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诗文集 - 夏咸淳辑校
前言
一
张岱一名维城，字宗子、石公、天孙，号陶庵、蝶庵、古剑老人、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 绍兴）人。祖籍四川 绵竹，常自称“蜀人”“古剑”¹。生于明 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卒年诸说不一，有六十九、七十余、八十八等。温睿临南疆逸史、徐承礼小腆纪传补遗皆谓“年八十八卒”，即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有张岱八十八岁时所作修大善塔碑可证其说²；商盘越风则以为卒于九十三岁，即清 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折中八十八岁、九十三岁二说，或在九十岁光景。
张岱是明 清之际一位多才多艺、著述等身的文学奇才、文化巨匠。他是绝世散文家、诗人、词人、曲家，又是园林家、音乐家、书法家、收藏家、美食家，通晓天文、历法、舆地、医药、文字、音韵、经学、史学。平生于前代博物学家最服膺晋代 张华，于史学家最景仰汉代 司马迁。史学是山阴 张氏世传家学，自张岱高祖天复以下几代人都有志于缵述史 汉伟业，“思附谈 迁”，“欲追彪 固”³，及张岱之身竭其三十年之力，始完成明史巨著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
明 清易代之际，大家辈出，群星灿烂。张岱所以能够跻身其中，除了个人禀赋和家庭教养外，还因为他早年深受晚明城市繁华氛围和文化新思潮的浸润洗礼，随后便备尝国破家亡血与火的烹炼，又长期接受浙东传统学术和士习民风的影响，正是这些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这位文艺奇才、博学鸿儒，并最终使他实现了自己平生所仰慕追求的大节义、大学问、大智慧的人格理想。
二
张岱出身簪缨望族、文献世家。高祖天复、曾祖元忭、祖父汝霖皆举进士，而且学殖富赡，文章精雅，皆有著述行世。天复有鸣玉堂稿、皇舆考、广舆图考、湖广通志。元忭 隆庆五年（一五七一）状元及第，官至翰林侍读，是明代理学名臣，称文章巨公，有不二斋文选、皇明大政记、读史肤评、读尚书考、绍兴府志、会稽县志、云门志略、山游漫稿、槎间漫笔。汝霖有砎园文集，性喜蓄书，造园亭，又好戏曲，置家养戏班。岱父耀芳精熟举业，研习四十余年，目眊精衰，犹孜孜不休，但屡试不中，仅以乡试副榜谒选，授山东 兖州 鲁藩长史，后摄嘉祥县令，不久便解职回乡。他也酷好园林、戏曲、音乐、收藏，且挥霍无度，暮年竟至“身无长物”⁴，从此张氏这支宗脉渐渐露出式微的迹象。
凭借家庭的厚业世泽，张岱的前半生是在繁华、享乐中度过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培育了这位纨绔子也是文化人的广泛兴趣爱好和诸般才艺，他坦言：“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蠧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⁵吃穿玩乐，备极奢华，又样样在行，件件求精。他和许多晚明文人一样，视“岁月如花”⁶，“生平贪恋光景”⁷，珍惜个体生命，热爱美好人生，耽乐世俗繁华生活。对他们来说，物质享受不仅在于满足物欲需求，还包含精神愉悦，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往往交织在一起。他们懂得生活，也会生活，生活与美、与艺术乃至学问密切相关，故而吃能吃出文章、学问，玩能玩出名堂、艺术。比如饮食，张岱自诩，“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⁸。非止于满足口腹之欲，还能精细地感知各种食品色香味形之美，发为妙诗妙文，又研读古今食谱、食典之类书籍，对其祖父张汝霖饔史加以精简修订而成老饕集一书，使饮食成为一种学问。张岱嗜茶，自称“茶淫”，深知茶理，对种植、采摘、制作、保存诸事了若指掌，辨色、辨味、辨产地、辨水泉，皆精绝入微，使当时著名茶道专家南京 闵汶水叹为知己：“余年七十，精饮事五十余年，未尝见客之赏鉴若此之精也，五十年知己，无出客右。”⁹所著茶史与老饕集正可配对为姊妹篇。对“小摆设”即金银铜锡、玉石、竹木、陶瓷等工艺制品，也都喜爱，亲之若“故友”，收藏既富，更善鉴赏，能从珍玩奇器中发现“厚薄深浅，浓淡疏密”之艺术妙理、美学意蕴¹⁰，并由衷赞美制作工匠们的高超智巧。物质与文化生活的丰富体验，兴趣的广泛性与才艺的多样性，对成就像张岱这样的个性发展比较全面、创造活力旺盛的作家，具有重要意义。
“余少爱嬉游，名山恣探讨。”¹¹性耽山水，爱好旅游，这是明代中叶以来，特别是晚明时期，非常流行的士林风气，出现了一个跋涉山川、搜探奇险而集旅行家、地理家、文学家于一身的士人群体，王士性、徐霞客、曹学佺、谢肇淛、陈第、张燮、袁宏道、王思任等都是一代闻人。张岱之游，论足迹所至不如以上诸人广远，但有自身的特色，其游兴、游足的方向、地点主要在城市尤其是江南繁华都会，且以游玩观光为主要目的，故称“嬉游”。粗考其旅游路线，从纵向看，沿南北大运河一线城市群落中之名都大邑大都游览过，如今日浙江之绍兴、宁波、台州、杭州、嘉兴、湖州，江苏之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扬州、淮安，还有上海 松江¹²，安徽 芜湖¹³，以及山东 兖州、泰安等地。其游多集中于江南都会，留居时间最长的，除故里绍兴外，当数杭州了，西湖 柳洲亭一带有他祖父建造的别墅¹⁴。其友王雨谦西湖梦寻序云：“张陶庵盘礴西湖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对苏州、扬州、南京、镇江等名城也曾多次作深度游。这些城市群落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社会思潮活泼开放，那绮丽的湖光山色，丰厚的历史人文积淀，新奇炫目的世俗风情，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极爱繁华”的张岱，使之心醉神迷，就像着了魔似的。以至社会经过天崩地裂的大震荡大劫难，将这一切震得七零八落，花随水流之后，他还念念不忘，津津有味地咀嚼如烟往事，时常见诸梦寐，“无日不入吾梦中”¹⁵，故其文章常写梦境，书也“率以梦名”，如梦忆、梦寻云。张岱对晚明城市文明、世俗生活和市井人物的一往情深和深切了解，是当时许多文人学士难以企及的，明乎此，也就差不多把握到张岱所独具的灵奇思致、绝妙文笔背后的“脉性”了。
张家的荣显未能延续下去，到张耀芳这一代已现衰象，举族都把重光门庭的厚望寄托在张岱这个嫡长子身上。凭他的学问文章、天赋才能，且“少工帖括”这许多优势，本以为可轻取功名，谁知竟屡试不第，年届四十犹沉沦诸生间，所遭科场厄运较其父更甚。少时“功名志急”，总想“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到头来还是铩羽泥涂。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对明季黑暗现实、腐败官场，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了清楚的认识。他痛愤天下才士多遭压抑而不获拔识，“世间珍异之物，为庸人所埋没者，不可胜记”¹⁶；痛悼亡友“具用世大才，生不逢辰，贫病相寻”，“徒阨塞终身”，“鲠咽以死”¹⁷；满怀愤世嫉俗之气，借一出乔坐衙杂剧“讥刺当局”¹⁸，把矛头直指昏愦贪腐的当朝权臣。腐朽的明王朝在农民军和后金的夹击下节节溃败，而对广大民众朘剥愈厉，以致民生凋敝。张岱已经感觉到朱明气数将尽：“辽东一破如溃痈，强蟊流毒势更凶。民间敲剥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¹⁹他有经世济民的抱负，却被抛弃，“志在补天”²⁰，徒成空想。将何去何从？是继续耗费生命去赌举业，还是专注于文艺与学问，追求禀性之所好？他正面临人生的一次关键抉择。时在四十岁前后。当友人祁彪佳向时任宁波推官的李清为他申诉科场“屈抑”，并请从中斡旋，终于无效后，张岱乃绝弃科举功名，决意不玩八股这“劳什子”了，收视反听，专心致志于自己爱好的事情。一方面，仍然盘桓江南名都剧邑，观风俗，察人情，访胜迹，赏山水，广交名士畸人及各色市井人物，悠游于文学艺术之林；另一方面，潜心研究学问，发奋著书立说。年及五十，业已或基本完成的著述约计十余种，如古今义烈传、四书遇、史阙、奇字问、诗韵确、茶史、老饕集、评和陶集、桃源历、历书眼、皇华考、陶庵肘后方、续博物志等，修纂明史石匮书的大工程也已持续多年。其书涉及经学、舆地、历法、文字、音韵、文学、艺术、医药、饮食等多种学科，凸显了宏富博洽的杂家特色。他是博学家，也是专门家，尤邃史学，用力最勤，成绩最著。张岱前半生所取得的这些文艺与学术的成就，从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探究其因，是他接受了晚明文化新思潮的浸溉，在盛年遭遇科场失败之后，即迷途知返，摆脱了唯以科举功名为人生奋斗目标的价值观的束缚，更加注重发展个性之所好所长，沉醉于艺林学苑，敬其业而乐其事，因而有了许多创获，而后愈见辉煌。观乎晚明文化领域诸多精英大率如此。
