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手向西
到了后来，我再也想不起子韬的脸了。据其他同学回忆，子韬的容貌一般，或者说没有什么特色。他的左脚踝关节处长着一块酱色的疮疤，仅此而已。就是这块疮疤后来渐渐溃烂发炎，直至把他送到射鹿县的麻风病院。
那辆白色救护车停在操场上，大概是午后三点钟光景，子韬站在足球场上，看见三个男人从救护车里跳下来。子韬把足球踢给别人，低着头站着，双脚轮流蹭打地上的草皮。子韬穿着田径裤和蓝白相间的长统线袜，他站在那里，抬头看了看天空，然后弯下腰把线袜拉下来，匆忙地朝自己的踝部扫了一眼，他的脸色立刻苍白起来。当三个男人走近子韬把他凌空架走时，子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蹬踢着那些人的脸，同时发出愤怒的狂叫。
我不是
我不去
操场上的人听见了子韬的叫声，他们看见子韬脚上的运动鞋在挣扎中掉下来了，而他的袜子也快剥落，露出踝部一大块酱色的疮疤。
还有一个女人戴着口罩从救护车里下来，她提着一架喷射器沿着足球场走，在每个地方都喷下了一种难闻的药水。她对围观的人说，你们快走，我在喷消毒药水。三天内足球场停止使用。
我所供职的报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称他是从射鹿麻风病医院逃出来的唯一幸存者，他亲眼目睹了焚烧医院和病人的残酷事实。一百一十三名麻风病人被活活烧死，尸骸埋在公路边的麦田里。
我注意了一下来信，信纸是从小学生作文簿上撕下来的，信封是那种到处出售的印有花卉图案的普通信封。我洗了洗手，用铁夹把信夹着又仔细看了一遍，信尾没有署名，只有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幸存者。幸好邮戳还算清晰，邮戳上盖的是射鹿湖里。
这封读者来信被套上了一个塑料袋，在我的同事中间传阅。第二天，我的上司就通知我到射鹿县去调查此事。
射鹿一带河汊纵横，空气清新湿润。公路总是傍着水面向前延伸，路的两侧是起伏均匀的洼地，长满茂密的芦苇和散淡的矢车菊。秋天水位涨高，河汊里的水时而漫过公路路面，汽车有时就从水中驶过，溅起无数水花。开往射鹿的长途汽车因此常常需要紧闭车窗。时间一长，窗外的秋野景色变得单调无味，而车内浑浊的空气又使我昏昏欲睡。
在一个水坝上，汽车莫名其妙地停住了。我随几个人下车探个究竟，看见司机和一个奇怪的男人对峙着。那个男人光着脚，身上裹一件肮脏油腻的军用大衣。他的脸被什么东西涂得又黑又稠，一手高举着一块牛粪状的东西，一手朝司机摊开，嘴里含糊地咕噜着。我问司机，他要干什么？司机笑了笑，说，拦路的泼皮，要两块钱。我凭什么给他两块钱？那个男人突然清晰地狂叫起来，不给钱不让走！司机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上车拿给你。说着眨了眨眼睛。司机把车下的乘客都赶上车，然后他坐到驾驶座上，猛地点火发动，汽车趔趄了一下后往前冲去。我看见那个男人惶乱地跳起来，摔在路坡上，朝木闸那儿滚动了五六米远。最后他趴伏在陡坡上，远看就像一只巨大的蜥蜴。
汽车在受到意外的惊扰后越开越快。我回头看见那个裹着军用大衣的男人已经重新站在水坝上，他现在变得很小，隐隐地传来他愤怒的骂声。根据动作判断，他好像徒劳地朝我们的汽车砸着那团牛粪。
射鹿这地方给我的最初印象很坏，这也影响了我后来的调查。
我在射鹿城里住了一天，发现这个小城没有任何趣味可言，唯一让我惊奇的是城里有几家棺材店，从窄小的门洞望进去，可以看见那些棺材在幽暗中闪着隐晦的红光。我所栖身的招待所房间、床单和枕头上都洒上了劣质花露水，香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一切都是刚洗净换上的，但是我无意中发现枕巾上有一块硬斑，不知以前擦过什么东西，头发碰在上面就咝咝地响。陪同我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说，小地方条件差，请你多多包涵了。
我把那封信交给副部长看，他匆匆看了一遍就递还给我，说又是这个疯子，他又出动了。我说，他是谁？副部长苦笑说，要知道他是谁就好办了。这个人每年都要写信给报纸，说我们把麻风病医院烧了，把麻风病人都烧死了，纯属造谣惑众，在你之前已经有许多记者上过他的当了。我把信重新收起来放进包里，我说，射鹿好像是有一个麻风病院。副部长说，有过，但是五年前就迁往别处了。病人也随医院迁走了。我说，医院旧址还在吗？他说，当然在，那么好的房子怎么舍得拆？现在那里是禽蛋加工厂。每年为县里创收三十万元。他暧昧地对我笑笑，又说，你想去那里看看吗？去吃鸡，厂里有的是鸡，我陪你去吃百鸡宴。我点了点头，我说我最喜欢吃鸡了。
