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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夏庄的干部来到河堤上,请谭功达去喝酒。谭功达看见白小娴的家人也夹在其中,就有些不高兴,本想推托不去,可一想到白小娴,他的心又软了。自从今年正月他与小娴出了那档子事,谭功达一直觉得理亏心虚,在日记中大骂自己畜牲。好在白庭禹深明大义,从中斡旋,自己又一连给小娴写了六七封悔过书,才哄得她回心转意,勉强与他恢复了来往。今见小娴的哥哥白小虎与未来的丈人、丈母娘都亲自来接,若是执意不去,日后在小娴的情面上也不好交代,想到这儿,便回过头去看了看高乡长,道:“麻子,你也一同去呗。”
高麻子平时就贪杯,一听说夏庄的人请喝酒,眼睛都有些发直,巴不得也跟了去。听县长一吩咐,忙道:“同去同去。”
说完,抖了抖身上的灰土,喜滋滋地搭着谭功达的肩膀,一路往夏庄去了。
他们抵达夏庄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谭功达在那伙人的簇拥下绕过一片水塘,走进了一条狭窄的甬道。这条甬道极幽深,两边都是砖垒的高墙。到了尽处,忽见一座轩昂的旧式门楼,门前趴着一对石狮子,檐下挂着的三只大灯笼,被风吹得直晃悠。
走到院中,豁然开朗。只见檐廊曲折,亭阁处处。只是天色已晚,影影绰绰地看不太真切。谭功达笑道:“这个衙门倒是比县政府还要气派许多。”
白小虎一听,赶紧趋步上前,在谭功达的耳边介绍说:“区区乡政府,哪有钱来盖这么大个园子,这原是夏庄首富薛举人的私家园林。当年薛祖彦因组织反清的蜩蛄会,被满门抄斩,这所房子多少年来一直空着。乡政府的房子又破又旧,如今正在大修,今年春天才搬到这里临时办公。”
谭功达道:“乡政府的房子修好之后,你们仍旧搬回去。这个园子日后建个学校什么的,倒也合适。”
“那是那是。”白小虎一面说着,一面从衣兜里掏出个本子来记录。
说话间一行人已经来到了一处精致的房舍前,四周花木荫翳,古树参天,旁边还有一个小巧玲珑的荷塘。听白小虎说,这处房子原先是薛举人赏雨的地方。几个人刚刚落了座,热气腾腾的菜肴就端上来了,白小虎就忙着给谭县长斟酒。
谭功达因乡干部们“乡长乡长”地叫个不停,自己四下一望,并不见夏庄乡乡长孙长虹的半个人影,心中有些诧异,就随便问了一句:“你们这儿谁是乡长?”
席间顿时安静下来,乡干部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作声。半晌,一个年纪稍长的老者朗声道:“我们夏庄乡如今是白副乡长在主持工作。孙乡长身体有病,下不来床,已经在家中躺了好几个月了。”
谭功达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问道:“孙乡长得的是什么病?”
“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谭功达忽然想起来,白小娴的父母第一次登门相亲的时候,她母亲曾提出让大儿子出来做官,被谭功达一口拒绝,为此双方闹得不欢而散。时隔半年多,白小虎居然已经在夏庄乡主持工作了!更为严重的是,乡干部的任免,要由县常委会决定,这么大的事,自己怎么连一点风声也没听到?谭功达转过身来,瞪着白小虎,道:“你的副乡长是什么时候任命的?”
