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保证中的玄机
中介保证必须可靠，说理才能确切。如果中介保证不可靠或不确实，那么由它保证的说理便会是谬误的说理。说理有谬误，通常不是因为没有中介保证，而是因为中介保证有问题。例如，有人说：“张三连三年级都没上过，他怎么会关心教育？”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就会觉得有问题。因为它的中介保证，即“假定”（“没上过三年级的人都不会关心教育”）是谬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大地主刘文彩是个文盲，不要说小学三年级，就是一年级的阅读水平也没有，但他办了四川最正规的“文彩中学”，他把校产全部捐给社会，礼贤下士地聘请了当时最好的老师。他发给文彩中学老师的收入，是普通中学老师的两倍，优秀教师的薪金更在原收入的两倍以上。他还为该校老师每人安排一座独门小院，院内花台、鱼池、书房、客厅均一应俱全，就连老师回家探亲，也一律派车接送。
说理的中介保证出现谬误往往是由于思考不周，能力不够，但也有存心布下骗局，使用诈术的。这在古代的诡辩术中就很常见。亚里士多德说过，“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在人类变得更为诚实之前，没有理由相信诡辩或诈术会从说理中消失，而诡辩和诈术的玄机往往就暗藏在中介保证之中。
例如，2010年3月7日，在“两会”记者会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及人权问题：“美中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包括人权，请问人权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吗？”答者曰：“谈人权，要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我既喜欢油画，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那恐怕就要出错。”这个看似巧妙的回答其实使用了一个叫“不当类比”的诈术，而这个诈术就暗藏在说理的“中介保证”中。这个“中介保证”是：人权与艺术画是同类的东西，所以，可以不喜欢油画也就可以不喜欢人权。这个说法之所以谬误，是因为人们对艺术的爱好和品味不可能也不需要有统一的看法；但对于人类的共同价值，包括人的基本自由、平等、尊严和权利，则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不然，人类就会失去整体性，也难以形成建立在共同价值基础上的相互平等联系。
即使在中介保证可靠的情况下，仍然会有可能出现对它提出的“保留”意见。这是中介保证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在说理辩论中，这种保留意见往往就是下一步辩论的主题，也有可能带动对其他问题的思考。
例如，2011年10月13日，一位名叫小悦悦的两岁女童走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附近的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7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对此，论者甲可以有这样的说理，“女童小悦悦被车碾过，18个路人经过现场，无人相救，直到一拾荒婆经过，才赶去通知女童家长。真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这个说理的逻辑结构是这样的：
主张：社会道德沦丧。
理由：因为绝大多数人见死不救。
中介保证：从车祸发生到拾荒婆来到，有18个路人，个个见死不救。
这个保证在大多数人看来应该是可靠的，用“18个路人”来支持理由中的“绝大多数人”应该是可信的。
但是，还是可能有人会对这个中介保证提出异议，那就是，18个人还不算多，中国社会中的助人为乐远比见死不救普遍。石河在《不要动不动说道德滑坡》一文中就这样写道：“仅仅以事件中18名路人的行为，就认为我们的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大有偏颇之处。每个人细想自己的生活经历，都会发现生活中处处存在见义勇为、助人好施的现象。”在石河看来，18个人是个小数目，即使路过的18个人全都见死不救，也不能说明中国社会有道德滑坡的问题。他的论点是针对论者甲说理的中介保证部分提出来的，因此，论者甲说理的更完整的逻辑结构应该如下：
主张：社会道德沦丧。
理由：因为绝大多数人见死不救。
担保：从车祸发生到拾荒婆来到，有18个路人，个个见死不救。
对担保的保留意见：18个人还不算多，在中国，助人为乐永远比见死不救普遍。
如果要进一步讨论小悦悦事件的话，讨论可能就会在解读“18个人”的意义上进一步展开。论者甲可能会这么辩驳：18个人是路边摄像机记录下来的全部人数，也就是说，在拾荒婆来到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出手相救的，这已经足以证明“绝大多数人见死不救”了。而且，石河所说的“生活中”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数据来证明“处处好人多”的说法。
尽管论者甲与石河的论辩也许没有什么结果，但说理讨论却已经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例如，个人感觉和统计数据的关系，数据准确、坚实，而感觉的触角更宽阔，感受比数字对社会现象的反应更直接、敏锐，很多感受到的东西还未及纳入统计。又例如，任何用个人经验来说理的，注定要处于说理的弱势地位，因为反驳者的现成理由便是“以偏概全”。个人经验让人感觉到，但不能证明一个问题的存在。因此，媒体对社会事件作真实、及时的报道，对公众了解他们直接经验以外的世界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只有当个体能够把各自经历的事情你一桩我一桩地通过媒体告诉别人时，不同个体的现实经验才有可能共同累积到一个足以使人们注意和重视某个社会问题的程度，也才能使他们共同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个体的经验都具有公共意义，每个个体的看法也都可能发挥公共舆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