顺治元年（一六四四），清师大举进驻北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明年击破南京 福王小朝廷，第三年攻陷绍兴。是年张岱适逢五十岁，国既破，家亦亡，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由富贵繁华的前半生转入贫困凄凉的后半生。自为墓志铭云：“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他面临更加严峻的人生抉择和生死贵贱的考验。以他的学问文章和家庭影响，若剃发变服以事新朝，可望获取功名利禄，重振祖业，但此种行为与其素来景慕“义烈”的性格冰炭不能相容。他曾想以死殉节。目击包括自己亲朋在内的抗清义士，临难不屈，或绝食，或赴水，或投缳，慷慨赴义的悲壮事迹，每每悲痛欲绝，觉得生不如死，梦忆序云“作自挽诗，每欲引决”，但最终没有。因为：其一，基于对朱明覆亡后时局的清醒认识。清人入主中国，宣告明朝的灭亡，被拥戴的明宗室在南方建立的几个小朝廷，依然腐败，而且互相对立，一盘散沙。张岱将南明诸王譬为一团触手即碎的腐肉，“谁知赵氏一块肉，入手即臭腐糜烂，如此庸碌，欲与图成，真万万不可得之数也”²¹。大势已去，天柱已折，纵有“补天”之志，也不可能挽天河于既倒了。“臣志欲补天，到手石自碎”²²，“志欲补天，而天如玑璇，练石在手，则亦奚益哉？”²³轻易为之殉葬，于国于民都无补益。其二，基于对节义的通达理解。他在石匮书一篇总论中这样表明自己关于生死节义的观点和遭逢明亡而不殉死的理由：“夫义者可以死、可以无死者也。可以无死，虽不死，而人不得责之以必死；可以死，能拚一死，而世界又不可少此一死，故谓之义也。余一生受义之累，家以此亡，身以此困，八口以此饥寒，一生以此贫贱，所欠者但有一死耳。然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为无益而不死，则是不能死，而窃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超出于不能死之上。千魔万难，备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谢枋得，更难于至正十九年之文天祥也。”²⁴明辨生死之际，曲诉隐忍之衷，大义凛然，大哀殊深，直令彼贪生怕死，卖身求荣，“峨冠大纛者”，惭汗无地自容，亦令“以将相大臣，事权在握，安危倚之，乃临事一无所恃，而徒以鼠首为殉者”²⁵，于九原之下知有所愧。其三，基于对修纂明史石匮书的文化担当。修纂一部完整精核的明史巨著，不但是张氏三代人的家族宏愿，也是明代史学界的共同期盼，及至明亡，更成了遗民们寄托故国之思，总结前朝盛衰兴亡历史经验的一大文化工程。张岱自觉地担当起家族和时代赋予的历史文化使命，多次表明所以遭易代沧桑之变、忍受贫困伤痛而不死，就是因为石匮书还未修成。梦忆序云：“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和挽歌辞云：“但恨石匮书，此身修不足。”基于上述原因，张岱没有贸然自殉以明节义，而是选择存活下来，继续未竟的事业，并始终保持坚贞的气节。这样就要承受贫困生活的煎熬和折磨，甚至突如其来的政治迫害，不但是一己，还要连累全家，不是短期阵痛，而是长期受难。又叹为修石匮书所受磨难和伤痛：“古来作史无完人，穷愁淹蹇与非刑。石匮书成穷彻骨，谁肯致米周吾贫？”²⁶
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六月，清兵临绍兴，张岱携一子一仆藏于城郊越王峥古寺中²⁷，仅两月就暴露了身份，随即逃亡至嵊县 西白山，“风雨凄然，午炊不继”，明年七月，潜至城外项里²⁸。顺治六年（一六四九）秋，始回城中，而故宅已经废毁，田园荒芜，多属他姓，“昔有附郭田，今不存半亩。败屋两三楹，阶前一株柳”²⁹，于是租下诸氏 快园废址，“败屋残垣，稍为补葺”³⁰，以为一家二十余口栖身之所。二十年后，快园让于儿辈，自己复迁居项里，直至终老。这四十年间，主要靠他来维持一家二十余口（后分家减为十八九口）的生计，苦苦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大家庭，“攒食一老人，骨瘦如鸡肋”³¹，年近七旬还得干“舂米”、“担粪”之类又累又脏的活儿。其生计之艰，家累之重，苦日之长，在学者文人中是很少见的，但他的精神意志没有被压垮，被摧毁，相反，穷且益坚，困而弥劲，著述更加勤奋，“傲骨尚存，忍霜耐雪”，“沉沉秋壑，夜半一灯”³²。他的几部不朽的代表作，如诗文集琅嬛文集、随笔陶庵梦忆、地理游记西湖梦寻、类书夜航船、经学四书遇、笔记快园道古等均成于此时。最令他欣慰的是，寄托着家族和时代厚望，凝结着自己近三十年心血的石匮书，在他五十八岁那年（一六五四）终于告竣，紧接着又修石匮书后集，数年后亦告成。此后仍笔耕不辍，八十四岁编成琯朗乞巧录，此书旨在弘扬智慧，启发“愚蒙”，“以济时艰”，流露了“八十四老人”的一片拳拳挚爱之心。更令人惊奇的是，以八十八岁高龄撰成修大善塔碑这篇“金声玉振”的骈文。作者借演说佛法以显越城形胜，宣讲事理人谋，表现了此老对公共事业和地方建设的关心和支持，思想的活泼，意志的坚毅，建言的精到，丰富的想像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都让人感到惊异。
“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张岱自为墓志铭如是说。受士风、师友、族人的薰染³³，他自幼便养成喜爱戏谑谈笑的习性，至老处穷都没有改变。僦居快园二十余年，每当暑日夕阳西下，“乘凉石桥，与儿辈放言”，脱略随意，无拘无束，俨然“舞雩”之风，儿辈书之，因成快园道古。其书充斥滑稽笑谈故事，又特设“戏谑”、“笑谈”二部。成于耄耋之年的琯朗乞巧录也广收谐谈趣事，“善谑”、“吊诡”等关目专录戏谑事项。久贫没有磨去他喜谑的习性，遇有穷迫难堪之时，辄自我解嘲，一笑了之。五十八岁生辰，无米无酒，戏赋甲午初度是日饿二首，其一云：“饿亦寻常事，尤于是日奇。既无方朔米，焉得洛生醨？痡仆辞亲友，小儿剪藿葵。一贫直至此，回想反开颐。”八十二岁，家贫如故，寒斋守岁，作五律戊午除夕，句云：“烧钱饯穷鬼，酹酒蜡文心。”逢年过节，箪食瓢饮，粗米薄醨，岱也不改其乐。豁达乐观，诙谐雅谑，是张岱处贫困而不改志节，不辍笔耕，最终在品格、学问、文章诸方面达到一生光辉顶点的一个原因，也是他得享高寿的一个秘诀，其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在张岱的性格中，坚贞不屈的伦理操守与和易能乐的游戏人生得到奇妙的融合。
“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这是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为本人所作自画像。他论析历史名臣的政治品格、处世态度，特别赞赏刚柔相济、强弱兼备、宽猛并用、能屈能伸、能进能退的品性，对于不顾情势，一味逞刚使气则有讥评。他赞同司马迁关于“老子深远”的评价，认为“深远”二字“乃老子一生藏身妙用”³⁴。批评张良年轻时使气冒险，雇力士击秦王，“误堕荆 聂”刺客者流，“则其学问浅薄”；又钦佩他后来能强忍屈身，敬受道家黄石公教导，终成灭楚兴汉大事业。论及本朝名臣李贤，称其当石亨、曹吉祥奸党专横时，辅佐“刚果之主”英宗，善用“应着”、“松着”、“闲着”³⁵，而能得君之信以行善政，遂称贤相。又称李东阳在宦官刘瑾乱政肆虐时，没有辞去相位，“婉转委蛇”，乘间“保护正人”，“调停国是”，卒诛刘瑾³⁶。张岱还称述其友沈素先为人，“弱不胜衣，见人呐呐似不能言者，及其临大事，当大难，则其坚操劲节，侃侃不挠，固刀斧所不能劘，三军所不能夺矣”，其子歌叙也大有父风。张岱因之感叹：“若世间之刚柔相错，与人心之强弱迭更，真有不可测识者。”³⁷这是对友人的赞美，也是对自己的勉励。刚柔相错、强弱迭更的品格又表现为心性意志的坚毅、坚忍、坚韧，不论处境如何窘迫凶险，只要有一线希望，就顽强地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张岱把这种精神力量形象地概括为“石压笋斜出”³⁸。巨石底下的竹笋，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伸展的余地只在缝隙之间，它顽强地挣扎，曲折地生长，破土裂石，抽芽发笋，长成枝繁叶茂的劲竹，形成一片凌空摆舞的碧海。张岱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这种“竹笋精神”，是他汲取易理阴阳相生，儒家既崇尚节义又讲权宜，道家主张弱能胜强、柔能克刚的思想元素，继承越人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恢复的地域传统文化性格，并根据对历史名臣、高人义士出处行藏的分析，加之自身生活历练的体验，进行融合提炼出来的一种韧性的处世哲学，宝贵的人生智慧。