“今年春节过后,大概是二月中旬吧。”白小虎脸一红,嘴里支吾着。
“谁给你的任命?”谭功达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眼见得谭功达当场就要发作,高麻子赶紧悄悄地拉了拉他的衣袖,端起酒杯:“喝酒喝酒。”
乡干部们也都纷纷举起酒杯:“喝酒喝酒。”
谭功达强捺住心头的火气,将杯中的酒干了,看着满桌的酒菜,呆呆地发愣。太过分!太过分了!白庭禹你狗日的太过分了!席间,白小虎一连三次举起酒杯来给县长敬酒,谭功达只装看不见,像木雕泥塑一般僵在那儿,不理不睬。白小虎更是满面通红,手里端着那杯酒,喝不下去却也放不下来,不知如何是好。乡干部们也都吓得大气不敢出,手足无措。
正在这时,小娴的妈妈也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腰间系着一条围裙,从厨房赶了过来。她笑呵呵地走到谭功达身边,亲自给他倒了一杯酒,劝道:“我们家小虎人老实,又没见过什么世面,如今抬举他做了个副乡长,也是县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谭县长的信任。他有些不对的地方,还请谭县长多多教导。”
高麻子见状,赶紧低声对谭功达道:“若是按我们当地的风俗,丈母娘给女婿敬酒,就算是天大的礼数了,这酒你不能不喝。”
谭功达只得站起身来,双手捧起酒杯,硬是从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道了声谢,一饮而尽。那女人见谭功达脸色转缓,又用胳膊碰了碰她儿子,嘴里道:“县长你慢慢喝着,厨房那边还等着我去烧火呢。”说罢,一阵风似的走了。
说来也奇怪,那妇人走了以后,不论是白小虎还是别的什么人,但凡有人向他敬酒,谭功达既不推辞也不答话,端起酒杯就喝,仿佛一心只想把自己灌醉。高麻子知道谭功达心中气恨交加,积郁难排,当着众人的面,又不便劝止,见他一连喝了十二三杯,不免有些替他担心。只见谭功达目光飘忽,人在椅子上晃晃悠悠,眼看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勉强挨了一会儿,谭功达再也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在酒桌上,昏昏睡去。白小虎和高麻子二人赶紧将他扶起来,带他到附近的客房休息。刚走到外面,谭功达就对着花坛要呕吐,呕了半天又吐不出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将他扶到房中,安顿他睡下。小娴的妈妈听说姑爷醉了,早已替他从厨房端了一杯酽茶来,一伙人忙了半天,直到谭功达在床上发出均匀的鼾声,这才悄悄离去。
第二天一早,谭功达从床上醒来,见太阳已经升高了。又听得窗户外面人声鼎沸,锣鼓阵阵,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因见高麻子正坐在一边抽烟,便问道:“麻子,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高麻子道:“今日是农历四月十五,正逢夏庄集场,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赶集。”
谭功达噢了一声,看了看高麻子,又瞥了旁边站着的白小虎一眼:“农村的集市,上面不是专门发了文,不让搞了吗?”
白小虎见谭功达走到窗下的脸盆架前,正要洗漱,便趋到跟前,将一杆挤满牙膏的牙刷递到县长手中,谦卑地笑了笑:“这农村的集市是旧风俗,已延续几千年,若完全不让搞,恐怕也不现实。如今的供销社,生产资料供应严重匮乏。别的不说,到了收割的季节,农民要买把镰刀,都难上加难。我们几个乡干部一商量,决定搞一个社会主义新集市,除了生产资料的交换、日用品的买卖之外,我们还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表演队,在集市上表演,也算是移风易俗、古为今用吧。”
谭功达听他说话有条有理,看上去人也显得精神伶俐,办起事来似乎颇有决断,比起孙长虹那昏聩糊涂的窝囊废,的确不知强了多少倍。只是他的头发梳成主席像的样式,有点不伦不类。想到这儿,心中的火气顿时消了大半。
高麻子在一旁道:“白乡长昨天见你喝醉了酒,惟恐有个山高水低,放心不下,在你床边守了一夜,早上四点钟才走的。”
谭功达听高麻子这么说,想起昨晚的事来,心里倒是有些过意不去,便对未来的大舅子笑了笑:“昨晚也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怪白庭禹这个狗娘养的,这么大的事,他竟然连个口风都不漏给我。”
白小虎也笑了起来。他见谭功达洗完了脸,赶紧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雅致的白瓷小瓶,递给谭功达,谭功达看了看,用手一挡:“雪花膏?我不用这个。”
用过早餐,谭功达忽然来了兴致,对白小虎道:“我这就去见识见识你的新集市,怎么样?”
