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教养与公共规范

公共说理是一种“公众交谈”(public conversation)，公众交谈与私人间的“社交交谈”（social conversation）是有区别的。社交谈话需要有教养，这有助于提高公共说理的个人素质，但还需要转化为一种不只是个人素质的公众规范。社交谈话的教养并不能自动产生公共社会所需要的说理规范，这就像个人的私德并不能自动成为整体社会所需要的公德一样。有教养的交谈有助于学习公共说理，也可以被成为培养公共说理习惯的一种日常准备和训炼，但并不能代替公共说理。

把公共说理当作一种公民教养，这是因为，只有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说理才能成为一种得到充分实现的公共话语（参见第十五、十六讲）。杜威指出，谈话是民主生活的核心特征。他在1927年写道，公共生活的复兴首先要求“改善辩论、讨论以及劝导的方式与状况。这正是公共问题”。哈贝马斯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在每次对话中，一个个私密性的个体会合并成一个公共团体，一部分公共领域便由此产生”。对话便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

当代美国传媒学家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中提到杜威和哈贝马斯对公众交谈的政治见解，他还特别补充说，一般人际间的社交交谈并不能自动产生民主规范。他认为，更多的情况是民主创造民主对话，而不是对话自然产生民主。他同意美国政治学家乔治·卡提卜（George Kateb）的分析：民主培养了某种自我，虽然难以察觉而且并不完善，却仍然效果显著。民主培养的那种“自我”有公共说理的意愿和能力，并要求用交谈和对话来参与公共政治。在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里，个人的说理对话权利是公民身份的一种体现，也是行使公民责任的一种方式。

重视教养的现代文明交谈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形成的。其中有偶然的历史因素，但也是必然的历史发展。偶然的因素包括宫廷礼仪，印刷术发展后大量出现交谈礼仪手册，富足生活的闲暇人际交往（后发展为沙龙、俱乐部、学会），等等。这些因素是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发生作用的。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私域和公域的区别受到重视与强调。从早期现代的文艺复兴时期，交谈就被当作是私域的行为和活动，与属于公域的话语（演说或公共说理）有所区别。

不仅如此，社交交谈提倡教养还是现代人的一种自我约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早期现代文化现象和文明的研究中，都指出了文明特别强调对人“自然状态”的自我克制（selfcontrol）和“规范”（discipline）这一特性。对人的粗鲁、暴力、偏差和失范进行控制的要求，从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国家形式、监狱管理、学校、文学创作、艺术规范到餐桌礼仪、言谈交际、仪态姿势，几乎无所不包。人际话语交往中的“教养”便是这样一种自我约束和规范，使人的社交话语得以脱离“自然状态”。

早期现代的交谈不再是单纯的“相互说话”，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交行为和社交话语。英国文化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交谈的艺术》(The Art of Conversation)一书中指出，文艺复兴时期之前，虽然古代有修辞学，也有一些对“说话”的见解，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交谈”（conversation）的论题和特别关注。苏格拉底、柏拉图、普鲁塔克、西塞罗、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年—前27年）讨论的是“说话”（talk），而不是专门的“交谈”。一直要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对话才成为上流社会关注的行为和话题，出现了许多关于对话的小册子和手册。对话交谈这才成为一种特别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和言语种类（speech genre）。

人类需要用交谈来形成和维持相互间的群体感，但是，社交交谈和公众交谈所涉及的人群范围是不同的。社交交谈的范围不大，人与人之间既不像家人间那么亲密随便，也不像陌生人（公众）之间那么需要规范，因此经常被称为“半正式的共同体”。典型而常见的社交交谈发生在饭局、宴会、沙龙、俱乐部，以及朋友间的聚会、纪念日会面、学术或读书讨论会。

公众交谈的人群范围要大得多，参与者往往互相不认识，也从未谋面，因此主要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交谈。熟人交谈与陌生人交谈的目的有重要的区别。熟人之间的社交交谈主要是为了愉悦和快乐互动，而非熟人的公众交谈则为了公共目的。社交交谈的目的是融洽互动，为谈而谈、以谈为乐，有没有结论并不重要，也不一定包含具体主张、明确观点、充分理由、逻辑推导。但是，公众交谈的目的则不是为了获得谈话的交往乐趣，而是发表对公共问题的看法，尤其是新闻辩论或时事讨论，因此被称为“民主的作坊”，所以会特别重视主张、说理、推导、逻辑等重要环节。