豁达乐观的张岱六十九岁时作自撰墓志铭，并为自己找到了一块墓地，“曾营生圹于项王里 鸡头山”，隐含灭秦之心，其抗清之志至死也未泯灭。又请反清志士、志同道合的友人李长祥题写墓碑，曰“有明著述鸿儒陶庵 张长公之圹”，标明其人身份乃明朝遗民，一位大学问家。其墓与碑盖早已埋没于荒烟衰草之中，而其人品格、学问、文章之奇光异彩永照史册。
三
多才多艺的张岱，能诗善文，又精词曲，而以散文造诣最高，戛戛独造，巍然大家。王雨谦琅嬛文集序喻之为“文中之乌获，而后来之斗杓”。张岱论文推崇“小能统大”：“阳羡口中，吐奇不尽；邯郸枕里，变幻无穷。”³⁹他所追求的散文美学境界，犹如小小景观建筑，能收揽大地山河，含纳巨观宏图：“瓮牖与窗棂，到眼皆图画。”“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里煮山川。”⁴⁰这种散文美学追求表现在创作实践中，便是以小寓大，以精驭繁，于尺幅之中展现天地山川、物类群生、人生百态、世情千种，奇奇怪怪，绚烂缤纷，从而将晚明小品文“短隽”的艺术特色发挥到极致。黄裳先生于晚明乃至有明一代散文作家，特别赏识张岱及其陶庵梦忆，不吝赞美之词：“宗子散文名家，设想奇警，而笔端又能传之。明清之际，无逾此公者。”“描摩物情，曲尽其致。笔端有鬼，辄能攫人物之精灵，牵一发而动全身矣。向来作者，未见有如此才华者。”“宗子散文第一，梦忆、梦寻，天下无与抗手。”⁴¹这里主要以琅嬛文集为例，间及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二书，探讨张岱散文的审美特征和艺术成就。
张岱取舍文章，首观有无“冰雪之气”，“余所选文，独取冰雪”⁴²。在他看来，冰雪“能生物”，“能寿物”，人也“无不藉此冰雪之气以生”。可见，冰雪或冰雪之气是人与万物生长的依托，是一切自然生命欣欣生意的表征，美的显现，“则剑之有光铓，与山之有空翠，气之有沆瀣，月之有烟霜，竹之有苍蒨，食味之有生鲜，古铜之有青绿，玉石之有胞浆，诗之有冰雪，皆是物也”⁴³。文学艺术作品有此气则“空灵”，无此气则“臭腐”。祁豸佳西湖梦寻序称张岱游记有一种“空灵晶映之气”，亦即冰雪之气，非独游记，其他体类散文亦然。读张岱散文，总觉得在楮墨之间洋溢着一股活泼生鲜的气息，笔下各色人物、山水泉石、竹树花草、鸟兽虫鱼皆含生机妙趣。所写人物，角色繁杂，而以文坛才人与民间艺人居多，许多鲜活传神的形象构成一幅人物画像长卷，令观者驻足玩赏，久久回味不尽。一些无名之辈、市井细民经他简练之笔略加点染，即跃然纸上。他是我国古代散文家中最擅长为市井众生造像的神工妙手。又能遵循客观性、真实性的原则，“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画，亦就物肖形而已”⁴⁴，“只求不失其本面、真面、笑啼之半面也已矣”⁴⁵，不虚美，不掩过，“必期酷肖其人”⁴⁶。其曾祖张元忭在家族中至尊至贵，家传主要记述他“一生以忠孝为事”的至性高行，同时也以真实生动的细节记录了这位“老状元”治家苛严不近人情的一面。为其祖、其父、其诸叔立传，也都一扫为尊者讳、为亲者隐的通病。所谓“笑啼之半面”，指现实生活中的人，有笑的一面，也有啼的一面，有瑜有瑕，瑜瑕并存，集于一身，此亦人之“本面”、“真面”。张岱刻画人物已经注意到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没有概念化、脸谱化的缺点。他以千里马比喻奇人才士：“千里马善蹄啮人。盖不蹄不啮，不成其为千里马也。”⁴⁷附传写三位叔父，“有瑜有瑕”，“言其瑜，则未必传；言其瑕，则的的乎其可传也”。有时瑕即瑜，丑即美，张岱深知其中道理，并且成功运用于创作实践。张岱笔下人物往往具有某种癖性，乃至殊癖、奇癖、怪癖，以为这是人的“深情”和“真气”的表现，因而其人便有值得可记可传之处。五异人传云：“岱尝有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家瑞阳之癖于钱，髯张之癖于酒，紫渊之癖于气，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书史，其一往深情，小则成疵，大则成癖。五人者，皆无意于传，而五人之负癖若此，盖亦不得不传之者矣。作五异人传。”张岱文集中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除五异人外，还有不少奇人异士也各有各的癖好，如茶史序中闵汶水之癖于茶，鲁云谷传中主人公之癖于洁，王谑庵传中主人公之癖于谑，山民弟墓志铭中主人公之癖于收藏，祭秦一生文中主人公之癖于闲散。至于陶庵梦忆中的许多人物小记同样着眼于人的癖性，如癖于园艺的金乳生，癖于盆景的范与兰，癖于古董的张葆生，癖于园亭歌舞的包涵所，癖于戏曲和女色的朱云崃，而祁止祥癖好尤多，“有书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又有“娈童癖”⁴⁸。其他身怀一技一艺之长而名于世者，也都各有殊癖，对自己所好所爱一往情深，如痴如醉，因而有了某种特殊才艺、技能，成为某一领域出类拔萃的人物，如评话家柳敬亭、戏曲家彭天锡、竹刻家濮仲谦、绘画家姚简叔、园艺家金乳生等等，其所具癖性均体现了人的自我追求，人的活力、张力和创造力。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张岱等晚明文坛精英对于人性观照的拓展和描写方法的创新。不光是人物，包括山川动植、天地万物，在张岱眼里和笔底，都是活物，有生命的，有性情的。因此，为人世间芸芸众生，为天地间万物群动传神写照，表现出自然生命的一派盎然生机，就成了他孜孜以求的艺术目标，散文创作的一大特色。不但散文，凡百诸艺，有了生鲜之气、冰雪之气，便有存世传世的价值。“自弹琴拨阮、蹴鞠吹箫、唱曲演戏、描画写字、作文做诗，凡百诸项，皆藉此一口生气。得此生气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气者，终成渣秽。”⁴⁹王雨谦评语稍加解说：“生气者百凡藉以活，殆体物而不可遗也。”冰雪之气，自然生命活力之谓也，文艺家观物体物必须把握住它。
张岱品鉴人物推重智慧，智慧与节义、抱负、经济、学问是他铨衡人物的五个标的，理想中完美人格的五种要素。他赞赏“慧业文人”，并以此自许。他的散文堪称智者之文，常在不经意间忽发奇思妙想，闪现灵光智火，不时涌现出妙语隽言。机智而诙谐，是张岱散文的又一特色。机智首先指思想的灵动活泼。张岱谈道论学强调“能动能变”，尤忌“拘板”与“执一”⁵⁰，“破执”方能解除思想的僵化、胶固，“此即佛家破执之说。盖一执，则非独未得者不能进，即已得者亦块磊不化之物矣”⁵¹。又提倡独立思考，以自己的“深心明眼”去判断事物的真伪美恶、是非曲直，反对倚傍门户，随波逐流，“转若飞蓬，捷如影响”⁵²。既赞许博学多闻，又贵乎超悟独创。这种思想方法深刻影响着他的艺术思维和文学创作，故其文能以独特的眼光、角度提出独到新颖的见解，以幽独情思观照大千世界万物众生的活泼生机。抉三才之精，而具“彻髓洞筋，搔着痛痒”之理致⁵³；探万物之情，能见“闲中花鸟，意外烟云”之意态⁵⁴。张岱笔端常带奇情、奇思、奇语、奇趣，体现了智者机变无常，出奇制胜的思维特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能从寻常百姓日用之事以见新奇，贴近人情物理而超奇绝俗，描述市井俗事而如嚼冰沃雪。尝云：“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批评当时戏曲传奇作者“只求闹热，不论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⁵⁵，哗众取宠，庸俗可厌。以此求奇，一阵热闹之后，速归冷却，“反见凄凉”。机智又指笔墨的灵动变幻。收于琅嬛、梦忆诸集中的文章，经营布置，总能随着思想的流动，情感的起伏，文势的游走，而变幻笔墨姿态，真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顺乎自然，因乎其势。