白小虎连声说好。他在前面带路,乡干部簇拥在后,一行人走到院外,穿过那条阴暗的巷道,鱼贯而去。出了巷子,外面就是一大片水塘,岸边栽种着菖蒲和茭白。池塘中间有一座大坟,坟包上长满了茂密的芦苇。集市沿塘而设,一直延伸到祠堂边的打谷场上,万头攒动,场面盛大。数不清的铁器、竹器、木器和各色农具沿路排开。祠堂边还搭有一个戏台,宣传队的演员们正在表演小快板,引得围观的人群不时发出哄笑。孩子们都爬在树上,连围墙上都站满了人。集市虽然热闹,却丝毫不见纷乱,乡里组织的民兵佩戴臂章,正在巡逻。
开始的时候白小虎还紧紧地跟着谭功达,碰到县长没见过的东西,他就逐一介绍:连枷、牛轭、空竹、会叫的风筝、鞋楦子……谭功达连连点头。一见到故乡的这些物件,谭功达心里还是觉得挺亲切的,可是不一会儿,他们俩就被人群冲散了。谭功达看见高麻子正在一个卖泥人的摊头前向他招手,就挤了过去。
“这个泥人挺好玩的,你要不要给小娴买一个?”高麻子道。
“她是本地人,从小见惯了这些玩意儿,哪里会稀罕!”谭功达把小泥人拿在手中,看了看,又放了回去。
“管她见过没见过!你给她买了,也是你的一点意思。她见了保准眉开眼笑。”高麻子说。
经不住高麻子再三撺掇,谭功达问了问价钱,就给小娴买了一个。高麻子抢先替他付了钱,两人正要走,谭功达忽然又踅了回去。他在泥人摊上又挑了个一模一样的买了。
高麻子笑道:“若是买两个,须是不一样的才好。”
谭功达道:“这一个,送给姚秘书。她是上海人,没见过乡下这些土玩意儿。”高麻子抿嘴一笑,正要说什么,只见白小虎已经到了跟前,就没再言语。
逛完了集市,谭功达就召集乡村各级干部开了个会。高麻子虽是外乡人,也被邀列席。会议开到一半,孙长虹来了。虽说是已经过了清明,可孙长虹还是披着一件破旧棉袄,脸色蜡黄,看来果然病得不轻。散了会,谭功达将孙长虹单独留下来谈话。谭功达问他昨晚怎么不来,孙长虹两眼一翻,笼了笼袖子,恶声恶气地道:“我倒是眼巴巴地想来给县长大人接风,可人家不让啊!”
“谁不让你来?”
孙长虹将脖子一梗,没再说话。
这时,一个乡干部凑到谭功达耳畔,低声道:“孙长虹生的是肝病,腹水得厉害,传染性极强。”
谭功达转过身去,对孙长虹道:“你们乡,有一个名叫张金芳的,你认不认得?”
“怎么不认得?”孙长虹道,“她是我的外甥媳妇,住在水库附近的兴隆村。”
“她三天两头到县上来胡闹,搅得信访办鸡飞狗跳,影响极坏。你们既然是亲戚关系,见到她好好跟她说说。”
“说个屁,”孙长虹大嘴一咧,直着脖子嚷道,“脚长在她身上,她爱去哪儿去哪儿,犯不着我来管这鸡巴事。”说完将他那破棉袄掖了掖,转过身去,径自走了。
谭功达气得面皮紫胀,半天说不出话来。白小虎见孙长虹当面顶撞,弄得县长下不来台,便笑着安慰谭功达道:“反正他已经是一个快死的人了,县长犯不着跟他计较。”
可一听他这么说,谭功达又隐隐觉得有些刺心,不禁抬起头来,重新把白小虎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吃过中饭,谭功达和高麻子告辞回普济。白小虎领着一帮人,一直将他们送到村头的大柳树下,这才握手道别。
在返回普济的路上,高麻子一个人倒剪着双手,在麦陇中走得飞快。谭功达常年不走村路,加上昨晚醉了酒,身上有些倦怠,渐渐地就有些撵不上他了。走了不到两华里,早已累得大气直喘。高麻子已经走到了一条湍急的溪流边,水上有一座小木桥,他在桥上回过头来对谭功达说:“功达,我看你真的是变了。成天坐办公室,走几步路,都累成这样。”
谭功达喘着气,骂道:“歇会儿再走,好不好?干吗那么着急?是你们家的房子失了火还是怎的?”
