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指南
整整一夜，冬季的北风从街道上呼啸而过，旧式工房的窗户被风力一次次地推搡，玻璃、木质窗框以及悬挂的腌肉持续地撞击着。对于失眠的杨泊来说，这种讨厌的噪音听来令人绝望。
房间里有一种凝滞的酸臭的气味，它来自人体、床铺和床铺下面的搪瓷便盆。杨泊闻到了这股气味，但他懒于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起来。杨泊这样一动不动地躺了一夜，孩子在熟睡中将一只脚搁到了他的腹部，杨泊的一只手抓着孩子肥厚的小脚，另一只手揪住了自己的一绺头发。他觉得通宵的失眠和思考使他的头脑随同面部一起浮肿起来。在早晨最初的乳白色光线里，杨泊听见送牛奶的人在街口那里吹响哨子，一些新鲜活泼的人声市声开始了一天新的合奏。杨泊知道天亮了，他该起床了，但他觉得自己疲惫不堪，需要睡上一会儿，哪怕是睡五分钟也好。
先是孩子醒了。孩子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声啼哭，于是朱芸也醒了。朱芸的身体压在杨泊身上，从床下抓到了那只便盆，然后朱芸坐在被窝里给孩子把尿。便盆就贴着杨泊的脸，冰凉而光滑的。他听见朱芸嘴里模拟着孩子撒尿的声音，她的嘴里的气息温热地喷到杨泊脸上，类似咸鱼的腥味。杨泊睁眼在妻子身上草草掠过，朱芸的头发散乱地披垂着，粉绿色的棉毛衫腋下有一个裂口，在半明半暗的晨光中她的脸色显得枯黄发涩，杨泊不无恶意地想到了博物院陈列的木乃伊女尸。
你该起床了，去取牛奶，朱芸瞟了眼桌上的闹钟说。
杨泊朝外侧翻了个身。这句话也是他们夫妇每天新生活的开始。你该起床了，去取牛奶。几年来朱芸一直重复着这句话。杨泊突然无法忍受它的语调和内涵。杨泊的脚在被子下面猛地一蹬，他说，我要离婚。朱芸显然没有听清，她开始给孩子穿棉衣棉裤。朱芸说，我去菜场买点排骨，你马上去取牛奶，回来再把炉子打开，听清楚了吗？
我要离婚。杨泊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很沉闷，语气却很坚定。床板咯吱咯吱地响了一会儿，朱芸走出了房间。她打开了有线广播的开关，一个女声正有气无力地播送天气预报。关于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关于风力和风向，关于渤海湾和舟山群岛的海浪和潮汛。杨泊不知道这些东西和他的生活有什么联系，他也不知道朱芸为什么每天都要准时收听天气预报。现在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倦意，他真的想睡一会了。
大约半个钟头以后，朱芸拎着菜篮回家，看见孩子坐在地上，将糖果盒里的瓜子和水果糖扔得满地都是，而杨泊仍然没有起床。你今天怎么啦？朱芸愠怒地走过去掀被子，你不上班吗？你不送孩子去幼儿园啦？她的手被杨泊突然地抓住了，她看见杨泊的头和肩部从被窝里慢慢升起来，杨泊的眼睛布满血丝，一种冰冷的陌生的光芒使朱芸感到很迷惑。
我要离婚。杨泊说。
你说什么？你是在说梦话还是开玩笑？
说正经的，我们离婚吧。杨泊穿上假领，浊重地舒了一口气，他的目光现在停留在墙上，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结婚合影。杨泊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暧昧的微笑，他说，我想了一夜，不，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月了，我要离婚。
朱芸抓住棉被一角怔在床边，起初她怀疑地看着杨泊脸上的表情，后来她便发现杨泊并非开玩笑，朱芸的意识中迅速掠过一些杨泊言行异常的细节。一切都是真的。朱芸脸色苍白，她看着杨泊将他汗毛浓重的双腿伸进牛仔裤里，动作轻松自如，皮带襻上的钥匙叮叮当当地响着。朱芸扬起手朝杨泊扇了一个耳光，然后她就呜呜地哭着冲出了房间。
自从杨泊表明了离婚意愿后，朱芸一直拒绝和杨泊说话。朱芸不做饭，什么也不吃，只是坐在椅子上织孩子的毛衣，偶尔她用眼角的余光瞟一下杨泊，发现杨泊胃口很好地吞咽着速食方便面。朱芸的嘴唇动了动，她轻轻骂了一句。杨泊没有听清她骂的什么，也许是畜生，也许是猪猡，但他可以肯定朱芸在骂他。杨泊耸耸肩，把碗里的由味精和香料调制的汤也喝光了，杨泊故意很响亮地咂着嘴，他说，世界越来越进步，日本人发明了方便面，现在女人想让男人挨饿已经不可能了。他看见朱芸绷着脸朝地上啐了一口，她用竹针在烫过的头发上磨了磨，又骂了一句，这回杨泊听清了，朱芸在骂他神经病。杨泊若无其事地从她身边走过，挖了挖鼻孔，然后他举起食指凝视着上面的污垢，一点不错，我就是个神经病，杨泊说着就将手指上的污垢噗地弹到了地上，神经病和智者只差半步。
冬日的黄昏凄清而短促，烤火的炉子早已熄掉，谁也没去管它，朝北的这个房间因此陷入了刺骨的寒冷中。杨泊坐在桌前玩一副破旧的扑克，牌阵总是无法通联，他干脆将扑克扔在一边，转过脸望着沙发上的朱芸。他看见朱芸的脸上浮动着一些斑驳的阴影，他不知道那些阴影是窗帘折射光线造成的，抑或直接来自他恶劣的心情。现在他觉得朱芸的坐姿比她站着时更加难看，而她在黄昏时的仪容也比早晨更加丑陋。
你老不说话是什么意思？杨泊搓了搓冻僵的手，他说，不说话不能解决问题，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不跟畜生说话。朱芸说。
谩骂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谈谈，我知道这要花时间，所以我向单位请了两天病假，我希望你能珍惜这点时间。下个星期我还要去北京出差。
那么你先告诉我，谁是第三者？是俞琼吧？我不会猜错，你已经让她迷了心窍。是她让你离婚的？
不。你为什么认为一定有个第三者呢？这实在荒唐。杨泊露出了无可奈何的微笑，他说，是我要跟你离婚，我无法和你在一起生活了，就这么简单。跟别人没有关系。
你把我当一只鞋子吗？喜欢就穿，不喜欢就扔？朱芸突然尖叫起来，她朝地上狠狠地跺了跺脚，我哪儿对不起你，我是跟谁搞腐化了，还是对你不体贴了？你倒是说出理由来让我听听。朱芸扔下手里的毛线，冲过来揪住了杨泊的衣领，一下一下地抻着，她的眼睛里沁满了泪花，你狼心狗肺，你忘恩负义，你忘了生孩子以前我每天给你打洗脚水？我怀胎八个月身子不方便，我就用嘴让你舒服，你说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倒是说呀！说呀！
杨泊的身体被抻得前后摇晃着，他发现女人在愤怒中触发的暴力也很可怕。杨泊顺势跌坐在床上，整理着衣领，他以一种平静的语气说，你疯了，离婚跟洗脚水没有关系，离婚跟性生活有一定关系，但我不是为了性生活离婚。
你的理由我猜得出，感情不和对吗？朱芸抓起地上的玩具手枪朝杨泊砸过去，噙着泪说，你找这个理由骗谁去？街坊邻居从来没有听见过我们夫妻吵架。结婚五年了，我辛辛苦苦持家，受了多少气，吃了多少苦，可我从来没有跟你吵过一次架。你要摸摸你的良心说话，你凭什么？
离婚跟吵架次数也没有关系。杨泊摇着头，扳动了玩具手枪的开关，一枚圆形的塑料子弹嗖地钉在门框上。杨泊看着门框沉思了一会，然后他说，主要是厌烦，厌烦的情绪一天天恶化，最后成为仇恨。有时候我通宵失眠，我打开灯看见你睡得很香，还轻轻打鼾，你的睡态丑陋极了。那时候我希望有一把真正的手枪，假如我有一把真正的手枪，说不定我会对准你的脸开枪。
我不怕你的杀心。那么除了打鼾，你还厌烦我什么？
我厌烦你夏天时腋窝里散发的狐臭味。
还厌烦我什么？
我厌烦你饭后剔牙的动作，你吃饭时吧叽吧叽的声音也让我讨厌。
还有什么？
你总是把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一到夜里你守着电视没完没了地看香港电视连续剧，看臭狗屎一样的《卞卡》。
继续说，你还厌烦我什么？
你从来不读书不看报，却总是来跟我讨论爱情，讨论国家大事。
还有呢？你说下去。
我讨厌你跟邻居拉拉扯扯，在走廊上亲亲热热，关上房门就骂人家祖宗三代。你是个庸俗而又虚伪的女人。
全是屁话。朱芸这时候鄙夷地冷笑了一声，她说，你想离婚就把我贬得一钱不值，这么说你跟我结婚时的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全是假的，全是骗人的把戏？
不。你又错了。杨泊点上一支香烟，猛吸了几口说。当初我爱过你是真的，结婚是真的，现在我厌烦你，因此我必须离婚，这也是真的。你难道不懂这个道理？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你我都应该正视现实。现实往往是冷酷的不近人情的。现实就是我们必须商讨一下离婚的具体事宜，然后选一个好天气去法院离婚。
没那么便宜。我知道只要我不同意，你就休想离成婚。朱芸咬紧牙关，她的脸在黄昏幽暗的光线中迸射出一种悲壮的白光，然后她从饼干筒里掏出了半袋梳打饼干，就着一杯冷开水开始吃饼干。朱芸一边嚼咽着饼干一边说，你他妈的看错人了，你以为我好欺？我凭什么白白地让你蹬了，我凭什么白白地让你舒服？
这又不是上菜场买菜，讨价还价多么荒唐。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说我们的夫妻生活过下去还有什么意思？杨泊提高了声调说，必须离婚了。
我不管这一套，我咽不下这口气。朱芸把房门用力摔打着走到外面。杨泊跟了出去，他看见朱芸进了厨房。朱芸在厨房里茫然地转了一圈，突然抓过刀将案板上的白菜剁成两半。杨泊倚着房门注视着朱芸的背部，他说，现在剁白菜干什么？现在迫切的不是吃饭，而是平心静气地商讨，我们还没有开始谈具体的问题呢。
朱芸不再说话，她继续剁着白菜，一直到案板上出现了水汪汪的菜泥，她用刀背盲目地翻弄着白菜泥，杨泊凭经验判断她在盘算什么有效的点子。他看见她缓缓地转过脸，以一种蔑视的眼神扫了他一眼，你非要离也行，朱芸说，拿两万元给我，你拿得出吗？没有两万元你就别来跟我谈离婚的事。
杨泊愣了一下，这个要求是他始料未及的。朱芸知道他不可能有这笔巨款，因此这是一种明显的要挟。杨泊摸了摸自己的头皮笑了。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真奇怪，离婚为什么一定要两万元？为什么要了两万元就可以离婚了？这个问题我想不通。
