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指南
整整一夜,冬季的北风从街道上呼啸而过,旧式工房的窗户被风力一次次地推搡,玻璃、木质窗框以及悬挂的腌肉持续地撞击着。对于失眠的杨泊来说,这种讨厌的噪音听来令人绝望。
房间里有一种凝滞的酸臭的气味,它来自人体、床铺和床铺下面的搪瓷便盆。杨泊闻到了这股气味,但他懒于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起来。杨泊这样一动不动地躺了一夜,孩子在熟睡中将一只脚搁到了他的腹部,杨泊的一只手抓着孩子肥厚的小脚,另一只手揪住了自己的一绺头发。他觉得通宵的失眠和思考使他的头脑随同面部一起浮肿起来。在早晨最初的乳白色光线里,杨泊听见送牛奶的人在街口那里吹响哨子,一些新鲜活泼的人声市声开始了一天新的合奏。杨泊知道天亮了,他该起床了,但他觉得自己疲惫不堪,需要睡上一会儿,哪怕是睡五分钟也好。
先是孩子醒了。孩子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声啼哭,于是朱芸也醒了。朱芸的身体压在杨泊身上,从床下抓到了那只便盆,然后朱芸坐在被窝里给孩子把尿。便盆就贴着杨泊的脸,冰凉而光滑的。他听见朱芸嘴里模拟着孩子撒尿的声音,她的嘴里的气息温热地喷到杨泊脸上,类似咸鱼的腥味。杨泊睁眼在妻子身上草草掠过,朱芸的头发散乱地披垂着,粉绿色的棉毛衫腋下有一个裂口,在半明半暗的晨光中她的脸色显得枯黄发涩,杨泊不无恶意地想到了博物院陈列的木乃伊女尸。
你该起床了,去取牛奶,朱芸瞟了眼桌上的闹钟说。
杨泊朝外侧翻了个身。这句话也是他们夫妇每天新生活的开始。你该起床了,去取牛奶。几年来朱芸一直重复着这句话。杨泊突然无法忍受它的语调和内涵。杨泊的脚在被子下面猛地一蹬,他说,我要离婚。朱芸显然没有听清,她开始给孩子穿棉衣棉裤。朱芸说,我去菜场买点排骨,你马上去取牛奶,回来再把炉子打开,听清楚了吗?
我要离婚。杨泊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很沉闷,语气却很坚定。床板咯吱咯吱地响了一会儿,朱芸走出了房间。她打开了有线广播的开关,一个女声正有气无力地播送天气预报。关于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关于风力和风向,关于渤海湾和舟山群岛的海浪和潮汛。杨泊不知道这些东西和他的生活有什么联系,他也不知道朱芸为什么每天都要准时收听天气预报。现在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倦意,他真的想睡一会了。
大约半个钟头以后,朱芸拎着菜篮回家,看见孩子坐在地上,将糖果盒里的瓜子和水果糖扔得满地都是,而杨泊仍然没有起床。你今天怎么啦?朱芸愠怒地走过去掀被子,你不上班吗?你不送孩子去幼儿园啦?她的手被杨泊突然地抓住了,她看见杨泊的头和肩部从被窝里慢慢升起来,杨泊的眼睛布满血丝,一种冰冷的陌生的光芒使朱芸感到很迷惑。
我要离婚。杨泊说。
你说什么?你是在说梦话还是开玩笑?
说正经的,我们离婚吧。杨泊穿上假领,浊重地舒了一口气,他的目光现在停留在墙上,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结婚合影。杨泊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暧昧的微笑,他说,我想了一夜,不,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月了,我要离婚。
朱芸抓住棉被一角怔在床边,起初她怀疑地看着杨泊脸上的表情,后来她便发现杨泊并非开玩笑,朱芸的意识中迅速掠过一些杨泊言行异常的细节。一切都是真的。朱芸脸色苍白,她看着杨泊将他汗毛浓重的双腿伸进牛仔裤里,动作轻松自如,皮带襻上的钥匙叮叮当当地响着。朱芸扬起手朝杨泊扇了一个耳光,然后她就呜呜地哭着冲出了房间。
自从杨泊表明了离婚意愿后,朱芸一直拒绝和杨泊说话。朱芸不做饭,什么也不吃,只是坐在椅子上织孩子的毛衣,偶尔她用眼角的余光瞟一下杨泊,发现杨泊胃口很好地吞咽着速食方便面。朱芸的嘴唇动了动,她轻轻骂了一句。杨泊没有听清她骂的什么,也许是畜生,也许是猪猡,但他可以肯定朱芸在骂他。杨泊耸耸肩,把碗里的由味精和香料调制的汤也喝光了,杨泊故意很响亮地咂着嘴,他说,世界越来越进步,日本人发明了方便面,现在女人想让男人挨饿已经不可能了。他看见朱芸绷着脸朝地上啐了一口,她用竹针在烫过的头发上磨了磨,又骂了一句,这回杨泊听清了,朱芸在骂他神经病。杨泊若无其事地从她身边走过,挖了挖鼻孔,然后他举起食指凝视着上面的污垢,一点不错,我就是个神经病,杨泊说着就将手指上的污垢噗地弹到了地上,神经病和智者只差半步。
冬日的黄昏凄清而短促,烤火的炉子早已熄掉,谁也没去管它,朝北的这个房间因此陷入了刺骨的寒冷中。杨泊坐在桌前玩一副破旧的扑克,牌阵总是无法通联,他干脆将扑克扔在一边,转过脸望着沙发上的朱芸。他看见朱芸的脸上浮动着一些斑驳的阴影,他不知道那些阴影是窗帘折射光线造成的,抑或直接来自他恶劣的心情。现在他觉得朱芸的坐姿比她站着时更加难看,而她在黄昏时的仪容也比早晨更加丑陋。
你老不说话是什么意思?杨泊搓了搓冻僵的手,他说,不说话不能解决问题,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不跟畜生说话。朱芸说。
谩骂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谈谈,我知道这要花时间,所以我向单位请了两天病假,我希望你能珍惜这点时间。下个星期我还要去北京出差。
那么你先告诉我,谁是第三者?是俞琼吧?我不会猜错,你已经让她迷了心窍。是她让你离婚的?
不。你为什么认为一定有个第三者呢?这实在荒唐。杨泊露出了无可奈何的微笑,他说,是我要跟你离婚,我无法和你在一起生活了,就这么简单。跟别人没有关系。
你把我当一只鞋子吗?喜欢就穿,不喜欢就扔?朱芸突然尖叫起来,她朝地上狠狠地跺了跺脚,我哪儿对不起你,我是跟谁搞腐化了,还是对你不体贴了?你倒是说出理由来让我听听。朱芸扔下手里的毛线,冲过来揪住了杨泊的衣领,一下一下地抻着,她的眼睛里沁满了泪花,你狼心狗肺,你忘恩负义,你忘了生孩子以前我每天给你打洗脚水?我怀胎八个月身子不方便,我就用嘴让你舒服,你说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倒是说呀!说呀!
杨泊的身体被抻得前后摇晃着,他发现女人在愤怒中触发的暴力也很可怕。杨泊顺势跌坐在床上,整理着衣领,他以一种平静的语气说,你疯了,离婚跟洗脚水没有关系,离婚跟性生活有一定关系,但我不是为了性生活离婚。
你的理由我猜得出,感情不和对吗?朱芸抓起地上的玩具手枪朝杨泊砸过去,噙着泪说,你找这个理由骗谁去?街坊邻居从来没有听见过我们夫妻吵架。结婚五年了,我辛辛苦苦持家,受了多少气,吃了多少苦,可我从来没有跟你吵过一次架。你要摸摸你的良心说话,你凭什么?
离婚跟吵架次数也没有关系。杨泊摇着头,扳动了玩具手枪的开关,一枚圆形的塑料子弹嗖地钉在门框上。杨泊看着门框沉思了一会,然后他说,主要是厌烦,厌烦的情绪一天天恶化,最后成为仇恨。有时候我通宵失眠,我打开灯看见你睡得很香,还轻轻打鼾,你的睡态丑陋极了。那时候我希望有一把真正的手枪,假如我有一把真正的手枪,说不定我会对准你的脸开枪。
我不怕你的杀心。那么除了打鼾,你还厌烦我什么?
我厌烦你夏天时腋窝里散发的狐臭味。
还厌烦我什么?
我厌烦你饭后剔牙的动作,你吃饭时吧叽吧叽的声音也让我讨厌。
还有什么?
你总是把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一到夜里你守着电视没完没了地看香港电视连续剧,看臭狗屎一样的《卞卡》。
继续说,你还厌烦我什么?
你从来不读书不看报,却总是来跟我讨论爱情,讨论国家大事。
还有呢?你说下去。
我讨厌你跟邻居拉拉扯扯,在走廊上亲亲热热,关上房门就骂人家祖宗三代。你是个庸俗而又虚伪的女人。
全是屁话。朱芸这时候鄙夷地冷笑了一声,她说,你想离婚就把我贬得一钱不值,这么说你跟我结婚时的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全是假的,全是骗人的把戏?
不。你又错了。杨泊点上一支香烟,猛吸了几口说。当初我爱过你是真的,结婚是真的,现在我厌烦你,因此我必须离婚,这也是真的。你难道不懂这个道理?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你我都应该正视现实。现实往往是冷酷的不近人情的。现实就是我们必须商讨一下离婚的具体事宜,然后选一个好天气去法院离婚。
没那么便宜。我知道只要我不同意,你就休想离成婚。朱芸咬紧牙关,她的脸在黄昏幽暗的光线中迸射出一种悲壮的白光,然后她从饼干筒里掏出了半袋梳打饼干,就着一杯冷开水开始吃饼干。朱芸一边嚼咽着饼干一边说,你他妈的看错人了,你以为我好欺?我凭什么白白地让你蹬了,我凭什么白白地让你舒服?