迈克尔·舒德森称社交交谈为“审美模式”的交谈，称公众交谈为“解决问题模式”的交谈，前者的目的是“愉悦和快乐互动”，后者的目的则是“公共目的的表述”。他概括道，“它们都强调对话伙伴的平等。在交谈中，平等、礼貌和公平占支配地位。但是要进入这两种模式的交谈，门槛却各不相同。社交模式强调情绪教养，对话伙伴应该培养精妙技巧，以开展新鲜活跃的谈话。相反，解决问题模式注重论辩；对于世界是什么样的以及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陈述性观点，对话伙伴要能够阐明，并且做出应答。社会模式把交谈视为乐在其中，并且是一种美学的趣事。解决问题模式则把交谈视为达到善治的手段。更强有力的是，它把交谈本身描绘成一种善治模式。”公共说理是民主善治和公民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正如美国政治理论家和宪法学家史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在《热情与自制》（Passions and Constraint）一书中所说，倘若民主是通过讨论而实现的治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在法律上平等的公民之间进行自由的公共讨论而实现的治理”，那么公共说理便一定是民主最核心的部分。

在现实生活里，社交与公众的区别往往是概念上的，因为熟人与非熟人、社交与公民社会所讨论的问题，以及两种交谈方式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经常只是一些程度的差别。例如，学生们在课堂里讨论问题，可能熟悉也可能并不相熟，可能不渴求结论也不推导至上，但仍然会对公共问题发表看法，并有所争论。这个时候，社交交谈的个人教养与公众交谈的规范也就融合到一起。又例如，网络媒介也改变了传统的社交交谈与公众交谈的区分，不受“外人”打搅或责疑的个人独语或少数人之间的快乐互动即使仍然可能，也由于处在公共交谈的大环境里而变得更加困难了。网络新闻组（Newsgroups，通常是一个讨论组）和博客随时都可能对一个人发表的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电子邮件、微博、简讯都可以给人面对面交谈的感觉，各种链接也让人有置身于多声、多角度交谈网中的感觉。这种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异见或对立面的存在可能使得一些（当然不可能是所有的）“自媒体”参与者顾及公共说理的某些规范，特别是图尔敏说理模式中的“反对意见”（rebuttal）。一个擅长“自媒体”交谈的人，一定不会只是一个人自说自话，也经常会考虑到读者可能会有怎样的反应。这并不是为了迎逢别人的看法，而是为了在说话时顾及他人的看法，因而使自己的看法更具说服力。这样的交谈可以既是社会交际，也是公共说理。

社交交谈的个人教养主要体现为对尊重和平等对待他人，没有这种尊重和平等意识，交谈礼仪便是空洞的。例如，社交谈话时要尊重别人，不要老谈自己，也不要独揽话局或打断别人。又例如，有教养的谈话态度温和、平心静气，自然而不做作，安详而不夸张，不耍小聪明。还例如，不要油滑、贫嘴、说粗话，不要背后造谣说人坏话，要避免赌咒发誓，要避免俚语俗语与市井粗人的语言和说法。再例如，要视在场者选择合适的话题，以平淡话题为好，不要用特别的话题（打高尔夫、骑马、国外旅行）来显摆自己的身份，让别人嫉妒或难堪。要避免容易引起争执的话题（政治、宗教）或可能有忌讳的话题（男女关系、八卦议论），不要提别人敏感或有伤痛的事情，也不要对别人不愿回答的问题刨根问底。

公众说理的规范同样也是以尊重和平等对待他人为基本原则，社交交谈的一些有教养的行为对于公共说理的交谈模式同样也是适用的，例如，要别人听你说，你就先听别人说；说理要态度温和诚恳、平心静气，不要粗鲁油滑（雅谑是另外一回事）；不要炫耀自己的背景或地位；等等。但是，由于公共对话是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背景的公众之间的交流，它不可避免地会有令人不适的内容。但是，即便立场、观点不同或严重对立，说理也不应该夹杂私人恩怨。理性的对话要彼此尊重人格，不能造谣、诽谤、攻击、骚扰、辱骂、羞辱。否则就是“无教养”(incivility)。

教养在社交谈话与民主对话中的表现虽有重叠和相似的地方，但意义并不相同，前者是个人修养的要求，后者是公共规范的需要。社交中的教养是某些阶层为其成员所特设的门槛，教育和文化程度越高，就越可能在交谈中表现出个人教养，文明礼貌地融洽相处。但是，公共规范的教养是一个好社会里形成的，适用于所有公民的共同行为标准。民主法治的制度越健全，人们就越能拥有这种说理的公民教养，也越能在公共交流中扮演好自己的公民角色。在社交中，避免引发潜在的冲突与尴尬、保守某些秘密是必须的教养行为。但是，公共规范的交谈和说理会更强调公开原则和规范体制，如诚实、公开、负责、言之有据、公平、说话权利平等、依次发表意见、相互妥协。这样的教养就不只是社交礼仪标准下个人说话的优雅得体，而更是民主法治理性准则下公民参与的交流规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