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的“诚恳”与“诚实”

诚实且诚恳的说理者应该清楚地告诉别人自己在说什么，或要说什么。而且，他需要自己先把问题想清楚以后，再去试图说服别人。孟子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个好的说理者，他得先使自己明白，然后才去使别人明白；如果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却说能使别人明白，那就是在愚弄和欺骗他们。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认为，说话要说得好，必须是说话人心中对他所说的题目的真理已经有了认识。斐德罗不同意这意见，他说演说的人并不需要知道真正的正义，只要能说得让听众认为是正义就行;他也不需要知道真正的善和美，只要听众认为是善和美就行，只要让听众认为是正义、善和美，便可以说服群众了。伟大领袖在说“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扮演的就是斐德罗的角色。学什么呢？他没有说。他并不需要说清学什么，只要能说得让群众认为知道学什么就行。一直到今天，“学习雷锋好榜样”，宣传“学雷锋”，都说是学做好人好事，但当年的雷锋歌是这么唱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格多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如果简单地将做好事归为共产主义品格，那么其他信仰的人会不会也做好事呢？既然共产主义与做好事是两件事情，为什么又一定要扯在一起说呢？

苏格拉底对斐德罗说，说话者一定要知道自己真的在说什么。如果他不知道真的在说什么，那么就可以将驴说成是马，将一件事说成是另一件事。苏格拉底把“真实”看得远比“能说会道”来得重要，因为只有真实才是合乎德性 （virtue）的。一个人研究了群众的心理，利用群众的不思考习惯和盲从心理去影响群众，就算是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这种修辞术仍然不能说是取得了好的效果。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不知道真理，只有技巧，那只能是个骗子。

苏格拉底认为，修辞学是这样一种技艺，无论在法庭、公共集会上或是私人谈话中，都是用言辞来影响人心。无论讨论的问题是大是小，只有正确地运用言语才能受到尊敬，可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运用修辞术可以将同一件事情对一些人说成是，对另一些人说成非。

苏格拉底对吕西阿斯的演说辞进行批评，他特别指出，说话要有清楚的概念，概念不清楚往往是因为说话者从一开始就有什么东西想要隐瞒，因此是一种不真的表现。有些事物如银和铁的性质是确定的，大家的看法不会有不同。但是，有些东西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如正义和善。爱情也是有争议的问题，要讲爱情，应该明确它的性质，先为它下定义，明确它的概念，而吕西阿斯并没有这样做。现在人们都说“不折腾”，但折腾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呢？折腾是一个含有负面意义的承载词 （loaded word）。折腾指的是令人苦恼、讨厌，给人带来折磨的事，没有人是喜欢被别人折腾的。折腾总是受折腾之苦者一方的说法，折腾的一方自然有他自己的说词。秦始皇修长城折腾的是老百姓，秦始皇会说这是“国防”。陈胜、吴广起义折腾的则是秦二世，陈胜、吴广会说这是“起义”。

在现代公共生活的语境中提倡不折腾，要对折腾的实质含义予以清楚的定义。使用者还需要知道，折腾者与受折腾者者并不会是同一些人。现在人们一提起折腾，往往会想到过去几十年中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在这些政治折腾中，人们更愿意成为折腾者，而不是被折腾者，可见折腾有“谁折腾”和“折腾谁”之分。现在，曾经被政治运动折腾过的肯定要比折腾人的更常常回忆起那些运动带来的痛苦。“折腾”造成了无数被折腾者的不幸，甚至折腾过别人的也同意不要再有折腾。

人们很可能虽然饱受折腾之苦，却对折腾的性质和造成折腾的原因仍然不甚清楚。“反右”、“大跃进”、“文革”可以说是人们记忆中比较大的折腾，但这些运动对中国人思想、道德、人际关系、公共生活究竟造成了怎样的破坏，留下了怎样的后果，我们弄清楚了吗?造成这些折腾的种种制度原因，我们也弄清楚了吗? 一个人如果想要说清“不折腾”的道理，不对这些政治运动做深刻、持久的全面反思，不弄清楚这些政治折腾的真正危害和形成原因，就很难做到以理服人。糊里糊涂地就“不折腾”说理，甚至会因为怕折腾，反而把反思折腾也看成是一种折腾，这就可能为今后不断发生类似的可怕折腾种下祸根。这样的说理非但无益，而且因不善而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