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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张清不顾来自家庭方面的巨大压力，与展新号远洋货轮的见习机械师韦利结了婚。最初的兴奋和沉醉消退之后，问题跟着就来了。
韦利的货船一年中至少有七个月在海上漂泊，张清在独守空房的同时，便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面对这桩婚姻所产生的后果。她的父母虽然过于奢侈地享用着四室两厅的宽敞住房，但张清暂时还指望不上。她的父亲，一位退休的高教局长，对女儿的婚事只说了一句话。张清一想起父亲的这句阴毒的咒语就不寒而栗——它从一个有着四十年党龄的厅级干部口中脱泻而出，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的教育事业任重道远，同时也为日后她与父母的重归于好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她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在韦利家落户。韦利的母亲在十年前就已去世，他的父亲独自一人占用着一套三室一厅的老房子。把家安在韦利那边，张清觉得利弊俱在。在韦利出海的漫长日子里，一个刚过门的媳妇与公公住在一起，种种不便自不待言。好在公公那时已身染重病，眼见得光景一天不如一天，张清也不难窥见日后的一线曙光。
韦利当初在劝说张清接受这个方案时，曾明确地向她暗示过这一点：“韦科长眼看着就不行了。也许我哪天从船上下来，就能看见你手臂上戴着的黑纱。”韦利这么说，张清的心里顿时就亮堂了起来。
韦利的父亲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转业后到了地方，当了一辈子的审计科长。正如她从未听到韦利叫过他父亲一样，张清也从未觉得这个两颊塌陷、目光呆滞的老人与她存在着任何亲缘关系。他们给他起了各种各样的绰号，但在大部分场合，他们都叫他韦科长。
张清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收到一封丈夫的来信，一枚枚精致的邮票准确地勾勒出了展新号的航行路线，也给她的愁思带来了有力的依托。她甚至能够从邮票上嗅到海水的咸味，嗅到鹿特丹玫瑰和苏里南棕榈的清香。她白天去医院上班，晚上就躺在床上，在公公混浊不清的喘息声中翻看那些信件。她在心里一直盘算着的就是两件事：丈夫的回国或公公的暴毙，时间一长，就连张清也弄不清，哪一个愿望更加迫切。
除了一阵尖锐的刺痛和持久的麻木感之外，韦利在新婚之夜的一番梳弄并没有给张清留下什么特别的喜悦，可是到了第二天凌晨，她从床上醒过来，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她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的肉体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被唤醒了：她的肌肤仿佛具有了某种不可思议的记忆力，正如一道微光将她体内的每一个角落都照亮了。从此以后，她的躯体能够仔细地区分两种迥然不同的生理信号：挽留和期待。她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境可以被称为“满足”。
在婚后的一个月中，张清和韦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频繁的房事似乎并非为了探明双方的身体在自然或非常状态下的各种隐秘，而只是试图唤回一种似曾相识的晕眩经验，用张清的话来说：“让它永远地停在那一刻……”
床单每天都在换洗，最后连床架也有些松动了。张清甚至有些害怕，她丰腴的肉体就像一只永不餍足的怪兽，希望在顷刻之间就将对方吞食一空。韦利虽然十分健壮，但渐渐也有些力不能持，男人的自尊心在新婚后的第一个月就遭到伤害和挫折，他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男人能做的事，女人通常能做得更好。她永远说“不够”，永远叫着再来一次，即将离别的恐惧向肉体转嫁危机，欲望在暗中变本加厉。
有一次，韦利在耳畔悄悄地问她：“你怎么这样疯狂？是不是有什么病？”张清一点也没有生气。她把头贴在丈夫的胸前，甜滋滋地想：要说有病，也是一种十分迷人的病……韦利接下来的话多少有些乖张的淫荡，他说：“看来至少得有三个男人来对付你……”张清笑了一下，她说，从理论上来说，也许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这样做。张清这样说着，立刻就想起了她们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她的脸红了，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的羞耻。而韦利怎么都觉得妻子的话中有一丝惋惜的意味。他后悔不该说这样的话。
韦利回到船上之后，张清走路的姿势一度变得十分难看。她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感到了甜蜜的酸痛，医院的女同事们慢慢发现了一个规律：每当韦利出海归来，她走起路来就像一只鸭子，反过来说也一样。张清向她们抱怨大腿、手臂抬不起来，同事们就哈哈大笑：“我知道你是怎么搞的……”