清澈的溪水淙淙地流淌。成群的江鸥在桑林上空盘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养蜂人头戴面罩,正在帐篷前摆弄蜂箱。在他身后是大片起伏的坡地,开满了紫红色的小花。谭功达一屁股在溪边的茅草地上坐下,高麻子递给他一支烟。谭功达因见坡地上大片的红花,被阳光照得仿佛燃烧起来一般,便问道:
“那是什么花?”
“翘摇。”高麻子也找了个地方坐下,回答道,“又叫紫云英,我们当地人都叫它红花草。”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并不奇怪,”高麻子解释说,“一九五四年春上,鹤壁地委组织我们去花家舍参观,我见他们那儿漫山遍野都是这玩意儿,就向当地的老农讨了些种子带回来。当时我也是看着这花惹人怜爱,带回来种着玩的,没想到它却救了一村人的性命。”
“这紫云英难道也可以入药?”
“入药?”高麻子白了谭功达一眼,“你作为一县之长,怎么倒像个武陵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知道这些年,梅城一县,饿死多少人?鹤壁一市五县,又饿死多少人?普济乡倒是没死人,可全靠这紫云英救的命。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你可别小看这小花小草,生命力极强。播下种子,雨水一淋,十天半个月就开花了。河边、田埂上、山坡上,哪儿都能长,刀割一茬,没几天又蹿杆开花了。这玩意儿,猪能吃,牛能吃,人也能吃,而且味道还不错呢。我去年腌了两坛子,还没吃完呢,待会儿到了家,让你嫂子弄一点来下酒如何?”
“那最好。”谭功达道。
论年龄,高麻子比谭功达还要年长一岁。当年他在普济读过几年私塾,一直在新四军军部做文书。皖南事变之后,他的部队被打散了,就连夜赶到苏北,找到了谭功达,在他手下做了一名参谋。到了一九四八年,江南新四军改编时,他已经是团长了。刚一解放,高麻子要学那曾文正公功成身退,归隐田园,“百战归来再读书”,地委行署的聂竹风要调他到县里给谭功达做副手,他一口拒绝。回到普济之后,就与当地的一个农妇结了婚,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后来经不住谭功达软磨硬泡,才答应出来做了个乡长。
说起县上的事,谭功达一肚子苦水,不知从哪儿倒起。好端端的一件事,一旦到了自己手上,立刻就成了烂泥一团,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他刚刚诉了几句苦,高麻子就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替你想想,倒真是够呛,别的不说,光就你身边那几个精明人,你恐怕就对付不了。白庭禹的手伸得太长;你亲自提拔的那一个呢,恐怕也靠不住。”
谭功达知道他说的“那一个”指的是谁,心里闷闷的。
“再说了,天上风云不测。”高麻子接着道,“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有人要学朱元璋,有人要做李自成。你在底下当个芝麻绿豆官,滋味肯定不好受。”
谭功达听他话中有话,不禁吃了一惊,朝四下里看了看,虽说不见人影,还是压低了声音,问道:“李自成怎样?朱元璋又怎样?”
高麻子将手里的烟蒂捏了捏,续上一支,道:“这李自成就不用说了,当年后金的大军逼近北京,大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闯王仓促在陕西米脂起兵,在崇祯帝的后脊梁上狠狠扎下一刀。你说他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救大明吗?虽说攻下了西安城,他不是立刻就改西安为长安,做起那大顺帝来了吗?再说他手下那一帮人物,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还不是图个加官晋爵,封妻荫子?可一旦分封既定,夙愿已足,却偏偏有人要给他来个托洛茨基式的‘不断革命’,你说这伙人受得了吗?这一流的人物,史不绝书,大多目光短浅,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区区一个书生李岩,又能顶个什么用!
