书》正续编，则是从辑佚春秋穀梁学佚文着力。清人对《穀梁传》的研究著述，不论从数量还是学术价值来说，都称得上是穀梁学二千年来的最高峰。
《穀梁传》的思想特点
三传之中，《穀梁传》和《公羊传》非常类似，都采取问答的形式来铺陈《春秋》大义，寄褒贬于其中，这种解经方式与《左传》大相径庭，故历来多有将公、穀进行对比，二者相似的同时也有着各自的特点，将二者比较而言，《穀梁传》在思想上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尊尊亲亲
《穀梁传》非常强调“尊尊亲亲”，“尊尊”就是在下位者要尊敬在上位者，“亲亲”就是亲人之间要相互亲爱。
鲁成公元年经记载“秋，王师败绩于贸戎”，《穀梁传》云：“不言战，莫之敢敌也。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尊尊亲亲之义也。然则孰败之？晋也。”提出了“尊尊亲亲”的说法。
“尊尊”在《穀梁传》中明确地体现为尊王、尊周、尊君，除了前一例为周王讳败，还有诸如鲁隐公三年“天王崩”，《穀梁传》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大（tài）上”是说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意思。又如鲁庄公十六年，诸侯“同盟于幽”，《穀梁传》认为是：“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说诸侯结成同盟是因为共同尊奉周室。诸侯之间，肯定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才结盟，如此解释颇为牵强，却也反映出《穀梁传》强烈的尊王思想。
《左传》和《公羊传》也同样强调尊王思想，其中《公羊传》更是在开头就提出了“大一统”的观念，公羊学派在西汉时更是提出了“三世递进”说与“三统说”作为“大一统”思想的补充，察其所指，都是在反复地强调“王者无敌”、“王者无外”，意在强调在大一统的社会里，天子是至高无上的，是唯一的中心。《穀梁传》的“尊尊”思想在对天子尊贵身份的强调上与公羊学非常类似，但在看待这种尊贵身份的来源上又有细微的区别，公羊学代表人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皇天右而子之，号称天子”，赋予了“天子”这一身份神圣的光环，将“天子”与“庶民”区分开来，这与历史文献中记载圣人感天而生的思路是一致的，强调君权来自神圣的上天，他们生来就与普通人不一样，是神圣而光辉的。
而《穀梁传》在庄公三年对“天子”的诠释则是：“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强调了不论“天子”还是普通人，都是“三合”而生的，称谓的不同只是尊卑有别而已，《穀梁传》将天子和普通人都视作有同样来源的“人”，而非受命于天的“神”，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天子”身上的神性。最后说出“王者，民之所归往也”，也是指出天子之所以为天子，并非因为有上天的帮助，而是由于人们愿意追随，即君权来自人们的选择，而非上天的选择。而这又与孟子保民而王的思想非常类似。
《穀梁传》“尊尊”思想与《公羊传》的异同同时也反映出儒家思想在孕育发展初期的丰富和多样。
《穀梁传》“亲亲”思想在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中有最明显的体现，指出：“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对于这段经文，《左传》详细叙述了共叔段叛乱的前因后果和过程，《公羊传》是逐字解释了经文，认为郑庄公杀死弟弟是恶事。《穀梁传》对这一事件的基本判断与《公羊传》类似，认为郑庄公对弟弟赶尽杀绝太过分。但不同之处在于，《穀梁传》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缓追逸贼”的解决方案。兄弟争位的情况自古便有，胜者如何处置败者是棘手的政治问题，《穀梁传》指出当弟弟叛乱了，哥哥可以攻打他，但当弟弟无法再造成威胁而逃跑的时候，哥哥不应该穷追不舍，应该给弟弟一个逃脱的机会，这就是把亲人当做亲人的对待方式。
同时，在文公二年“跻僖公”这件事上，三传基本保持一致，对此都持批判态度，《穀梁传》则更进一步地说出了“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的原则，就是说在国家大事上，亲亲之道要服从尊君之义，这一论断在后世的关于庙次顺序的争论中屡被提及，影响深远。
二、保民善政
三传之中，保民在《穀梁传》和《左传》中多有体现，在《公羊传》中则少有提及。鲁隐公七年“城中丘”，《公羊传》和《左传》都认为是耽误农时，认为民力在此时应该用在耕种而不是筑城。《穀梁传》对此也持反对态度，但《穀梁传》的出发点则不在于如何使用民力效率更高，而在于“保民”要有方：“城为保民为之也。民众城小则益城，益城无极。凡城之志，皆讥也。”意思是说城池是为保护百姓而修筑的，百姓多城池小就要扩建城池，扩建城池就没有穷尽。应当以德保民，国人众志成城，国无危殆，所以经文凡是对于修筑城池的记载，都有同样讥讽的意思。
