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新话语系统的兴起——突破意识形态框架的民间话语系统

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一言（南京）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一直由两种主流解释话语居统治地位。在大陆，主流史学家精心建构了一套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官方解释话语。这套解释话语不仅成功地同化了学者们的研究基调和研究结论，使大陆的中共党史研究长期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而且它还为学者设置了重重的研究壁垒，严重地禁锢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在西方，中共党史研究也是中国问题专家的注目焦点之一。但由于他们缺乏在革命中国的生活体验，因此他们的研究方法多以理论分析为主，形成了一种西方解释话语。这种话语的特点是以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为框架，再辅以常见的史实为佐证，论证偏理论分析而少史实考辨。虽然此种话语在研究方法上多具新颖性，但不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千禧年之初，南京大学高华教授新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问世，全书凡六十万字，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延安整风运动为研究主题，利用极为丰富的史料，对1945年前的中共发展史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通观全书，得出的一个突出印象是，该书标志着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一个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兴起。

作为独立于两种主流解释话语之外的第三种解释系统，这种民间话语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诉求，他们强调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以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为前提，对史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细心的考辨，以求揭示历史真实，而避免由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有意或无意的“历史误读”。下面分析此种民间话语的特点：1）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作者始终秉持据事言理的治学态度，尽量避免主观因素对叙述客观性的影响。例如，作者详细地分析了30年代毛泽东主持的“肃AB团”运动，考证过程极为仔细，所引史料的来源可信度也极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分析毛肃反的原因时，并未象西方话语一样对毛进行猛烈的道德谴责，也未象官方话语一样为毛掩过饰非，而是从当时中共的具体情况出发，对毛的动机作了客观，全面而又可信的解释。这样的例子散见于书中的各个部分，既有强大的说服力，又能使读者有一种真实的设身处地的感觉。作为民间话语的突出特点，这种风格既承接了中国古代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又凸显了西方史学“客观真实”的神韵。

2）全书所引证的各类资料极为丰富，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史料考辨能力。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原始档案公布不多，而大量的二手资料如回忆录等却泥沙渗杂，这给学者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两种主流解释话语在史料的运用上，有某种相似性，这就是在不同程度上都倾向于根据各自的观点对史料进行取舍，从而影响了可信性和说服力。在高华的书中，所引史料几乎全为公开出版物，但经过作者爬梳鉴别及对不同史料的印证对照，这些常见资料背后的隐蔽意义随之就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该书对1945年前的中共发展史作了全面考察，既有微观的考证，又不乏宏观的把握。例如在对延安整风的分析中，作者对中央社会部结构和功能进行了重点分析，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证明了它在延安整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尚属首次。再如：作者对延安整风中采取的各种审查干部的组织措施也进行了详细考证，如首次对干部个人档案制度的建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像这样的“首次”在书中也是比比皆是。

3）作者并未采用一种或多种现成的理论作为该书的论述框架，而是以辨明史实为主要目的，这不仅为检验原有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客观标准，也为新理论框架的出现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例如：作者对中共的组织史作了十分细致的考察，理清了各系统与各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这样的研究方法与西方学者运用“政治系统理论”来考察中共政治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勿庸置疑，史实的辨明为学者提供了提炼新理论框架的良机，这种新的理论框架将以缜密的事实为依据，可有效地防止中共党史研究陷入“理论先行”的泥沼。从这一点来说，高华的这部著作是对有关中共党史研究方法论的突破。

作者毕十年之力，成一家之言，其成书风格深刻地反映出作者对中共党史的深邃造诣和敏锐眼光。高华教授在本书付印之前，已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发表有关1949年后中共研究的论文多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希望高华教授继这部力作后，还会有新的论著问世，特别是希望看到作者能在1949年后的中共党史研究中有新的收获。

全 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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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 169。以下称《周恩来年谱》。

[2]〈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 136。

[3]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页82。

[4]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4。

[5]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页79。

[6]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6。

[7] 〈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1928年6月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48、253、256、250、252。