想不通就慢慢想。朱芸这时候走出了厨房，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狡黠和嘲讽的微笑。朱芸到外面的走廊上抱起了孩子，然后她朝杨泊抖了抖手上的自行车钥匙，我带孩子回娘家住几天，你慢慢地想，慢慢地筹钱，你还想谈什么就带上两万元去谈。我操你妈的×。
杨泊走到窗前推开窗子，看见朱芸骑着车驮着孩子经过楼下的空地。凛冽的夜风灌进室内，秋天遗弃在窗台上的那盆菊花在风中发出飒飒响声。杨泊发现菊花早已枯死，但有一朵硕大的形同破布的花仍然停在枯枝败叶之间，他把它掐了下来扔到窗外。他觉得这朵破布似的菊花毫无意义，因此也使人厌恶。在冬夜寒风的吹拂下，杨泊的思想一半在虚幻的高空飞翔，另一半却沉溺在两万元这个冷酷的现实中。他的五指关节富有节奏地敲击着窗台。两万元是个难题，但它不能把我吓倒。杨泊对自己轻轻地说。
在一个刚刚启用的路边电话亭里，杨泊给俞琼挂了电话。电话接通后，他听见俞琼熟悉的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似乎从话筒里嗅到了海鸥牌洗发水的香味，并且很唯心地猜测俞琼刚刚洗濯过她的披肩长发，于是他说，你在洗头吗？别老洗头，报纸说会损坏发质。
没有。俞琼在电话线另一端笑起来，你说话总是莫名其妙。来了几个同学，他们约我去听音乐会，还多一张票，你马上也来吧，我等你。我们在音乐厅门口见面好了。
我没心思听音乐会。我要去找大头。
为什么又去找他？我讨厌大头，满身铜臭味，暴发户的嘴脸。俞琼用什么东西敲了敲话筒，她说，别去理这种人，看见他我就恶心。
没办法。我要找他借钱，两万元，不找他找谁？
为什么借那么多钱？你也想做生意吗？
跟朱芸做生意，她要两万元，你知道这是笔什么生意。
电话另一端沉寂了一会，然后突然啪地挂断了。杨泊隐隐听见俞琼的反应，她好像在说恶心。这是俞琼的口头禅，也是她对许多事物的习惯性评价。杨泊走出电话亭，靠着那扇玻璃门回味俞琼的反应。是够恶心的，但恶心的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杨泊用剩余的一枚镍币在玻璃门上摩擦，吱吱嘎嘎的噪音使他牙床发酸难以忍耐。但他还是坚持那样磨了一会，直到发现这种行为无法缓释他郁闷的心情。他将镍币朝街道的远处用力掷去，镍币立刻无影无踪，一如他内心的苦闷对于整座城市是无足轻重的。
冬天的街道上漂浮着很淡很薄的阳光，行人像鱼群一样游来游去，秩序井然地穿越十字路口和建筑物，穿越另外的像鱼群一样游来游去的行人。街景总是恰如其分地映现人的心情。到处了无生气，结伴而行的女中学生脸上的笑靥是幼稚而愚蠢的。整个城市跟我一样闷闷不乐，杨泊想这是因为离婚的叫声此起彼伏的缘故。走在人行道的最内侧，杨泊的脚步忽紧忽慢。他简短地回忆了与朱芸这场婚姻的全部过程，奇怪的是他几乎想不起重要的细节和场面了，譬如婚礼，譬如儿子出世的记忆。他只记得一条白底蓝点子的裙子，初识朱芸时她就穿着这样一条裙子，现在他仍然清晰地看见它，几十个蓝色小圆点有机排列在白绸布上，闪烁着刺眼的光芒。
杨泊走进大头新买的公寓房间时，发现自己突然感冒了，他听见自己说话夹杂着浓重的鼻音。大头穿着一件羊仔皮背心，上身显得很细很小，头就显得更大了。杨泊将一只手搭到他的肩上说，没什么事，我只是路过来看看你。最近又发什么财啦？大头狐疑地看看杨泊，突然笑起来说，我长着世界上最大的头，别人的心思我都摸得透，你有话慢慢说，先上我的酒吧来坐坐吧。杨泊吸了一下鼻子，不置可否地朝酒吧柜里面张望了一眼，他说，那就坐坐吧，我不喝酒，我感冒了。
喝点葡萄酒，报纸上说葡萄酒可以治感冒的。大头倒了一杯酒给杨泊，补充说，是法国货，专门给小姐们和感冒的人准备的。我自己光喝黑方威士忌和人头马XO。
我不喝。最近这个阶段我要使头脑一直保持清醒。
你是不是在闹离婚？大头直视着杨泊的脸，他说，满世界都在闹离婚，我不懂既然要离婚，为什么又要去结婚？如果不结婚，不就省得再离婚了吗？你们都在浪费时间嘛。
你没结过婚，你没法理解它的意义。杨泊叹了一口气，环顾着房子的陈设和装潢，过了一会儿又说，你没离过婚，所以你也没法理解它的意义。
意义这种字眼让我头疼，别跟我谈意义。大头朝空中挥了挥手，他的态度突然有点不耐烦，你是来借钱的吧？现在对你来说钱就是意义。说吧，你要借多少意义？
两万。这是她提出的条件。杨泊颓然低下头，他的旅游鞋用力碾着脚下的地毯。杨泊说，别拒绝我，我会还你的，我到时连本带息一起还你。我知道你的钱也来之不易。
看来你真的很清醒。大头调侃地笑了笑，他拍着杨泊的肩膀，突然说，杨泊杨泊，你也有今天。你还记得小时候你欺负我的事吗？你在孩子堆里逞大王，你把我的腰往下摁，让我做山羊，让其他孩子从我背上一个个跳过去？
不记得了。也许我小时候很坏，很不懂事。杨泊说。
你现在也很坏。大头的手在杨泊的后背上弹击了几次，猛地勾住了杨泊的脖子，然后大头以一种异常亲昵的语气说，杨泊，借两万元不在话下，可是我也有个条件。你现在弯下腰，做一次山羊，让我跳过去，让我也跳一次玩玩啦。
你在开玩笑？杨泊的脸先是发红，然后又变得煞白。
不是玩笑。你不知道我这个人特别记仇。
确实不是玩笑，是污辱。杨泊站起来用力撩开大头的手。我以为你是朋友，我想错了，你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商人。杨泊走到门口说，金钱使人堕落，这是叔本华说的，这是真理。大头，我操你妈，我操你的每一分钱。
杨泊听见大头在后面发出一阵狂笑，杨泊感到一种致命的虚弱。在楼梯上他站住了，在短暂而紧张的思考以后，他意识到这样空手而归是一个错误。虚荣现在可有可无，至关重要的是两万元钱，是离婚事宜的正常开展。于是杨泊又鼓起勇气回到大头的门外，他看见大头扛着一根棕色的台球杆从里面出来。杨泊咬了咬牙，慢慢地将腰往下弯，他的身体正好堵在防盗门的外面，堵住了大头的通路。
你跳吧。杨泊低声地对大头说。
我要去台球房。我喜欢用自己的台球杆，打起来顺手。大头用台球杆轻轻击打着铁门，你跟我一起去玩玩吗？
你跳吧。杨泊提高了声音，他说，别反悔，跳完了你借我两万元。
跟我一起去玩吧，我保证你玩了一次，还想玩第二次。
我不玩台球，我想离婚。杨泊几乎是怒吼了一声，他抬起头，眼睛里迸出逼人的寒光，来呀，你跳吧，从我身上跳过去！
大头犹豫了一会儿，他把台球杆靠在墙上说，那就跳吧，反正这也是笔生意，谁也不吃亏。
他们重温了童年时代的游戏，大头叉开双腿利索地飞越杨泊的背部以及头部，他听见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他的心脏被大头全身的重量震得疼痛，另外有冰冷的风掠过耳边。杨泊缓缓地直起腰凝望着大头，他的表情看上去非常古怪。这是在开玩笑。杨泊嗫嚅着说，跳山羊，这是开玩笑是吗？
不是玩笑，是你要离婚，是你要借钱。大头从皮带上解下钥匙圈走进屋里，隔着几道门杨泊听见他说，这笔生意做得真有意思，贷款两万元跳一次山羊啦。
杨泊最后从大头手上接过一只沉甸甸的信封。他从大头的眼睛里看见一种熟悉的内容，那是睥睨和轻蔑。朱芸也是这样看着他的。在恍惚中听见大头说，杨泊，其实你是个卑鄙无耻的人。为了达到你的目标，我就是让你吃屎你也会吃的。杨泊的身体再次颤动了一下，他将信封装在大衣口袋里，你他妈的胡说些什么？大头举起台球杆在杨泊腰际捅了一下，大头对杨泊说，快滚吧，你是只最讨厌的黑球八号，你只能在最后收盘时入洞。
当杨泊走进朱芸娘家的大杂院时，他的心情总是很压抑。朱芸正在晾晒一条湿漉漉的印花床单。杨泊看见她的脸从床单后面迟疑地出现，似乎有一种恐惧的阴影一闪而过。
钱带来了。杨泊走过去，一只手拎高了人造革桶包。
朱芸没说话，朱芸用力拍打着床单，一些水珠溅到了杨泊的脸上。杨泊敏捷地朝旁边跳了一步，他看见朱芸的手垂搭在晾衣绳上，疲沓无力，手背上长满了紫红色的冻疮。杨泊觉得他从来没见过这么丑陋的女人的手。
这里人多眼杂，去屋里谈吧。
你还有脸进我家的门？朱芸在床单那边低声说，她的嗓音听上去像是哭坏的，沙哑而含糊，我还没跟家里人说这事。我跟他们说暂时回家住两天，说你在给公司写总结。
迟早要说的，不如现在就对他们说清楚。
我怕你会被我的三个兄弟揍扁。你知道他们的脾性。
他们没理由揍我，这是我和你的事，跟他们无关。
他们会狠狠地揍扁你的。揍你这种混蛋，揍了是白揍。
你们实在要动武也可以，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杨泊的脸固执地压在晾衣绳上，注视着朱芸在脸盆里拧衣服的一举一动，他的表情似笑非笑，只要能离婚，挨一顿揍不算什么。
杨泊听见朱芸咬牙的声音。杨泊觉得愤怒和沮丧能够丑化人的容貌，朱芸的脸上现在呈现出紫青色，颚部以及咬肌像男人一样鼓胀起来。有话回家去说，朱芸突然踢了踢洗衣盆，她说，别在这里丢人，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你也别在这里给我父母丢人，我们说话邻居都看在眼里。
我不懂你的想法。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这事丢人，我不知道这跟你父母有什么关系，跟邻居又有什么关系！
你当然不懂。因为你是个不通人性的畜生。朱芸在床单那边发出了一声短促而压抑的哽咽，朱芸蹲着将手从床单下伸过来，在杨泊的脚踝处轻轻地掐拧着，杨泊，我求你回家去说吧，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杨泊俯视着那只长满冻疮的被水泡得发亮的手，很快缩回脚。他说，可是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把钱借来了，你该跟我谈具体的事宜了。我们选个好日子去法院离婚。
等到夜里吧，等孩子睡着了我就回家。朱芸想了想，突然端起盆朝杨泊脚下泼了盆肥皂水，她恢复了强硬的口气，我会好好跟你谈的，我操你妈的×。