张清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当她在手术室看见大夫们褪下病人的裤子，替他们刮去下腹的阴毛时，她不再像从前那样无动于衷。不知从哪天开始，她的身体有了一种神秘的灵性。她这样想：仅仅因为这一点和父母闹翻，那也是值得的。
张清和韦利决定搬到公公家落脚的时候，老人还能下床走动。早晨天还没亮，他就在阳台上转悠了。他打上几遍陈式太极拳，然后就去侍弄那些叽叽喳喳的画眉鸟。他将橘皮和茶叶泡在一只军用水壶里，给窗前的一盆君子兰浇水。军用水壶的底部一度被子弹射穿，后来用焊锡补上了，他舍不得扔掉它。老人床上的棉被同样是战争岁月所遗留的重要标记，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总是被叠得整整齐齐。可是，自从张清来到这个家里之后，老人的境况很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起先是他的喘息更加绵长、频繁，痰音更重，下床走动的次数日渐减少。接着，阳台上的画眉因无人喂食终于饿死了，君子兰多了两尾枯叶。最后，老人床头的一只收音机由于电池耗尽只能发出一些电波干扰声……这一切都在表明，老人正像张清所预料的那样，有条不紊地踏上了归程。屋子里开始有了一种腐烂的气味。
不过，韦科长彻底卧床不起则是在一个星期之前。那是一个星期天，张清正在隔壁的卧室里熨衣服，突然听见韦科长的房里传来一阵清晰而恶俗的声响，接着她就嗅到一股难闻的臭味。她走到公公的门前，扶着门框朝里窥望。韦科长得意地笑了一下，慢条斯理地对媳妇说：
“我刚刚拉了一泡屎……”
张清的脸上掠过一缕明显的厌恶和敌意。“操你妈！”她暗暗地骂了一句，走到公公的床前。
她胡乱地撩开老人的被子，用了差不多一卷卫生纸才帮他把屁股擦干净。她替老人换了一条新床单，去厕所洗了手，回到自己的卧室，却发现熨斗已将烫衣板的衬布烧开了一个大洞，韦利在意大利替她买的一件拼花长裙也被烧掉了下摆。她刚刚来得及拔去电熨斗的插头，就听见隔壁又传来了一连串“泼泼剌剌”冗长的声响。
张清也曾经考虑过雇一位保姆来侍候这个老人。她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是因为她对目前的治安状况已不抱信心。医院里的同事整天都在谈论着一些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保姆将孩子贩卖到外地，或者干脆将他们勒毙，把房中的金钱、首饰席卷一空，而无法带走的电视机则被泡在澡盆里……张清决定忍辱负重。她用缝纫机替公公扎了一块塑料尿布，垫在他的身下，这样她就无须每天更换床单了。她时常从药房里带回一些消毒药水，用以驱散房内萦绕不散的那股恶臭。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老人对媳妇的操劳心揣感激。他一心盘算着怎样使自己日益衰竭的生命延续下去。他每天早晨七点钟喝下一杯参汤，十点半吃一根香蕉。十二点的午餐包括一只煎鸡蛋，两片面包，两块火腿肉，还有一碟拌黄瓜。所有这些物品均由张清事先备好，放在公公伸手能及的地方。老人下午一般不吃东西，到了六点半，他就要拉屎了。
张清通常每天去公公的房中两次：送进食物，取走尿布、夜壶和痰盂。当然，她还得忍受韦科长那些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听他一遍遍讲述那只军用水壶是怎样被一粒子弹射穿的。有一次，韦科长居然谈到了眼下颇为流行的安乐死，这使张清激动得直打哆嗦。假如公公有志于此，她将随时提供必要的协助。不过，韦科长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他认为人的正常寿命应该是一百四十岁。“在英国的约克郡，一位钟表匠常年卧病在床，人人都觉得他快不行了，谁知道，他最小的一个孙子病故后，钟表匠又活了四年……”
老人说，这则报道登在最近一期的《健康之友》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生活失去信心。总有一天，科学将向人证明：人本来是不会死去的……”韦科长握住媳妇的手久久忘了松开。
在昏暗的灯光下，张清戴着一副大口罩，以一个标准护士的姿势替她的公公擦拭身体。她轻轻地脱下老人的白色短裤，一时觉得有些无从下手。由于口罩的遮掩，她脸上的表情被保护得很好。她也许是嫌恶的，也许对眼下的这种情景早已习以为常。老人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目光中始终有一种怂恿或鼓励的意味，仿佛在对她说：“小张，大胆一点，再大胆一点……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
为了消除这种多少有点尴尬的气氛，老人再次提起了战争年月的往事。一九四六年东北的四平战役，他亲眼看见林彪流下了眼泪；一九四七年的沧州会战，他左臂为一枚流弹击中，在担架上结识了一位漂亮的护士……不过她并不是韦利的母亲。韦科长与后来的妻子相遇，则是在两年后的通什，他们一同在五指山的椰树林中剿匪……当老人讲到朝鲜战争时，叙述中明显地夹杂了一丝快活的哼哼声。
