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说理”和“学说理”

儿童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会提出看法，例如告诉父母自己要吃什么，或要一个什么玩具。父母有时候会问孩子为什么要这个或那个，有的孩子也会说出点什么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用央求提出看法随时有可能转化为用理由来提出看法，当然，充分不充分是另外一回事。

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人会问“为什么”，而动物则不会。幼小的动物只会模仿，但小孩子从牙牙学语时便会不住嘴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和动物不一样，人的嘴巴不只是用来吃饭，还要用来说话，不只是用来发声，还要用来说理。幼小的儿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言论，但他们却天生就有自由的嘴巴。他们有时候会问到一些令父母、成人脸红或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大人会说，“小孩子不会懂”。对幼儿来说，这可以是一个对“为什么”的回答或解释。但孩子越长大，这种“你不会懂”的回答就越不令他满意。

培养说理或培养服从都是从小开始的。约翰·洛克在《教育片论》中说，从小培养儿童说理的观点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为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儿童还不能懂得道理，与动物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洛克不这么认为，他说，“谈到与幼童讲理，兴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我不能不认为讲理是对付幼童的真正办法。其实，他们在懂得别人说话的时候起便懂得道理了……他们还喜欢被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其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早。这样一种自负的态度应该让他们一直保持下去；我们要尽可能地把这一点变成培育幼童的重要工具。”不过，对儿童说理要有特别的方法，“当我谈及讲理……只是指适合幼童能力和理解力的讲理。没有人会把一个三岁或七岁的小孩当作一个成人来对他讲理。长篇大论、哲学式的说理，最多让他们眼花缭乱、玄乎其玄，却不能起到教导他们的作用……应该在其年龄和理解的范围内进行讲理，并总使用极少、极简单的语言而已”。使用简单的语言，那是因为，凡是说理，就得要让儿童听得明白。对成人说理也是一样，虽然不必使用简单的语言，但如果语言晦涩难懂、逻辑混乱、概念不明，甚至故意含糊不清、闪烁其词，说一些空头理论，用许多专门术语，那肯定不是好的说理。

让儿童学会说理的最好办法是大人耐心地听他们说，让他们说，即使他们说的不全是理，也不要武断地禁止他们，不说是永远学不会说的。小孩子经常会用相互争吵和吵架的方式来“说理”（这在成人中也不鲜见），这也许是天然的，不用教，或许是从不懂事的成人那里模仿而来。家长碰到这种“争来争去”的情况，常常会不耐烦，不是好好地对儿童进行说理的引导，而只是粗暴地加以禁止：“吵死了，有完没完？给我住嘴！别争了！”家长这样禁止儿童，凭的不是道理，而是成人的武断权威。在成人的世界里也有类似的事情，例如，对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有所争论，本来是公共说理的好机会，但“上头”不喜欢，强行命令“不争论”，下面马上乖乖地服从，成人还不如孩子，因为孩子在被喝令“住嘴”的时候，有的还会问一句：“为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有天生就会说理的人，也是非常罕见的。说理是文明的产物，而人类一开始是野蛮的，人类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那些看起来是天生会说理的人，他们是恰巧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周围的人们都说理的环境中，因而从小受到了潜移默化的说理教育。一个人因为从小缺乏教育而没能学会说理，不等于他在成人以后再也学不会说理，学习说理与学习一种外国语是不同的。

学习说理越是从小开始，就越有成效。约翰·洛克所把人类的心灵看成是一张空白的书写板，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最终在儿童心灵上写下什么内容，这个重任便落到了家长和学校的身上（随后，又落到了政府身上），一个无知、无耻、没有规矩的孩子代表着成人的失败，而不是孩子的失败。”然而，在孩子长大成人，智力成熟以后，如果他还是不学习说理，或者根本拒绝说理，那责任便是他自己的了。一个文明社会把这样的人视为失败之人，是有充分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