鲁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公羊传》对此仅仅解释了“以”的字面意思，而《穀梁传》则结合“民”对“以”的内涵进行了挖掘，说：“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强调“民本”思想，并且以民本思想来作为判断统治者行为正与不正的标准，这一点是显著区别于围绕“大一统”这一思想阐释的《公羊传》的。
鲁庄公三十一年，庄公于春、夏、秋三季筑台于郎、薛、秦三地，《穀梁传》说：“鲁外无诸侯之变，内无国事，一年罢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恶内也。”认为鲁庄公的疲民行为是恶政，保民善政的思想非常明显。而《公羊传》对于这三次事件的阐释均是认为三次选址不合适，并未从民生的角度出发考虑。
鲁僖公二年十月至三年正月、四月，经文三言“不雨”，《穀梁传》解释说“不雨者，勤雨也”，“一时言不雨者，闵雨也。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将“勤雨”作为鲁僖公体恤民情心系民生的表现。僖公三年，六月“雨”，《穀梁传》又说：“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对于忧虑民生的国君赞赏有加。而《公羊传》这一系列与“雨”相关事件仅仅解释为“记异”，即记载反常的自然现象而已。这两种阐释哪种更为准确，我们不方便判断，但是这两种迥异的解经思路背后是《公羊传》和《穀梁传》对“民”的不同看法，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穀梁传》的保民意识和倾向。
此外，《穀梁传》较《左传》不同的地方还在于非常注重“时日月例”。《穀梁传》认为《春秋》记载事件发生的时间格式的不同蕴含着不同的意义，比如鲁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眜”，《穀梁传》认为：“不日，其盟渝也。”就是说结盟本来应该记载日期，这里只记载了月份而没有记载日期，是因为盟约后来没有被遵守，所以只记月不记日，以示批评和贬低。《左传》则没有对日期的记载有特别的阐释和重视。
关于《春秋穀梁传》大概的情况便如前所述，阅读与研习《穀梁传》对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与思考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但由于作者学力有限，书中疏漏错误难免，唯祈博雅师友同行，有以教之。
关于《穀梁传》的译注
2014年3月，受中华书局王水涣编辑之约，撰写《春秋穀梁传》译注一书。接受任务后便开始了版本、注本、今人译注本的搜集工作，与此前笔者为中华书局撰写《周礼译注》时所搜集到的版本相比，《穀梁传》的古今注本和今译本明显要少，今注今译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春秋穀梁传译注》和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春秋穀梁传今译今注》为好，选作了我们译注的参考；在比较众多文本底本和注本之后，我们仍确定以中华书局影印版阮元刊刻《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为底本，同时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整理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为标点参考。
在译注过程中，我们秉持雅俗共赏与打造学术精品相统一的译注理念。相较于已有译注本，坚持通俗易懂而又精准简洁的行文风格，尽量保持经文和传文的原有语言习惯，争取做到在准确译注字面意思的同时也传递出文字背后的文化内蕴，让读者在准确理解文意的同时也能够体会到古人与我们不同的语言习惯和思考方式。同时，对于某些不易记忆的内容以适当的频率重复译注，希望省去读者往前检索的烦扰，为大家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总之，我们希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集前修时贤众家之长而又后出专精的《穀梁传》译注读本，祈接受读者检验。
本书稿由我指导的博士生邹皓与我共同完成，邹皓负责文本录入和初稿撰写，我负责修改补充和最后定稿，所以，书中存在什么问题，均由我个人负责。在两年多的合作过程中，王水焕和王守青两位编辑付出了大量心血，借此奉上真诚谢意。
徐正英
2016年5月20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这是第一篇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