杨泊穿着被洇湿的鞋子回到家里，全身都快冻僵了。家里的气温与大街上相差无几，家具和水泥地面泛出一种冰凉的寒光。杨泊抱着脑袋在房间里转了几圈，他想与其这样无休止地空想不如好好放松一下，几天来他的精神过于紧张了。杨泊早早地上床坐在棉被里，朝卡式录音机里塞了盘磁带，他想听听音乐。不知什么原因录音机老是卷带，杨泊好不容易弄好，一阵庄严的乐曲声在房间里回荡，杨泊不禁哑然失笑，那首乐曲恰恰是《结婚进行曲》。杨泊记得那是新婚时特意去音乐书店选购的，现在它显得可怜巴巴而具有另外的嘲讽意味。
杨泊坐在床上等待朱芸回家，他觉得整个身体都不太舒服，头脑有点昏涨，鼻孔塞住了，胃部隐隐作疼，小腹以下的区域则有一种空空的冰凉的感觉。杨泊吞下了一把牛黄解毒丸，觉得喉咙里很苦很涩，这时候他又想起了俞琼最后在电话里说的话。恶心。她说。恶心。杨泊说。杨泊觉得俞琼堪称语言大师，确实如此，恶心可以概括许多事物的真实面貌。
夜里十点来钟，杨泊听见房门被人一脚踢开。朱芸先闯进来，跟在后面的是她的三个兄弟。杨泊合上了尼采的著作，慢慢从床上爬起来，他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打！朱芸突然尖叫了一声，打死这个没良心的畜生！
他们动手前先关上了灯，这样杨泊无法看清楚他们的阴郁而愤怒的脸。杨泊只是感受到他们身上挟带的冰冷的寒气，感受到杂乱的拳头和皮鞋尖的攻击，他听见自己的皮肉被捶击后发出的沉闷的回音，还依稀听见朱芸忽高忽低的尖叫声，打！打死他我去偿命！杨泊头晕耳鸣，他想呼叫但颈部被谁有力地卡住了，他叫不出声音来。他觉得自己像一条狗被人痛打着，在痛楚和窒息中他意识到要保护他的大脑。于是他用尼采的著作挡住了左侧的太阳穴，又摸到一只拖鞋护住了右侧太阳穴，之后他就不省人事了。
大约半个钟头以后，杨泊从昏迷中醒来，房间里已黑漆漆的一片沉寂。杨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拉到了灯绳。他发现房间仍然维持原样，没有留下任何殴打的痕迹。这很奇怪。杨泊估计在他昏迷的时候朱芸已经收拾过房间，甚至那本尼采的著作也放回了书架上。杨泊觉得女人的想法总是这样奇怪之至。她竟然抽空收拾了房间。杨泊苦笑着自言自语。他走到镜子前，看见一张肿胀发青的脸，眼睑处鼓起一个小包，但是没有血痕。杨泊猜想那肯定也是被朱芸擦掉的，为什么要这样？杨泊苦笑着自言自语，他举起手轻柔地摸着自己受伤的脸部，对于受伤的眼睛和鼻子充满了歉疚之情。他身体单薄不善武力，他没能保护它们。最后杨泊的手指停留在鼻孔处，他轻轻地抠出一块干结的淤血，抹在玻璃镜子上，然后他注视着那块淤血说，恶心。真的令人恶心。
第二天又是寒风萧瑟的一天，杨泊戴了只口罩想出门去，走到门口看见楼道上并排坐着几个择菜的女邻居，杨泊又回来找了副墨镜遮住双眼。杨泊小心地绕开地上的菜叶，头向墙的一侧歪着。后面的女邻居还是喊了起来，小杨，你们家昨天夜里怎么回事？杨泊站住了反问道，我们家昨天夜里怎么回事？女邻居说，怎么乒乒乓乓地响，好像在打架？杨泊往上拽了拽口罩，他说，对不起，影响你们休息了。然后他像小偷似的悄悄溜出了旧式工房。
街上狂风呼啸，杨泊倒退着走了几步。杨泊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恃强欺弱，他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现在风也来猛烈地吹打他。一切都是考验和磨砺。杨泊想所谓的意志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生长的。什么都不能摧垮我的意志。杨泊这样想着朝天空吹了声口哨。天空是铅灰色的，稀少的云层压得很低，它们像一些破棉絮悬浮在烟囱和高层建筑周围。多日来气候总是欲雪未雪的样子，杨泊一向厌烦这种阴沉沉的天气。他希望在售票处会顺利，但他远远地就看见一支队伍从售票处逶迤而出，黑压压一片，杨泊的双眼眼球一齐疼痛起来。这是他特有的生理反应，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这样，只要看见人排成黑压压的蛇阵，他的眼球就会尖利地疼痛，他不知道这是哪种眼疾的症状。
售票大厅里聚集着很多人，一半是排队买票的，另一半好像都是黄牛票贩。杨泊站在标有北方字样的窗前，朝窗内高声问，去北京的卧铺票有吗？女售票员在里面恶声恶气地回答，后面排队去，杨泊就站到了买票的队伍后面。他听见前面有人在说，还卧铺呢，马上坐票都没有啦！又有人牢骚满腹地说，这么冷的天，怎么都不肯在家待着，怎么都发疯似的往北面跑呢？杨泊在队伍后面轻轻地一笑，杨泊说，这话说得没有逻辑，既然是这么冷的天，那你为什么也要往北面跑呢？发牢骚的人显然没有听见杨泊的驳斥，他开始用粗鲁下流的语言咒骂铁路、售票员以及整个社会的不正之风。这回杨泊笑出了声，杨泊觉得到处都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怨气和指责，他们缺乏清晰的哲学头脑和理论修养，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没有耐心，没有方法也没有步骤。
有个穿风衣的人在后面拉杨泊的衣袖，他说，到北京的卧铺票，加两包烟钱就行。杨泊坚决地摇了摇头，不，我排队。杨泊觉得那个人很可笑，只要我排队，自然应该买到票，我为什么要多付你两包烟钱？那个人说，别开国际玩笑了，你以为你排队就买到票了？我告诉你加两包烟钱你不会吃亏的，我给你二十块钱车票怎么样？可以给单位报销的。杨泊仍然摇着头，杨泊说，不，我不喜欢这样，该怎样就怎样，我不会买你这种不明不白的票。那个人鄙夷地将杨泊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突然骂道，你是个傻×。杨泊一惊，你说什么？那个人愤愤地重复了一遍，傻×，傻×。然后他推了杨泊一把，从排队队伍中穿插过去。杨泊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个人钻进南方票的队伍中，杨泊觉得他受到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污辱。幸好他已经排到了售票窗口，他把捏着钱的手伸进去，被女售票员用力推开了。她说，你手伸那么长干什么？杨泊说，买票呀，到北京的卧铺票。女售票员啪啪地在桌上敲打着什么东西，谁告诉你有票的？没有卧铺票了。说着她站起来把窗口的移门关上了。杨泊伸手去推已经推不开了，他说，没卧铺就买硬座，你关门干什么？女售票员在里面嗡声嗡气地说，不卖了，下班了，你们吵得我头疼。杨泊看看手表，离售票处的休息时间还有半个钟头，可她却不卖票了，她说她头疼。杨泊怒不可遏，朝着玻璃窗吼了一句，你混账。他听见女售票员不愠不恼地回答，你他妈的才混账呢，有意见找领导提去。
杨泊沮丧地走到外面的台阶上，几个票贩子立刻跟了上来。那个穿风衣的也在里面，他幸灾乐祸地朝杨泊眨眼睛，怎么样了？买到卧铺票啦？杨泊站在台阶上茫然环顾四周，他说，这个世界有时候无理可讲。穿风衣的人扬了扬手中的车票，怎么样？现在肯付两包烟钱了吧。杨泊注视着那个人的脸，沉默了一会，最后他微笑着摇了摇头。不，杨泊说，我绝不妥协。
这天杨泊的心情坏透了。杨泊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广袤的悲观和失望。他想也许这是天气恶劣的缘故，当一个人的精神轻如草芥的时候，狂暴的北风就变得残忍而充满杀机。杨泊觉得大风像一只巨手推着他在街上走，昨夜挨打后留下的伤处似乎结满了冰碴，那种疼痛是尖利而冰冷的，令人无法忍受。路过一家药店时，杨泊走进去买了一瓶止痛药。女店员狐疑地盯着他脸上的口罩和墨镜，你哪里疼？杨泊指了指口罩后面的脸颊，又指了指胸口，他说，这儿疼，这儿也疼，到处都有点疼。
星期一杨泊去公司上班，同事们都看见了他脸上的伤。没等他们开口问，杨泊自己做了解释，他说，昨天在房顶上修漏雨管，不小心摔下去了，没摔死就算命大了。哈哈。
杨泊拿了一沓公文走进经理办公室，默默地把公文交还给经理，他说，这趟差我出不成了，你另外找人去吧。
怎么啦？经理很惊讶地望着杨泊，不是你自己想去吗？
买不到车票。杨泊说。
怎么会买不到车票？没有卧铺就买坐票，坐票有补贴的，你也不会吃亏。
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恶心，我情绪不好。杨泊摸了摸脸上的淤伤，他说，我昨天从房顶上摔下来了。
莫名其妙。经理有点愠怒。他收起了那叠公文，又专注地盯了眼杨泊脸上的伤处，我知道你在闹离婚，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妻子那么贤惠能干，你孩子也很招人喜欢，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也要赶离婚的时髦？
离婚不是时髦，它是我的私事，它只跟我的心灵有关。杨泊冷静地反驳道。
那你也不能为私事影响工作。经理突然拍了拍桌子，他明显是被杨泊激怒了。什么买不到车票？都是借口，为了离婚你连工作都不想干了，不想干你就给我滚蛋。
我觉得你的话逻辑有点混乱。杨泊轻轻嘀咕了一句，他觉得经理的想法很可笑，但他不想更多地顶撞他，更不想作冗长的解释。杨泊提起桌上的热水瓶，替经理的茶杯续了一杯水，然后他微笑着退出了经理的办公室。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满意。
在走廊上杨泊听见有个女人在接待室里大声啼哭，他对这种哭声感到耳熟。紧接着又听见一声凄怆的哭喊，他凭什么抛弃我？这时候杨泊已经准确无误地知道是朱芸来了。杨泊在走廊上焦灼地徘徊了一会儿，心中充满了某种说不清的恐惧。他蹑足走到接待室门口，朝里面探了探脑袋。他看见几个女同事围坐在朱芸身边，耐心而满怀怜悯地倾听她的哭诉。
只有他对不起我的事，没有我对不起他的事，他凭什么跟我离婚？朱芸坐在一张木条长椅上边哭边说，她的头发蓬乱不堪，穿了件男式的棉大衣，脚上则不合时宜地套了双红色的雨靴。女同事们拉着朱芸的手，七嘴八舌地劝慰她。杨泊听见一个女同事在说，你别太伤心了，小杨这家伙还不懂事，我看他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我们会劝他回头的，你们夫妻也应该好好谈谈，到底有什么误会？这样哭哭闹闹的多不好。