其体貌格局几乎无一雷同，书写方法没有一定的模式，什么“秦 汉派”的方圆规矩，什么“唐 宋派”的经纬错综，什么古文轨范，什么时文程墨，都不能捆住他的手脚，真正弘扬了袁中郎倡导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精神。机智又见于诙谐雅谑。张岱深知，戏谑笑谈可以讽喻鉴戒，排难解纷，可以调剂生活和心态，有益世道人心，能起到所谓庄言法语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则是世之听庄严法语而过耳即厌者，孰若其听诙谐谑笑而刺心不忘？”鄙薄道学先生“绝不及嘻笑怒骂，殊觉厌人”⁵⁶。深刻认识到人生在世是不能缺少戏谑欢笑的，快园道古 戏谑云：“吾想月夕花朝，良朋好友，茶酒相对，一味庄言，有何趣？”加之他读的书多而杂，熟悉世情俗语，腹笥中装满了笑料，随手拈来即成妙文。佚名陶庵梦忆序：“兹编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伍崇曜陶庵梦忆跋：“虽间涉游戏三昧，而奇情壮采，议论风生，笔墨横恣，几令读者心目俱眩，亦异才也。”二人都点到了张岱散文的诙谐特色。其“嘻笑”之事，“游戏”之笔，凸显了人性的缺陷，世态的丑陋，曲尽人情物象之妙趣，或自嘲以写胸中苦涩和无奈，婉曲而含风规，冷隽而带悲凉。夜航船序中有一则笑话，讽刺一士人连众所周知的历史人名都搞不清楚，还要“高谈阔论”，冒充博学多闻，结果露出马脚，闻者为之喷饭，讽世意味深长。陶庵梦忆 扬州瘦马以客观白描笔法记事，在一片热闹嬉笑中，显现婚俗的浇薄，已完全变成商业买卖，人肉交易，养瘦马家及“牙婆”等众多角色都成了吸血鬼，而“瘦马”则是被吸血的悲惨女性，笑声中包含心酸的泪水，对陋俗的针砭。张岱把戏谑笑谈的功能总结为六点，快园道古 小序开宗明义指出：一曰“坚人志节”，二曰“长人学问”，三曰“发人聪明”，四曰“益人神智”，五曰“动人鉴戒”，六曰“广人识见”。张岱是真正的雅谑家，他的雅谑言论富有创意，他的雅谑散文饱含谐趣，为中国美学理论和散文创作增添了奇珍。
张岱论文艺创作和创造思维颇重灵感、随意、偶遇、骤得，认为妙诗、妙文、妙书、妙画多得之无意无心，“皆以无心落笔，骤然得之”⁵⁷，其意在于破格套而去矫饰，存天然而葆本色，体现了晚明贵真的文学思潮。但有些晚明文人一味讲信心信口，忽视了创作的规范性，酝酿、陶冶、剪裁、琢磨的重要性，因而产生了率易潦草的弊病，虽天才秀逸如袁中郎也未能免。张岱有鉴于此，既赏随意，又讲精严。论史记成就：“太史公其得意诸传，皆以无意得之，不苟袭一字，不轻下一笔”⁵⁸，“无意”与“不苟”、“不轻”并提。论宋人米氏山水，称其“笔意纵横，几同泼墨”，又指出“其先定轮廓，后用点染，费几番解衣盘礴之力也”⁵⁹。纵笔所之与苦心经营相提并论。论元人倪云林山水，一则赏其笔意“萧疏懒散”，一则见其“用笔如斧，用墨如金”，“毫端珍惜”⁶⁰，看似懒散随兴，实则俭省精致。琅嬛文集有多篇书序、题跋、书札都讲精严简练、镕裁簸扬。如云：“烧丹抱朴，止取九转灵砂；煮海张生，但索百朋宝母”⁶¹，“丽水淘金，必求赤箭；玄圃积玉，无非夜光”，“勿吝淘汰，勿靳簸扬”⁶²，“精骑三千，亦足以胜彼羸师十万矣”⁶³。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述此理，在流行率性纵笔、信腕直寄的晚明时代是很少见的。张岱以此劝勉朋友，并且身体力行。其史学巨著石匮书卷帙浩繁，曾“五易其稿，九正其讹”，二三百字的小品文，也精心结撰，不敢掉以轻心，总期将精金美玉奉献给读者，而不是陈谷子烂豆子垃圾货。祁豸佳亲见琅嬛文集编选的严格精核，并为之作序评介，谓初经作者自己再三删削，复请好友王雨谦“痛芟雠校，在十去七”，入选的作品几乎篇篇精彩。“譬之文豹留皮，但取其神光威沈；孔雀堕羽，只拾其翡翠金辉。淘汰簸扬，选择最核。”风俗杂忆小品集陶庵梦忆，杭州山水名胜记西湖梦寻，规模小，卷数少，篇幅短，然而精彩纷呈，片羽粒珠，皆堪把玩品味。不论叙事记人、写景状物、抒情议论，也不论人多事繁场面大，性格多么复杂，道理多么玄深，都能收摄于寸简尺幅之间，在狭小的艺术空间尽现众生世相，纷繁斑驳，奇情壮采。以短小精悍取胜，正是张岱的能事长技，其间包含许多经营的苦心和锤炼的苦功，仅凭聪明和灵感是不成的。张岱非常讲求语言的凝练和张力。下一个字眼，务求触及筋节，点到要害；用几个句子，即能托现人物的精神，揭示事情的意蕴。石匮书自序指出有明一代史学的通病：“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鲁云谷传称赞传主民间草医胸次高旷，而存“三意”：“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跋寓山注二则赞赏祁彪佳山水记能得郦道元、柳宗元、袁宏道三家肌骨风神：“遒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冶淡，以柳为肤；灵巧俊快，以袁为修眉灿目。”梦忆序以四字三句为一组，列举七种“果报”，抒写遭遇国破家亡的大劫难、大反差、大悲痛。评者王雨谦赏叹：“都是真语，以奇恣出之，如径寸明珠走跳几案间。”又评自为墓志铭：“如风雨骤至，雷霆乍惊，纵笔一往。”笔墨酣畅淋漓，迭用排比对偶句式，纵恣奇诡，畅达精工，充分表现了作者前世今生大起大落非同寻常的经历，违世背俗傲然屼立的性格。这些奇文字或得之偶然，但大多经过作者的惨淡经营，与其高度重视锤炼琢磨有关。张岱敬服“一字之师”，谓“增一字如点龙睛，删一字如除棘刺”⁶⁴，深切体会到炼字炼句用事造语关乎全文的意旨表达和艺术效果，“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⁶⁵。虽论历史散文，也适用其他文体。张岱散文，精练警策，苦心孤诣与机智灵动，人工之巧与天成之妙，达到互相融合的艺术境界。
张岱精善诸艺，也是文章多面手，其于序、跋、记、传、启、疏、檄、碑、辨、制、书牍、墓志铭诸体无一不精，并擅长骈文，被王雨谦誉为“四六圣手”。张岱最早的一篇骈文见于陶庵梦忆 南镇祈梦，当时年仅十六。此文想像奇特，用事丰富，属对工巧而自然，已显示出特异的才思和文藻。琅嬛文集收骈文十八篇，含序、启、疏、檄、碑、制、杂著诸体（铭、赞、颂三类未计入），其功用、风格各别。有庄重严整之篇，亦有游戏谐谑之作。征修明史檄批评有明一代史学家的纰缪，诉说家族及本人修史的宏愿和精勤，陈述对于藏书之家不吝献出以助纂述的请求，情词恳切，才胆识皆具。王雨谦赞叹：“大作手，其一字一句更有鬼斧神工之妙，不得不让此老三舍。”斗鸡檄写斗鸡之戏，场面惨烈，惊心动魄，寓用兵布阵之道，鼓励勇气，表彰战功。讨蠹鱼檄直斥蠹鱼“赋质轻微，存心残忍”，藉以暴露、鞭挞“文场”“艺苑”卑鄙无耻之徒的种种劣行和祸害，尖锐辛辣，痛快淋漓，洋溢着文化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具有惩戒士习文风的意义。戏册穰侯制与戏册侯制，也是两篇游戏文章，一以橘虚拟穰侯，一以茶杜撰，铺陈二物之形、色、味、香、特性、产地、品种以及相关掌故等等，表现了作者对茶与橘有丰富的知识，对物理体察精深，运用语言文字有着出神入化的功力和技巧。有的骈文关乎世道人心，劝人赞助修建祠庙、整治河道等公益和善举；有的书写闲情逸致，招友参与植树、观梅、赏灯、游山、听琴等雅集和胜会，皆情理俱到，文采奂然。其征事用典，不拘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稗官小说、佛经道书，可用则用，善于熔化。王雨谦评道：“无句不雕琢，而斧凿之痕熔化殆尽。”其选词造句，不论雅俗古今，既取古雅之语，间杂家常白话。句式以四六为主，也参以三、五、七、八、九言，甚至有长达十字、二十字以上者，竟成巧对、绝对，淹博而能化，精工而灵隽，故得王雨谦激赏：“巧思雨集，隽句云来。”“鬼斧神工，琢出金玉之章；不必掷地，已闻大声铮铮。”张岱在明代骈文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明代 隆、万以来，散文创作空前繁荣，作者如林，风格多样，流派纷呈，思致情趣、笔墨风韵，濯濯能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与传统古文有别。其时文坛大名士、小品文大作手陈继儒对晚明散文的艺术特点和产生的社会环境有过精要的评论：“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丽典新声，络绎奔会，似亦隆、万以来气候秀擢之一会也。”⁶⁶“五四”新文学家特别欣赏晚明小品，除周作人诸名家外，郑振铎先生也曾精辟指出，晚明是“伟大的散文时代”，称其多位优秀代表是“伟大的散文家”⁶⁷。张岱是明代散文的集大成者，晚明伟大散文时代的终结者。他以史家的学识和眼光，总结了自明初宋濂、刘基以下各个历史阶段散文代表作家和主要流派的成就和缺点。尤其重视吸收万历以来众多小品文妙手，诸如徐渭、袁宏道、陈继儒、王思任、钟惺、谭元春、刘侗等的创作经验，避其短而救其弊，自出手眼，自运炉锤，善于将理致与情趣、学问与才思、天工与人巧、雅与俗、生与熟、整与散、奇与正、遒与媚、庄与谐、灵与朴等种种相反相成的美学要素熔于一炉，将知性、情性、慧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自成一家，“人且望而知为陶庵”，登跻明代乃至历代“伟大的散文家”行列，也无愧于“文中之乌获”、“后来之斗杓”的隆誉。
