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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风带着浓浓的雨意抖落了树梢的积雪，当池塘的封冻在阳光下消融，薄薄的冰面承受不住一只蝶蛹的重量；喜鹊的啼鸣像无数把锋利的剪刀，裁割着迟钝、甜蜜的寂静；当野花织出白色的冠冕，昆虫在泥土下蠢蠢欲动，尽力挣脱开僵硬的铠甲；桃符更换，一元复始；在长江南岸的丹阳地方，人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中心。

春天来得迟了一些，但毕竟已经来了。梅花打开了她精致的蜡球，松柏吐露出芬芳的油脂，艳日曈曈、丽风送暖。妇女们丢下了往日的忧愁、厌倦和仇恨，叽叽喳喳地簇拥在河边的树林里，她们晾晒的蚊帐和布匹装点起清新的时间，而她们脸上的笑容也为春天所装点。老人们坐在墙根下。记忆里的阴影和恐惧尚未在阳光的筛洗中褪色，依然找不出什么确凿的理由来说明他们短促而漫长的一生，但仪式要遵守，吉祥要珍重，表情要明朗，衣服要换新，他们祝福别人，也接受别人的祝福。

一年一度的除夕良辰打着节日的幌子悄悄地来到了人们的身边。倘若你执意要测量一下欢乐的边界，窥探它的本相，寻访它的真谛，无边忧伤的心弦就被深深地触碰了——你不知道碰到哪一根就会心惊。

徐老太太坐在院中的井旁剥着慈姑。她不时看一眼墙角的那株梅树，不觉中流下了眼泪。无论什么人，无论她经历过怎样的喜悦和悲伤，她注定不能回到童年。她的三个儿媳妇，腰间围着一色的白裙，静静地来到了她的身旁，但她们并不知道婆婆为何哭泣。

徐老太生了三个儿子：天佐、天佑和天保。天佐在村里承包了一家铜管厂，由于经营上的成功所带来的大笔利润，暴发户的面目已日渐清晰。他管辖的八亩七分水田因无暇耕种，自然地划到了老二的名下，这就使得天佑成了一个双料的农民。天保在十八岁那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航空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了贵阳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并在第二年与四川的一位姑娘结了婚。他去过很多地方，见过不少世面，他的每一封来信都充实了他的父母兄弟对于“祖国”的地理知识，但就是不肯回家。

倘若不是父亲在来信中以“断绝父子关系”相威胁，倘若不是因为妻子对于“丹阳”这个地名产生了考古学方面的兴趣，天保本打算将自己的归乡推迟到父母双双毙命之后。在临行前，天保屡次向妻子谈起了自己的家庭，他将自己的母亲描述成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而他的两位嫂嫂则俗不可耐，与她们的丈夫一样奸诈、平庸。至于乡村生活的肮脏和乏味，也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天保在对妻子进行这一番告诫的时候，似乎完全忘记了她原先也是来自川北的农村，而且还是一个贫苦无依的孤儿。她目前就读于贵阳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为了搞清她的母亲到底是谁，她所耗费的苦心远远超出了准备硕士论文时受到的种种折磨。她有一个惹人怜爱的名字，叫小可，由于遗传上的证据模糊不清，真正的姓氏自然也无从查考。好在姓氏和名字到了乡村都失去了意义，亲戚和邻居来家中闲话，只是为了打探一下“城里”姑娘的长相和身段，他们都叫她天保媳妇。这是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一天。

第二天，小可在两位嫂嫂的带领下，天不亮就起床掸尘：她们将扫帚绑在一根毛竹上，站在桌上或爬上梯子，掸去屋顶的蛛网和灰尘。然后是拣菜剁肉，调糨糊，贴春联。对联为公公前夜所写。他没有读过什么书，勉强能写几个字，也是歪歪斜斜——仿佛那些字都得了精神分裂。厨房门上写的是：一人巧做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香；厅堂门上写的是：岁月静好，现世清安；院外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也是八个大字：耕读为本，诗礼传家。他的家中毕竟出了一代读书人，理直气壮，天经地义。

在贴对联的时候，三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媳妇自然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品性，天佐媳妇说话嗓门很响，这表明她对别人的听力缺乏信心。她用手指挑起糨糊抹在对联的背面，将多余的糨糊胡乱地揩在裤子上。天佑媳妇打扮颇为入时，头发染成绛红色，她小心翼翼地将对联纸凑到糨糊盆上，尽量不使自己戴着镀金戒指的手为糨糊所玷污。只有小可找来了一管旧笔，刷起糨糊来既大方又自然。

三位媳妇很快就干完了屋内的杂活。她们的丈夫则在后屋陪公公打着麻将。当她们来到前院的井边，却发现婆婆正独自一人悄悄地流泪。她似乎哭得很伤心。不过，她们暂时还不知道她为何哭泣，便围着老人蹲成了一圈。

诸位读者，你们读到这里一定会抱怨我过于饶舌，甚至是过于卖弄了。你们也许会这样想：这篇故事名为《半夜鸡叫》，怎么写了半天，连一片鸡毛也没有出现呢？在交代完了这些枝节之后，至少也应当写一写鸡窝吧？你们想得对。为了不致让我烦冗而笨拙的交代令诸位失去耐心，我现在就将故事导入正题。而且，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明白，要把这个故事和鸡联系起来一点也不困难，因为徐老太就属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