自作聪明。杨泊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倚墙站着，他想知道朱芸到公司来的真正目的。如果她认为这样会阻挠离婚的进程，那朱芸未免太愚蠢了。
我们结婚时他一分钱也没有，房子家具都是我家的，连他穿的三角裤、袜子都是我买的，我图他什么？图他老实。谁想到他是装的，他是陈世美，他喜新厌旧，现在勾搭上一个女人，就想把我一脚蹬了。你们替我评评这个理吧。朱芸用手帕捂着脸边哭边说，说着她站了起来，我要找你们的领导，我也要让他评评这个理。
杨泊看见朱芸从接待室里冲出来，就像一头狂躁的母狮。杨泊伸手揪住了朱芸的棉大衣的下摆，朱芸回过头说，别碰我，你抓着我干什么？杨泊松开了手，他说，我让你慢点走，别性急，经理就在东面第三间办公室。
走廊上已经站满了人，他们都关注地望着杨泊。杨泊从地上捡起一张报纸挡着自己的脸，走进了楼道顶端的厕所。他将厕所门用力撞了三次，嘭，嘭，嘭，然后他朝走廊上的人喊，我在厕所里，你们想来就来看吧。走廊上的人窃窃私语，杨泊朝他们做了个鄙夷的鬼脸，然后走到了蹲坑上。抽水马桶已经坏了，蹲坑里储存着别人的可恶的排泄物，周围落满了各种质地的便纸，一股强烈的恶臭使杨泊感到反胃。他屏住呼吸蹲了下来，他想一个人是经常会被恶臭包围的，怎么办？对付它的最好办法就是屏住呼吸。杨泊的耳朵里依然有朱芸的哭诉声回荡着。他尽量不去想她和经理谈话的内容。现在他被一面墙和三块红漆挡板包围着，他发现其中一块档板被同事们写满了字，有几排字引起了杨泊的关注：
邹经理是条色狼
我要求加三级工资
我要出国留学啦
杨泊不太赞赏在厕所挡板上泄私愤的方法，但他喜欢这种独特的自娱态度。最后他也从口袋里掏出双色圆珠笔，在挡板上飞快地写了一排字：
我要离婚
冬天杨泊终于还是去北京出了一趟差。火车驶至河北省境内时，突然出了件怪事。有一辆货车竟然迎面朝杨泊乘坐的客车奔驰而来。杨泊当时正趴在茶案上打瞌睡，他依稀觉得火车停下来了，人们都探出车窗朝一个方向张望。事情终于弄清楚了，是扳道工扳错了轨次，两列相向而行的火车相距只有一百多米了。杨泊吓了一跳，在漫长的临时停车时间里，他听见车厢里的人以劫后余生的语气探讨事故的起因和后果。而邻座的采购员愤愤不平地对杨泊说，你说现在的社会风气还像话吗？扳道工也可以睡觉，拿我们老百性的性命当儿戏。杨泊想了一会扳道的事，在设想了事故的种种起因后，他宽宥了那个陌生的扳道工。杨泊淡然一笑说，谁都会出差错。也许扳道工心神不定，也许他正在跟妻子闹离婚呢。
杨泊用半天时间办完了所有公务。剩下的时间他不知道怎么打发。这是他生平第二次来到北京。第一次是跟朱芸结婚时的蜜月旅行。他记得他们当时住在一家由防空洞改建的旅馆里，每天早出晚归，在故宫、北海公园和颐和园之间疲于奔命，现在他竟然回忆不出那些风景点的风景了，只记得朱芸的那条白底蓝点子的连衣裙，它带着一丝汗味和一丝狐臭像鸟一样掠过。那段日子他很累，而且他的眼球在北京的浩荡人群里疼痛难忍。他还记得旅馆的女服务员郑重地告诫他们，不要弄脏床单，床单一律要过十天才能换洗。杨泊在西直门立交桥附近徘徊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几个女同事曾经托他买果脯和茯苓夹饼之类的东西，他就近跳上了一辆电车。时值正午时分，车上人不多。穿红色羽绒服的男售票员指着杨泊说，喂，你去哪儿？杨泊一时说不上地名，哪儿热闹就去哪儿，随便。售票员瞪了杨泊一眼，从他手上抢过钱，他说，火葬场最热闹你去吗？土老帽，捣什么乱？杨泊知道他在骂人，脸色气得发白，你怎么随便骂人呢？售票员鼻孔里哼了一声，他挑衅地望着杨泊的衣服和皮鞋，你找练吗？他说，傻×，你看你还穿西装挂领带呢！杨泊忍无可忍，一把揪住了对方的红色羽绒服。你怎么随便污辱人呢？杨泊只是拽了拽售票员的衣服，他没想到售票员就此扭住了他的肘关节。傻×，你他妈还想打我？售票员骂骂咧咧地把杨泊推到车门前。这时候杨泊再次痛感到自己的单薄羸弱，他竟然无力抵抗对方更进一步的污辱。车上其他的人面无表情，前面有人问，后面怎么回事？穿红羽绒服的售票员高声说，碰上个无赖，开一下车门，我把他轰下去。紧接着车门在降速中启开，杨泊觉得后背被猛地一击，身体便摔了出去。
杨泊站在一块标有青年绿岛木牌的草圃上，脑子竟然有点糊涂。脚踝处的胀疼提醒他刚才发生了什么。真荒谬，真倒霉。杨泊沮丧地环顾着四周，他觉得那个穿红羽绒服的小伙子情绪极不正常，也许他也在闹离婚。杨泊想，可是闹离婚也不应该丧失理智，随便伤害一个陌生人。杨泊又想也许不能怪别人，也许这个冬天就是一个倒霉的季节，他无法抗拒倒霉的季节。
马路对面有一家邮电局。杨泊走进了邮局，他想给俞琼挂个电话说些什么。电话接通后他又后悔起来，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心莫名其妙跳得很快。
喂，你是谁？俞琼在电话里很警惕地问。
我是一个倒霉的人。杨泊愣怔了一会说。
是你。你说话老是没头没脑的。俞琼好像叹了一口气，然后她的声调突然快乐起来，你猜我昨天干什么去了？我去舞厅跳通宵迪斯科了，跳得累死了，跳得快活死了。
你快活就好。我就担心你不快活。杨泊从话筒中隐隐听见一阵庄严的音乐，旋律很熟悉一时却想不起曲名，他说，你那边放的是什么音乐？
是你送给我的磁带，《结婚进行曲》。
别说话，让我听一会儿吧。请你把音量拧大一点。杨泊倚着邮电局的柜台，一手紧抓话筒，另一只手捂住另一只耳朵来阻隔邮电局的各种杂音。他听见《结婚进行曲》的旋律在遥远的城市响起来，像水一样洇透了他的身躯和灵魂，杨泊打了个莫名的冷战，他的心情倏地变得辽阔而悲怆起来。后来他不记得电话是怎样挂断的，只依稀听见俞琼最后的温柔的声音，我等你回来。
这天深夜，杨泊由前门方向走到著名的天安门广场。空中飘着纷纷扬扬的细雪，广场上已经人迹寥落，周围的建筑物在夜灯的照耀下呈现出一种直角的半明半暗的轮廓。杨泊绕着广场走了一圈，他看见冬雪浅浅地覆盖着这个陌生的圣地，即使是那些照相点留下的圆形木盘和工作台，一切都在雪夜里呈现肃穆圣洁的光芒。杨泊竭力去想象在圣地发生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结果却是徒劳。他脑子里依然固执地盘桓着关于离婚的种种想法。杨泊低着头，用脚步丈量纪念碑和天安门城楼间的距离。在一步一步的丈量中，他想好了离婚的步骤；一、要协议离婚，避免暴力和人身伤害；二、要给予朱芸优越的条件，在财产分配和经济上要做出牺牲；三、要提前找房子，作为新的栖身之地；四、要为再婚做准备，这些需要同俞琼商量。杨泊的思路到这里就堵塞了，俞琼年轻充满朝气的形象也突然模糊起来，唯一清晰的是她的乌黑深陷的马来人种的眼睛，它含有一半柔情一半鄙视，始终追逐和拷问着杨泊。你很睿智，你很性感，但你更加怯懦。杨泊想起俞琼在一次做爱后说过的话，不由得感伤起来。夜空中飞扬的雪花已经打湿了他的帽子和脖颈，广场上荡漾着湿润的寒意。杨泊发现旗杆下的哨兵正在朝他观望，他意识到不该在这里逗留了。
杨泊觉得在天安门广场考虑离婚的事几乎是一种亵渎，转念一想，这毕竟是个人私事，它总是由你自己解决问题，人大常委会是不可能在人民大会堂讨论这种事的。杨泊因此觉得自己夜游广场是天经地义的自由。
杨泊推开家门，意外地发现朱芸母子俩已经回家了。尿布和内衣挂在绳子上，还在滴水。地上扔满了玩具和纸片。孩子正端坐在高脚痰盂上，他在拉屎，朱芸的一只手抚着孩子，另一只手中还抓着一件湿衣服。她直起腰望着杨泊，目光很快滑落到他的旅行袋上，有一丝慌乱，也有一丝胆怯。
你爸爸回来了，快叫爸爸。朱芸轻轻地推了孩子一把。孩子茫然地看了看杨泊，又低头玩起积木来。朱芸说，你看你这傻孩子，你不是天天吵着要爸爸吗？
杨泊放下旅行袋走过去，亲了亲孩子的脸颊。孩子的脸上有成人用的面霜的香气，是朱芸惯常搽的那种香粉。除此之外，杨泊还闻到了一股粪便的臭味。他皱了皱眉头，用一种平淡的口气问，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给你熬了一锅鸡汤。朱芸没有回答杨泊的话，她看着厨房的方向说，汤里放了些香菇，还热着呢，你去盛一碗喝。
不想喝，你自己喝吧。
我打电话给你们公司，知道你今天回来。我是特意为你熬的鸡汤。你喜欢喝的。
那是以前。现在我对美味佳肴没什么兴趣，让我伤脑筋的是生存问题。杨泊脱掉鞋子躺到床上，他说，我很累，昨天夜里一夜没有合眼。杨泊觉得背上袭来一阵凉意，侧身一看是一块棉垫子，垫子被孩子尿得精湿，杨泊拎起它看了看，然后扔到了地上，讨厌。杨泊说。
你怎么扔地上？朱芸捡起了垫子，她的表情变得很难堪，你连孩子也讨厌了？孩子尿床是正常的，你怎么连孩子也讨厌了？
我只是讨厌这块垫子。请你不要偷换主题。
你讨厌我我也没办法，孩子是你的亲骨血，他有什么错？你凭什么讨厌你自己的孩子呢？
我不知道。杨泊翻了个身，将脸埋在发潮的被褥里，他听见朱芸急促的喘气声，那是她生气的标志。杨泊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邪恶的欲念，他想惹朱芸发怒，他想打碎她贤惠体贴的面具。每个人都讨厌我，即使是一个北京的电车售票员。杨泊闷声闷气地说，所以我也有理由恨别人，讨厌你们每一个人。
别骗人了。朱芸讥嘲地一笑，她开始窸窣地替孩子擦洗，她说，那么你连俞琼也讨厌啦？讨厌她为什么还要跟她一起鬼混？
我不知道。也许连她也令我讨厌，这恰恰是我们生存中最重要的疑问。杨泊朝空中挥了挥手，他从棉被的缝隙中窥视着朱芸，这些问题我没有想透，而你更不会理解，因为你只会熬鸡汤洗衣服，你的思想只局限在菜场价格和银行存款上。你整天想着怎样拖垮我，一起往火坑里跳。
杨泊发现朱芸紧咬着嘴唇，她的脸色变成钢板一样的铁青色。杨泊以为她会暴怒，以为她会撒泼，奇怪的是朱芸没这么做。朱芸抱着孩子呆立在痰盂旁，张大嘴望着天花板，杨泊听见她轻轻地嘀咕了一声，好像在骂放屁，然后她抱着孩子走到外间去了。房门隔绝了母子俩的声音和气息，这使杨泊感到轻松。他很快就在隐隐的忧虑中睡着了。在梦中杨泊看见孩子的条形粪便在四周飘浮，就像秋天的落叶，他的睡梦中的表情因而显得惊讶和厌恶。