这又不是上菜场买菜,讨价还价多么荒唐。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说我们的夫妻生活过下去还有什么意思?杨泊提高了声调说,必须离婚了。
我不管这一套,我咽不下这口气。朱芸把房门用力摔打着走到外面。杨泊跟了出去,他看见朱芸进了厨房。朱芸在厨房里茫然地转了一圈,突然抓过刀将案板上的白菜剁成两半。杨泊倚着房门注视着朱芸的背部,他说,现在剁白菜干什么?现在迫切的不是吃饭,而是平心静气地商讨,我们还没有开始谈具体的问题呢。
朱芸不再说话,她继续剁着白菜,一直到案板上出现了水汪汪的菜泥,她用刀背盲目地翻弄着白菜泥,杨泊凭经验判断她在盘算什么有效的点子。他看见她缓缓地转过脸,以一种蔑视的眼神扫了他一眼,你非要离也行,朱芸说,拿两万元给我,你拿得出吗?没有两万元你就别来跟我谈离婚的事。
杨泊愣了一下,这个要求是他始料未及的。朱芸知道他不可能有这笔巨款,因此这是一种明显的要挟。杨泊摸了摸自己的头皮笑了。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真奇怪,离婚为什么一定要两万元?为什么要了两万元就可以离婚了?这个问题我想不通。
想不通就慢慢想。朱芸这时候走出了厨房,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狡黠和嘲讽的微笑。朱芸到外面的走廊上抱起了孩子,然后她朝杨泊抖了抖手上的自行车钥匙,我带孩子回娘家住几天,你慢慢地想,慢慢地筹钱,你还想谈什么就带上两万元去谈。我操你妈的×。
杨泊走到窗前推开窗子,看见朱芸骑着车驮着孩子经过楼下的空地。凛冽的夜风灌进室内,秋天遗弃在窗台上的那盆菊花在风中发出飒飒响声。杨泊发现菊花早已枯死,但有一朵硕大的形同破布的花仍然停在枯枝败叶之间,他把它掐了下来扔到窗外。他觉得这朵破布似的菊花毫无意义,因此也使人厌恶。在冬夜寒风的吹拂下,杨泊的思想一半在虚幻的高空飞翔,另一半却沉溺在两万元这个冷酷的现实中。他的五指关节富有节奏地敲击着窗台。两万元是个难题,但它不能把我吓倒。杨泊对自己轻轻地说。
在一个刚刚启用的路边电话亭里,杨泊给俞琼挂了电话。电话接通后,他听见俞琼熟悉的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似乎从话筒里嗅到了海鸥牌洗发水的香味,并且很唯心地猜测俞琼刚刚洗濯过她的披肩长发,于是他说,你在洗头吗?别老洗头,报纸说会损坏发质。
没有。俞琼在电话线另一端笑起来,你说话总是莫名其妙。来了几个同学,他们约我去听音乐会,还多一张票,你马上也来吧,我等你。我们在音乐厅门口见面好了。
我没心思听音乐会。我要去找大头。
为什么又去找他?我讨厌大头,满身铜臭味,暴发户的嘴脸。俞琼用什么东西敲了敲话筒,她说,别去理这种人,看见他我就恶心。
没办法。我要找他借钱,两万元,不找他找谁?
为什么借那么多钱?你也想做生意吗?
跟朱芸做生意,她要两万元,你知道这是笔什么生意。
电话另一端沉寂了一会,然后突然啪地挂断了。杨泊隐隐听见俞琼的反应,她好像在说恶心。这是俞琼的口头禅,也是她对许多事物的习惯性评价。杨泊走出电话亭,靠着那扇玻璃门回味俞琼的反应。是够恶心的,但恶心的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杨泊用剩余的一枚镍币在玻璃门上摩擦,吱吱嘎嘎的噪音使他牙床发酸难以忍耐。但他还是坚持那样磨了一会,直到发现这种行为无法缓释他郁闷的心情。他将镍币朝街道的远处用力掷去,镍币立刻无影无踪,一如他内心的苦闷对于整座城市是无足轻重的。
冬天的街道上漂浮着很淡很薄的阳光,行人像鱼群一样游来游去,秩序井然地穿越十字路口和建筑物,穿越另外的像鱼群一样游来游去的行人。街景总是恰如其分地映现人的心情。到处了无生气,结伴而行的女中学生脸上的笑靥是幼稚而愚蠢的。整个城市跟我一样闷闷不乐,杨泊想这是因为离婚的叫声此起彼伏的缘故。走在人行道的最内侧,杨泊的脚步忽紧忽慢。他简短地回忆了与朱芸这场婚姻的全部过程,奇怪的是他几乎想不起重要的细节和场面了,譬如婚礼,譬如儿子出世的记忆。他只记得一条白底蓝点子的裙子,初识朱芸时她就穿着这样一条裙子,现在他仍然清晰地看见它,几十个蓝色小圆点有机排列在白绸布上,闪烁着刺眼的光芒。
杨泊走进大头新买的公寓房间时,发现自己突然感冒了,他听见自己说话夹杂着浓重的鼻音。大头穿着一件羊仔皮背心,上身显得很细很小,头就显得更大了。杨泊将一只手搭到他的肩上说,没什么事,我只是路过来看看你。最近又发什么财啦?大头狐疑地看看杨泊,突然笑起来说,我长着世界上最大的头,别人的心思我都摸得透,你有话慢慢说,先上我的酒吧来坐坐吧。杨泊吸了一下鼻子,不置可否地朝酒吧柜里面张望了一眼,他说,那就坐坐吧,我不喝酒,我感冒了。
喝点葡萄酒,报纸上说葡萄酒可以治感冒的。大头倒了一杯酒给杨泊,补充说,是法国货,专门给小姐们和感冒的人准备的。我自己光喝黑方威士忌和人头马XO。
我不喝。最近这个阶段我要使头脑一直保持清醒。
你是不是在闹离婚?大头直视着杨泊的脸,他说,满世界都在闹离婚,我不懂既然要离婚,为什么又要去结婚?如果不结婚,不就省得再离婚了吗?你们都在浪费时间嘛。
你没结过婚,你没法理解它的意义。杨泊叹了一口气,环顾着房子的陈设和装潢,过了一会儿又说,你没离过婚,所以你也没法理解它的意义。
意义这种字眼让我头疼,别跟我谈意义。大头朝空中挥了挥手,他的态度突然有点不耐烦,你是来借钱的吧?现在对你来说钱就是意义。说吧,你要借多少意义?
两万。这是她提出的条件。杨泊颓然低下头,他的旅游鞋用力碾着脚下的地毯。杨泊说,别拒绝我,我会还你的,我到时连本带息一起还你。我知道你的钱也来之不易。
看来你真的很清醒。大头调侃地笑了笑,他拍着杨泊的肩膀,突然说,杨泊杨泊,你也有今天。你还记得小时候你欺负我的事吗?你在孩子堆里逞大王,你把我的腰往下摁,让我做山羊,让其他孩子从我背上一个个跳过去?
不记得了。也许我小时候很坏,很不懂事。杨泊说。
你现在也很坏。大头的手在杨泊的后背上弹击了几次,猛地勾住了杨泊的脖子,然后大头以一种异常亲昵的语气说,杨泊,借两万元不在话下,可是我也有个条件。你现在弯下腰,做一次山羊,让我跳过去,让我也跳一次玩玩啦。
你在开玩笑?杨泊的脸先是发红,然后又变得煞白。
不是玩笑。你不知道我这个人特别记仇。
确实不是玩笑,是污辱。杨泊站起来用力撩开大头的手。我以为你是朋友,我想错了,你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商人。杨泊走到门口说,金钱使人堕落,这是叔本华说的,这是真理。大头,我操你妈,我操你的每一分钱。
杨泊听见大头在后面发出一阵狂笑,杨泊感到一种致命的虚弱。在楼梯上他站住了,在短暂而紧张的思考以后,他意识到这样空手而归是一个错误。虚荣现在可有可无,至关重要的是两万元钱,是离婚事宜的正常开展。于是杨泊又鼓起勇气回到大头的门外,他看见大头扛着一根棕色的台球杆从里面出来。杨泊咬了咬牙,慢慢地将腰往下弯,他的身体正好堵在防盗门的外面,堵住了大头的通路。
你跳吧。杨泊低声地对大头说。
我要去台球房。我喜欢用自己的台球杆,打起来顺手。大头用台球杆轻轻击打着铁门,你跟我一起去玩玩吗?
你跳吧。杨泊提高了声音,他说,别反悔,跳完了你借我两万元。
跟我一起去玩吧,我保证你玩了一次,还想玩第二次。
我不玩台球,我想离婚。杨泊几乎是怒吼了一声,他抬起头,眼睛里迸出逼人的寒光,来呀,你跳吧,从我身上跳过去!
大头犹豫了一会儿,他把台球杆靠在墙上说,那就跳吧,反正这也是笔生意,谁也不吃亏。
他们重温了童年时代的游戏,大头叉开双腿利索地飞越杨泊的背部以及头部,他听见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他的心脏被大头全身的重量震得疼痛,另外有冰冷的风掠过耳边。杨泊缓缓地直起腰凝望着大头,他的表情看上去非常古怪。这是在开玩笑。杨泊嗫嚅着说,跳山羊,这是开玩笑是吗?
不是玩笑,是你要离婚,是你要借钱。大头从皮带上解下钥匙圈走进屋里,隔着几道门杨泊听见他说,这笔生意做得真有意思,贷款两万元跳一次山羊啦。
杨泊最后从大头手上接过一只沉甸甸的信封。他从大头的眼睛里看见一种熟悉的内容,那是睥睨和轻蔑。朱芸也是这样看着他的。在恍惚中听见大头说,杨泊,其实你是个卑鄙无耻的人。为了达到你的目标,我就是让你吃屎你也会吃的。杨泊的身体再次颤动了一下,他将信封装在大衣口袋里,你他妈的胡说些什么?大头举起台球杆在杨泊腰际捅了一下,大头对杨泊说,快滚吧,你是只最讨厌的黑球八号,你只能在最后收盘时入洞。
当杨泊走进朱芸娘家的大杂院时,他的心情总是很压抑。朱芸正在晾晒一条湿漉漉的印花床单。杨泊看见她的脸从床单后面迟疑地出现,似乎有一种恐惧的阴影一闪而过。
钱带来了。杨泊走过去,一只手拎高了人造革桶包。
朱芸没说话,朱芸用力拍打着床单,一些水珠溅到了杨泊的脸上。杨泊敏捷地朝旁边跳了一步,他看见朱芸的手垂搭在晾衣绳上,疲沓无力,手背上长满了紫红色的冻疮。杨泊觉得他从来没见过这么丑陋的女人的手。
这里人多眼杂,去屋里谈吧。
你还有脸进我家的门?朱芸在床单那边低声说,她的嗓音听上去像是哭坏的,沙哑而含糊,我还没跟家里人说这事。我跟他们说暂时回家住两天,说你在给公司写总结。
迟早要说的,不如现在就对他们说清楚。
我怕你会被我的三个兄弟揍扁。你知道他们的脾性。
他们没理由揍我,这是我和你的事,跟他们无关。
他们会狠狠地揍扁你的。揍你这种混蛋,揍了是白揍。
你们实在要动武也可以,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杨泊的脸固执地压在晾衣绳上,注视着朱芸在脸盆里拧衣服的一举一动,他的表情似笑非笑,只要能离婚,挨一顿揍不算什么。
杨泊听见朱芸咬牙的声音。杨泊觉得愤怒和沮丧能够丑化人的容貌,朱芸的脸上现在呈现出紫青色,颚部以及咬肌像男人一样鼓胀起来。有话回家去说,朱芸突然踢了踢洗衣盆,她说,别在这里丢人,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你也别在这里给我父母丢人,我们说话邻居都看在眼里。
我不懂你的想法。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这事丢人,我不知道这跟你父母有什么关系,跟邻居又有什么关系!