张清用草纸小心翼翼地替他擦去了大腿内侧的屎迹，然后是肛门和腹股沟。他真像一头猪，将屎弄得到处都是，无论张清怎样小心，她的手指都无法避开那段耷拉着的羞物。它曾经被用来取乐，如今已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她将它拨向左边，它就倒向左边。张清将它来回拨弄了一番，很快就将他身体上的污迹擦干净了。
张清正准备替老人换上干净的内裤，眼前的情景几乎使她惊呆了。她看见那段盲肠似的物件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肿胀。考虑到他此时的年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至少，它超越了教科书上对于海绵体充血的最大年龄限度的表述，她几乎是带着一种好奇心端详着它，看着它像一门正在校正位置的大炮昂然挺立，顷刻间变得面目狰狞。与此同时，老人的哼哼声更加执着了。
据医院的护理专家们说，病人或老人都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你在某一天偶尔搀扶了他一把，他就有理由从此赖在椅子上不起来；你由于无法忍受的臭味替他擦了一回身体，它就会成为一个固定的节目。让张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韦科长不需要任何器械的帮助，能用牙齿撬开一听鱼子酱罐头，却照例让张清去替他擦屁股，扶他（实际上是搂抱着他）去浴室洗澡……假如张清拒绝这样做，他就用恶臭来对付她（他可以强迫自己吃上两只洋葱）。散发出某种气味的确是他的权利，也是制伏张清的一种手段。
对于韦科长来说，他如此频繁地让儿媳妇替自己擦身，从未觉得有何不宜。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两条理由使自己安下心来。第一，张清是一名医生，常人视为隐秘的东西在医生的眼中早已司空见惯。第二，他是一个老人加病人，性别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或敏感，只要建议她戴上一只橡皮手套（这样，他们的皮肤即可避免真正的接触），他就一劳永逸地卸下了所有的道德负担。
可是张清却不这么看。种种迹象显示，她与公公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带有残酷的对抗色彩。在她与韦科长暗里进行的这场较量中，老人自始至终都占据着有利的地位。他常常向张清谈起约克郡的那位钟表匠，并暗示说，看上去要死的人并不一定死得那么快……假如韦科长活到一百四十岁，她也已经是九十岁的老人了。“那时要是我们去教堂结婚，就不会有人在乎是否乱伦……”
这当然是韦科长蹩脚的玩笑。他什么话都敢说。反正他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在等待丈夫回国的这个火热的夏季，张清渐渐觉察到了一种深重的罪孽感。在阒寂无人的傍晚，她在替公公擦身的时候已不再觉得厌恶。事实上，没有什么障碍是不能拆除的。张清想得越远，她的心就越乱，任凭她怎样设想韦利在阿姆斯特丹的妓院中与异族女人鬼混，它也丝毫不能抵消自己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罪孽。她无法不朝那儿多看一眼。由此看来，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张清是一个诚实的女人，也许还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她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盼着公公的早死。
夏末的一天，张清兴高采烈地去医院上班，同事们看到她喜气洋洋的神情，都以为她的丈夫已经或将要回国了。药房的两个划价员搂着张清的肩膀一刻不停地与她开玩笑。其中的一位直言不讳地问张清，你和韦利一个晚上最多可以干几次？
“就一次。”张清笑着回答说。
“不太可能吧？”一位年龄稍大的妇女朝她眨了眨眼睛。她猜测说，按照韦利那么强健的体魄，一个晚上七次应该是不成问题。在同事的戏谑声中，张清的脸上掠过一缕阴郁的浮云，因为她的丈夫现在也许还远在赤道以南呢。
她们又说了些别的，彼此交换了一些不便启齿的闺房隐秘。
中午吃饭的时候，张清去水房洗碗，在经过外科病室的门前时，她看见几名男同事正光着膀子，围着一台电风扇聊天。他们谈到了这个城市一百二十五年来所遇到的罕见高温，谈到尸体囤积在殡仪馆的焚化车间，来不及火化。张清端着饭盆不知不觉地走了进去。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她问道。
“我们在说殡仪馆里的事，”一个大夫笑道，“由于死人太多，殡仪馆无法接受新的尸体。当然，预先就约定的除外。”
“那人要是死了怎么办？”张清说。
“殡仪馆方面还可以想些别的办法，比如说先把尸体抬进冷库里冻起来……”这个大夫说，“不过，你打听这些事干吗？”
张清说，她有一个亲戚快要不行了。
“那就先把他送到医院来，别老想着火葬场啊。”
张清没再说什么。男人们很快就聊起了不久前在东海举行的一次导弹射击演习。
张清所说的那个亲戚正是韦科长。从前天早上开始，他一连几次出现了间歇性昏厥。作为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她完全知道这种昏厥意味着什么。