不知道天是怎样一点点黑下来的，也不知道邻居们在走廊上突然爆发的争吵具体内容是什么。杨泊后来被耳朵后根的一阵微痒弄醒，他以为是一只虫子，伸手一抓抓到的却是朱芸的手指。原来是朱芸在抚摸他耳后根敏感的区域。你想干什么？杨泊挪开朱芸的手，迷迷糊糊地说。现在我不喜欢这样。在静默了一会儿以后，他再次感觉到朱芸那只手对他身体的触摸，那只手在他胸前迟滞地移动着，最后滑向更加敏感的下身周围。杨泊坐了起来，惊愕地看了看朱芸，他看见朱芸半跪在床上，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粉红色睡裙，她的头发像少女时代那样披垂在肩上。朱芸深埋着头，杨泊看不见她的脸。你怎么啦？他托起了她的下颏，他看见朱芸凄恻哀伤的表情，朱芸的脸上沾满泪痕。
别跟我离婚，求求你，别把我这样甩掉。朱芸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梦呓。
穿这么少你会着凉的。杨泊用被子护住了自己的整个身体，他向外挪了下位置，这样朱芸和他的距离就远了一点。这么冷的天，你小心着凉感冒了。他说。
别跟我离婚。朱芸突然又哽咽起来，她不断地绞着手中的一绺头发，我求你了，杨泊，别跟我离婚。以后你让我怎样我就怎样，我会对你好的。
我们不是都谈好了吗？该谈的都谈过了，我尊重我自己的人格和意愿，我决不随意改变自己的决定。
狠心的畜生。朱芸沉默了一会儿，眼睛中掠过一道绝望的白光。她说，你是在逼我，让我来成全你吧。我死给你看，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她跳下床朝窗户扑过去，拔开了窗户的插销。风从洞开的窗户灌进来，杨泊看见朱芸的粉红色睡裙疾速地膨胀，看上去就像一只硕大的气球。我现在就死给你看。朱芸尖声叫喊着，一只脚跨上了窗台，杨泊就是这时候冲上去的，杨泊抱住了她的另一只脚。别这样，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她的脸显出病态的红润。别拽我，你为什么要拽住我？朱芸用手掌拍打着窗框，她的身体僵硬地保持着下滑的姿势，我死了你就称心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杨泊只是紧紧地抱住她的腿，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他头脑发晕，他觉得有点恐怖，在僵持中他甚至听见一阵隐蔽而奇异的笑声，那无疑是对他的耻笑，它来自杨泊一贯信奉的哲学书籍中，也来自别的人群。笑声中包含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要出人命了，你现在怎么办？
杨泊后来把朱芸抱下窗台，已经是大汗淋漓。他把朱芸扔到地上，整个身体像发疟疾似的不停颤抖，而且无法抑制。杨泊就把棉被披在身上，绕着朱芸走了几圈，他对朱芸说，你的行为令人恐怖，也令人厌恶。他看见朱芸半跪半躺在地上，手里紧捏着一把水果刀，朱芸的眼神飘荡不定，却明确地含有某种疯狂的挑战性。请你放下刀子，杨泊上去夺下了水果刀，随手扔出了窗外。这时候他开始感到愤怒，他乒乒乓乓关上了窗子，一边大声喊叫，荒谬透顶，庸俗透顶，这跟离婚有什么关系？难道离婚都要寻死觅活的吗？
我豁出去了。朱芸突然说了一句，她的声音类似低低的呻吟，要死大家一起死，谁也别快活。
你说什么？杨泊没有听清，他回过头时朱芸闭上了眼睛。一滴泪珠沿着鼻翼慢慢滚落。朱芸不再说话，她身上的丝质睡袍现在凌乱不堪，遮掩着一部分冻得发紫的肉体。杨泊皱了皱眉头，他眼中的这个女人就像一堆粉红色的垃圾，没有生命，没有头脑，但它散发的腐臭将时时环绕着他。杨泊意识到以前低估了朱芸的能量，这也是离婚事宜拖沓至今的重要原因。
星期三下午是例行约会的时间，地点在百货大楼的鞋帽柜台前。这些都是俞琼选定的，俞琼对此曾作过解释，因为星期三下午研究所政治学习，当杨泊的电话拨到研究所的会议室时，俞琼就对领导说，我舅舅从广州来了，我要去接站了，或者说，我男朋友让汽车撞了，我马上去医院看他。至于选择鞋帽柜台这种毫无情调的约会地点，俞琼也有她的理由。这个地方别出心裁，俞琼说，可以掩人耳目，也不怕被人撞到。我们尽管坐着说话，假如碰到熟人，就说在试穿新皮鞋。
两个人肩并肩地坐在一张简易的长椅上。有个男人挤在一边试穿一双白色的皮鞋，脱了旧的穿新的，然后又脱了新的穿旧的。杨泊和俞琼都侧转脸看着那个男人，他们闻到一股脚臭味，同时听见那个男人嘟囔了一句，不舒服，新鞋子不如旧鞋子舒服。俞琼这时候捂着嘴笑起来，肩膀朝杨泊撞了一下。
你笑什么？杨泊问俞琼。
他说的话富有哲理，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笑不出来。每次看见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脚，我就烦躁极了。我们不应该在这里约会。
他说新鞋子不如旧鞋子舒服，俞琼意味深长地凝视着杨泊，肩膀再次朝杨泊撞了一下。这个问题你到底怎么想？
他是笨蛋。杨泊耸了耸肩膀，他说，他不懂得进化论，他无法理解新鞋子和旧鞋子的关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不足以让我们来讨论，我们还是商定一下以后约会的地点吧，挑个僻静的公园，或者就在河滨一带，或者就在你的宿舍里也行。
不。俞琼微笑着摇了摇头，她的表情带有一半狡黠和一半真诚，我不想落入俗套。我早就宣布过，本人的恋爱不想落入俗套。否则我怎么会爱上你？
你的浪漫有时让我不知所措。杨泊看了看对面的鞋帽柜台，那个试穿白皮鞋的男人正在和营业员争辩着什么，他说，皮鞋质量太差，为什么非要我买？你们还讲不讲一点民主啊？杨泊习惯性地捂了捂耳朵，杨泊说，我真的厌恶这些无聊的人群，难道我们不能换个安静点的地方说说话吗？
可是我喜欢人群。人群使我有安全感。俞琼从提包里取出一面小圆镜，迅速地照了照镜子，她说，我今天化妆了，你觉得我化妆好看吗？
你怎样都好看，因为你年轻。杨泊看见那个男人终于空着手离开了鞋帽柜台，不知为什么他舒了一口气。下个星期三去河滨公园吧，杨泊说，你去了就会喜欢那里的。
我知道那个地方。俞琼慢慢地拉好提包的拉链，似乎在想着什么问题。她的嘴唇浮出一层暗红的荧光，眼睛因为画过黑晕而更显妩媚。杨泊听见她突然暧昧地笑了一声，说，知道我为什么不想在公园约会吗？
你不想落入俗套，不想被人撞见，这你说过了。
那是借口。想知道真正的原因吗？俞琼将目光转向别处，她轻声说，因为你是个有妇之夫，你是个已婚男人，你已经有了个两岁多的儿子。
这就是原因？杨泊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忍不住去扳俞琼的肩膀，被她推开了。俞琼背向他僵直地坐在简易长椅上，身姿看上去很悲哀。杨泊触到了她的紫红色羊皮外套，手指上是冰凉的感觉。那是杨泊花了私藏的积蓄给她买的礼物，他不知道为什么羊皮摸上去也是冰凉的，杨泊的那只手抬起来，盲目地停留在空中。他突然感到颓丧，而且体验到某种幻灭的情绪。可是我正在办离婚，杨泊说，你知道我正在办离婚。况且从理论上说，已婚男人仍然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你以前不是从来不在乎我结过婚吗？
恶心。知道吗？有时候想到你白天躺在我怀里，夜里却睡在她身边，我真是恶心透了。
是暂时的。现实总是使我们跟过去藕断丝连，我们不得不花力气斩断它们，新的生活总是这样开始的。
你的理论也让我恶心。说穿了你跟那些男人一样，庸庸碌碌，软弱无能。俞琼转过脸，冷冷地扫了杨泊一眼，我现在有点厌倦，我希望你有行动，也许我们该商定一个最后的期限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问题是她把事情恶化了。前天夜里她想跳楼自杀。
那是恐吓，那不过是女人惯常的手段。俞琼不屑地笑了笑，你相信她会死？她真是要想死就不当你面死了。
我不知道。我只是不想把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有时候面对她，我觉得我的意志在一点点地崩溃，最可怕的问题就出在这儿。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听见百货大楼打烊的电铃声清脆地响了起来。逛商店的人群从他们面前匆匆退出。俞琼先站了起来，她将手放到杨泊的头顶，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发。杨泊想抓住她的手，但她敏捷地躲开了。
春天以前离婚吧，我喜欢春天。俞琼最后说。
他们在百货大楼外面无言地分手。杨泊看见俞琼娇小而匀称的身影在黄昏的人群中跳跃，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大街上闪烁着最初的霓虹灯光，空气中隐隐飘散着汽油、塑料和烤红薯的气味。冬天的街道上依然有拥挤的人群来去匆匆。杨泊沿着商业区的人行道踽踽独行，在一个杂货摊上他替儿子挑选了一只红颜色的气球。杨泊抓着气球走了几步，手就自然地摊开了，他看见气球在自己鼻子上轻柔地碰撞了一下，然后朝高空升上去。杨泊站住了仰起脸朝天空看，他觉得他的思想随同红色气球越升越高，而他的肢体却像一堆废铜烂铁急剧地朝下坠落。他觉得自己很疲倦，这种感觉有时和疾病没有区别，它使人焦虑，更使人心里发慌。
杨泊坐在街边栏杆上休息的时候，有一辆半新的拉达牌汽车在他身边紧急刹车。大头的硕大的脑袋从车窗内挤出来。喂，你去哪儿？大头高声喊，我捎你一段路，上车吧。杨泊看见大头的身后坐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杨泊摇了摇头。没关系，是我自己的车，大头又说，你客气什么？还要我下车请你吗？杨泊皱着眉头朝他摆了摆手，说，我哪儿也不去。真滑稽，我为什么非要坐你的车？大头缩回车内，杨泊清晰地听见他对那个女人说，他是个超级傻×，闹离婚闹出病来了。杨泊想回敬几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想想大头虽然无知浅薄，但他毕竟借了两万元给自己。
黄昏六点钟，街上的每个人都在往家走。杨泊想他也该回家了。接下来的夜晚他仍将面对朱芸，唇枪舌剑和哭哭笑笑，悲壮的以死相胁和无休无止的咒骂，虽然他内心对此充满恐惧，他不得不在天黑前赶回家去，迎接这场可怕的冗长的战役。杨泊就这样看见了家里的窗户，越走越慢，走进旧式工房狭窄的门洞，楼上楼下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国际新闻，他就站在杂乱的楼梯拐角听了一会儿，关于海湾战争局势，关于苏联的罢工和孟加拉国的水灾。杨泊想整个世界和人类都处于动荡和危机之中，何况他个人呢！杨泊在黑暗中微笑着思考了几秒钟，然后以一种无畏的步态跨上了最后一阶楼梯。