你当然不懂。因为你是个不通人性的畜生。朱芸在床单那边发出了一声短促而压抑的哽咽,朱芸蹲着将手从床单下伸过来,在杨泊的脚踝处轻轻地掐拧着,杨泊,我求你回家去说吧,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杨泊俯视着那只长满冻疮的被水泡得发亮的手,很快缩回脚。他说,可是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把钱借来了,你该跟我谈具体的事宜了。我们选个好日子去法院离婚。
等到夜里吧,等孩子睡着了我就回家。朱芸想了想,突然端起盆朝杨泊脚下泼了盆肥皂水,她恢复了强硬的口气,我会好好跟你谈的,我操你妈的×。
杨泊穿着被洇湿的鞋子回到家里,全身都快冻僵了。家里的气温与大街上相差无几,家具和水泥地面泛出一种冰凉的寒光。杨泊抱着脑袋在房间里转了几圈,他想与其这样无休止地空想不如好好放松一下,几天来他的精神过于紧张了。杨泊早早地上床坐在棉被里,朝卡式录音机里塞了盘磁带,他想听听音乐。不知什么原因录音机老是卷带,杨泊好不容易弄好,一阵庄严的乐曲声在房间里回荡,杨泊不禁哑然失笑,那首乐曲恰恰是《结婚进行曲》。杨泊记得那是新婚时特意去音乐书店选购的,现在它显得可怜巴巴而具有另外的嘲讽意味。
杨泊坐在床上等待朱芸回家,他觉得整个身体都不太舒服,头脑有点昏涨,鼻孔塞住了,胃部隐隐作疼,小腹以下的区域则有一种空空的冰凉的感觉。杨泊吞下了一把牛黄解毒丸,觉得喉咙里很苦很涩,这时候他又想起了俞琼最后在电话里说的话。恶心。她说。恶心。杨泊说。杨泊觉得俞琼堪称语言大师,确实如此,恶心可以概括许多事物的真实面貌。
夜里十点来钟,杨泊听见房门被人一脚踢开。朱芸先闯进来,跟在后面的是她的三个兄弟。杨泊合上了尼采的著作,慢慢从床上爬起来,他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打!朱芸突然尖叫了一声,打死这个没良心的畜生!
他们动手前先关上了灯,这样杨泊无法看清楚他们的阴郁而愤怒的脸。杨泊只是感受到他们身上挟带的冰冷的寒气,感受到杂乱的拳头和皮鞋尖的攻击,他听见自己的皮肉被捶击后发出的沉闷的回音,还依稀听见朱芸忽高忽低的尖叫声,打!打死他我去偿命!杨泊头晕耳鸣,他想呼叫但颈部被谁有力地卡住了,他叫不出声音来。他觉得自己像一条狗被人痛打着,在痛楚和窒息中他意识到要保护他的大脑。于是他用尼采的著作挡住了左侧的太阳穴,又摸到一只拖鞋护住了右侧太阳穴,之后他就不省人事了。
大约半个钟头以后,杨泊从昏迷中醒来,房间里已黑漆漆的一片沉寂。杨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拉到了灯绳。他发现房间仍然维持原样,没有留下任何殴打的痕迹。这很奇怪。杨泊估计在他昏迷的时候朱芸已经收拾过房间,甚至那本尼采的著作也放回了书架上。杨泊觉得女人的想法总是这样奇怪之至。她竟然抽空收拾了房间。杨泊苦笑着自言自语。他走到镜子前,看见一张肿胀发青的脸,眼睑处鼓起一个小包,但是没有血痕。杨泊猜想那肯定也是被朱芸擦掉的,为什么要这样?杨泊苦笑着自言自语,他举起手轻柔地摸着自己受伤的脸部,对于受伤的眼睛和鼻子充满了歉疚之情。他身体单薄不善武力,他没能保护它们。最后杨泊的手指停留在鼻孔处,他轻轻地抠出一块干结的淤血,抹在玻璃镜子上,然后他注视着那块淤血说,恶心。真的令人恶心。
第二天又是寒风萧瑟的一天,杨泊戴了只口罩想出门去,走到门口看见楼道上并排坐着几个择菜的女邻居,杨泊又回来找了副墨镜遮住双眼。杨泊小心地绕开地上的菜叶,头向墙的一侧歪着。后面的女邻居还是喊了起来,小杨,你们家昨天夜里怎么回事?杨泊站住了反问道,我们家昨天夜里怎么回事?女邻居说,怎么乒乒乓乓地响,好像在打架?杨泊往上拽了拽口罩,他说,对不起,影响你们休息了。然后他像小偷似的悄悄溜出了旧式工房。
街上狂风呼啸,杨泊倒退着走了几步。杨泊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恃强欺弱,他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现在风也来猛烈地吹打他。一切都是考验和磨砺。杨泊想所谓的意志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生长的。什么都不能摧垮我的意志。杨泊这样想着朝天空吹了声口哨。天空是铅灰色的,稀少的云层压得很低,它们像一些破棉絮悬浮在烟囱和高层建筑周围。多日来气候总是欲雪未雪的样子,杨泊一向厌烦这种阴沉沉的天气。他希望在售票处会顺利,但他远远地就看见一支队伍从售票处逶迤而出,黑压压一片,杨泊的双眼眼球一齐疼痛起来。这是他特有的生理反应,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这样,只要看见人排成黑压压的蛇阵,他的眼球就会尖利地疼痛,他不知道这是哪种眼疾的症状。
售票大厅里聚集着很多人,一半是排队买票的,另一半好像都是黄牛票贩。杨泊站在标有北方字样的窗前,朝窗内高声问,去北京的卧铺票有吗?女售票员在里面恶声恶气地回答,后面排队去,杨泊就站到了买票的队伍后面。他听见前面有人在说,还卧铺呢,马上坐票都没有啦!又有人牢骚满腹地说,这么冷的天,怎么都不肯在家待着,怎么都发疯似的往北面跑呢?杨泊在队伍后面轻轻地一笑,杨泊说,这话说得没有逻辑,既然是这么冷的天,那你为什么也要往北面跑呢?发牢骚的人显然没有听见杨泊的驳斥,他开始用粗鲁下流的语言咒骂铁路、售票员以及整个社会的不正之风。这回杨泊笑出了声,杨泊觉得到处都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怨气和指责,他们缺乏清晰的哲学头脑和理论修养,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没有耐心,没有方法也没有步骤。
有个穿风衣的人在后面拉杨泊的衣袖,他说,到北京的卧铺票,加两包烟钱就行。杨泊坚决地摇了摇头,不,我排队。杨泊觉得那个人很可笑,只要我排队,自然应该买到票,我为什么要多付你两包烟钱?那个人说,别开国际玩笑了,你以为你排队就买到票了?我告诉你加两包烟钱你不会吃亏的,我给你二十块钱车票怎么样?可以给单位报销的。杨泊仍然摇着头,杨泊说,不,我不喜欢这样,该怎样就怎样,我不会买你这种不明不白的票。那个人鄙夷地将杨泊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突然骂道,你是个傻×。杨泊一惊,你说什么?那个人愤愤地重复了一遍,傻×,傻×。然后他推了杨泊一把,从排队队伍中穿插过去。杨泊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个人钻进南方票的队伍中,杨泊觉得他受到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污辱。幸好他已经排到了售票窗口,他把捏着钱的手伸进去,被女售票员用力推开了。她说,你手伸那么长干什么?杨泊说,买票呀,到北京的卧铺票。女售票员啪啪地在桌上敲打着什么东西,谁告诉你有票的?没有卧铺票了。说着她站起来把窗口的移门关上了。杨泊伸手去推已经推不开了,他说,没卧铺就买硬座,你关门干什么?女售票员在里面嗡声嗡气地说,不卖了,下班了,你们吵得我头疼。杨泊看看手表,离售票处的休息时间还有半个钟头,可她却不卖票了,她说她头疼。杨泊怒不可遏,朝着玻璃窗吼了一句,你混账。他听见女售票员不愠不恼地回答,你他妈的才混账呢,有意见找领导提去。
杨泊沮丧地走到外面的台阶上,几个票贩子立刻跟了上来。那个穿风衣的也在里面,他幸灾乐祸地朝杨泊眨眼睛,怎么样了?买到卧铺票啦?杨泊站在台阶上茫然环顾四周,他说,这个世界有时候无理可讲。穿风衣的人扬了扬手中的车票,怎么样?现在肯付两包烟钱了吧。杨泊注视着那个人的脸,沉默了一会,最后他微笑着摇了摇头。不,杨泊说,我绝不妥协。
这天杨泊的心情坏透了。杨泊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广袤的悲观和失望。他想也许这是天气恶劣的缘故,当一个人的精神轻如草芥的时候,狂暴的北风就变得残忍而充满杀机。杨泊觉得大风像一只巨手推着他在街上走,昨夜挨打后留下的伤处似乎结满了冰碴,那种疼痛是尖利而冰冷的,令人无法忍受。路过一家药店时,杨泊走进去买了一瓶止痛药。女店员狐疑地盯着他脸上的口罩和墨镜,你哪里疼?杨泊指了指口罩后面的脸颊,又指了指胸口,他说,这儿疼,这儿也疼,到处都有点疼。
星期一杨泊去公司上班,同事们都看见了他脸上的伤。没等他们开口问,杨泊自己做了解释,他说,昨天在房顶上修漏雨管,不小心摔下去了,没摔死就算命大了。哈哈。
杨泊拿了一沓公文走进经理办公室,默默地把公文交还给经理,他说,这趟差我出不成了,你另外找人去吧。
怎么啦?经理很惊讶地望着杨泊,不是你自己想去吗?
买不到车票。杨泊说。
怎么会买不到车票?没有卧铺就买坐票,坐票有补贴的,你也不会吃亏。
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恶心,我情绪不好。杨泊摸了摸脸上的淤伤,他说,我昨天从房顶上摔下来了。
莫名其妙。经理有点愠怒。他收起了那叠公文,又专注地盯了眼杨泊脸上的伤处,我知道你在闹离婚,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妻子那么贤惠能干,你孩子也很招人喜欢,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也要赶离婚的时髦?