这个城市持续两周的高温天气使张清的苦苦守望获得了一线转机。她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隔壁探视她的公公，就像一个茶农在清明前后对茶园的例行巡视，看看新出的茶尖是否适于采摘。当她发现这个病弱的老人躺在凉席上一动不动，她的心脏就会怦怦乱跳。事实上，她只要上前摸摸他的脉搏即可判断出他与死神的距离，可张清总是急不可待地拿着一只手电筒，翻开老人的眼皮，希望一下子就看到他放大的瞳孔。
她有些沉不住气了。张清不安地想到，假如眼下正在肆虐的酷暑没能留住他的生命，那么到了天朗气清的秋天，再也不会有什么力量阻止他活到明年。当然，她不能指望寒冬，这个城市的冬天一般来说并不太冷。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公公的“弥留之际”，张清为什么从未想到将他及时地送往医院救治。尽管她早已购买了一台“三菱”牌空调，但她一次次推迟了安装的计划。她没有觉得不安。既然这个老人已露出了死态，她所能做的，只是为这样一个自然程序扫清道路而已，谁也不能说，它比医院里的安乐死更不符合道德。
早晨临出门的时候，张清看见老人赤身裸体地趴在床上，瘦骨嶙峋的背脊上布满了暗红色的斑疮。他的两条腿像青蛙似的蹬踢着，抽搐着，嘴里吐出的缕缕白沫使他歪斜着脑袋，看上去酷似一只巨大的螃蟹。
张清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在公公的床前放了一小杯凉开水，就迅速离开了。
张清下班后，没有立即回家。她来到医院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吃了晚饭，然后就坐21路电车去和平电影院看电影。她一连看了两遍《阳光灿烂的日子》，又去咖啡馆坐了半个小时。等到她决定回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她想象中的那具尸体说不定早已僵硬……虽说张清每天下班后都尽可能地推延回家的时间，可是这一次，意义却显得有些特别。仿佛她在外耽搁的时间越长，回家后看到公公遗体的可能性就越大。
她已在内心反复考虑过这样的情景：她一旦发现公公暴卒，应当首先考虑给刘胜利打电话。他是医院的司机，又是自己潜在的追求者。再说，他与殡仪馆方面有着很深的关系，只要给他打个电话，她就可以连夜清扫房间了。她打算将公公的床拆掉，将床板和铁支架搁在门外的走廊里（她在三天前就让邻居将走廊里的一堆旧报纸处理掉了，替这张床腾出了地方）。她或许可以在公公放床的地方搁上一架钢琴，或者，一套组合音响。
假如刘胜利前来搬运尸体时再次对她动手动脚，她也应当尽量保持沉默，只要他的行为不越过最后的那道防线，可以让这位花花公子适当地开心一下。
张清从咖啡馆里出来，脑子里乱糟糟的。由于压抑不住的激动，她的脸上火辣辣的，就像一位在热恋中不知所措的少女。她想起来，她与韦利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家咖啡馆里。他们在门外的一个广告牌下接吻，拥抱，很久没有分开。那时，她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一阵强烈的气流震碎了，现在她再次感到了类似的晕眩。她一度觉得，韦利的出现和他父亲的死去，在她内心激起的喜悦是多么的相似。
临近子夜，公共汽车站上聚集着一簇等候末班车的人群。男人们一律光着上半身，女人们则很不雅观地撩起裙子的下摆往里扇风。汗酸味和柏油被烤化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空调机嗡嗡的叫闹声使人头晕目眩。
一个肥胖的老太太摇着扇子，大口地吮吸着一根雪糕，对张清说：“你说说，这样的天气还让人活吗？”
“我觉得挺好。”张清不屑一顾地对老人说。
“你不觉着热吗？”
“不热。”张清笑了笑，“我觉得一点也不热。”
张清一走进公寓的楼道，就从闷热的空气中嗅到了某种不妙的气息，她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
她发现厨房里亮着灯光。倘若不是家中闯进了歹徒，韦科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打开厨房的电灯。张清打开门锁，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听见公公的房中传来了电风扇吹动纸张的声音。她来到公公的门边，看见韦科长正悠然自得地靠在床上翻看隔日的《参考消息》，手里端着一盘尚未吃尽的西红柿炒鸡蛋……
接着，张清看见了那台老式电风扇——早上出门时，她明明记得它搁在自己屋的床头柜上，假如不是韦科长自己下床将它搬过来，电扇也不会长上翅膀飞到他的床前……老人说，他至少已有四天没有吃过东西了，因此，他一口气吃掉了六只鸡蛋。
张清到底也没有想明白，究竟是怎样一种奇异的力量使这个垂危的老人顷刻之间就恢复了健康。
老人抖动了一下手里的《参考消息》，用一种十分清晰的语调对他的儿媳妇说：“……六枚导弹全部击中目标，哈哈，要打仗了……”
张清怔怔地看着公公，大脑一片空白。在这个夏末的夜晚她暂时还不会想到，她在未来的一桩突发事件中悲惨地死去之后，她的公公仍然在病榻坚持了两年零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