四
张岱自幼习诗，初学乡贤奇士徐渭，继学公安 袁宏道，又学竟陵 钟惺、谭元春，于钟 谭用心尤苦，琅嬛诗集自序云，“刻苦十年”，“涤骨刮肠，非钟 谭则一字不敢置笔”。既得形迹，转求自我，欲如晋人所云“我与我周旋久，则宁学我”。不过神骨仍仿佛徐渭，他太爱徐渭了。二十七岁曾校辑、镌刻徐文长佚稿，族弟张弘（字毅孺）甚至怀疑书中“或多宗子拟作”⁶⁸，又有友人戏称他是文长“后身”⁶⁹。张岱的诗固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其诗魂并未游离文长，“求其骨格，则仍一文长也”。
万历间文学革新派旗手袁宏道对徐渭备极推扬，谓其人若诗：“文长奇才，一字一句自有风裁，愈粗莽，愈奇绝，非俗笔可及。”⁷⁰张岱诗歌尤其是古体诗每每参用散文句式，杂取家常语、大白话，奇字拗句，与其过于雕饰而失真，不如留其瑕疵而存完璞，正合乎徐渭轻矫饰重真率、“贱相色贵本色”的美学思想，故看似粗莽而愈见奇崛。五古仲儿分爨、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细述国变之后一家二十余口在艰难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情状，同时抒写诗人的痛楚、无奈和希望，对儿辈的忠告乃至哀求，表明“宁使断其炊，取予不敢苟”的坚贞志节。如对亲朋好友诉说家庭困苦境遇，虽自曝家丑也略无避忌，皆照实道来，琐琐屑屑，而字字皆真，是实录，是真诗。舂米与担粪，自述行将古稀之年还干农活，大为劳累、脏臭所困扰，反省昔日“不知稼穑”、“不识杵臼”的享受生活，体验到农耕的必要和收获的喜悦。“窗下南瓜荣，堂前茄树嫩”，是舂米与担粪中仅有的两句写景诗，是农家景，寻常语，蕴含着对“日久粪自香”的真切体尝，虽在陶潜、杜甫集中也未见此浅白有味之农家语。七言古诗如柳麻子说书、赠王二公、李玉成吹觱篥、祁奕远鲜云小伶歌，通俗明达与生涩冷隽相参，融徐渭、公安、竟陵于一炉，诗风与五古相近。刻画人物，咀嚼艺理，精细深入骨髓。诗人对评话、雕刻、戏曲诸艺非常精通，对民间艺人非常推重，古往今来有谁把说书先生与太史公 司马迁相提并论的？有之，则自张宗子始，其赞歌云：“先生满腹是文情，刻画雕镂夺造化。眼前活立太史公，口内龙门如水泻。”
文集收五言律诗最多，七言律诗则阙如，仅可从西湖梦寻中辑得十余首及清人商盘所编越风中一首。其五律多写明清易代之际故国之沦亡，城乡之残破，节士之飘零与坚贞不屈，人民在丧乱之余聚散离合恍如隔世的情感，诗人一己之情与天下众人之情交融在一起，忧愤深广，音调苍凉。听太常弹琴和诗十首，以琴音谱为诗章，寄黍离之悲，诉遗民之恨，弦声呜咽，悲风回荡。王雨谦评曰：“十作不特诗境入神入妙，要想作诗之人是何肝胆，是何品地。吾拍案讽咏，既为发立，旋即泪堕。离骚而下，有此十诗。”富阳、桐庐、常山、玉山等浙赣纪行诗，五弟遭难不死、访登子重到故居等寻访故旧诗，以史家之笔，白描之手，记述亲身所历，目中所睹，丧乱之余南方城乡的残破荒凉，人们劫后余生庆吊悲喜的复杂情感，皆历历如在目前。“故国人民改，新丰鸡犬非”，“人家半荒草，县廨一颓垣。彘出惊行旅，鸦归集庙坛”，俱是实录，触目惊心，如一篇芜城赋。“见面疑人鬼，呼名问死生”，“犹思牵幌入，恍忆出门初”，“妇人泣则近，故老气还吞”，从叙事写景中见人情，真切而入妙，如杜甫羌村三首、赠卫八处士。
五律组诗咏方物多达三十六首，每首咏一食品，其种类有果蔬、河鲜、海珍、家禽、家畜，鲜货之外又有腌腊、风干、烧烤等物，大多产于浙省杭、嘉、湖、宁、绍、台、婺诸府，间有产自苏州、徽州、北京、山东、福建者，多为常品，少有珍馐。其所咏之物如菱、藕、蚕豆、茭白、栗子，如羊肉、烧鹅、皮蛋、笋干、腌白菜等等，他人或不屑于入诗，或觉无诗意可咏，张岱辄歌之咏之，而成绝妙之作。嫩蚕豆（萧山）云：“四月鲜蚕豆，携筐饷老饕。蛋青轻翡翠，葱白淡哥窑。竹箨方留粉，兰葩乍解苞。素瓷新瀹茗，晶沁不能挑。”其色薄而淡，青而美，如翡翠，如青瓷，如竹叶，如兰花，极寻常之物在诗人笔下竟成席上之珍，不仅是美味，还是足供欣赏的艺术品。浦江火肉（金华）云：“至味惟猪肉，金华蚤得名。珊瑚同肉软，琥珀并脂明。味在淡中取，香从烟里生。腥膻气味尽，堪配雪芽清。”火肉即火腿，是金华及其属县浦江特产。猪肉本大荤，经过特殊加工，肉质色泽美如珊瑚、琥珀，又清香可配绍兴名茶“日铸雪芽”，既引清馋，亦悦目睛。咏方物三十六首，首首可传，清词丽句，俯拾即是。例如：烛溪杨梅（余姚）：“层层剪，胭脂簇簇涂。”枇杷（萧山）：“崖蜜同皮酽，冰丸带核沉。”白葡萄（北京）：“磊磊千苞露，晶晶万颗冰。”临山西瓜（绍兴）：“皮存彝鼎绿，瓤具牡丹红。”芜湖鲥鱼（太平）：“鳞白皆成液，骨糜总是脂。”西泠河蟹（杭州）：“瘦因奔夜月，肥必待秋涛。”乌镇羊肉（湖州）：“冻合连刀，脂凝带骨开。”祁门皮蛋（徽州）：“雨花石锯出，玳瑁血斑存。”诗人是以审美眼光来观照、表现这些食物的，使之化作鲜妍可感的艺术形象，诉诸味、嗅、视、触诸觉乃至听觉（如腌白菜既写目中之色，又写入口咀嚼之声：“碧绿青黄具，宫商角徵全。”），悦耳悦目，沁人心脾。张岱咏方物组诗及陶庵梦忆中方物、乳酪、鹿苑寺方柿、露兄、蟹会等小品文，洵为中国美食文学之奇文字，中国美食文化之生动载体。张岱自称“老饕”，南北水陆所产美食品尝殆遍，更对饮食之道有精深的研究，著有老饕集，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知音王雨谦咏方物总评用十字赠他：“自是老饕，遂为诸物董狐。”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被孔子誉为“良史”，张岱俨然食事中董狐，那是很高的评价。
张岱也能词，惟存世作品甚少。琅嬛文集收词十七首，其中十六首均寄调蝶恋花，为祁彪佳寓园而作。寓园之胜凡四十有九，主人仿西湖内外景名目，题名十六，如“远阁新晴”、“通台夕照”、“镜湖帆影”等等，征词于众名士，合为一册，题为寓山十六景诗余。祁彪佳对张岱词作很是赞赏，有书札云：“读大刻寓山诗余，绝佳，皆迥出秦 柳一派。”⁷¹其词以十六景为题，一题一咏，通篇皆写景。其绘山水如青绿挂轴，勾勒皴染，墨深而色鲜，如云“万叠螺青，团簇多层折”，“霞湿瘢痕，坟起丹邱血”；其状松涛竹韵，谓如“龛 赭潮生，喷礴来山麓”，“更似冰丝清欲泣”；其写林峦帆影有如“穿度轻如蝶”，湖上小岛“迢递如瓜瓞”；其摹余霞散绮则如“孔雀惊飞收不迭，疏羽片片留金屑”，想像飞动，画面鲜丽灵奇。作者写景并不局限于园中一台一阁一石一水方寸之地，而能拓展视野，远观周览大地山河、城郭村落，使园中小景与园外大观融成一片，以小观大，以芥子纳须弥，体现了中国园林美学和山水美学的观照特点。在所绘画幅中间，时而穿插着古代名人胜事，有趣的传说，偶尔也触及时事。平畴麦浪由“良穗怀新”景象揣度农民企盼丰收的“奢愿”，在横征暴敛逼迫下不敢稍有懈怠的心理，“处处军输如吸髓，敢云畎亩忘庚癸”。这十六首小令分咏寓园十六景，特别注重收揽、描绘园外广阔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境界寥廓，气象万千，清奇遒逸，有远韵幽致。念奴娇为琅嬛文集压卷之作。时值清 顺治四年（一六四七）中秋，作者避居绍兴郊外项王里，孤影对月，抚今追昔，感叹家国破碎，身世飘零。词清，景凄，情深，情景相生相融，回肠荡气，长歌当哭。词风如秋夜月色，“玲珑晶沁”，又如山泉幽咽，清冽凄楚。张岱词作和他的诗文一样，讲求独创，而具自家面貌，正如王雨谦所评，“词中别调”，“其声调自成一家”。
