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普通民众的理性思考与表达
让随笔真正成为公共说理文字的是英国18世纪时论作家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艾迪生对自己的随笔有社会启蒙的意识，他说：“人们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了人间；我希望人们会说我把哲学从国王议事厅和图书馆、学校和学院搬进俱乐部、公民议会、茶桌和咖啡馆。”他所说的“哲学”是指深入的思考和理性的表达，他要使这样的思考和表达成为一般人，而不只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事情。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称18世纪的咖啡馆是一种典型的新型公共空间，使得说理成为一种被普通人普遍认可的话语伦理。
用普通人能懂的语言来与他们理性交往，这不只是一种说话的语言能力，而且更是对待他人的方式。说话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具备与之相应的性格、秉性、习惯和气质。艾迪生以古罗马作家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和蒙田为楷模，要以一种平和、理性的方式为读者写作，并影响他们，让他们懂得如何自制、温和稳健、不走极端、顾及公众利益。人的趣味和感受不只是审美的，而且也是社会人格的。国民的性格与他们相互之间的交往方式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二者的变化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启蒙引导它们变化，不是通过惊天动地的“革命”或“运动”，而是通过优化人际交流的公共话语，这是一个春雨润无声但影响非常深远的教化方式。
17世纪的英国经历了许多剧烈的社会变更和革命，剧烈的社会、政治、文化变更动摇了传统体制的权威，也使社会共识处于失范的危机，党派之间的争论简单粗暴、充满了敌意和对抗。这与今天中国面临的诸多“后革命”问题有相似之处。艾迪生的写作力图影响读者，让他们对社会形成一种相对复杂、精致，而非简单、粗糙的感觉和观察，学会以一种平和、深入、令他人愉悦的方式，而非以粗暴对抗和争吵来谈论共同的问题。他的写作可以说不断在为此设立标准和作出示范。艾迪生的对象读者是中产阶级，这是他要启蒙的主要对象。以中产阶级读者为对象，使得艾迪生比许多同时期的随笔作家更能贴近和赢得普通读者。
18世纪是随笔在英国兴盛的时期，有一些偶然但又必然的原因。1695年英国政府放松了对出版的管制（在这之前政府绝对控制着出版许可），涌现出众多的期刊，刊登短小生动的文章。经济的发展使得新的经济富裕阶级加入了以前的有闲读者群，对“谈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新兴的中产阶级人士在咖啡馆里谈论，人数远远超过以前在沙龙中谈天论地的贵族阶级。中产阶层的阅读是学习与消遣的结合（到今天仍然如此），他们是真正的报刊读者，谈论的话题也比“严肃读者”更丰富多样：政治、道德、文学、艺术、人生、成功和处世，无所不谈。咖啡馆代替沙龙，成为社交和社会教化的主要场所，而杂志刊物则为在这些场所的“谈论”提供了轻松、优雅的话题，引导谈论者的感受、品味、格调和趣味。19世纪的随笔高手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就说过：期刊的随笔小文对于调教中产阶级最为适宜，“经常性地刊登短文，让读者有所消遣，而不只是学习。如果题材轻松，论述也就会简短。忙的人读起来不缺时间，闲的人读起来不乏耐心”。
艾迪生和斯蒂尔（Richard Steele）编辑和担任主笔的《旁观者》便是当时期刊中的佼佼者，每一期要印三四千册，有时竟会超过一万五千册。这个印数的读者非常可观，因为每一册都会在读者中传来传去，据艾迪生自己估计，每卖出一册，传阅的人数都会超过20位。所以每一期的读者人数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十分之一。塞缪尔·约翰逊特别看重艾迪生小品的社会教化作用，因为从文艺复兴开始，“教化”一直就是随笔的一项主要功能。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卡萨（Giovanni della Casa）所著的《礼仪手册》（The Book of Manners），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的《廷臣手册》（The Book of the Courtier）对当时的贵族文化都影响极大。而艾迪生的读者对象是那些刚刚富起来，但未必有文化修养和精致趣味的新有钱、有闲者。艾迪生的目的是通过随笔在中产阶级中形成一种彬彬有礼、富有学养、思维清晰、说理合度的风气。
艾迪生的影响当然不限于普通的资产阶级读者，他对思想人士同样有所影响。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和艾迪生一样，也是一位随笔作家，他非常敬佩艾迪生的随笔写作。休谟在《论随笔的写作》中称自己是“从学问界来到交谈界的住户或使节”。在休谟那里，“交谈”是一种与他人平等的说理讨论，也是随笔的主要功能。亚当·斯密（Adam Smith）继承艾迪生中立、平和的旁观者立场，在《道德情感论》一书中，他将此确立为道德哲学的原则。塞缪尔·约翰逊说，要想写好优秀的随笔，“必须日夜诵读艾迪生”。卢梭在《爱弥儿》中称《旁观者》为青年女性理解其社会责任的最佳读物。艾迪生在美国革命前后成为新大陆读者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对美国建国之父如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都有重要影响。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的青年本杰明偶然得到一本《旁观者》，用来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自我训练清楚、准确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能力。
艾迪生公共说理的那种人文教化作用正是今天人文教育想要在学生们身上看到的。艾迪生能用一种理性而令人愉悦的方式把理说清楚，不仅如此，由于他用一种富有教养的方式说理，而他的读者们又都认同这样的说理方式，说理本身也就成为一种社会能够共同赞成的“好”和“价值”，一种具有公共规范作用的话语伦理。同样，在今天的人文教育中，说理并不仅仅是一种用话语影响和说服别人的技能，而更是一种文明社会的教养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