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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在瑞典的布姆什维克，我遇见诗人多多。他旅居荷兰多年，头发全白了，看上去显得非常虚弱。我们在湖边散步，随后来到一棵大橡树下避雨。他穿着一件花格西装，坐在树桩下打盹。我看见孟浪（也许是别的什么人）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正从树林里出来。那天雨下得并不大，于是，我们一起聚在树下聊天。多多说话时仍像十年前一样爱激动，喜欢骂人。不过，这一次他用的英语，蹩脚的英语。他在骂人时不说“Fuck you”，而说“Fuck me”，逗得我哈哈大笑。在雨中我们觉得快乐。

有人提起了他们，那些死者，我们共同的朋友。他们的死大多是因为自杀。气氛随之变得抑郁而沉重。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以上事实：几乎所有的自杀者都是在春天死去的。我们希望找到一两个例外，于是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些姓名和日期。没有例外。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就像一部侦探小说所设置的谜团，春天即便不是谜底，至少也是线索之一。为什么会是春天？

如果一定要寻找解答，总会得出一些牵强附会的结论。多多提到了一位名叫岳重的诗人，早在七十年代，他就发现了春天隐含的恐怖，他有一首诗，在当时非常著名，题目就叫作《三月即末日》。也有人谈到了T.S.艾略特：

四月最残忍

从死了的泥土里滋生丁香

还有那位遁世者华莱士·史蒂文斯，春天总在他的诗作中扮演杀手的角色：

狂怒的春天过去了

所有被残杀的愚人来到了盛夏

我以为，胡河清博士在这方面的思索也值得一提，作为一名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他的文章中洋溢着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我猜测，这与他对于时序、季节、术数和天象的持续兴趣不无关系。在上海华山路上的枕流公寓里，我们喝着刚刚上市的西湖龙井，对春天这个话题进行过一番简短的交谈，时间是一九九三年四月。谈话也是从一位朋友的自杀开始的。

“这与苏醒时的脆弱意识有关。”胡河清先生的语调里夹杂着钱塘方音，说话不紧不慢，“假如他能熬到夏天，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他根本用不着自杀。”

我说我有点不太明白他的意思，胡河清接着解释说：

“在春天，随着万物的复苏，人的思维也变得格外活跃，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此刻都已蠢蠢欲动，各种念头纷至沓来，而不冷不热的暧昧气候很适合这些念头的生长。在冬天，至少还有严寒需要对付，通常你只要缩紧脖子就可以了。而到了春天，人会在不知不觉中迷失。到处都是平庸、呆板、浑浑噩噩，连空气都是甜腻腻的，连续不断的阴雨更让人厌倦。我这么说，只是打了个比方而已。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何况，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春天感到不适，只有极少数的人被忧郁抓住不放，比如我……”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我对他说。

“你是在安慰我。”胡河清摇了摇头，笑了起来，像个孩子那样天真无邪，“在我看来，春天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当然，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毕竟夏天很快就会到来，一切都会在暴风雨中得到洗刷；或者，像我每天盼望的那样，在炎炎烈日下出一身大汗。”

“那么，什么是最可怕的？”我问道。

胡河清博士没有立刻回答我的话，他呆呆地看着墙角出神。那里有一张木台上有一面圆镜，镜子上覆盖着红绸布。大概是为了避邪。

“生机。”胡河清说，“空气污染得那样厉害，你还是能嗅到窗外的勃勃生机，它几乎是无处不在，却唯独不是你的。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你的衰老、没落、陈腐、百无一用。所有的植物都长势良好，而我却要凋萎了。”

那天，胡河清博士留我用了晚餐。我的朋友徐麟教授后来告诉我，能吃到胡河清先生的晚餐，是一件难得的礼遇，我提到了那天的谈话，并表示了隐隐的担忧。徐麟想了想，对我说：“胡先生虽然生活在当今世界，但严格地说，他并不属于这个时代。”

第二年的春天，似乎也是四月，我在北京突然接到了陈福民先生从上海打来的长途，他只说了四个字：“河清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