“可朱元璋就不一样了,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口号中,他的志向可见一斑,一旦做了皇帝,河清海晏,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眼光、胸怀又未免过于远大了些。他要那天下江山,千秋万代都姓了朱,永不变色。手底下的那二十四员悍将,没有一个看得顺眼。胡惟庸是怎么死的?李善长又是怎么死的?洪武帝为何又废除宰相一职?修峻法,严吏治,天下山河都入梦中……哎,我说的这些话,你可听得懂?
“不过,最可笑的,这世上还有一类人。本是苦出身,却不思饮食布帛,反求海市蜃景。又是修大坝,又是挖运河,建沼气,也做起那天下大同的桃花梦来。”
高麻子前面说了这一大段,絮絮叨叨,谭功达听得似懂非懂,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心思。可到了后来,谭功达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这家伙,原来是变着法儿骂人哪。”
高麻子从地上站了起来,拍拍屁股:“随便说说,不足为训。”
谭功达虽然意犹未尽,也只得把手中的烟头在地上掐灭,站起身来。两人过了木桥,沿着桑林中的一条羊肠小径,朝普济走去。
一路上,谭功达旧事重提,问高麻子愿不愿意来县里工作:“你可以屈尊先做一年的民政科长,过渡一下。来年再进入县委常委的班子。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地委的聂书记也多次这么建议过。”
高麻子小心地替谭功达拨开纷披的桑枝,没有理会他刚才的话,只是道:“老虎的身体也不好,身上有旧伤,又有哮喘病,嘴里的牙齿都让大夫给拔光了。去年春节我专门到鹤壁去看过他。他的记性也大不如从前了,人也有些颓唐。只要他在位子上待一天,你还可以放心做你的县长,可俗话说得好,荷尽已无擎雨盖,他那边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以后的情形就不好说了。凡事都要有个长远考虑。”
谭功达抢过话来,再次劝道:“就因为这样,我才想着调你上来,给我搭把手。”
高麻子忽然站住了,转过身来,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谭功达,半天才说:“我还不是为你好吗?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万一你在县里出了什么事,我这里好歹还有你的一个容身之处。普济是咱们的根据地,大后方不能轻易丢掉。”这话一出口,两个人都有些伤感,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低着头出了桑林,一路无话。
快到村头的时候,高麻子也许觉得气氛过于压抑,便拍了拍谭功达的肩,笑道:“你的那个从上海来的秘书,她叫什么来着?”
“姚佩佩。”
“对对对,姚佩佩,”高麻子道,“这个姚佩佩,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我怎么觉得,这孩子,对你倒是一往情深呢。”
谭功达一愣,急道:“你不要瞎说,不要瞎说,哪有这事?”
“怎么是瞎说?”高麻子不依不饶,“那天中午你们刚到的时候,在酒桌上,我提起白小娴,你瞧瞧她那反应!虽然善于掩饰,可在我的眼中,她倒是一览无余。”
“人家哪有这意思,你不要胡说。”谭功达虽然假作恼怒,可咧开的嘴却怎么也合不拢。
“万无一失。”高麻子道,“我没别的本事,可是看人还是有一套的。论长相,她倒是一点也不比白小娴差,若说聪慧灵秀之气,更是小娴不及。要是在旧社会,我就要劝你两个人一起收了。”说完高麻子哈哈大笑。
“什么乱七八糟的!”谭功达笑道,“我跟你说正经事,你就不搭茬,说起这些没边的事来,倒是浑身是劲,我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放着这么一个花容月貌的妙人在身边,整天在一个办公室同进同出,你敢说你就没动过半点心思?你若对她没有一点心思,怎么会好端端地记得在集市上买个泥人送给她?鬼才相信呢!只怕是夭桃秾李,一时难以取舍吧。功达兄,我们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说说怕什么呀,我又没逼着你去娶她。”
一番话,说得谭功达心里七上八下,满腔的熔岩铁水似乎就要喷薄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