离婚不是时髦,它是我的私事,它只跟我的心灵有关。杨泊冷静地反驳道。
那你也不能为私事影响工作。经理突然拍了拍桌子,他明显是被杨泊激怒了。什么买不到车票?都是借口,为了离婚你连工作都不想干了,不想干你就给我滚蛋。
我觉得你的话逻辑有点混乱。杨泊轻轻嘀咕了一句,他觉得经理的想法很可笑,但他不想更多地顶撞他,更不想作冗长的解释。杨泊提起桌上的热水瓶,替经理的茶杯续了一杯水,然后他微笑着退出了经理的办公室。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满意。
在走廊上杨泊听见有个女人在接待室里大声啼哭,他对这种哭声感到耳熟。紧接着又听见一声凄怆的哭喊,他凭什么抛弃我?这时候杨泊已经准确无误地知道是朱芸来了。杨泊在走廊上焦灼地徘徊了一会儿,心中充满了某种说不清的恐惧。他蹑足走到接待室门口,朝里面探了探脑袋。他看见几个女同事围坐在朱芸身边,耐心而满怀怜悯地倾听她的哭诉。
只有他对不起我的事,没有我对不起他的事,他凭什么跟我离婚?朱芸坐在一张木条长椅上边哭边说,她的头发蓬乱不堪,穿了件男式的棉大衣,脚上则不合时宜地套了双红色的雨靴。女同事们拉着朱芸的手,七嘴八舌地劝慰她。杨泊听见一个女同事在说,你别太伤心了,小杨这家伙还不懂事,我看他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我们会劝他回头的,你们夫妻也应该好好谈谈,到底有什么误会?这样哭哭闹闹的多不好。
自作聪明。杨泊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倚墙站着,他想知道朱芸到公司来的真正目的。如果她认为这样会阻挠离婚的进程,那朱芸未免太愚蠢了。
我们结婚时他一分钱也没有,房子家具都是我家的,连他穿的三角裤、袜子都是我买的,我图他什么?图他老实。谁想到他是装的,他是陈世美,他喜新厌旧,现在勾搭上一个女人,就想把我一脚蹬了。你们替我评评这个理吧。朱芸用手帕捂着脸边哭边说,说着她站了起来,我要找你们的领导,我也要让他评评这个理。
杨泊看见朱芸从接待室里冲出来,就像一头狂躁的母狮。杨泊伸手揪住了朱芸的棉大衣的下摆,朱芸回过头说,别碰我,你抓着我干什么?杨泊松开了手,他说,我让你慢点走,别性急,经理就在东面第三间办公室。
走廊上已经站满了人,他们都关注地望着杨泊。杨泊从地上捡起一张报纸挡着自己的脸,走进了楼道顶端的厕所。他将厕所门用力撞了三次,嘭,嘭,嘭,然后他朝走廊上的人喊,我在厕所里,你们想来就来看吧。走廊上的人窃窃私语,杨泊朝他们做了个鄙夷的鬼脸,然后走到了蹲坑上。抽水马桶已经坏了,蹲坑里储存着别人的可恶的排泄物,周围落满了各种质地的便纸,一股强烈的恶臭使杨泊感到反胃。他屏住呼吸蹲了下来,他想一个人是经常会被恶臭包围的,怎么办?对付它的最好办法就是屏住呼吸。杨泊的耳朵里依然有朱芸的哭诉声回荡着。他尽量不去想她和经理谈话的内容。现在他被一面墙和三块红漆挡板包围着,他发现其中一块档板被同事们写满了字,有几排字引起了杨泊的关注:
邹经理是条色狼
我要求加三级工资
我要出国留学啦
杨泊不太赞赏在厕所挡板上泄私愤的方法,但他喜欢这种独特的自娱态度。最后他也从口袋里掏出双色圆珠笔,在挡板上飞快地写了一排字:
我要离婚
冬天杨泊终于还是去北京出了一趟差。火车驶至河北省境内时,突然出了件怪事。有一辆货车竟然迎面朝杨泊乘坐的客车奔驰而来。杨泊当时正趴在茶案上打瞌睡,他依稀觉得火车停下来了,人们都探出车窗朝一个方向张望。事情终于弄清楚了,是扳道工扳错了轨次,两列相向而行的火车相距只有一百多米了。杨泊吓了一跳,在漫长的临时停车时间里,他听见车厢里的人以劫后余生的语气探讨事故的起因和后果。而邻座的采购员愤愤不平地对杨泊说,你说现在的社会风气还像话吗?扳道工也可以睡觉,拿我们老百性的性命当儿戏。杨泊想了一会扳道的事,在设想了事故的种种起因后,他宽宥了那个陌生的扳道工。杨泊淡然一笑说,谁都会出差错。也许扳道工心神不定,也许他正在跟妻子闹离婚呢。
杨泊用半天时间办完了所有公务。剩下的时间他不知道怎么打发。这是他生平第二次来到北京。第一次是跟朱芸结婚时的蜜月旅行。他记得他们当时住在一家由防空洞改建的旅馆里,每天早出晚归,在故宫、北海公园和颐和园之间疲于奔命,现在他竟然回忆不出那些风景点的风景了,只记得朱芸的那条白底蓝点子的连衣裙,它带着一丝汗味和一丝狐臭像鸟一样掠过。那段日子他很累,而且他的眼球在北京的浩荡人群里疼痛难忍。他还记得旅馆的女服务员郑重地告诫他们,不要弄脏床单,床单一律要过十天才能换洗。杨泊在西直门立交桥附近徘徊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几个女同事曾经托他买果脯和茯苓夹饼之类的东西,他就近跳上了一辆电车。时值正午时分,车上人不多。穿红色羽绒服的男售票员指着杨泊说,喂,你去哪儿?杨泊一时说不上地名,哪儿热闹就去哪儿,随便。售票员瞪了杨泊一眼,从他手上抢过钱,他说,火葬场最热闹你去吗?土老帽,捣什么乱?杨泊知道他在骂人,脸色气得发白,你怎么随便骂人呢?售票员鼻孔里哼了一声,他挑衅地望着杨泊的衣服和皮鞋,你找练吗?他说,傻×,你看你还穿西装挂领带呢!杨泊忍无可忍,一把揪住了对方的红色羽绒服。你怎么随便污辱人呢?杨泊只是拽了拽售票员的衣服,他没想到售票员就此扭住了他的肘关节。傻×,你他妈还想打我?售票员骂骂咧咧地把杨泊推到车门前。这时候杨泊再次痛感到自己的单薄羸弱,他竟然无力抵抗对方更进一步的污辱。车上其他的人面无表情,前面有人问,后面怎么回事?穿红羽绒服的售票员高声说,碰上个无赖,开一下车门,我把他轰下去。紧接着车门在降速中启开,杨泊觉得后背被猛地一击,身体便摔了出去。
杨泊站在一块标有青年绿岛木牌的草圃上,脑子竟然有点糊涂。脚踝处的胀疼提醒他刚才发生了什么。真荒谬,真倒霉。杨泊沮丧地环顾着四周,他觉得那个穿红羽绒服的小伙子情绪极不正常,也许他也在闹离婚。杨泊想,可是闹离婚也不应该丧失理智,随便伤害一个陌生人。杨泊又想也许不能怪别人,也许这个冬天就是一个倒霉的季节,他无法抗拒倒霉的季节。
马路对面有一家邮电局。杨泊走进了邮局,他想给俞琼挂个电话说些什么。电话接通后他又后悔起来,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心莫名其妙跳得很快。
喂,你是谁?俞琼在电话里很警惕地问。
我是一个倒霉的人。杨泊愣怔了一会说。
是你。你说话老是没头没脑的。俞琼好像叹了一口气,然后她的声调突然快乐起来,你猜我昨天干什么去了?我去舞厅跳通宵迪斯科了,跳得累死了,跳得快活死了。
你快活就好。我就担心你不快活。杨泊从话筒中隐隐听见一阵庄严的音乐,旋律很熟悉一时却想不起曲名,他说,你那边放的是什么音乐?
是你送给我的磁带,《结婚进行曲》。
别说话,让我听一会儿吧。请你把音量拧大一点。杨泊倚着邮电局的柜台,一手紧抓话筒,另一只手捂住另一只耳朵来阻隔邮电局的各种杂音。他听见《结婚进行曲》的旋律在遥远的城市响起来,像水一样洇透了他的身躯和灵魂,杨泊打了个莫名的冷战,他的心情倏地变得辽阔而悲怆起来。后来他不记得电话是怎样挂断的,只依稀听见俞琼最后的温柔的声音,我等你回来。
这天深夜,杨泊由前门方向走到著名的天安门广场。空中飘着纷纷扬扬的细雪,广场上已经人迹寥落,周围的建筑物在夜灯的照耀下呈现出一种直角的半明半暗的轮廓。杨泊绕着广场走了一圈,他看见冬雪浅浅地覆盖着这个陌生的圣地,即使是那些照相点留下的圆形木盘和工作台,一切都在雪夜里呈现肃穆圣洁的光芒。杨泊竭力去想象在圣地发生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结果却是徒劳。他脑子里依然固执地盘桓着关于离婚的种种想法。杨泊低着头,用脚步丈量纪念碑和天安门城楼间的距离。在一步一步的丈量中,他想好了离婚的步骤;一、要协议离婚,避免暴力和人身伤害;二、要给予朱芸优越的条件,在财产分配和经济上要做出牺牲;三、要提前找房子,作为新的栖身之地;四、要为再婚做准备,这些需要同俞琼商量。杨泊的思路到这里就堵塞了,俞琼年轻充满朝气的形象也突然模糊起来,唯一清晰的是她的乌黑深陷的马来人种的眼睛,它含有一半柔情一半鄙视,始终追逐和拷问着杨泊。你很睿智,你很性感,但你更加怯懦。杨泊想起俞琼在一次做爱后说过的话,不由得感伤起来。夜空中飞扬的雪花已经打湿了他的帽子和脖颈,广场上荡漾着湿润的寒意。杨泊发现旗杆下的哨兵正在朝他观望,他意识到不该在这里逗留了。
杨泊觉得在天安门广场考虑离婚的事几乎是一种亵渎,转念一想,这毕竟是个人私事,它总是由你自己解决问题,人大常委会是不可能在人民大会堂讨论这种事的。杨泊因此觉得自己夜游广场是天经地义的自由。
杨泊推开家门,意外地发现朱芸母子俩已经回家了。尿布和内衣挂在绳子上,还在滴水。地上扔满了玩具和纸片。孩子正端坐在高脚痰盂上,他在拉屎,朱芸的一只手抚着孩子,另一只手中还抓着一件湿衣服。她直起腰望着杨泊,目光很快滑落到他的旅行袋上,有一丝慌乱,也有一丝胆怯。
你爸爸回来了,快叫爸爸。朱芸轻轻地推了孩子一把。孩子茫然地看了看杨泊,又低头玩起积木来。朱芸说,你看你这傻孩子,你不是天天吵着要爸爸吗?
杨泊放下旅行袋走过去,亲了亲孩子的脸颊。孩子的脸上有成人用的面霜的香气,是朱芸惯常搽的那种香粉。除此之外,杨泊还闻到了一股粪便的臭味。他皱了皱眉头,用一种平淡的口气问,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给你熬了一锅鸡汤。朱芸没有回答杨泊的话,她看着厨房的方向说,汤里放了些香菇,还热着呢,你去盛一碗喝。
不想喝,你自己喝吧。
我打电话给你们公司,知道你今天回来。我是特意为你熬的鸡汤。你喜欢喝的。
那是以前。现在我对美味佳肴没什么兴趣,让我伤脑筋的是生存问题。杨泊脱掉鞋子躺到床上,他说,我很累,昨天夜里一夜没有合眼。杨泊觉得背上袭来一阵凉意,侧身一看是一块棉垫子,垫子被孩子尿得精湿,杨泊拎起它看了看,然后扔到了地上,讨厌。杨泊说。
你怎么扔地上?朱芸捡起了垫子,她的表情变得很难堪,你连孩子也讨厌了?孩子尿床是正常的,你怎么连孩子也讨厌了?