第二天我随副部长驱车前往射鹿湖边的麻风病医院旧址。旧址濒临浩渺的射鹿湖，远远地就看见一片白墙红瓦掩映在石榴树林里，空气中隐隐飘来鸡粪的腥臭。吉普车在狭窄的乡间公路上左冲右突，冲进了一片高高的颓散的铁丝网包围圈里。副部长说，这就是以前医院的地盘了，以前还有两圈铁丝网，后来被拉断了，麻风病很危险，隔离措施不严密不行，曾经有病人想逃，结果就被电网电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禽蛋加工厂我参观了宰鸡车间，看见一种奇妙的宰鸡流水线，一只活鸡倒挂在电动铁钩上，慢慢送进宰割机中修饰加工，最后就从一个大喇叭口里晕头晕脑地飞出来，已经是光溜溜的开肠破肚一毛不剩了。我面对无数鸡腿鸡翅瞠目结舌。许多宰鸡工人在流水线上安静地操作，我逐个观察他们的皮肤，他们个个红润健康，脸上、手上、脖颈上没有任何可疑的疮疤，很明显，他们不是昔日的麻风病人。
午宴上果然都是鸡，加工厂的厂长热情好客，他竭力劝我把各种鸡都尝一下，并说明哪种鸡是出口的，哪种鸡获得部优称号，但我还是偏爱油炸鸡腿，一连吃了五只。我记得吃到第六只的时候我有点神思恍惚了，我看见第六只鸡腿的踝关节上有一块酱色的疮疤，于是我看见昔日的同学子韬站在足球场上，他慢慢地把线袜往下剥，露出一块酱色的溃烂发炎的疮痂。这时候我感到一阵恶心，捂住了嘴，我飞快地跑到外面，面对一只巨大的塑料鸡笼呕吐起来，吐得很厉害，我几乎把吃进去的鸡全部吐出来了。
副部长和禽蛋加工厂厂长都站在一边看我吐，等我吐完了他们上来扶住我。副部长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吐，其实习惯了就会好的。厂长则解释说，这些鸡都是很干净的，卫生检查完全合格，国内国外市场上都很畅销。我为自己的失态而窘迫不安，我说，这跟卫生无关，只是我的胃有问题。
关于麻风病医院旧址的情况，我无法再详细描述了。我沿着业已锈蚀的铁丝网，搜寻某些特殊的痕迹。这里的石榴树长得异乎寻常的高大茁壮，但很少有结果的。树下可以看见几张歪斜的石桌石凳，有一只木质羽毛球拍和袜子、手套之类的杂物在草丛里静静地腐烂。我不能判断它们是何时遗弃在这里的，也许它们同那座迁移了的医院没有关联。
在射鹿城逗留的那些日子里，我时常有一些谵妄的阴暗的念头。一切都是那封群众来信生发的效果，我对所有的触摸保持高度警惕。除了自由流动的空气，我避免任何东西对皮肤的接触。我不跟人握手。我和衣而睡。我用自己的饭盒和匙子去餐厅吃饭。但即使这样，我在睡眠状态下仍然感到身上处处发痒，尤其是左脚踝关节处，那里奇痒难忍，我在睡梦中仍然记着对麻风病症状的验证办法，我狠狠地掐拧左脚踝关节处。那样的深夜，我听见远远的射鹿湖的潮声和第一声鸡啼，对左脚的疼痛又高兴又惶恐。
走在射鹿城枯燥单调的街道上，对旧友子韬的回忆突然会变得清晰起来，我会发现街上的某个行人很像子韬，我的视线下意识地扫向他们的左脚踝关节，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是秋天了，射鹿的男人大多穿着化纤长裤和黑色皮鞋。所以，在大街上寻找一个人常常会一无所获。
你知道一个叫黄子韬的人吗？我问副部长。
他是射鹿人？副部长说，说详细点，射鹿的人我都认识。
不，他是一个麻风病人。
我不认识麻风病人，我怎么会认识他们？
随便问问。我说，他是我的中学同学。
你如果想打听麻风病人的情况，可以去找邓大夫，副部长说，他以前是医院的主治大夫，退休后就留在射鹿了。
后来我真的按地址找到了邓大夫。那是个干瘪苍老的老头，独居在一个潮湿的种满花草的小院里。我是一个人去的，事实上调查至此已经纯属私人性质。我有点胆怯地推开一扇长满青苔的木门，看见台阶上站着那个老头，他背对着我，往墙上挂一只蝴蝶标本。当他回过头时，我猛地看见一只巨大的白纱口罩。那只大口罩把邓大夫的脸全部蒙住，只露出一双敏捷的鹰鹫般的眼睛。
你是谁？我现在不看病了，你要是有病请到县医院皮肤科去，那里有特别门诊。邓大夫在口罩后面发出的声音嗡嗡的。
我意识到发生了一场难堪的误会。我的心情立刻变得很坏。我提高声音说，我不是麻风病人。我来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邓大夫依然在挂蝴蝶标本，墙上几乎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蝴蝶标本。他说，他们都跟着医院迁走了。