一个女邻居挥着锅铲朝杨泊奔来，你怎么到现在才回家？女邻居边跑边说，朱芸服了一瓶安眠药，被拉到医院去了，你还不赶快去医院？你怎么还迈着四方步呢？
杨泊站在走廊上，很麻木地看着女邻居手里的锅铲。他说，服了一瓶？没这么多，我昨天数过的，瓶子里只有九颗安眠药。
你不像话！女邻居的脸因愤怒而涨红了，她用锅铲在杨泊的肩上敲了一记，朱芸在医院里抢救，你却在计较瓶子里有多少安眠药，你还算人吗？你说你还算人吗？
可是为什么要送医院？我昨天问过医生，九颗安眠药至多昏睡两天。杨泊争辩着一边退到楼梯口，他看见走廊上已经站满了邻居，他们谴责的目光几乎如出一辙。杨泊蒙住脸呻吟了一声。那我就去吧。杨泊说着连滚带爬地跌下了楼梯。在门洞里他意外地发现那只褐色的小玻璃瓶，他记得就在昨天早晨看见过这只瓶子，它就放在闹钟边上，里面装有九颗安眠药。他猜到了朱芸的用意。他记得很清楚，有个富有经验的医生告诉他，九颗安眠药不会置人于死地，只会令服用者昏睡两天。
在市立医院的观察室门口，杨泊被朱芸的父母和兄弟拦住了，他们怒气冲冲，不让他靠近病床上的朱芸。朱芸的母亲抹着眼泪说，你来干什么？都是你害的她，要不是我下午来接孩子，她就没命了。杨泊在朱家众人的包围下慢慢蹲了下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事情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杨泊竖起食指在地上画着什么，他诚挚地说，我没有办法制止她的行为。朱芸的哥哥在后面骂起来，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想跟她结婚就结婚，想跟她离婚就离婚？杨泊回过头看了看他，杨泊的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
有个女护士从观察室里走出来，她对门口的一堆人说，你们怎么甩下病人在这里吵架？十七床准备灌肠了。杨泊就是这时候跳了起来，杨泊大声说，别灌肠，她只服了九颗安眠药。周围的人先是惊愕地瞪大了眼睛，紧接着响起一片粗鄙的咒骂声。杨泊被朱芸的兄弟们推搡着走。别推我，我发誓只有九颗，我昨天数过的。杨泊跌跌撞撞地边走边说，很快他就被愤怒的朱氏兄弟悬空架了起来。他听见有个声音在喊，把他扔到厕所里，揍死这个王八蛋。杨泊想挣脱却没有一丝力气，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垂死的羚羊陷入了暴力的刀剑之下。我没有错，你们的暴力不能解决问题。杨泊含糊地嘟哝着，任凭他们将他的头摁在厕所的蹲坑里，有人拉了抽水马桶的拉线，五十立升冰凉的贮水混同蹲坑里的粪被一起冲上了杨泊的头顶。杨泊一动不动，杨泊的血在顷刻间凝结成冰凌，它们在体内凶猛地碰撞，发出清脆的断裂的声音。摁紧他的头，让他清醒清醒。又有人在喊。杨泊依稀记得抽水马桶响了五次，这意味着二百五十升冷水冲灌了他的头部。后来杨泊站起来，一口一口地吐出嘴里的污水，他用围巾擦去脸上的水珠，对那些污辱他的人说，没什么，这也是一种苦难的洗礼。
这个冬天，杨泊几乎断绝了与亲朋好友的来往。唯一的一次是他上门找过老靳。老靳是杨泊上夜大学时的哲学教师，他能够成段背诵黑格尔、叔本华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他是杨泊最崇拜的人。杨泊去找老靳，看见他家的木板房门上贴了张纸条，老靳已死，谢绝探讨哲学问题。杨泊知道他在开玩笑。杨泊敲了很长时间的门，跑来开门的是老靳的妻子。她说，老靳不在，他在街口卖西瓜。杨泊半信半疑，老靳卖西瓜？老靳怎么会卖西瓜？老靳的妻子脸色明显有些厌烦，她把门关上一点，露出半张脸对杨泊说，我在做自发功，你把我的气破坏掉了。
杨泊走到街口果然看见了老靳的西瓜摊，老靳很孤独地守卫着几十只绿皮西瓜，膝盖上放着一只铝质秤盘。杨泊觉得有点尴尬，他走到老靳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恭喜发财了，老靳。
狗屁，老靳搬了个小马扎给杨泊，老靳的表情倒是十分坦荡。他说，守了三天西瓜摊，只卖了三只半西瓜。
大冬天的，上哪儿搞来的西瓜？杨泊说。
从黑格尔那里。有一天老黑对我说，把我扔到垃圾堆里去吧，你有时间读我的书，不如上街去捞点外快。老靳说着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摘下眼镜在杨泊的衣服上擦了擦，老黑还对我说，生存比思想更加重要，你从我这里能得到的，在现实中全部化为乌有。思想是什么？是狗屁，是粪便，是一块被啃得残缺不全的西瓜皮。
我不觉得你雅谑，你让我感到伤心。杨泊朝一只西瓜踢了一脚，他说，想不到你这么轻易地背弃了思想和信仰。
别踢我的西瓜。老靳厉声叫起来，他不满地瞟了杨泊一眼。老靳说，别再跟我探讨哲学问题，假如你一定要谈，就掏钱买一只西瓜，卖给你可以便宜一点。说真的，你买一只西瓜回家给儿子吃吧，冬天不容易吃到西瓜。
那你替我挑一只吧。杨泊说。
这才够朋友。老靳笨拙地打秤称西瓜的分量，嘴里念念有词，十块三毛钱，零头免了，你给十块钱吧。老靳把西瓜抱到杨泊的脚边，抬头看看杨泊失魂落魄的眼睛，他发现杨泊在这个冬天憔悴得可怕。听说你也在闹离婚？老靳说，你妻子已经服过安眠药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杨泊疑惑地问。
我有经验，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了。老靳沉吟着说，这是一场殊死搏斗，弄不好会两败俱伤。你知道吗？我的一只睾丸曾被前妻捏伤过，每逢阴天还隐隐作痛。
我觉得我快支撑不住了，我累极了。我觉得我的脑髓心脏还有皮肤都在淌血。杨泊咬着嘴唇，他的手在空中茫然地抓了一把，说实在的我有点害怕，万一真的出了人命，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要动脑子想。老靳狡黠地笑了笑说，我前妻那阵子差点要疯了，我心里也很害怕。你知道我后来用了什么对策？我先发疯，在她真的快疯之前我先装疯，我每天在家里大喊大叫，又哭又笑的，我还穿了她的裙子跑到街上去拦汽车。我先发疯她就不会疯了，她一天比一天冷静，最后离婚手续就办妥啦。
可是我做不出来。我有我的目标和步骤。杨泊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十块钱，放进老靳的空无一文的钱箱里。杨泊说，我做了所有的努力，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成为泡影，事情一步步地走向反面，你不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每天在两个女人的阴影下东奔西走，费尽了口舌和精力，我的身上压着千钧之力，有时候连呼吸都很困难。
问题看来还是出在你自己身上，你真该看看我写的一本书，你猜书名叫什么？叫《离婚指南》。本来今年夏天就该出书的，不知出版社为什么拖到现在还没出来。
什么书？你说你写了一本什么书？
《离婚指南》。老靳颇为自得地重复了一遍，是指导人们怎样离婚的经典著作，我传授了我的切身体验和方式方法，我敢打赌，谁只要认真读上一遍，离婚成功率起码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总算对人类做了一点贡献。杨泊闷闷不乐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杨泊这次笑得很厉害。他不停地捶着老靳说，我要看，我想看，等书出来后一定送我一本。
那当然，对所有离婚的人都八折优惠。
杨泊帮着老靳做了两笔生意就走了，他把那只海南西瓜夹在自行车的后架上，骑了没多远听见背后响起嘭的一声，回头一看是西瓜掉了，西瓜在街道上碎成两爿，瓜瓤是淡粉色的。这个王八蛋。杨泊骂了一句，他没有下车去捡。杨泊回忆着老靳说的话，你先发疯她就不会疯了。这话似乎有点道理。问题在于他厌恶所有形式的阴谋，即使是老靳式的装疯卖傻。我很正常，杨泊骑在车上自己笑起来，万一装疯以后不能恢复正常呢，万一真的变疯了怎么办呢？
公司扣去了杨泊的奖金，理由是杨泊已经多次无缘无故地迟到早退。杨泊在财务科无话可说，出了门却忍不住骂了一句粗话。女会计在里面尖声抗议，你骂谁？有本事骂经理去，是他让我们扣的。杨泊说，没骂你，我骂我自己没出息，扣了几个臭钱心里就不高兴。
杨泊在办公室门口被一个陌生的女人拦住。你叫杨泊吧？女人说着递来一张香喷喷的粉红色名片，我是晚报社会新闻版的记者，特意来采访你。
为什么采访我？杨泊很诧异地望着女记者，他说，我又不是先进人物，我也没做过什么好人好事，你大概搞错了。
听说你在离婚。女记者反客为主，拉杨泊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她掏出笔和本子，朝杨泊妩媚地笑了笑，我在写一篇专题采访，《离婚面面观》，你是第九十九个采访对象了。
莫名其妙。杨泊下意识地绷紧了身子，他朝各个办公室的门洞张望了一番。这是我的个人私事，不是社会新闻，杨泊说，我没什么可说的，我也不想说。
你不觉得社会新闻是从个人私事中衍生的吗？女记者用一种睿智而自信的目光注视着杨泊，谈谈你的想法好吗，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我心情不好，我刚刚被扣了年终奖。杨泊踢了踢脚边的一只废纸篓，他说，《因离婚被扣奖金，当事人无话可说》，我看这倒是一篇社会新闻的题目。
谈谈好吗？谈谈离婚的原因，是第三者插足还是夫妻感情不和？假如是性生活方面不协调，也可以谈，没有关系的。女记者豪爽地笑着鼓励杨泊，请你畅所欲言好吗？
没有什么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想离婚。
太笼统了，能不能具体一点？
