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周城郭 乱世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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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秦汉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长达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年）。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政治上列国分立，各自立都，多元竞争；经济上手工业兴盛，贸易繁荣；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军事上兼并战争频繁，筑城扩城运动大规模展开，“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战国策·赵策三》）。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突显防御功能的城郭布局，在诸国之都应运而生。徐苹芳将其概括为宫城加郭城的“两城制”形态[1]。如果说内城外郭的格局是春秋时期“卫君”的最佳设防，那么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各国统治者竭力使自己的栖身之所脱离居民区的包围，并满足其恣意扩建宫室的奢欲，似乎就成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新格局出现的主要原因。而军事、国防设施等的长足进步，也使宫城单独设防成为可能。
以往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论述，大都认为春秋战国这一阶段的都城形态是承上启下、一脉相承的。如前所述，杨宽和刘庆柱两位先生尽管就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模式有过多轮不同意见的交锋，但在这一问题上却有着一致的看法。杨宽认为“从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联结东郭的时期”，这种西城东郭的制度，是礼制在都城规划上的反映，它“不但为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先后采用，而且也为秦都咸阳和西汉都城长安所沿袭”[2]。刘庆柱则提出了从史前时代方国或邦国的“单城制”，到夏商周王国时代的“双城制”，再到秦汉至明清帝国时代的“三城制”的演化模式[3]。通过以上对秦汉时代都邑的分析，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城郭布局的兴盛和形态变化，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似乎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非都邑单线进化史上一个必然的链条。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国（《中国の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