你知道一个叫黄子韬的病人吗？
黄子韬？邓大夫猛然回过头，口罩外面的眼睛亮了一下，你是他的什么人？你是他兄弟？
没有什么特殊关系，我和他是中学同学。
如果是这样，告诉你也不要紧。邓大夫走下台阶，在距离我两米远的地方站住，他说，黄子韬死了，他逃，让电网电死了。
我一时无言。在满院的茑萝和美人蕉的阴影里，我看见一只白色线袜渐渐剥落，露出一块模糊的疮疤。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感觉。
他为什么要逃？我说。
他不相信自己是麻风病人，怎么也不相信。他逃了七次，我们对他毫无办法。
明知有电网，为什么让他逃呢？
医生只管治疗他的皮肤，管不住他的头脑。他不相信自己有病，他要逃，你有什么办法？
确实没有什么办法。我想了想说，转身轻轻地离开小院。我把那扇木门按原样虚掩上，然后从门缝里最后张望了一眼邓大夫，我看见的还是那只巨大的白纱口罩。邓大夫自始至终没有摘下那只口罩。一些茑萝精致的叶子在他的头顶飘拂，让我联想起死亡所具有的诗情画意。
我在射鹿县的调查显然是劳而无功的。新闻就是这样，当一方提供的事实真实可信时，有关的另一方必须隐去，或者说，必须忽略不计。那个写匿名信的幸存者无疑属于后者。况且，在射鹿县的五十万人口中寻找写信人不啻海底捞针。
最后那天，我搭便车去了湖里。湖里是一个乡，在射鹿湖的西岸。我想湖里大概是射鹿县景色最优美的地方了，我独自在水边的乡间公路上走，拍下了一些典型的风光照片。我甚至在一片水洼地边拍到了野生天鹅的照片，那只天鹅风姿绰约，独饮清泉，它也可以替代那篇无法完成的惊人新闻登上报纸头版。我怀着一种愉悦的心情跟着那只天鹅穿越了乡间公路。天鹅步态轻盈欲飞欲走，它在一个大草垛上停留了片刻后，飒飒地飞离地面。我不知道它会飞到哪里去，我是无法测定天鹅的行踪的。
关键是那个大草垛，我突然注意到草垛上用石灰水刷写的几个大字：吹手向西。我觉得这个路标的语意很奇怪，在空寂的乡间公路上，它指点人们向西寻找吹手，吹手是凭借乐器送死者升天的行当，那么在荒凉无人的湖里地带，吹手能等到他的雇主吗？
我极目西望，方圆几里看不见一座村庄。在公路的西面，在一片瓜地中央，有一座低矮的窝棚。我似乎还看见一件白色的衬衫在两棵树之间随风飘动。我朝西走去，路标告诉我，吹手就坐在窝棚里等待。
我弯腰钻进窝棚，看见一个满面络腮胡子的男人坐在一张草席上，他在吃一只熟透了的西瓜。窝棚里光线暗淡，看不清吹手的脸，我只觉得他的牙齿很白而他手里的西瓜很红。
你家有丧事？吹手把瓜往地上一扔，朝墙上摘着什么。
不，我只是看看。
是你父亲还是妻子，还是孩子？
不，都不是，我有个同学死了。
我只吹唢呐。吹手将一只发亮的唢呐朝我晃晃，你如果要请吹箫人、打鼓的，还要往西走，再走三里地。
我往窝棚的门口挪了挪，坐下来。我闻见窝棚里有一种植物或者生肉腐烂的气味。我转过脸看了看挂在两棵树之间的白衬衫。我说，我有个同学死了。
同学是什么？吹手问，是亲戚吗？
吹手挨近我，他的一条腿懒散地斜伸着，伸到我的面前。阳光投射到窝棚的门口，照亮吹手光裸的粗壮的小腿，我差点叫出声来，因为我看见吹手的左腿踝关节处有一块酱色的疮疤。
我跳起来，离开了窝棚。我站着大口地喘气，四周是空旷的湖里野地，风从湖上来，拂动吹手晾晒的白衬衫，这个时刻，世界对于我变得虚幻不定。
我听见窝棚里传来了沉闷的唢呐声，戛然而止，好像呜咽，接着唢呐大概被吹手悬挂了起来，发出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喂，到底是谁死了？吹手在窝棚里问。
我没有说话。我的眼前固执地重复着一个画面：我看见子韬的白线袜渐渐地从腿上褪落下来，他单腿站在足球场上，沉重地抬起左脚，他的左脚踝关节处结着酱色的疮痂，它在阳光的照射下溃烂发炎。
你如果要请吹笛的、拉琴的，还要往西走。往西再走三里地。吹手在窝棚里说。
从射鹿回来的第二天，我发现我的左脚踝部开始发痒，细细一看，还有一块隐隐的红斑。我到医院的皮肤科挂了急诊，我怀着异样焦灼的心情观察医生对那块红斑的检查。但是我不能从医生漠然没有表情的脸上得出任何结论。
会不会是？当我的左脚被医生抓住时我欲言又止。
是什么？医生已经推开了那只脚，她说，什么也不是，你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