我只是讨厌这块垫子。请你不要偷换主题。
你讨厌我我也没办法,孩子是你的亲骨血,他有什么错?你凭什么讨厌你自己的孩子呢?
我不知道。杨泊翻了个身,将脸埋在发潮的被褥里,他听见朱芸急促的喘气声,那是她生气的标志。杨泊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邪恶的欲念,他想惹朱芸发怒,他想打碎她贤惠体贴的面具。每个人都讨厌我,即使是一个北京的电车售票员。杨泊闷声闷气地说,所以我也有理由恨别人,讨厌你们每一个人。
别骗人了。朱芸讥嘲地一笑,她开始窸窣地替孩子擦洗,她说,那么你连俞琼也讨厌啦?讨厌她为什么还要跟她一起鬼混?
我不知道。也许连她也令我讨厌,这恰恰是我们生存中最重要的疑问。杨泊朝空中挥了挥手,他从棉被的缝隙中窥视着朱芸,这些问题我没有想透,而你更不会理解,因为你只会熬鸡汤洗衣服,你的思想只局限在菜场价格和银行存款上。你整天想着怎样拖垮我,一起往火坑里跳。
杨泊发现朱芸紧咬着嘴唇,她的脸色变成钢板一样的铁青色。杨泊以为她会暴怒,以为她会撒泼,奇怪的是朱芸没这么做。朱芸抱着孩子呆立在痰盂旁,张大嘴望着天花板,杨泊听见她轻轻地嘀咕了一声,好像在骂放屁,然后她抱着孩子走到外间去了。房门隔绝了母子俩的声音和气息,这使杨泊感到轻松。他很快就在隐隐的忧虑中睡着了。在梦中杨泊看见孩子的条形粪便在四周飘浮,就像秋天的落叶,他的睡梦中的表情因而显得惊讶和厌恶。
不知道天是怎样一点点黑下来的,也不知道邻居们在走廊上突然爆发的争吵具体内容是什么。杨泊后来被耳朵后根的一阵微痒弄醒,他以为是一只虫子,伸手一抓抓到的却是朱芸的手指。原来是朱芸在抚摸他耳后根敏感的区域。你想干什么?杨泊挪开朱芸的手,迷迷糊糊地说。现在我不喜欢这样。在静默了一会儿以后,他再次感觉到朱芸那只手对他身体的触摸,那只手在他胸前迟滞地移动着,最后滑向更加敏感的下身周围。杨泊坐了起来,惊愕地看了看朱芸,他看见朱芸半跪在床上,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粉红色睡裙,她的头发像少女时代那样披垂在肩上。朱芸深埋着头,杨泊看不见她的脸。你怎么啦?他托起了她的下颏,他看见朱芸凄恻哀伤的表情,朱芸的脸上沾满泪痕。
别跟我离婚,求求你,别把我这样甩掉。朱芸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梦呓。
穿这么少你会着凉的。杨泊用被子护住了自己的整个身体,他向外挪了下位置,这样朱芸和他的距离就远了一点。这么冷的天,你小心着凉感冒了。他说。
别跟我离婚。朱芸突然又哽咽起来,她不断地绞着手中的一绺头发,我求你了,杨泊,别跟我离婚。以后你让我怎样我就怎样,我会对你好的。
我们不是都谈好了吗?该谈的都谈过了,我尊重我自己的人格和意愿,我决不随意改变自己的决定。
狠心的畜生。朱芸沉默了一会儿,眼睛中掠过一道绝望的白光。她说,你是在逼我,让我来成全你吧。我死给你看,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她跳下床朝窗户扑过去,拔开了窗户的插销。风从洞开的窗户灌进来,杨泊看见朱芸的粉红色睡裙疾速地膨胀,看上去就像一只硕大的气球。我现在就死给你看。朱芸尖声叫喊着,一只脚跨上了窗台,杨泊就是这时候冲上去的,杨泊抱住了她的另一只脚。别这样,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她的脸显出病态的红润。别拽我,你为什么要拽住我?朱芸用手掌拍打着窗框,她的身体僵硬地保持着下滑的姿势,我死了你就称心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杨泊只是紧紧地抱住她的腿,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他头脑发晕,他觉得有点恐怖,在僵持中他甚至听见一阵隐蔽而奇异的笑声,那无疑是对他的耻笑,它来自杨泊一贯信奉的哲学书籍中,也来自别的人群。笑声中包含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要出人命了,你现在怎么办?
杨泊后来把朱芸抱下窗台,已经是大汗淋漓。他把朱芸扔到地上,整个身体像发疟疾似的不停颤抖,而且无法抑制。杨泊就把棉被披在身上,绕着朱芸走了几圈,他对朱芸说,你的行为令人恐怖,也令人厌恶。他看见朱芸半跪半躺在地上,手里紧捏着一把水果刀,朱芸的眼神飘荡不定,却明确地含有某种疯狂的挑战性。请你放下刀子,杨泊上去夺下了水果刀,随手扔出了窗外。这时候他开始感到愤怒,他乒乒乓乓关上了窗子,一边大声喊叫,荒谬透顶,庸俗透顶,这跟离婚有什么关系?难道离婚都要寻死觅活的吗?
我豁出去了。朱芸突然说了一句,她的声音类似低低的呻吟,要死大家一起死,谁也别快活。
你说什么?杨泊没有听清,他回过头时朱芸闭上了眼睛。一滴泪珠沿着鼻翼慢慢滚落。朱芸不再说话,她身上的丝质睡袍现在凌乱不堪,遮掩着一部分冻得发紫的肉体。杨泊皱了皱眉头,他眼中的这个女人就像一堆粉红色的垃圾,没有生命,没有头脑,但它散发的腐臭将时时环绕着他。杨泊意识到以前低估了朱芸的能量,这也是离婚事宜拖沓至今的重要原因。
星期三下午是例行约会的时间,地点在百货大楼的鞋帽柜台前。这些都是俞琼选定的,俞琼对此曾作过解释,因为星期三下午研究所政治学习,当杨泊的电话拨到研究所的会议室时,俞琼就对领导说,我舅舅从广州来了,我要去接站了,或者说,我男朋友让汽车撞了,我马上去医院看他。至于选择鞋帽柜台这种毫无情调的约会地点,俞琼也有她的理由。这个地方别出心裁,俞琼说,可以掩人耳目,也不怕被人撞到。我们尽管坐着说话,假如碰到熟人,就说在试穿新皮鞋。
两个人肩并肩地坐在一张简易的长椅上。有个男人挤在一边试穿一双白色的皮鞋,脱了旧的穿新的,然后又脱了新的穿旧的。杨泊和俞琼都侧转脸看着那个男人,他们闻到一股脚臭味,同时听见那个男人嘟囔了一句,不舒服,新鞋子不如旧鞋子舒服。俞琼这时候捂着嘴笑起来,肩膀朝杨泊撞了一下。
你笑什么?杨泊问俞琼。
他说的话富有哲理,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笑不出来。每次看见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脚,我就烦躁极了。我们不应该在这里约会。
他说新鞋子不如旧鞋子舒服,俞琼意味深长地凝视着杨泊,肩膀再次朝杨泊撞了一下。这个问题你到底怎么想?
他是笨蛋。杨泊耸了耸肩膀,他说,他不懂得进化论,他无法理解新鞋子和旧鞋子的关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不足以让我们来讨论,我们还是商定一下以后约会的地点吧,挑个僻静的公园,或者就在河滨一带,或者就在你的宿舍里也行。
不。俞琼微笑着摇了摇头,她的表情带有一半狡黠和一半真诚,我不想落入俗套。我早就宣布过,本人的恋爱不想落入俗套。否则我怎么会爱上你?
你的浪漫有时让我不知所措。杨泊看了看对面的鞋帽柜台,那个试穿白皮鞋的男人正在和营业员争辩着什么,他说,皮鞋质量太差,为什么非要我买?你们还讲不讲一点民主啊?杨泊习惯性地捂了捂耳朵,杨泊说,我真的厌恶这些无聊的人群,难道我们不能换个安静点的地方说说话吗?
可是我喜欢人群。人群使我有安全感。俞琼从提包里取出一面小圆镜,迅速地照了照镜子,她说,我今天化妆了,你觉得我化妆好看吗?
你怎样都好看,因为你年轻。杨泊看见那个男人终于空着手离开了鞋帽柜台,不知为什么他舒了一口气。下个星期三去河滨公园吧,杨泊说,你去了就会喜欢那里的。
我知道那个地方。俞琼慢慢地拉好提包的拉链,似乎在想着什么问题。她的嘴唇浮出一层暗红的荧光,眼睛因为画过黑晕而更显妩媚。杨泊听见她突然暧昧地笑了一声,说,知道我为什么不想在公园约会吗?
你不想落入俗套,不想被人撞见,这你说过了。
那是借口。想知道真正的原因吗?俞琼将目光转向别处,她轻声说,因为你是个有妇之夫,你是个已婚男人,你已经有了个两岁多的儿子。
这就是原因?杨泊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忍不住去扳俞琼的肩膀,被她推开了。俞琼背向他僵直地坐在简易长椅上,身姿看上去很悲哀。杨泊触到了她的紫红色羊皮外套,手指上是冰凉的感觉。那是杨泊花了私藏的积蓄给她买的礼物,他不知道为什么羊皮摸上去也是冰凉的,杨泊的那只手抬起来,盲目地停留在空中。他突然感到颓丧,而且体验到某种幻灭的情绪。可是我正在办离婚,杨泊说,你知道我正在办离婚。况且从理论上说,已婚男人仍然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你以前不是从来不在乎我结过婚吗?