[8] 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页20。

[9]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 132、136。

[10]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171、205-207、348、357。

[11] 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载余怕流、夏道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页308。

[12] 朱开卷：〈宁冈区乡政权和党的建设情况〉，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页307。

[13] 〈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年4月4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褊》，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576－77。

[14] 〈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173。

[15]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34－35。

[16]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46、648－49。

[17]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26、631。

[18]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110。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一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19。以下称《毛泽东年谱》。另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90。

[20]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21]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 100-101

[22]〈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23]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 353；但据 1987年中共吉水县党史办的调查报告称，李文林的父亲只是富裕中农，且早在1927年5月就病故。参阅〈关于李文林被错杀情况的调查〉，载中共江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页326。

[24] 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98。

[25] 〈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105。

[26] 〈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27] 曾山：〈为「富田事变」宣言〉（1931年1月14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105－106。

[28] 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1 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107-108。

[29]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30]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11。

[31]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39 《周恩来年谱》，页192。

[32] 见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2。

[33]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66。

[34]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35]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36]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85。

[37] 《周恩来年谱》，页183。

[38] 《周恩来年谱》，页185。

[39] 《周恩来年谱》，页192。

[40] 〈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1月16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页 639－42。

[41] 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强调：「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

[42] 转引自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311。

[43]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486。

[44]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484。

[45] 《周恩来年谱》，页203-204

[46] 《周恩来年谱》，页205。

[4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141；另见《周恩来年谱》，页205。

[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09。

[49]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26；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08。

[50]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6期。

[51]〈苏区中央局致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1931年10月11日），转引自《任弼时传》，页212。

[52]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53]〈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54]〈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55]〈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56]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载中共中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 年第3期。

[57]《周恩来年谱》，页212。

[58] 参见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8－59。

[59]〈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60]〈中共苏区中央局致闽粤赣省委并转省代表大会的信〉（1932年2月19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6。

[61]《周恩来年谱》，页209。

[62]〈中央给闽粤赣特委的信——闽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1931年4月4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3。

[63]〈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1931年8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349。

[64]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4。

[65]杭武县苏肃反委员会：〈革命法庭〉（1931年6月1 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 194。

[66]〈共青团闽西特委对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决议〉（1931年4月6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1、193。

[67]傅伯翠脱离中共后，曾接受国民党委任的（上）杭、（龙）岩、连（城）边界保安总队队长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傅伯翠曾接济过在赣、粤、闽坚持游击战争的共产党游击武装。1949年5月，傅伯翠率所部三千余人归顺中共。1985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通知，为傅伯翠平反，宣布其为「同志」，推翻傅身上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不实之词。

[68]〈中共闽粤赣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决议〉（1931年5月29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7。

[69]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7。

[70]〈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号〉（裁字第二号）（1931年2月21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88。

[71] 〈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五号（裁字第四号）〉（1931年3月18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1。

[72] 参见〈中共闽粤赣特委常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1931年2月27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286。

[73] 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4。

[74]〈邓发同志在闽西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2月23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89。

[75]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121。

[76]〈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77]伍豪自中区来信〉（1931年12月 18日），载《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76-77。

[7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一1933）第8册，页18。

[79]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邓发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但正式组建机关是在周恩来抵达江西瑞金之后，时间约在1932年1至2月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制度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建立的。

[80]1933年夏之前，李韶九曾被任命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之后，李韶九被调往赣东北，担任职务及最后结局不详。

[81]〈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81。

[82]《红色中华》，1932年11月7 日。

[83]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59。

[84]邓颖超：〈火力向着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与对它的腐朽的自由主义〉，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褊：《党的建设》，第5期，1932年10月25日，转引自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一1934）》（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69年），页438-41。

[85]〈中央局关于开除郭化玉危拱之罗欣然等党籍与处分左权张爱萍同志的决议案〉（1932年12月11 日），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编：《党的建设》，第6期，1932年12 月30日，转引自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1934）》，页442。

[86]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364。

[87]〈富农问题——1930年6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398－99、400、402、404、410、413 。