我烦她，我厌恶她，我鄙视她，我害怕她，我还恨她。杨泊的声音突然不加控制地升得很高，他跺了跺脚说，这么说你懂了吧。所以我要离婚。离婚。
很好。女记者在本子上飞快地写下一些字，然后她抬起头赞赏地说，你的回答虽然简单，但是与众不同。
杨泊已经站了起来。杨泊一脚踢翻了走廊上的废纸篓，又追上去再踢一脚。狗屁。杨泊突然转过身对女记者喊叫，什么离婚面面观，什么离婚指南，全是自作聪明的狗屁文章，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离婚。离婚就是死，离婚就是生。你们懂吗？
这次一厢情愿的采访，激起了杨泊悲愤的情绪。杨泊沉浸其中，在起草公司年度总结的文章中，他自作主张地抨击了公司职员们的种种品格缺陷。他认为职员们自甘平庸的死气沉沉的生活，却喜欢窥测别人的隐私，甚至扰乱别人的生活秩序。杨泊伏在办公桌上奋笔疾书，抨击的对象扩展到公司以外的整个国民心态。他发现这份总结已经离题千里，但他抑制不住喷泉般的思想，他想一吐为快。最后他巧妙地运用了一个比方，使文章的结尾言归正传。杨泊的总结结尾写道：一个企事业单位就像一个家庭，假如它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最好是早日解体以待重新组建，死亡过后就是新生！
杨泊把总结报告交到经理手中，心中有一种满足而轻松的感觉。这样的心情一直保持到下午五点钟。五点钟，杨泊走出公司的大楼，传达室的收发员交给他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没有落款，一看笔迹无疑是俞琼的。今天是元月五号，算一算离立春还有多少天？杨泊读了两遍，突然想到上次俞琼给他规定的离婚期限，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收发员观察着杨泊的反应，指着明信片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杨泊好像猛地被惊醒，他对收发员怒目而视，什么什么意思？你偷看我的私人信件，我可以上法院告你渎职。杨泊说着将明信片撕成两半，再撕成四份，一把扔到收发员的脸上，什么意思你慢慢琢磨去吧。杨泊愠怒地走出公司的大铁门，走了几步又折身回到传达室的窗前。他看了看处于尴尬中的收发员，声音有点发颤，对不起，杨泊说，我最近脾气很坏，我不知这是怎么了，总是想骂人，总是很激动。收发员接受了杨泊真诚的道歉。收发员一边整理着桌上的信件一边说，没什么，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我知道离婚是件麻烦事。
连续五天，杨泊都收到了俞琼寄来的明信片。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日期在一天天地变更。到了第六天杨泊终于忍不住跑到了俞琼的集体宿舍里。恰巧只有俞琼一个人，但她顶着门不让杨泊进去。
我现在不想见你。俞琼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推着杨泊的身体，我说过我们要到春天再见，那些明信片你收到了吗？
你寄来的不是明信片，简直是地狱的请柬。
那是我的艺术。我喜欢别出心裁。你是不是害怕啦？
请你别再寄了。杨泊拼命想从门缝里挤进去，他的肩膀现在正好紧紧地卡在门缝中。杨泊说，别再寄了，你有时候跟朱芸一样令我恐惧。
我要寄。我要一直寄到春天，寄到你离婚为止。俞琼死死地顶着门，而且熟练地踩住杨泊的一只脚，阻止他的闯入。俞琼脸上的表情既像是撒娇，更像是一种示威。
让我进来，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杨泊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想去抓俞琼的手，结果被俞琼用扫帚打了一记。杨泊只好缩回手继续撑住门。你不觉得你太残忍吗？杨泊说，你选择了错误的方式，过于性急只能导致失败。她昨天差点自缢而死，她也许真的想用死亡来报复，那不是我的目的，所以请你别再催我，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吧。
我给了你一年时间，难道还不够？
可是你知道目前的情况，假如她真的死了，你我都会良心不安的。我们谁也不想担当凶手的罪名。一年时间不够，为什么不能是两年、三年呢？
我没这份耐心。俞琼突然尖声喊叫起来，然后她顺势撞上了摇晃的门，将杨泊关在门外。杨泊听见她在里面摔碎了什么东西。恶心，她的喊叫声仍然清晰地传到杨泊的耳中，我讨厌你的伪君子腔调，我讨厌你的虚伪的良心，你现在害怕了，你现在不想离婚了？不想离婚你就滚吧，滚回她身边去，永远别来找我。
你在说些什么？你完全误解了我说的话。杨泊颓丧万分地坐到地上，一只手依然固执地敲着身后的门，康德、尼采、马克思，你们帮帮我，帮我把话讲清楚吧。
恶心。俞琼又在宿舍里喊叫起来，你现在让我恶心透了。我怎么会爱上了你？我真是瞎了眼啦！
冬天以来杨泊的性生活一直很不正常。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感到一阵难耐的冲动，杨泊在黑暗中辗转反侧，心里充满了对自己肉体的蔑视和怨恚。借越窗而入的一缕月光，能看见铁床另一侧的朱芸。朱芸头发蓬乱，胳膊紧紧地搂着中间的孩子，即使在睡梦中她也保持了阴郁的神经质的表情。杨泊常常叹着气，听闹钟嘀嗒嘀嗒送走午夜时光。杨泊思想斗争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像青春期常干的那样，来一次必要的自渎。
杨泊没有发现朱芸已经悄悄地坐了起来，朱芸大概已经在旁边观看了好久，她突然掀掉了杨泊的被子，把杨泊吓了一跳。
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杨泊抢回被子盖住，他说，你睡你的觉，这不关你的事。
没想到你这么下流，你不觉得害臊吗？
我不害臊，因为这符合我的道德标准。杨泊的手仍然在被子下面摸索着，我还没完，你要是想看就看吧，我一点也不害臊。
朱芸在黑暗中发愣，过了一会她突然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朱芸一边哭一边重重地倒在床上，杨泊听见她在用最恶毒的话诅咒自己，睡在两人之间的孩子被惊醒了，孩子也扯着嗓子大哭起来。杨泊的情欲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事就是制止母子俩的哭声了。杨泊首先安慰朱芸，别哭了，我不是存心气你。这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杨泊说，我真的不是存心气你，请你别误会。
下流。朱芸啜泣着说。
我不会碰你。假如我碰了你，那才是下流，你明白吗？
下流？朱芸啜泣着说。
你非要说我下流我也没办法。杨泊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现在想睡了。杨泊最后说，我没有错，至多是妨碍了你的睡眠。也许我该睡到别处去了，我该想想办法，实在找不到住处，火车站的候车室也可以对付。
你休想。朱芸突然叫喊起来，你想就这样逃走？你想把孩子撂给我一个人？你要走也可以，把你儿子一起带走。
杨泊不再说话。杨泊摊开双掌蒙住眼睛，在朱芸的絮叨声中力求进入睡眠状态。除此之外，他还听见窗外悬挂的那块腌肉在风中撞击玻璃的声音，远处隐隐传来夜行火车的汽笛声。每个深夜都如此漫长难捱，现在杨泊对外界的恐惧也包括黑夜来临，黑夜来临你必须睡觉，可是杨泊几乎每夜都会失眠。失眠以后他的眼球就会疼痛难忍。
临近农历春节的时候，南方的江淮流域降下一场大雪。城市的街道和房屋覆盖了一层白皑皑的雪被。老式工房里的孩子们早晨都跑到街上去堆雪人，窗外是一片快乐而稚气的喧闹声。杨泊抱着孩子看了一会儿外面的雪景，忽然想起不久前的北京之行，想起那个雪夜在天安门广场制定的四条离婚规划，如今竟然无一落实。杨泊禁不住嗟叹起来，他深刻地领悟了那条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哲学定律：事物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杨泊把儿子送进了幼儿园。他推着自行车走到秋千架旁边时，吃了一惊，他看见俞琼坐在秋千架上，她围着一条红羊毛围巾，戴了口罩，只露出那双深陷的乌黑的眼睛，直直地盯住杨泊看。她的头上肩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花。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杨泊迎了上去，他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俞琼，你跑到这儿来等我？发生什么事了？
我让你看看这个。俞琼突然拉掉了脸上的口罩，俞琼的脸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抓痕，它们是暗红色的，有两道伤痕切口很深，像是被什么利器划破的。你好好看看我的脸，俞琼的嘴唇哆嗦着，她美丽的容貌现在显得不伦不类，俞琼的声音听上去沙哑而凄凉，她说，你还装糊涂？你还问我发生什么事了？
是她干的？杨泊抓住秋千绳，痛苦地低下了头，她怎么会找到你的？她从来没见过你。
正要问你呢。俞琼厉声说着从秋千架上跳下来。她一边掸着衣服上的雪片，一边审视着杨泊，是你搞的鬼，杨泊，是你唆使她来的，你想以此表明你的悔改之意。杨泊，我没猜错吧。
你疯了。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我没想到她会把仇恨转移到你身上。她也疯了，我们大家都丧失了理智。
我不想再听你的废话。我来是为了交给你这个发夹。俞琼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她抓住杨泊的手，将发夹塞在他手里，拿住它，你就用这个证明你的清白。