绍兴 张氏是簪缨之家、文献之家，也是戏曲之家。万历年间，张岱祖父张汝霖与苏州 范允临、无锡 邹迪光、杭州 黄汝亨和包应登这些进士出身的官绅名士都爱好戏曲，置家养戏班，名闻士林菊坛。张家戏班自汝霖历其子耀芳、其孙岱，延续了三代人，伶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张岱五十年间，“小傒自小而老，老而复小，小而复老者凡五易之”，“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童技艺亦愈出愈奇”。张岱于戏尤具精鉴，“余则婆娑一老，以碧眼波斯，尚能别其妍丑”⁷²。主人每命戏班在家演出以娱宾客，也率班在本地或到外地公演。崇祯二年（一六二九），魏忠贤事败，人心大快，张岱改编传奇冰山记，并组织家班在绍兴 城隍庙搭台公演，“观者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是年秋，复携班至兖州搬演数场，守道刘荣嗣为之“大骇异”⁷³，深赞张岱编剧和导演的才能。他也观摩其他戏班的演出，与其班主、教师朱云崃、姚益城、刘晖吉等互相交流，对民间逢到迎神赛会、祈雨驱鬼时演出的台阁戏、目连戏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和当时许多著名戏曲作家、批评家如袁于令、阮大铖、祁彪佳、祁奕远、王思任、孟称舜、陈洪绶、张公琬都有往还，与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作者祁彪佳的关系尤其密切。目前所知张岱创作的唯一剧本便是讽刺性杂剧乔坐衙，甚得祁彪佳赞赏，谓其才调可比元曲巨匠王实甫、关汉卿：“文心之灵转不必言，至于选韵谐音，又何以累黍弄丸，巧妙若是也！慧业文人，才一游戏词场，便堪夺王关之席。”⁷⁴长期的丰富舞台实践，使张岱对戏曲这门综合艺术的诸多元素，对剧本关目、科诨曲白、舞美设计以至艺人的选择、培训等等，都样样在行，被曲界尊为“导师”。他论曲，屡屡标示“情理”二字，强调编剧串戏必须符合生活真实，遵循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反对胡编乱造，凭空杜撰，“只求闹热，不论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⁷⁵；演戏要善于刻画人物，身材体形、音容笑貌特别是性格，“与传奇中人必酷肖”⁷⁶，务求“个个呵活”⁷⁷；又贵剧本创作须“灵奇高妙”，“脱化”而无痕迹，而且合乎戏曲本体的艺术特质，即所谓“词学”本色。张岱的戏曲批评大都散见于相关小品文描述中，颇多精鉴妙论，而琅嬛文集之博浪椎传奇序、答袁箨庵、祭义伶文，陶庵梦忆之阮圆海戏、彭天锡串戏等，都可视为戏曲专论，议论和文字皆精绝奇甚。
祭义伶文为哭祭家优夏汝开而作。主人张岱对这样一个身份卑微如僮仆、性格恣睢跋扈的伶人，却有深厚的情感，生前爱之重之，死后思之惜之。这不仅因为他守义能终，知恩图报，更因为他具有滑稽谑笑的才艺，甫一登场，辄惊四座，欢笑腾起，给广大观众带来许多乐趣。张岱将夏汝开的生与死和一些所谓“名公巨卿”的一生作了对比：“汝生前傅粉登场，弩眼张舌，喜笑鬼诨，观者绝倒，听者喷饭，无不交口赞夏汝开妙者，绮席华筵，至不得以不为乐。死之日，市人行道，儿童妇女无不叹息，可谓荣矣。吾想越中多有名公巨卿，不死则人祈其速死，既死则人庆其已死，更有奄奄如泉下、未死常若其已死，既死反若其不死者，比比矣。夏汝开未死，越之人喜之赞之；既死，越之人叹之惜之，又有旧主且思之祭之。汝亦可以瞑目于地下矣。”作者衡量人物，不以出身的贵贱，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而以德义品行、才智技艺、社会贡献，还要看民众的口碑，这是一种新的价值观、生死观，摒弃了千百年来对优伶的贱视，而给予足够的尊重。他十分赏识女伶朱楚生酷爱演艺，“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敬她钟于情感，“一往深情，摇扬无主”，以至“劳心忡忡，终以情死”⁷⁸，留下绵绵无尽的哀恨。在尊情者张岱心目中，能为情而生，为情而死，便是真正的人，可敬可爱的人，故对楚生怜惜有加。对被社会轻贱的家优、女伶和其他艺人，能给以如此的重视、赏爱和尊敬，体现了晚明文化思潮人文精神的高扬。
陶庵梦忆所收有二十余篇有关戏曲的文章，涉及剧本、曲目、戏班、剧场、脚色、声腔、服装、道具、布景、灯光、武术、杂技，以及地方剧种、演出活动方方面面，包罗作家、班主、教师、演员、观众、演出组织者各色人等。其所取景，巨细并摄，有对演出活动大场面的全景式描绘，也有对戏曲名家和伶工才人的细微特写。描述纷繁杂遝的大场景，并不遗弃生活细节，且多临文偶构，涉笔成趣，又如散珠碎玉，粒粒可爱可赏。杨神庙台阁记绍兴 枫桥镇九月演戏禳灾风俗，百姓观剧盛况：“土人有小小灾祲，辄以小白旗一面到庙禳之，所积盈库。是日，以一竿穿旗三四，一人持竿三四，走神前，长可七八里，如几百万白蝴蝶回翔盘礴山坳树隙。四方来观者数十万人。”精细生动，奇丽壮观。严助庙记绍兴 陶堰镇上元节群众看戏的热情，以及戏班和戏资：“城中及村落人，水逐陆奔，随路兜截转折，谓之‘看灯头’。五夜，夜在庙演剧，梨园必倩越中上三班，或雇自武林者，缠头日数万钱。”随后又将笔墨集中到一个老者身上：“唱伯喈、荆钗，一老者坐台下对院本，一字脱落，群起噪之，又开场重做。”描写城乡万民观剧的大场面，竟不放过这一微末细事，可见观众对戏不但狂热，而且较真，使梨园中人难以对付，还是观众说了算。陶庵梦忆所载一切与戏相关的人物，编戏的，教戏的，演戏的，看戏的，都执着于戏，痴迷于戏，一往情深，全力以赴，甚至性命以之，人人借助戏剧大舞台寻欢作乐，追求自我，表现自我，这种文化心态反映了晚明 江南地区人情的舒放，人心的活泼，人性的觉醒。张岱是这大剧场中的一分子、弄潮儿，又是冷静的旁观者、记录者。他觉得人生原该如此，意识到这是人的自然诉求，人性之本然，并用客观的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记录这一文化现象，与迂儒道学将此视为颓风薄俗而加以轻诋痛斥的态度迥然有别。这二十余篇文章构成一幅缤纷绚丽的图卷，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十七世纪前半叶浙东蓬蓬勃勃的戏曲文化生态。
五
张岱著述等身，估计不下五十种，亡佚殆半。琅嬛文集为其诗文合集之总称，因晋人张华遇仙人引入石室“琅嬛福地”得见奇书秘笈的异闻而得名，寄寓了作者对这位“博物洽闻”祖先的仰慕，并以“琅嬛”名其文集、书室、墓园。此集在清初已大体编订完毕，时间不晚于顺治十一年甲午（一六五四），琅嬛诗集自序末云“甲午八月望日，陶庵老人 张岱书于快园之渴旦庐”，时年六十四岁。以后陆续有新作补入，直到八十八岁还增加了新作修大善塔碑和万休师修大善塔诗。入清后，迫于贫寒，无力刊刻书稿，只能以手稿本和钞稿本藏于家，数传之后，子孙不能保有，遂流散于外姓。当初编订时，诗与文或许分装成册，及散失外流，手稿本与钞稿本、诗集与文集便为不同藏书家所有，后又出现了据钞稿转钞的本子，及据手稿文集部分刊印的木刻本。兹对现存琅嬛文集几种主要版本及流传梗概简述如下：
一、手稿本琅嬛文集。不分卷，一册，半叶八行，行十八字。首叶第一行上题书名“琅嬛文集”，第二行下题作者祖籍和名号“剑南 陶庵 张岱著”。虽名“文集”，实有诗无文，诗凡三百零五首，较后出钞稿本张子诗粃多六十余首。按“古乐府”、“四言古”、“五言古”、“五言律”诸体分类编排，缺七言律、五言绝、七言绝、排律。类别偶有错置，如寒夜闻霜钟有和卢景亮、二韵，本属五言排律，而排入五古，仅于和韵一诗眉批标明“排律”二字。又种菊属五古，却置于七古。有圈点夹评，未标明出自何人，比对张子诗粃王雨谦评语完全相同，故知手稿评者必为一人。王雨谦字延密，号识字田夫、白岳山人，是张岱同里知契。手稿字体皆手写行书，遒劲如刀斫，与张岱其他手迹一致。诗稿中钩乙涂改处甚多，但字迹仍依稀可辨，从中能窥见诗人坚贞不屈的志节，强烈的反清情绪，以及锤炼推敲的诗心匠意。如和挽歌辞其三原句为：“身虽死泉下，心犹念本朝。目睹两京失，中兴事若何？匈奴尚未灭，魂亦不归家。”思明反清情绪表现得太露骨，为避文字狱，改成：“身既死泉下，千岁如一朝。目睹岁月除，中心竟若何？平生不得志，魂亦不归家。”这样一改，便不复洞见诗人真实的内心世界，而愈见手稿之可珍。手稿本诗集与文集本来是合在一起的，清初犹如此，后为他姓所有，始析为二。手稿本诗集在清代中叶已为钱塘 丁氏 八千卷楼藏书，后流入常熟 翁同龢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散落于市肆，竟为黄裳先生购得。先生有文详述其事⁷⁹。