[88]〈苏区中央局关于士地问题的决议案〉（1931年8月21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445、448。

[89]〈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1931年 8月30），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 361、357。

[90]参见蔡孝干：《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年），页103。

[91]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载《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 日。

[92]王观澜：〈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与无情的镇压地主富农的反攻〉，载《红色中华》，1934年3月20日。

[93]高自立：〈继续查田运动的初步检查〉，载《红色中华》，1934年5月7 日。

[94] 〈人民委员会为万太群众逃跑问题给万太县苏主席团的指示信〉，载《红色中华》，1934年4月10日。

[95] 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杜，1993年），页178-79 。

[96]《龚楚将军回忆录》，页 207、357 ；另参见《黄克诚自述》，页 100-101。

[97]《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59。

[98]《周恩来年谱》，页216－17。

[99]《彭德怀自述》，页175－76；另见《周恩来年谱》，页218。

[100]《周恩来年谱》，页223。

[101]《周恩来年谱》，页223－24。

[102] 102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216。

[103] 103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一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 290。

[104]《周恩来年谱》，页219。

[105]《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79。

[106] 《毛泽东年谱》，页375；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20。

[107] 中共中央1930年5月20日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最早收于1932年7月1 日苏区中央局出版的《为实现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与反机会主义的动摇而斗争》小册子中，1941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的《六大以来》也收录了此文，1991年复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但是在以上所有版本中，没有批评毛泽东的文字。据分析，似因1932年7月需公开出版小册子，此电文中有关涉及毛泽东的内容已被苏区中央局所删节，上述有关批评毛的电文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页305。该书引用的这段电文没有标明原始出处。

[108]《周恩来年谱》，页223。

[109]《周恩来年谱》，页228。

[110]《周恩来年谱》，页 230。

[111]〈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页530。

[112]《周恩来年谱》，页231。

[11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页530。

[114]《周恩来年谱》，页 233－34 ；另参见《任弼时传》，页 245。

[115]《周恩来年谱》，页 233 ；另参见《任弼时传》，页 244。

[116]《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1。

[117] 《周恩来年谱》，页234。

[118] 《周恩来年谱》，页234。

[119]《周恩来年谱》，页245。

[120]〈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3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8。

[121]《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03。

[122]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页236。

[123]《红色中华》，1934年8月1 日。

[124]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页364。关于龚楚和他的回忆录《我与红军》一书的史料价值问题，杨尚昆在1984年7月9日的一次内部谈话中曾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甚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指陈毅——引者注），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见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7月9日），此讲话稿经杨尚昆修订，并征得杨本人同意后发表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 《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

[125]龚楚在1978年出版的《龚楚将军回忆录》中修正了他在《我与红军》一书中有关苏区核心层对福建事变争论的叙述。龚楚称他前书有误，「是因当时记忆错误所致」。在《龚楚将军回忆录》中，毛泽东被改为「主张立即派大员到福州举行正式谈判」。笔者认为，龚楚的更正应予以重视，但他在1954年出版的《我与红军》中的有关叙述，的确可从另外的资料得到证实，故本书倾向于接受前一书的论断，并认为此一问题的彻底澄清还有赖于新资料的发现。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513、515 。

[126]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84、85 ；另参见龚楚：《我与红军》，页364。

[127]《周恩来年谱》，页254。

[128]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页85。

[129]引自方长明：〈试述共产国际与我党对闽变的策略〉，载《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130] 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页 85-86。

[131]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 120－21、133。

[132]据当时任中共驻十九路军联络员张云逸的回忆，在他去福州前，博古曾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拉点队伍过来」，全不提如何出兵配合作战。参见张云逸：〈一次重大的失策〉，载《福建事变档案资料》，页226。

[133] 《周恩来年谱》，页245。

[134] 《周恩来年谱》，页245－46、249－51。

[135] 王观澜1931年自苏联返国进入中央苏区，长期在毛泽束的领导下工作，与毛私交其笃，毛称其为「真正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136]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页356-57。