恶心。知道吗?有时候想到你白天躺在我怀里,夜里却睡在她身边,我真是恶心透了。
是暂时的。现实总是使我们跟过去藕断丝连,我们不得不花力气斩断它们,新的生活总是这样开始的。
你的理论也让我恶心。说穿了你跟那些男人一样,庸庸碌碌,软弱无能。俞琼转过脸,冷冷地扫了杨泊一眼,我现在有点厌倦,我希望你有行动,也许我们该商定一个最后的期限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问题是她把事情恶化了。前天夜里她想跳楼自杀。
那是恐吓,那不过是女人惯常的手段。俞琼不屑地笑了笑,你相信她会死?她真是要想死就不当你面死了。
我不知道。我只是不想把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有时候面对她,我觉得我的意志在一点点地崩溃,最可怕的问题就出在这儿。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听见百货大楼打烊的电铃声清脆地响了起来。逛商店的人群从他们面前匆匆退出。俞琼先站了起来,她将手放到杨泊的头顶,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发。杨泊想抓住她的手,但她敏捷地躲开了。
春天以前离婚吧,我喜欢春天。俞琼最后说。
他们在百货大楼外面无言地分手。杨泊看见俞琼娇小而匀称的身影在黄昏的人群中跳跃,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大街上闪烁着最初的霓虹灯光,空气中隐隐飘散着汽油、塑料和烤红薯的气味。冬天的街道上依然有拥挤的人群来去匆匆。杨泊沿着商业区的人行道踽踽独行,在一个杂货摊上他替儿子挑选了一只红颜色的气球。杨泊抓着气球走了几步,手就自然地摊开了,他看见气球在自己鼻子上轻柔地碰撞了一下,然后朝高空升上去。杨泊站住了仰起脸朝天空看,他觉得他的思想随同红色气球越升越高,而他的肢体却像一堆废铜烂铁急剧地朝下坠落。他觉得自己很疲倦,这种感觉有时和疾病没有区别,它使人焦虑,更使人心里发慌。
杨泊坐在街边栏杆上休息的时候,有一辆半新的拉达牌汽车在他身边紧急刹车。大头的硕大的脑袋从车窗内挤出来。喂,你去哪儿?大头高声喊,我捎你一段路,上车吧。杨泊看见大头的身后坐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杨泊摇了摇头。没关系,是我自己的车,大头又说,你客气什么?还要我下车请你吗?杨泊皱着眉头朝他摆了摆手,说,我哪儿也不去。真滑稽,我为什么非要坐你的车?大头缩回车内,杨泊清晰地听见他对那个女人说,他是个超级傻×,闹离婚闹出病来了。杨泊想回敬几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想想大头虽然无知浅薄,但他毕竟借了两万元给自己。
黄昏六点钟,街上的每个人都在往家走。杨泊想他也该回家了。接下来的夜晚他仍将面对朱芸,唇枪舌剑和哭哭笑笑,悲壮的以死相胁和无休无止的咒骂,虽然他内心对此充满恐惧,他不得不在天黑前赶回家去,迎接这场可怕的冗长的战役。杨泊就这样看见了家里的窗户,越走越慢,走进旧式工房狭窄的门洞,楼上楼下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国际新闻,他就站在杂乱的楼梯拐角听了一会儿,关于海湾战争局势,关于苏联的罢工和孟加拉国的水灾。杨泊想整个世界和人类都处于动荡和危机之中,何况他个人呢!杨泊在黑暗中微笑着思考了几秒钟,然后以一种无畏的步态跨上了最后一阶楼梯。
一个女邻居挥着锅铲朝杨泊奔来,你怎么到现在才回家?女邻居边跑边说,朱芸服了一瓶安眠药,被拉到医院去了,你还不赶快去医院?你怎么还迈着四方步呢?
杨泊站在走廊上,很麻木地看着女邻居手里的锅铲。他说,服了一瓶?没这么多,我昨天数过的,瓶子里只有九颗安眠药。
你不像话!女邻居的脸因愤怒而涨红了,她用锅铲在杨泊的肩上敲了一记,朱芸在医院里抢救,你却在计较瓶子里有多少安眠药,你还算人吗?你说你还算人吗?
可是为什么要送医院?我昨天问过医生,九颗安眠药至多昏睡两天。杨泊争辩着一边退到楼梯口,他看见走廊上已经站满了邻居,他们谴责的目光几乎如出一辙。杨泊蒙住脸呻吟了一声。那我就去吧。杨泊说着连滚带爬地跌下了楼梯。在门洞里他意外地发现那只褐色的小玻璃瓶,他记得就在昨天早晨看见过这只瓶子,它就放在闹钟边上,里面装有九颗安眠药。他猜到了朱芸的用意。他记得很清楚,有个富有经验的医生告诉他,九颗安眠药不会置人于死地,只会令服用者昏睡两天。
在市立医院的观察室门口,杨泊被朱芸的父母和兄弟拦住了,他们怒气冲冲,不让他靠近病床上的朱芸。朱芸的母亲抹着眼泪说,你来干什么?都是你害的她,要不是我下午来接孩子,她就没命了。杨泊在朱家众人的包围下慢慢蹲了下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事情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杨泊竖起食指在地上画着什么,他诚挚地说,我没有办法制止她的行为。朱芸的哥哥在后面骂起来,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想跟她结婚就结婚,想跟她离婚就离婚?杨泊回过头看了看他,杨泊的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
有个女护士从观察室里走出来,她对门口的一堆人说,你们怎么甩下病人在这里吵架?十七床准备灌肠了。杨泊就是这时候跳了起来,杨泊大声说,别灌肠,她只服了九颗安眠药。周围的人先是惊愕地瞪大了眼睛,紧接着响起一片粗鄙的咒骂声。杨泊被朱芸的兄弟们推搡着走。别推我,我发誓只有九颗,我昨天数过的。杨泊跌跌撞撞地边走边说,很快他就被愤怒的朱氏兄弟悬空架了起来。他听见有个声音在喊,把他扔到厕所里,揍死这个王八蛋。杨泊想挣脱却没有一丝力气,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垂死的羚羊陷入了暴力的刀剑之下。我没有错,你们的暴力不能解决问题。杨泊含糊地嘟哝着,任凭他们将他的头摁在厕所的蹲坑里,有人拉了抽水马桶的拉线,五十立升冰凉的贮水混同蹲坑里的粪被一起冲上了杨泊的头顶。杨泊一动不动,杨泊的血在顷刻间凝结成冰凌,它们在体内凶猛地碰撞,发出清脆的断裂的声音。摁紧他的头,让他清醒清醒。又有人在喊。杨泊依稀记得抽水马桶响了五次,这意味着二百五十升冷水冲灌了他的头部。后来杨泊站起来,一口一口地吐出嘴里的污水,他用围巾擦去脸上的水珠,对那些污辱他的人说,没什么,这也是一种苦难的洗礼。
这个冬天,杨泊几乎断绝了与亲朋好友的来往。唯一的一次是他上门找过老靳。老靳是杨泊上夜大学时的哲学教师,他能够成段背诵黑格尔、叔本华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他是杨泊最崇拜的人。杨泊去找老靳,看见他家的木板房门上贴了张纸条,老靳已死,谢绝探讨哲学问题。杨泊知道他在开玩笑。杨泊敲了很长时间的门,跑来开门的是老靳的妻子。她说,老靳不在,他在街口卖西瓜。杨泊半信半疑,老靳卖西瓜?老靳怎么会卖西瓜?老靳的妻子脸色明显有些厌烦,她把门关上一点,露出半张脸对杨泊说,我在做自发功,你把我的气破坏掉了。
杨泊走到街口果然看见了老靳的西瓜摊,老靳很孤独地守卫着几十只绿皮西瓜,膝盖上放着一只铝质秤盘。杨泊觉得有点尴尬,他走到老靳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恭喜发财了,老靳。
狗屁,老靳搬了个小马扎给杨泊,老靳的表情倒是十分坦荡。他说,守了三天西瓜摊,只卖了三只半西瓜。
大冬天的,上哪儿搞来的西瓜?杨泊说。
从黑格尔那里。有一天老黑对我说,把我扔到垃圾堆里去吧,你有时间读我的书,不如上街去捞点外快。老靳说着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摘下眼镜在杨泊的衣服上擦了擦,老黑还对我说,生存比思想更加重要,你从我这里能得到的,在现实中全部化为乌有。思想是什么?是狗屁,是粪便,是一块被啃得残缺不全的西瓜皮。
我不觉得你雅谑,你让我感到伤心。杨泊朝一只西瓜踢了一脚,他说,想不到你这么轻易地背弃了思想和信仰。
别踢我的西瓜。老靳厉声叫起来,他不满地瞟了杨泊一眼。老靳说,别再跟我探讨哲学问题,假如你一定要谈,就掏钱买一只西瓜,卖给你可以便宜一点。说真的,你买一只西瓜回家给儿子吃吧,冬天不容易吃到西瓜。
那你替我挑一只吧。杨泊说。
这才够朋友。老靳笨拙地打秤称西瓜的分量,嘴里念念有词,十块三毛钱,零头免了,你给十块钱吧。老靳把西瓜抱到杨泊的脚边,抬头看看杨泊失魂落魄的眼睛,他发现杨泊在这个冬天憔悴得可怕。听说你也在闹离婚?老靳说,你妻子已经服过安眠药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杨泊疑惑地问。
我有经验,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了。老靳沉吟着说,这是一场殊死搏斗,弄不好会两败俱伤。你知道吗?我的一只睾丸曾被前妻捏伤过,每逢阴天还隐隐作痛。
我觉得我快支撑不住了,我累极了。我觉得我的脑髓心脏还有皮肤都在淌血。杨泊咬着嘴唇,他的手在空中茫然地抓了一把,说实在的我有点害怕,万一真的出了人命,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要动脑子想。老靳狡黠地笑了笑说,我前妻那阵子差点要疯了,我心里也很害怕。你知道我后来用了什么对策?我先发疯,在她真的快疯之前我先装疯,我每天在家里大喊大叫,又哭又笑的,我还穿了她的裙子跑到街上去拦汽车。我先发疯她就不会疯了,她一天比一天冷静,最后离婚手续就办妥啦。
可是我做不出来。我有我的目标和步骤。杨泊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十块钱,放进老靳的空无一文的钱箱里。杨泊说,我做了所有的努力,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成为泡影,事情一步步地走向反面,你不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每天在两个女人的阴影下东奔西走,费尽了口舌和精力,我的身上压着千钧之力,有时候连呼吸都很困难。
问题看来还是出在你自己身上,你真该看看我写的一本书,你猜书名叫什么?叫《离婚指南》。本来今年夏天就该出书的,不知出版社为什么拖到现在还没出来。
什么书?你说你写了一本什么书?
《离婚指南》。老靳颇为自得地重复了一遍,是指导人们怎样离婚的经典著作,我传授了我的切身体验和方式方法,我敢打赌,谁只要认真读上一遍,离婚成功率起码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总算对人类做了一点贡献。杨泊闷闷不乐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杨泊这次笑得很厉害。他不停地捶着老靳说,我要看,我想看,等书出来后一定送我一本。
那当然,对所有离婚的人都八折优惠。
杨泊帮着老靳做了两笔生意就走了,他把那只海南西瓜夹在自行车的后架上,骑了没多远听见背后响起嘭的一声,回头一看是西瓜掉了,西瓜在街道上碎成两爿,瓜瓤是淡粉色的。这个王八蛋。杨泊骂了一句,他没有下车去捡。杨泊回忆着老靳说的话,你先发疯她就不会疯了。这话似乎有点道理。问题在于他厌恶所有形式的阴谋,即使是老靳式的装疯卖傻。我很正常,杨泊骑在车上自己笑起来,万一装疯以后不能恢复正常呢,万一真的变疯了怎么办呢?