二、钞稿本琅嬛文集。分诗集与文集两部分，诗集名张子诗粃，文集名张子文粃。张子诗粃，五卷，四册，半叶八行，行十八字，版心上题“琅嬛文集”，下题“凤嬉堂”（张岱堂室名，有社集凤嬉堂诗），首叶大题下三行署“陶庵 张岱著，白岳 王雨谦评，雪瓢 祁豸佳校”。卷前有王雨谦序，末题“庚子夏午潞溪 识字田夫 雨谦撰”，又有张弘（字毅孺，岱族弟）序，末题“己丑重九日小弟弘顿首题并书”，及作者自序，末题“甲午八月望日陶庵老人 张岱书于快园之渴旦庐”。收诗二百四十余首，比手稿少了六十余首，按“四言古”、“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五言排律”分为五卷。古乐府一体不见于诗粃，而被移入文粃中。与手稿本相同的是，诗粃亦无五言绝、七言绝、七言律。与手稿本相比，另增排律体，凡五首，其中寒夜闻霜钟一诗题为二首，实仅存其一。与之相对，手稿本五言排律仅存寒夜闻霜钟二韵，但置于五古中。诗粃对手稿中经过修改的诗作，都取改定稿，而不录被涂乙的部分，那些明显触犯时忌的字句，和修辞琢句的用心也随之不见了。张子文粃，十八卷，八册，版式全同张子诗粃。卷前有王雨谦序，末题“年家舍弟曲辕 王雨谦撰并书”，又有祁豸佳序，末题“同学弟雪瓢 祁豸佳撰并书”。目次分上下，各九卷。前九卷依次为叙、记、启、疏、檄、碑、辨、制、古乐府；后九卷依次为书牍、传、墓志铭、跋、铭、赞、祭文、词、杂著。诗粃与文粃是作者在手稿本基础上加以修改，复倩人用工楷誊钞而成的钞稿本或曰待刻本，是迄今所见最早也是唯一的诗文合璧。此书原为近人马廉（一八九三—一九三五，字隅卿）藏物，后归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三、清 光绪刻本琅嬛文集。如前所述，琅嬛文集原始稿本为诗文合编，后诗集与文集分属异姓，其诗集几经转手，最终为今人黄裳所藏。其文集则于清初已流入绍兴名宦余缙（一六一七—一六八九）家。缙字仲绅，号浣公，顺治九年进士，官至山西道御史，补河南道。其长子毓澄，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有宦绩。家有大观楼。乾隆间，同郡王惠读书余氏 大观楼，获见琅嬛文集一帙，“蚊脚细草，蟫蠹褵，盖张陶庵后裔世传，而尚未付雕者也”⁸⁰。是帙为手稿无疑。后大观楼不戒于火，万卷顷刻化为灰烬，所幸琅嬛文集先为王惠借出，以此独完。王氏曰：“五十年来，藏之敝簏，时一披阅，不少废离。”道光间携此稿宦游贵州，遇当地著名学者郑珍，出示琅嬛文集。珍见而奇之，叹曰：“精浑胜归 唐，何论二十四家耶？箧中有此，盗贼水火不能近也。”其推崇如此，且“竭数昼夜力钞录去”⁸¹。王惠之子介臣也深爱是编，托人别录一本，送其父王惠“校正”，“什袭藏之”。“俟客囊稍裕，将付剞劂，以垂久远，庶不负陶庵一生心血所存，浣公夙昔收藏之意”⁸²。会王介臣老友湘潭 黎培敬（一八二六—一八八二）任贵州布政使，促成其事，于光绪三年椠于黔。然而王氏什袭珍藏的文集手稿本，及照稿本誊钞用以付梓并经王惠“校正”的本子，还有学者郑珍“竭数昼夜力钞”的本子，现在都已亡佚不可复见。光绪三年刻本琅嬛文集，六卷，半叶九行，行二十字。首叶第一行上题“琅嬛文集”，第二行下题“陶庵 张岱著”。卷前载王雨谦和祁豸佳原序，另增黎培敬刻琅嬛文集序、王惠跋琅嬛文集及其子王介臣书琅嬛文集后。黎序末题“光绪三年岁在丁丑季秋月湘潭黎培敬”，王惠跋末题“道光戊戌良月会稽 王惠识”，王介臣书后末题“光绪丙子春正月个峰 王介臣识”。六卷序次为：卷一，叙；卷二，记、启、疏；卷三，檄、碑、辨、制、乐府、书牍；卷四，传；卷五，墓志铭、跋、铭、赞；卷六，祭文、琴操、杂著、颂、词。乐府与词例当置于诗集，不应收入文集，而且刻本卷三所收乐府十首与手稿本所收古乐府十首如荆轲匕、渐离筑等标题及其内容文字皆雷同。盖其所据稿本原如此，刻本一仍原貌而已，也可见手稿本文集与手稿本诗集一样，俱非定本，尚待日后修订。
清刻本琅嬛文集与文粃分卷不同，一细分，一粗分，因有多寡之异。各卷篇目、目次大体相同，又同为文集，又都杂收乐府与词。稍异处则在文粃少收了柱铭钞自序、西湖梦寻序及“颂”体九篇。有些同题文章字句稍异，清刻本琅嬛文集海志记明初汤和筑城御倭徙近海居民事：“徙民三十万户入内地，遂荒废。”文粃作“徙其民数十万户入内地，立碑山上，子孙朝有奏开金塘山者，全家处死，地遂荒废”。清刻本春王正月辨句云：“古者常以季冬颁来岁之朔于诸侯。”文粃作“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颁来岁十二月之朔于诸侯”。又有篇名差异者，如清刻本征修明史檄、普同塔碑、山民弟墓志铭，文粃作征昭代文献诸书助修明史小檄、造普同塔收葬暴骨碑、季弟征君山民先生墓志铭。从这些例句看，文粃的语意较清刻本周密，但也有不少文粃讹误而清刻本不误者。
约言之，张岱琅嬛文集手稿原为诗文合集，及散失外流，分别为不同藏书家所有，传至清末，诗稿、文稿俱无恙。今诗稿犹为黄氏家藏物。而文稿幸赖持有者会稽（今绍兴）王氏父子以手稿誊钞本付之剞劂，此即光绪刻本琅嬛文集。惜王氏所藏手稿与钞本并郑珍钞本今俱渺焉不知去向。张岱生前曾对诗文手稿进行修改，倩人钞录而成诗粃与文粃，合之仍称琅嬛文集，拟付梓而未果，故称钞稿本或曰待刻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光绪刻本琅嬛文集与清初钞稿本张子文粃同出手稿本，刻本虽迟至清末始刊行，但对手稿修改甚少，故反较文粃更接近原始稿本。又上海图书馆藏清钞本张子诗粃，五卷，二册，半叶十行，行十八字，板心上题琅嬛文集，下题“茗缘室”。是转钞于清初待刻本张子诗粃，二书篇目与文字皆同。惟此本对某些异文曾作校勘，以朱笔标示书眉，校文与手稿琅嬛文集相符，故亦可珍。琅嬛文集版本流传情况大致如此。
本书是在一九九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张岱诗文集基础上重修的增订本，校理工作始于二〇〇五年，中间时断时续，延宕九年始完稿，而距初版时已有二十余载。本次增订后的诗文合集，名仍其旧，为张岱诗文集。其诗集校勘以钞稿本诗粃为底本，以手稿本为校补本。遇有这两种本子的同题组诗，诗粃或缺而手稿齐全者，则补录题下；其他手稿所存、诗粃所遗者，均分录于每卷之后。唯和述酒同见和陶集与诗粃，一作于崇祯年间，一作于明亡以后，内容又都不同，故仍分开编排。手稿本与诗粃本俱未收者，统编于诗集之后“补遗”部分。其文集校勘以清 光绪刻本琅嬛文集（简称“清刻本”）为底本，以钞稿本张子文粃（简称“文粃”）为校本。此外，还参校张岱其他著作如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有关古籍。以上诸本原都有王雨谦评语，初版未收，新版经过拣择，大多补入，“校”与“评”统置于每篇之后。其中王雨谦之评语，或为眉批，或为夹评，或为题下评，或为篇末评。此次摘其有参考价值者，统置于各篇校语之后，在句评前增补“某某句”，多篇之总评补“总评”二字，使之眉目清晰。其他单篇之总评则照录于句评之后，不作另外说明。此次校理，除对初版勘误订正外，又做了补阙拾遗的工作；新增补的材料，包括琅嬛文集未收的佚诗佚文，明 清人对张岱的记述、评论以及相关书信。而最特出之点在于增补了手稿本原有的约六十首诗，对重新认识张岱意义甚大。
本书诗歌“补遗”部分，增收张岱和陶诗四十四首，均采自上海图书馆藏手稿本张岱评东坡和陶集。此书一册，不分卷，分前后两部分。前半为陶潜原诗及苏轼和诗，题“晋 陶潜著、宋 苏轼和、明 张岱评”。后半为陶潜原诗及张岱和诗，题“晋 陶潜著、明 张岱和”，未题评者，实张岱自评。其朱笔圈点、眉批、夹评及行间粘贴狭长纸条所书校记，比照张岱其他手迹，笔致书法相同，当即张岱手批无疑⁸³。是集收张岱和陶诗多达四十四首，均作于崇祯年间，是研究张岱生平思想和陶渊明接受史的重要材料。和陶集另有乾隆钞本一册，周作人曾见此书，有题记云：“评东坡和陶诗一册，汉阳 朱氏钞本，署戊子冬，‘胤’字缺笔，当是乾隆之三十三年，后附宗子补和二十四首，书眉亦有评语，或是王白岳等人手笔耶？”⁸⁴钞本比手稿本少收张岱和诗二十首。周氏以为评语出自张岱好友王雨谦（号白岳），属误判。今抄录其评语置于和陶集诸篇之后。“补遗”又增收张岱 寓山题咏二十二首，则采自上海图书馆藏崇祯刻本寓山志。祁彪佳竭尽心力钱财营构寓园，又向四方名士征集寓园诗、词、文、赋、铭、记及图画，编成寓山志一书。内收张岱五言绝句二十二首，寓山铭（并序）一篇，时人评其诗“读之齿舌间作旃檀气”，称其铭出“坡公得意”，为寓山名园增色不少。
文章“补遗”部分，新增六篇。龙喷池铭，其池在绍兴 府卧龙山前，通若耶溪，崇祯间堙塞。张岱倡议知府王期昇庀工疏浚，遂还旧观，通行舟楫，喜而铭之。铭文仅四十字，以龙为喻，把池水通塞动静的情状写得活龙活现，表现了一介书生对地方公益的高度热情和责任心。寓山铭，辑自寓山志，铭前小序，逸兴遄飞，想像山之飞来飞去，不落筌蹄，序胜铭矣。南镇祈梦疏，作于十六岁，是目前所见张岱最早的一篇骈文，想像奇诡，胸次高远。快园道古小序，以闲言随谈讲谐谑之妙用，破腐儒之鄙，启大众之智。与金乳生，原是难得一见的张岱书简真迹，小简仅百余字，情致清隽，殊为可人。金乳生，张岱同里友人，喜莳草花，且精园亭，陶庵梦忆有金乳生草花记其事。上鲁王疏，是一篇讨伐南明权奸马士英的长篇檄文，洋洋洒洒千百言，雄文杰构，气势如虹，浏漓顿挫，骈散并用，当与同邑父执王思任之名篇请斩马士英疏与又上士英书并耀史册。
本书“附录”新增祁彪佳书札十一篇，与张宗子八篇，与李映碧三篇。从这些书信可见祁、张二人情同手足的友谊，古人交道的真诚，又可见张岱这位奇才在科举考试中虽赴乡试也屡遭败绩的厄运。李清（一六〇二—一六八三）字映碧，一字心水，扬州 兴化（今属泰州）人。崇祯四年（一六三一）进士，授宁波府推官，嘉靖间大学士李春芳裔孙。兴化 李氏与山阴 祁氏素有世谊，时彪佳归里养疴，因致书李清，婉转陈述张岱才具和困屯科场之状，乞予垂怜而为之地。又王雨谦张宗子诗序、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乔作衙、王文诰陶庵梦忆序、张岱嫡孙张礼西湖梦寻 凡例六则、陈仲谋等撰有明於越三不朽图赞序跋七篇，及阮大铖张宗子吕吉士姚简叔稽仲举入山相访诗二首，都是初版未收的材料。拙作张岱年谱简编原载于一九九〇年中华文学史料第一期，此次稍作增改，以助阅读，重编详谱，尚待来日。