什么意思？杨泊看了看手里的发夹，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给我发夹？
她就用它在我脸上乱抓乱划的，我数过了，一共有九道伤。俞琼的目光冰冷而专制地逼视着杨泊。过了一会儿她说，我现在要你去划她的脸，就用这只发夹，就要九道伤，少一道也不行。我晚上会去你家做客，我会去检查她的脸，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清白。
你真的疯了。你们真的都疯了。我还没疯你们却先疯了。杨泊跺着脚突然大吼起来。他看见幼儿园的窗玻璃后面重叠了好多孩子的脸，其中包括他的儿子，他们好奇地朝这边张望着。有个保育员站在滑梯边对他喊，你们怎么跑到幼儿园来吵架？你们快回家吵去吧。杨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骑上车像逃一样冲出了幼儿园的栅栏门。他听见俞琼跟在他身后边跑边叫，别忘了我说的话，我说到做到，晚上我要去你家。
杨泊记不清枯坐办公室的这一天是怎么过去的。他记得同事们在他周围谈论今冬的这场大雪，谈论天气、农情和中央高层的内幕。而他的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紧紧地握紧那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他下意识试了试发夹两端的锋刃，无疑这是一种极其女性化的凶器。杨泊根本不想使用它。杨泊觉得俞琼颐指气使的态度是愚蠢而可笑的，她没有权利命令他干他不想干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晚上将会出现的可怕场面。想到俞琼那张伤痕累累的脸，想到她在秋千架下的邪恶而凶残的目光，杨泊有点心灰意懒。他痛感到以前对俞琼的了解是片面的，也许他们的恋情本质上是一场误会。
这天杨泊是最后离开公司的人。雪后的城市到处泛着一层炫目的白光，天色在晚暮中似明似暗，街上的积雪经过人们一天的踩踏化为一片污水。有人在工人文化宫的门楼下跑来跑去，抢拍最后的雪景。笑一笑，笑得甜一点。一个手持相机的男孩对他的女友喊。杨泊刹住自行车，停下来朝他们看了一会儿。傻×，有什么可笑的？杨泊突然粗鲁地嘀咕了一句。杨泊为自己感到吃惊，他有什么理由辱骂两个无辜的路人？我也疯了，我被他们气疯了。杨泊这样为自己开脱着，重新骑上车。回家的路途不算太远，但杨泊骑了很长时间，最后他用双腿撑着自行车，停在家门前的人行道上。他看见那幢七十年代建造的老式工房被雪水洗涤一新，墙上显出了依稀的红漆标语。他看见三层左侧的窗口已经亮出了灯光，朱芸的身影在窗帘后面迟缓地晃动着，杨泊的心急遽地往下沉了沉。
你在望什么？一个邻居走过杨泊身边，他疑惑地说，你怎么在这儿傻站着？怎么不回家？
不着急。天还没黑透呢。杨泊看了看手表说。
朱芸做了好多菜，等你回家吃饭呢。
我一点不饿。杨泊突然想起什么，喊住了匆匆走过的邻居，麻烦你给朱芸带个口信，我今天不回家，我又要到北京去出差了。
是急事？邻居边走边说，看来你们公司很器重你呀。
是急事。我没有办法。杨泊望着三层的那个窗口笑了笑，然后他骑上车飞快地经过了老式工房。在车上他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只黑发夹看了看，然后一扬手将它扔到了路边。去你妈的，杨泊对着路边的雪地说，我要杀人也绝对不用这种东西。
杨泊不知道该去哪儿消磨剩余的时间，自行车的行驶方向因此不停地变化着，引来路人的多次抗议和嘲骂声。后来杨泊下了车，他看见一家公共浴室仍然在营业，杨泊想在如此凄冷的境遇下洗个热水澡不失为好办法。他在柜台上买了一张淋浴票走进浴室。浴室的一天好像已接近尾声，人们都在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服务员接过杨泊的淋浴票，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怎么还来洗澡？马上都打烊停水啦。杨泊扮着笑脸解释说，我忙了一天，现在才有空。服务员说，那你快点洗，过了七点半钟我就关热水了。
淋浴间里空空荡荡的，这使杨泊感到放心。杨泊看见成群的一丝不挂的肉体会感到别扭，也最害怕自己的私处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最好，谁也别看谁。杨泊自言自语着逐个打开了八个淋浴龙头，八条温热的水流倾泻而出，杨泊从一个龙头跑到另一个龙头，尽情享受这种冬夜罕见的温暖。杨泊对自己的快乐感到茫然不解。你怎么啦？你现在真的像个傻×。杨泊扬起手掌掴了自己一记耳光。在蒸汽和飞溅的水花中他看见朱芸和俞琼的脸交替闪现，两个女人的眼睛充满了相似的愤怒。别再来缠我，你们也都是傻×。杨泊挥动浴巾朝虚空中抽打了一下。让我快乐一点。为什么不让我快乐一点？杨泊后来高声哼唱起来，这是庄严动听的《结婚进行曲》的旋律。杨泊不仅哼唱，而且用流畅的口哨声为自己伴奏起来。很快他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哭了，所幸没有人会发现他的眼泪。
不准唱，你再唱我就关热水啦。浴室的服务员在外面警告杨泊说，我们要打烊，你却在里面磨磨蹭蹭鬼喊鬼叫。
我不唱了，可是你别关热水。让我再洗一会吧，你不知道外面有多冷。杨泊的声音在哗哗的水声中听上去很衰弱。烦躁的浴室服务员对此充耳不闻，他果断地关掉了热水龙头，几乎是在同时，他听见浴室里响起杨泊一声凄厉的惨叫。
杨泊离开浴室时，街道上已经非常冷清，对于一个寒冷的雪夜来说这是正常的。但杨泊对此有点耿耿于怀，那么多的人群，在他需要的时候都消失不见了。杨泊一个人在街上踽踽独行，他的自行车在浴室门口被人放了气阀，现在它成为一个讨厌的累赘。杨泊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分析了他所在的地理位置和下面该采取的措施。他想他只有去附近的大头家了，大头的居住条件优裕，他想他只有先在大头那里借宿一夜了。
敲了很长时间的门，里面才有了一点动静。有个穿睡衣的女人出来，隔着防盗门狐疑地审视着杨泊。杨泊发现女人的乳房有一半露在睡衣外面，他下意识地扭过了脸。
我找大头，我是他的朋友。杨泊说。
这么晚找他干什么。
我想在这儿过夜。
过夜？女人细细的眉毛扬了起来，她的嘴角浮出一丝调侃的微笑，你怎么来过夜？大头从来不搞同性恋。
杨泊看见那扇乳白色的门砰然撞上，他还听见那个女人格格的笑声，然后过道里的灯光就自然地熄掉了。他妈的，又是一个疯女人。杨泊在黑暗中骂了一声，他想他来找大头果然是自讨没趣。杨泊沮丧地回到大街上，摸摸大衣口袋，钱少得可怜，工作证也不在，找旅社过夜显然是不可能的。也许只有回家去？杨泊站在雪地里长时间地思考，最后毅然否定了这个方案。我不回家，我已经到北京去出差了。我不想看见朱芸和俞琼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杨泊想，今天我已经丧失了回家的权利，这一切真是莫名其妙。
午夜时分，杨泊经过了城市西区的建筑工地。他看见许多大口径的水泥圆管杂乱地堆列在脚手架下。杨泊突然灵机一动，他想他与其在冷夜中盲目游逛，不如钻到水泥圆管中睡上一觉。杨泊扔下自行车钻了进去，在狭小而局促的水泥圆管中，他设计了一个最科学的睡姿，然后他弓着膝盖躺了下来。风从断口处灌进水泥圆管，杨泊的脸上有一种尖锐的刺痛感。外面的世界寂然无声，昨夜的大雪在凝成冰碴或者悄悄融化，杨泊以为这又是寒冷而难眠的一夜，奇怪的是他后来竟睡着了。他依稀听见呼啸的风声，依稀看见一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它被某双白嫩纤细的手操纵着，忽深忽浅地切割他的脸部和他的每一寸皮肤。这样的切割一直持续到他被人惊醒为止。
两个巡夜警察各自拉住杨泊的一只脚，极其粗暴地把他拽出水泥圆管。怪不得工地上老是少东西，总算逮到你了。年轻的警察用手电筒照着杨泊的脸。杨泊捂住了眼睛，他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它们茫然张大着，吐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别来缠我，杨泊说，让我睡个好觉。
你哪儿的？来工地偷了几次了？年轻的警察仍然用手电照着杨泊的脸。
我疼。别用手电照我。杨泊说。我的眼睛受不了强光。
你哪儿疼？你他妈的少给我装蒜。
我脸上疼，手脚都很疼，我的胸口也很疼。
谁打你了？
没有谁打我。是一只发夹。杨泊的神情很恍惚，他扶着警察的腿从泥地上慢慢站起来，他说，是一只发夹，它一直在划我的脸。我真的很疼，请你别用手电照我的脸。
是个疯子？年轻警察收起了手电筒，看着另一个警察说，他好像不是小偷，说话颠三倒四的，眼神也不对劲。
把他送到收容所去吧。另一个警察说，他好像真有病。
不用了。我只是偶尔没地方睡觉。杨泊捂着脸朝他的自行车走过去，脚步依然摇摇晃晃的。他用大衣衣袖擦去座垫上的水汽，回过头对两个警察说，我不是疯子，我叫杨泊，我正在离婚。可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去离婚了。
杨泊最后自然是没有离婚。春季匆匆来临，冬天的事情就成为过眼烟云。有一天，杨泊抱着儿子去书店选购新出版的哲学书籍，隔着玻璃橱窗看见了俞琼。俞琼早早地穿上一套苏格兰呢裙，和一位年轻男人手挽手地走过。杨泊朝他们注视良久，心里充满了老人式的苍凉之感。
书店的新书总是层出不穷的，杨泊竟然在新书柜台上发现了老靳的著作《离婚指南》，黑色的书名异常醒目。有几个男人围在柜台前浏览那本书。杨泊也向营业员要了一本，他把儿子放到地上，打开书快速地看了起来。杨泊脸上惊喜的笑容渐渐凝固，渐渐转变为咬牙切齿的愤怒，最后他把书重重地摔在柜台上。
胡说八道。杨泊对周围的人说，千万别买这本书，千万别上当。没有人能指导离婚，他说的全是狗屁。
你怎么知道他说的全是狗屁呢？
我当然知道。杨泊说，请相信我，这本书真的是狗屁。
狗屁。杨泊的儿子快乐地重复杨泊的话。杨泊的儿子穿着天蓝色的水兵服，怀里抱着一把粉红色的塑料手枪。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