公司扣去了杨泊的奖金,理由是杨泊已经多次无缘无故地迟到早退。杨泊在财务科无话可说,出了门却忍不住骂了一句粗话。女会计在里面尖声抗议,你骂谁?有本事骂经理去,是他让我们扣的。杨泊说,没骂你,我骂我自己没出息,扣了几个臭钱心里就不高兴。
杨泊在办公室门口被一个陌生的女人拦住。你叫杨泊吧?女人说着递来一张香喷喷的粉红色名片,我是晚报社会新闻版的记者,特意来采访你。
为什么采访我?杨泊很诧异地望着女记者,他说,我又不是先进人物,我也没做过什么好人好事,你大概搞错了。
听说你在离婚。女记者反客为主,拉杨泊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她掏出笔和本子,朝杨泊妩媚地笑了笑,我在写一篇专题采访,《离婚面面观》,你是第九十九个采访对象了。
莫名其妙。杨泊下意识地绷紧了身子,他朝各个办公室的门洞张望了一番。这是我的个人私事,不是社会新闻,杨泊说,我没什么可说的,我也不想说。
你不觉得社会新闻是从个人私事中衍生的吗?女记者用一种睿智而自信的目光注视着杨泊,谈谈你的想法好吗,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我心情不好,我刚刚被扣了年终奖。杨泊踢了踢脚边的一只废纸篓,他说,《因离婚被扣奖金,当事人无话可说》,我看这倒是一篇社会新闻的题目。
谈谈好吗?谈谈离婚的原因,是第三者插足还是夫妻感情不和?假如是性生活方面不协调,也可以谈,没有关系的。女记者豪爽地笑着鼓励杨泊,请你畅所欲言好吗?
没有什么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想离婚。
太笼统了,能不能具体一点?
我烦她,我厌恶她,我鄙视她,我害怕她,我还恨她。杨泊的声音突然不加控制地升得很高,他跺了跺脚说,这么说你懂了吧。所以我要离婚。离婚。
很好。女记者在本子上飞快地写下一些字,然后她抬起头赞赏地说,你的回答虽然简单,但是与众不同。
杨泊已经站了起来。杨泊一脚踢翻了走廊上的废纸篓,又追上去再踢一脚。狗屁。杨泊突然转过身对女记者喊叫,什么离婚面面观,什么离婚指南,全是自作聪明的狗屁文章,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离婚。离婚就是死,离婚就是生。你们懂吗?
这次一厢情愿的采访,激起了杨泊悲愤的情绪。杨泊沉浸其中,在起草公司年度总结的文章中,他自作主张地抨击了公司职员们的种种品格缺陷。他认为职员们自甘平庸的死气沉沉的生活,却喜欢窥测别人的隐私,甚至扰乱别人的生活秩序。杨泊伏在办公桌上奋笔疾书,抨击的对象扩展到公司以外的整个国民心态。他发现这份总结已经离题千里,但他抑制不住喷泉般的思想,他想一吐为快。最后他巧妙地运用了一个比方,使文章的结尾言归正传。杨泊的总结结尾写道:一个企事业单位就像一个家庭,假如它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最好是早日解体以待重新组建,死亡过后就是新生!
杨泊把总结报告交到经理手中,心中有一种满足而轻松的感觉。这样的心情一直保持到下午五点钟。五点钟,杨泊走出公司的大楼,传达室的收发员交给他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没有落款,一看笔迹无疑是俞琼的。今天是元月五号,算一算离立春还有多少天?杨泊读了两遍,突然想到上次俞琼给他规定的离婚期限,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收发员观察着杨泊的反应,指着明信片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杨泊好像猛地被惊醒,他对收发员怒目而视,什么什么意思?你偷看我的私人信件,我可以上法院告你渎职。杨泊说着将明信片撕成两半,再撕成四份,一把扔到收发员的脸上,什么意思你慢慢琢磨去吧。杨泊愠怒地走出公司的大铁门,走了几步又折身回到传达室的窗前。他看了看处于尴尬中的收发员,声音有点发颤,对不起,杨泊说,我最近脾气很坏,我不知这是怎么了,总是想骂人,总是很激动。收发员接受了杨泊真诚的道歉。收发员一边整理着桌上的信件一边说,没什么,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我知道离婚是件麻烦事。
连续五天,杨泊都收到了俞琼寄来的明信片。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日期在一天天地变更。到了第六天杨泊终于忍不住跑到了俞琼的集体宿舍里。恰巧只有俞琼一个人,但她顶着门不让杨泊进去。
我现在不想见你。俞琼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推着杨泊的身体,我说过我们要到春天再见,那些明信片你收到了吗?
你寄来的不是明信片,简直是地狱的请柬。
那是我的艺术。我喜欢别出心裁。你是不是害怕啦?
请你别再寄了。杨泊拼命想从门缝里挤进去,他的肩膀现在正好紧紧地卡在门缝中。杨泊说,别再寄了,你有时候跟朱芸一样令我恐惧。
我要寄。我要一直寄到春天,寄到你离婚为止。俞琼死死地顶着门,而且熟练地踩住杨泊的一只脚,阻止他的闯入。俞琼脸上的表情既像是撒娇,更像是一种示威。
让我进来,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杨泊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想去抓俞琼的手,结果被俞琼用扫帚打了一记。杨泊只好缩回手继续撑住门。你不觉得你太残忍吗?杨泊说,你选择了错误的方式,过于性急只能导致失败。她昨天差点自缢而死,她也许真的想用死亡来报复,那不是我的目的,所以请你别再催我,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吧。
我给了你一年时间,难道还不够?
可是你知道目前的情况,假如她真的死了,你我都会良心不安的。我们谁也不想担当凶手的罪名。一年时间不够,为什么不能是两年、三年呢?
我没这份耐心。俞琼突然尖声喊叫起来,然后她顺势撞上了摇晃的门,将杨泊关在门外。杨泊听见她在里面摔碎了什么东西。恶心,她的喊叫声仍然清晰地传到杨泊的耳中,我讨厌你的伪君子腔调,我讨厌你的虚伪的良心,你现在害怕了,你现在不想离婚了?不想离婚你就滚吧,滚回她身边去,永远别来找我。
你在说些什么?你完全误解了我说的话。杨泊颓丧万分地坐到地上,一只手依然固执地敲着身后的门,康德、尼采、马克思,你们帮帮我,帮我把话讲清楚吧。
恶心。俞琼又在宿舍里喊叫起来,你现在让我恶心透了。我怎么会爱上了你?我真是瞎了眼啦!
冬天以来杨泊的性生活一直很不正常。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感到一阵难耐的冲动,杨泊在黑暗中辗转反侧,心里充满了对自己肉体的蔑视和怨恚。借越窗而入的一缕月光,能看见铁床另一侧的朱芸。朱芸头发蓬乱,胳膊紧紧地搂着中间的孩子,即使在睡梦中她也保持了阴郁的神经质的表情。杨泊常常叹着气,听闹钟嘀嗒嘀嗒送走午夜时光。杨泊思想斗争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像青春期常干的那样,来一次必要的自渎。
杨泊没有发现朱芸已经悄悄地坐了起来,朱芸大概已经在旁边观看了好久,她突然掀掉了杨泊的被子,把杨泊吓了一跳。
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杨泊抢回被子盖住,他说,你睡你的觉,这不关你的事。
没想到你这么下流,你不觉得害臊吗?
我不害臊,因为这符合我的道德标准。杨泊的手仍然在被子下面摸索着,我还没完,你要是想看就看吧,我一点也不害臊。
朱芸在黑暗中发愣,过了一会她突然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朱芸一边哭一边重重地倒在床上,杨泊听见她在用最恶毒的话诅咒自己,睡在两人之间的孩子被惊醒了,孩子也扯着嗓子大哭起来。杨泊的情欲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事就是制止母子俩的哭声了。杨泊首先安慰朱芸,别哭了,我不是存心气你。这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杨泊说,我真的不是存心气你,请你别误会。
下流。朱芸啜泣着说。
我不会碰你。假如我碰了你,那才是下流,你明白吗?
下流?朱芸啜泣着说。
你非要说我下流我也没办法。杨泊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现在想睡了。杨泊最后说,我没有错,至多是妨碍了你的睡眠。也许我该睡到别处去了,我该想想办法,实在找不到住处,火车站的候车室也可以对付。
你休想。朱芸突然叫喊起来,你想就这样逃走?你想把孩子撂给我一个人?你要走也可以,把你儿子一起带走。
杨泊不再说话。杨泊摊开双掌蒙住眼睛,在朱芸的絮叨声中力求进入睡眠状态。除此之外,他还听见窗外悬挂的那块腌肉在风中撞击玻璃的声音,远处隐隐传来夜行火车的汽笛声。每个深夜都如此漫长难捱,现在杨泊对外界的恐惧也包括黑夜来临,黑夜来临你必须睡觉,可是杨泊几乎每夜都会失眠。失眠以后他的眼球就会疼痛难忍。
临近农历春节的时候,南方的江淮流域降下一场大雪。城市的街道和房屋覆盖了一层白皑皑的雪被。老式工房里的孩子们早晨都跑到街上去堆雪人,窗外是一片快乐而稚气的喧闹声。杨泊抱着孩子看了一会儿外面的雪景,忽然想起不久前的北京之行,想起那个雪夜在天安门广场制定的四条离婚规划,如今竟然无一落实。杨泊禁不住嗟叹起来,他深刻地领悟了那条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哲学定律:事物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杨泊把儿子送进了幼儿园。他推着自行车走到秋千架旁边时,吃了一惊,他看见俞琼坐在秋千架上,她围着一条红羊毛围巾,戴了口罩,只露出那双深陷的乌黑的眼睛,直直地盯住杨泊看。她的头上肩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花。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杨泊迎了上去,他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俞琼,你跑到这儿来等我?发生什么事了?
我让你看看这个。俞琼突然拉掉了脸上的口罩,俞琼的脸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抓痕,它们是暗红色的,有两道伤痕切口很深,像是被什么利器划破的。你好好看看我的脸,俞琼的嘴唇哆嗦着,她美丽的容貌现在显得不伦不类,俞琼的声音听上去沙哑而凄凉,她说,你还装糊涂?你还问我发生什么事了?
是她干的?杨泊抓住秋千绳,痛苦地低下了头,她怎么会找到你的?她从来没见过你。
正要问你呢。俞琼厉声说着从秋千架上跳下来。她一边掸着衣服上的雪片,一边审视着杨泊,是你搞的鬼,杨泊,是你唆使她来的,你想以此表明你的悔改之意。杨泊,我没猜错吧。
你疯了。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我没想到她会把仇恨转移到你身上。她也疯了,我们大家都丧失了理智。
我不想再听你的废话。我来是为了交给你这个发夹。俞琼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她抓住杨泊的手,将发夹塞在他手里,拿住它,你就用这个证明你的清白。
什么意思?杨泊看了看手里的发夹,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给我发夹?