记得二十年前，为了校勘张岱诗文集，特地造访平素敬仰的黄裳先生。先生知其来意，随即从书橱中取出护爱珍藏、经常赏阅的琅嬛文集手稿本，手授以供校阅，不见一点吝惜之色，亦无半句叮嘱之语。付印时，惜不及排入存于手稿中的大量佚诗，二十年后，终于得偿夙憾。而对黄先生嘉惠学林的厚意何尝一日忘之。本文甫草就，忽从报上见到先生溘然长逝的唁闻，惆惋久之。先生对张岱情有独钟，也很想睹见新版张岱诗文集，今已矣！待到新书出版，将何往而敬献一瓣香？
已故学者王元化先生在世时，曾建议重订再版已经脱销多年的张岱诗文集，并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社长高克勤先生屡次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副总编奚彤云女士，编审李保民与朱怀春、责编刘赛诸先生，都曾细心审读稿件，提出宝贵意见，上海图书馆古籍部长期提供查阅的便利；新近出版的张海新先生水萍山鸟张岱及其诗文研究，对张岱诗文集初版本存在的校勘问题多所补正，使此番重校多了一种参照；诸位师友对此冷寂工作也给予关心、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值此增订本张岱诗文集临近竣工之际，宽慰与惶怵交织，校书如扫叶，三复之后，又会落下枯枝败叶。张岱和陶集眉批有云：“吾辈莽撞粗豪，其何能淑？”这位大学者、大文人、旷世奇才，如此谦谨戒惧，直令愚庸如我者愈觉惶愧。敬祈广大读者、方家教之。
夏咸淳
二〇一二年十月于沪西泉苑
二〇一四年六月改定
【注】
¹唐 贞观初，分天下为十道，九曰剑州，治成都。
²本书文集卷三修大善塔碑：“肇惟天监初成，正值梁武帝舍身之日”，“岁月迁延，已至千一百八十年于此”。又清 乾隆绍兴府志卷三八祠祀志，大善塔在大善寺内，寺始建于梁 天监三年（五〇四）。历一一八〇年，为清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时张岱适八十八岁。
³本书文集卷三征修明史檄。
⁴本书文集卷四家传。
⁵本书文集卷五自为墓志铭。
⁶袁宏道集笺校卷五龚惟长先生。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⁷谭元春集卷二八答金正希。陈杏珍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⁸陶庵梦忆卷四方物。马兴荣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下同。
⁹本书文集卷一茶史序。
¹⁰陶庵梦忆卷一吴中绝技。
¹¹西湖梦寻卷一大佛头大石佛院诗。马兴荣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下同。
¹²本书文集卷四附传：“余至云间，有唐士雅者，五岁失明，耳受诗书，不下万卷。”云间，松江别称。唐士雅，即唐汝询，字仲言，号士雅。
¹³本书诗集卷四咏方物芜湖鲥鱼：“曾到芜关上，亲尝六尺鲥。”
¹⁴西湖梦寻卷四柳洲亭：“过小桥折而北，则吾大父之寄园、铨部戴斐君之别墅。”
¹⁵本书文集卷一西湖梦寻序。
¹⁶本书文集卷二越山五佚记。
¹⁷本书文集卷六公祭张亦寓文。
¹⁸陈洪绶集卷三张宗子乔坐衙剧题辞。吴敢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¹⁹本书诗集卷三丙子岁大疫祁世培施药救济记之。
²⁰本书文集卷二越山五佚记小序。
²¹石匮书后集卷五明末五王世家。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二〇〇八年版，下同。
²²本书诗集卷二和祁世培绝命词。
²³石匮书后集卷五二瞿式耜列传。
²⁴石匮书卷一九九义人列传总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二〇〇八年版，下同。
²⁵石匮书后集卷二〇甲申死难列传。
²⁶本书诗集卷三毅孺弟作石匮书歌答之。
²⁷乾隆绍兴府志卷三地理志：“越王山，一名越王峥，又名栖山”，“去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昔越王 勾践栖兵于此”。
²⁸乾隆绍兴府志卷三地理志：“项里山，在山阴县西南三十里，世传项羽流寓于此。”“俗云项羽避仇于此，故名，下有项羽祠。”越中杂识上卷祠祀：“项王庙，在府城西南二十里项里，祀西楚霸王 项羽，以范增配食。旁有村落数百家，岁时奉祀。”
²⁹本书诗集卷二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
³⁰本书文集卷二快园记。
³¹本书诗集卷二仲儿分爨。
³²本书诗集卷一快园十章。
³³本书文集卷四家传：“先子喜诙谐，对子侄不废谑笑。”陶庵梦忆卷六噱社：“仲叔（张联芳字尔葆，号二酉）善诙谐，在京师与漏仲容、沈虎臣、韩求仲辈结噱社，唼喋数言，必绝缨喷饭。”本书文集卷四王谑庵先生传：“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
³⁴本书文集卷一博浪椎传奇序。
³⁵石匮书卷九一李贤列传。
³⁶石匮书卷一二四杨廷和蒋冕毛纪列传。
³⁷本书文集卷一赠沈歌叙序。
³⁸四书遇 论语 生直章：“石压笋斜出，屈曲委蛇，总不碍其直性。”四书遇 论语民服章：“君子虽困阨折挫，其道自直，所谓石压笋斜出也。”石匮书卷六五李钱陈贝韩叶周薛列传：“帝王防口甚于防川，石压笋斜出，诸臣亦直行其意耳，太祖亦奈之何哉？”石匮书后集卷九文震孟姚希孟列传：“人畏虎，虎亦畏人，石压笋斜出，其亦奈之何哉？”四书遇用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下同。
³⁹本书文集卷一廉书小序。
⁴⁰西湖梦寻卷五火德庙。
⁴¹来燕榭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⁴²本书文集卷一一卷冰雪文后序。
⁴³本书文集卷一一卷冰雪文序。
⁴⁴本书文集卷三与李砚翁。
⁴⁵本书文集卷四家传。
⁴⁶本书文集卷五周宛委墓志铭。
⁴⁷本书文集卷四附传。
⁴⁸陶庵梦忆卷四祁止祥癖。
⁴⁹本书文集卷三与何紫翔。
⁵⁰四书遇 论语 吾忧章：“君子进德修业，全在能动能变，此风雷所以为益也。不修不讲，不徙不改，全然不动不变，则益在何处？”又四书遇 论语 时习章：“凡学问最怕拘板。必有活动自得处，方能上达。”
⁵¹四书遇 论语 缊袍章。
⁵²本书文集卷三又与毅孺八弟。
⁵³本书文集卷五山民弟墓志铭。
⁵⁴本书文集卷五跋寓山注。
⁵⁵本书文集卷三答袁箨庵。
⁵⁶快园道古 小序。高学安、佘德余标点，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⁵⁷本书文集卷五跋谑庵五帖。
⁵⁸本书文集卷一石匮书自序。
⁵⁹本书文集卷五再跋蓝田叔米山。
⁶⁰本书文集卷五跋可一云林笔意。
⁶¹本书文集卷一廉书小序。
⁶²本书文集卷三与王白岳。
⁶³本书文集卷一老饕集序。
⁶⁴本书文集卷三与周戬伯。
⁶⁵本书文集卷一史阙序。
⁶⁶白石樵真稿卷一文娱序。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影印本。
⁶⁷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第一版。
⁶⁸本书附录琅嬛诗集小序。
⁶⁹本书文集补遗琅嬛诗集自序。
⁷⁰徐渭集附录刻徐文长集原本述。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
⁷¹里中尺牍，明末祁氏 远山堂钞本，藏南京图书馆。见赵素文祁彪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
⁷²陶庵梦忆卷四张氏声伎。
⁷³陶庵梦忆卷七冰山记。
⁷⁴远山堂剧品 逸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中国戏曲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⁷⁵本书文集卷三答袁箨庵。
⁷⁶陶庵梦忆卷四杨神庙台阁。
⁷⁷陶庵梦忆卷七及时雨。
⁷⁸陶庵梦忆卷五朱楚生。
⁷⁹张岱琅嬛文集跋，见黄裳书话。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⁸⁰本书附录跋琅嬛文集。
⁸¹本书附录书琅嬛文集后。
⁸²本书附录跋琅嬛文集。
⁸³张岱手稿的最新发现，见社会科学报二〇一二年四月五日。
⁸⁴知堂书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
张岱诗集卷一
这是第一篇张岱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