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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死了。”

终于，李家杰使出了他的撒手锏，向我宣布道。他偷偷地瞥了我一眼，似乎在估量这句话所可能带来的震惊效果。见我没有任何反应，他又补充说：“医生给我的最后期限是三个月，可我并不像他们那样乐观。很可能挨不到七月末。我现在是时刻听从鬼神召唤。”随后，他笑了起来，露出了被烟渍熏得焦黄的牙床。

李家杰要死了。这并不算什么新闻。春节刚过，电话和互联网一直在重复着这个消息。作为他的同班同学，我不得不装装样子，坐地铁换地铁去东直门看他。应当说，见面后的谈话气氛颇有几分尴尬。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寻找辞别的理由。李家杰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在变换了几个话题之后，终于单刀直入，切入悲剧性的主题：“我要死了。”

这是他的最后一招。问题是，由于我一直在期待他说出这句话，当它兑现之时，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据说他得了十几种病，正在扩散的癌细胞和心血管堵塞也许较为致命。

他很可能还有糖尿病。因为我看见他将茶几上的那支注射器拿了过来，撩开了衣服，露出了微微凸起的、多毛的肚子。

难道他要直接往自己的肚子上扎针？

没错。他就是这么干的。他将针头鲁莽地扎向肚皮，推入胰岛素，就像对待一头牲口。我的好奇心上来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朝自己的肚子上扎针。我对他说：“老李，你不怕扎着自己的肠子吗？”李家杰再次笑了起来，似乎有点得意：“扎不着。你想扎也扎不着。肠子是滑的，针头一碰，它就跑了。”

现在已经是五月的光景。阳光透过落地的大玻璃窗，暖烘烘的。客厅里浮动着植物和花朵的香气。窗外那条幽寂的胡同里，槐花遍地。附近一所小学正在放学。如果用心谛听，孩子们的嬉闹声还隐约可闻。当时，我注视着胡同里那些被风吹得飘来荡去的细碎的槐花，心里忽然对老李有一丝同情。看来，在如今这世道，妄想通过“死”这个东西来吓人一跳，引起别人的重视，有点不太现实啦。

应当说，整整一个上午，基本上都是李家杰一个人在说话，而他说出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不过，其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颇深。他说：“在查出癌细胞且已扩散至肺、肝之前，我已经对生活厌倦啦。这叫什么他妈的生活？就像孩子搭起堆烂木头，辛辛苦苦搭起来，然后又亲手将它推倒。我的一生不过如此。”

考虑到李家杰一贯的浅薄无知、一贯的浮浪荒唐、一贯的小人得志，考虑到他眼睛里闪动着的点点泪光，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已委实不易。就做人而言，也不能说他没有境界。不过，他的反省已为时过晚，这都是他不读书之过。他的脸虚胖而浮肿，被过量激素弄得脱了形。说实话，看着这张脸，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太平间的化妆室。

差不多在五年前，在被查出癌症前一个月，他还神气活现地在北京的一个总裁论坛上发表演讲，说什么中国的农民被剥削得还不够，还大有潜力可挖，发展世界级的跨国企业就必须让农民破产。台下掌声雷动。鼓掌的人除了他的员工、亲戚之外，就是我们那帮自甘堕落的同学。

三年前的元旦，他还莫名其妙地在凌晨三点给我打来电话，不是表达千禧的祝愿，只为告诉我一句话：“我把苏眉做掉了。”

当时，我的确吃了一惊。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正在酣睡，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一个略带沙哑的嗓音神秘兮兮地告诉你“我把苏眉做掉了”时，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必须得首先让自己从睡眠的黑暗中挣脱出来，然后再去想想，苏眉到底是谁；最后，我得再去琢磨琢磨，李家杰所谓的“做掉了”到底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