她就用它在我脸上乱抓乱划的,我数过了,一共有九道伤。俞琼的目光冰冷而专制地逼视着杨泊。过了一会儿她说,我现在要你去划她的脸,就用这只发夹,就要九道伤,少一道也不行。我晚上会去你家做客,我会去检查她的脸,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清白。
你真的疯了。你们真的都疯了。我还没疯你们却先疯了。杨泊跺着脚突然大吼起来。他看见幼儿园的窗玻璃后面重叠了好多孩子的脸,其中包括他的儿子,他们好奇地朝这边张望着。有个保育员站在滑梯边对他喊,你们怎么跑到幼儿园来吵架?你们快回家吵去吧。杨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骑上车像逃一样冲出了幼儿园的栅栏门。他听见俞琼跟在他身后边跑边叫,别忘了我说的话,我说到做到,晚上我要去你家。
杨泊记不清枯坐办公室的这一天是怎么过去的。他记得同事们在他周围谈论今冬的这场大雪,谈论天气、农情和中央高层的内幕。而他的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紧紧地握紧那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他下意识试了试发夹两端的锋刃,无疑这是一种极其女性化的凶器。杨泊根本不想使用它。杨泊觉得俞琼颐指气使的态度是愚蠢而可笑的,她没有权利命令他干他不想干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晚上将会出现的可怕场面。想到俞琼那张伤痕累累的脸,想到她在秋千架下的邪恶而凶残的目光,杨泊有点心灰意懒。他痛感到以前对俞琼的了解是片面的,也许他们的恋情本质上是一场误会。
这天杨泊是最后离开公司的人。雪后的城市到处泛着一层炫目的白光,天色在晚暮中似明似暗,街上的积雪经过人们一天的踩踏化为一片污水。有人在工人文化宫的门楼下跑来跑去,抢拍最后的雪景。笑一笑,笑得甜一点。一个手持相机的男孩对他的女友喊。杨泊刹住自行车,停下来朝他们看了一会儿。傻×,有什么可笑的?杨泊突然粗鲁地嘀咕了一句。杨泊为自己感到吃惊,他有什么理由辱骂两个无辜的路人?我也疯了,我被他们气疯了。杨泊这样为自己开脱着,重新骑上车。回家的路途不算太远,但杨泊骑了很长时间,最后他用双腿撑着自行车,停在家门前的人行道上。他看见那幢七十年代建造的老式工房被雪水洗涤一新,墙上显出了依稀的红漆标语。他看见三层左侧的窗口已经亮出了灯光,朱芸的身影在窗帘后面迟缓地晃动着,杨泊的心急遽地往下沉了沉。
你在望什么?一个邻居走过杨泊身边,他疑惑地说,你怎么在这儿傻站着?怎么不回家?
不着急。天还没黑透呢。杨泊看了看手表说。
朱芸做了好多菜,等你回家吃饭呢。
我一点不饿。杨泊突然想起什么,喊住了匆匆走过的邻居,麻烦你给朱芸带个口信,我今天不回家,我又要到北京去出差了。
是急事?邻居边走边说,看来你们公司很器重你呀。
是急事。我没有办法。杨泊望着三层的那个窗口笑了笑,然后他骑上车飞快地经过了老式工房。在车上他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只黑发夹看了看,然后一扬手将它扔到了路边。去你妈的,杨泊对着路边的雪地说,我要杀人也绝对不用这种东西。
杨泊不知道该去哪儿消磨剩余的时间,自行车的行驶方向因此不停地变化着,引来路人的多次抗议和嘲骂声。后来杨泊下了车,他看见一家公共浴室仍然在营业,杨泊想在如此凄冷的境遇下洗个热水澡不失为好办法。他在柜台上买了一张淋浴票走进浴室。浴室的一天好像已接近尾声,人们都在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服务员接过杨泊的淋浴票,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怎么还来洗澡?马上都打烊停水啦。杨泊扮着笑脸解释说,我忙了一天,现在才有空。服务员说,那你快点洗,过了七点半钟我就关热水了。
淋浴间里空空荡荡的,这使杨泊感到放心。杨泊看见成群的一丝不挂的肉体会感到别扭,也最害怕自己的私处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最好,谁也别看谁。杨泊自言自语着逐个打开了八个淋浴龙头,八条温热的水流倾泻而出,杨泊从一个龙头跑到另一个龙头,尽情享受这种冬夜罕见的温暖。杨泊对自己的快乐感到茫然不解。你怎么啦?你现在真的像个傻×。杨泊扬起手掌掴了自己一记耳光。在蒸汽和飞溅的水花中他看见朱芸和俞琼的脸交替闪现,两个女人的眼睛充满了相似的愤怒。别再来缠我,你们也都是傻×。杨泊挥动浴巾朝虚空中抽打了一下。让我快乐一点。为什么不让我快乐一点?杨泊后来高声哼唱起来,这是庄严动听的《结婚进行曲》的旋律。杨泊不仅哼唱,而且用流畅的口哨声为自己伴奏起来。很快他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哭了,所幸没有人会发现他的眼泪。
不准唱,你再唱我就关热水啦。浴室的服务员在外面警告杨泊说,我们要打烊,你却在里面磨磨蹭蹭鬼喊鬼叫。
我不唱了,可是你别关热水。让我再洗一会吧,你不知道外面有多冷。杨泊的声音在哗哗的水声中听上去很衰弱。烦躁的浴室服务员对此充耳不闻,他果断地关掉了热水龙头,几乎是在同时,他听见浴室里响起杨泊一声凄厉的惨叫。
杨泊离开浴室时,街道上已经非常冷清,对于一个寒冷的雪夜来说这是正常的。但杨泊对此有点耿耿于怀,那么多的人群,在他需要的时候都消失不见了。杨泊一个人在街上踽踽独行,他的自行车在浴室门口被人放了气阀,现在它成为一个讨厌的累赘。杨泊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分析了他所在的地理位置和下面该采取的措施。他想他只有去附近的大头家了,大头的居住条件优裕,他想他只有先在大头那里借宿一夜了。
敲了很长时间的门,里面才有了一点动静。有个穿睡衣的女人出来,隔着防盗门狐疑地审视着杨泊。杨泊发现女人的乳房有一半露在睡衣外面,他下意识地扭过了脸。
我找大头,我是他的朋友。杨泊说。
这么晚找他干什么。
我想在这儿过夜。
过夜?女人细细的眉毛扬了起来,她的嘴角浮出一丝调侃的微笑,你怎么来过夜?大头从来不搞同性恋。
杨泊看见那扇乳白色的门砰然撞上,他还听见那个女人格格的笑声,然后过道里的灯光就自然地熄掉了。他妈的,又是一个疯女人。杨泊在黑暗中骂了一声,他想他来找大头果然是自讨没趣。杨泊沮丧地回到大街上,摸摸大衣口袋,钱少得可怜,工作证也不在,找旅社过夜显然是不可能的。也许只有回家去?杨泊站在雪地里长时间地思考,最后毅然否定了这个方案。我不回家,我已经到北京去出差了。我不想看见朱芸和俞琼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杨泊想,今天我已经丧失了回家的权利,这一切真是莫名其妙。
午夜时分,杨泊经过了城市西区的建筑工地。他看见许多大口径的水泥圆管杂乱地堆列在脚手架下。杨泊突然灵机一动,他想他与其在冷夜中盲目游逛,不如钻到水泥圆管中睡上一觉。杨泊扔下自行车钻了进去,在狭小而局促的水泥圆管中,他设计了一个最科学的睡姿,然后他弓着膝盖躺了下来。风从断口处灌进水泥圆管,杨泊的脸上有一种尖锐的刺痛感。外面的世界寂然无声,昨夜的大雪在凝成冰碴或者悄悄融化,杨泊以为这又是寒冷而难眠的一夜,奇怪的是他后来竟睡着了。他依稀听见呼啸的风声,依稀看见一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它被某双白嫩纤细的手操纵着,忽深忽浅地切割他的脸部和他的每一寸皮肤。这样的切割一直持续到他被人惊醒为止。
两个巡夜警察各自拉住杨泊的一只脚,极其粗暴地把他拽出水泥圆管。怪不得工地上老是少东西,总算逮到你了。年轻的警察用手电筒照着杨泊的脸。杨泊捂住了眼睛,他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它们茫然张大着,吐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别来缠我,杨泊说,让我睡个好觉。
你哪儿的?来工地偷了几次了?年轻的警察仍然用手电照着杨泊的脸。
我疼。别用手电照我。杨泊说。我的眼睛受不了强光。
你哪儿疼?你他妈的少给我装蒜。
我脸上疼,手脚都很疼,我的胸口也很疼。
谁打你了?
没有谁打我。是一只发夹。杨泊的神情很恍惚,他扶着警察的腿从泥地上慢慢站起来,他说,是一只发夹,它一直在划我的脸。我真的很疼,请你别用手电照我的脸。
是个疯子?年轻警察收起了手电筒,看着另一个警察说,他好像不是小偷,说话颠三倒四的,眼神也不对劲。
把他送到收容所去吧。另一个警察说,他好像真有病。
不用了。我只是偶尔没地方睡觉。杨泊捂着脸朝他的自行车走过去,脚步依然摇摇晃晃的。他用大衣衣袖擦去座垫上的水汽,回过头对两个警察说,我不是疯子,我叫杨泊,我正在离婚。可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去离婚了。
杨泊最后自然是没有离婚。春季匆匆来临,冬天的事情就成为过眼烟云。有一天,杨泊抱着儿子去书店选购新出版的哲学书籍,隔着玻璃橱窗看见了俞琼。俞琼早早地穿上一套苏格兰呢裙,和一位年轻男人手挽手地走过。杨泊朝他们注视良久,心里充满了老人式的苍凉之感。
书店的新书总是层出不穷的,杨泊竟然在新书柜台上发现了老靳的著作《离婚指南》,黑色的书名异常醒目。有几个男人围在柜台前浏览那本书。杨泊也向营业员要了一本,他把儿子放到地上,打开书快速地看了起来。杨泊脸上惊喜的笑容渐渐凝固,渐渐转变为咬牙切齿的愤怒,最后他把书重重地摔在柜台上。
胡说八道。杨泊对周围的人说,千万别买这本书,千万别上当。没有人能指导离婚,他说的全是狗屁。
你怎么知道他说的全是狗屁呢?
我当然知道。杨泊说,请相信我,这本书真的是狗屁。
狗屁。杨泊的儿子快乐地重复杨泊的话。杨泊的儿子穿着天蓝色的水兵服,怀里抱着一把粉红色的塑料手枪。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