[137]《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33。

[138]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550。

[139]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页319。

[140]《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南京：南京大学印行，无出版日期），页4。

[141]《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50。

[142]张闻天：〈我的思想检讨〉（1969年6月28日、〈关于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点材料〉（1972年3月28日，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8。

[143]《周恩来年谱》，页277。

[144]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9。

[145]《彭德怀自述》，页198。

[146]《彭德怀自述》，页198。

[147]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8。

[148]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21。

[149]《彭德怀自述》，页199；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55。

[150]《彭德怀自述》，页199。

[151]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32。

[152]《彭德怀自述》，页199；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23。

[153]毛泽东固执己见，认定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夕唆使彭德怀、林彪反对自己，1941年后多次在核心层会议上就此事指责张。被毛无端指责的张闻天一直忍辱负重，不予辩白，直到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再次提及此事时，张才在呈毛阅读的《整风笔记》中作了自我辩解。张写道，「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XXX同志的造谣！（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33。张在此处提到的XXX同志极大可能是指刘少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刘少奇就与张闻天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有许多资料证明，刘少奇利用一切机会散布对张的不满。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胡乔木揭发刘少奇在延安时曾在私下谈话中影射攻击毛泽东，刘少奇当即加以澄清，说自己当时只是针对张闻天，而非毛泽东。

[154]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2。

[155]1935年9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机关组成的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93、306。

[156]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除少数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它工作人员均被并入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已大大缩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接替。

[157]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年中共中央迁到陕北瓦案堡后，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书机构渐次恢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委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其实当时尚无中央社会部这个机构，此处所讲的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实际上就是原国家政治保卫局管理的机要系统——笔者注），上述三个单位统归王首道领导。参见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一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86－87、204；另参见《王首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97。

[158]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45；另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一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页203。

[159]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32。毛泽东对洛甫的轻蔑态度在五十年代后期完全公开，其代表性的文字是1959年8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直至七十年代初，毛还不断数落洛甫。

[160]张闻天在1943年整风期间写的笔记中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曾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161]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02。

[162]参见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载中固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163]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05－17。

[164]1937年3月4日，刘少奇致张闻天的信写于北平，3月18日前刘仍在北平。周恩来在3月13日、3月18日于西安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刘少奇等负起对留平、津地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58—59。

[165]27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一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160、169、163。以下简称《刘少奇年谱》。

[166]刘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时握有与陕北联络的无线电密码本。据当时担任刘少奇译电员的郭明秋回忆，她经手翻译的刘少奇给陕北的电报，上款大都是洛甫（闻天）、恩来，「有时也直接接发给毛主席」，署名则是胡服（这是刘少奇在党内长期使用的化名）。参见郭明秋：《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85。

[167]1936年3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分到达天津，不久又担任了北方局书记，着力纠正北方局「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刘少奇领导的纠偏工作，除了思想纠偏之外，还包括纠北方局领导机构的改组，因而引起北方局内部的争论。刘少奇上任后，任命彭真（1928年彭真与刘同在天津的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取代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任命陈伯达为宣傅部长。刘的这些措施激起柯庆施等一批原北方局领导人的不满，刘在党内频频发表文章，不指名批评柯庆施等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从而埋下柯庆施与刘少奇长期不和的种子。

[168]刘少奇在1937年3月4日给张闻天的信中只字未提毛泽东，刘且写道：「我国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17。由此可见，安时毛的权威并未得到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一致承认。

[16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75。

[170]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1年），页189；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258—59。

[171]杨尚昆在1987年改定的〈怀念少奇同志〉一文中，虽末点出柯庆施名。但他所称的「那个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明龃指柯庆施。参见《缅怀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5。

[172]出席白区工作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北方局及所属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及广东代表约三十人。彭真作为华北代表团团长，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的助手。华北代表团的代表有柯庆施、高文华（原河北省委书记，兼原北方局书记职能）、吴德、李昌、李雪峰、黎玉、乌兰夫等。据参加过这次会议、1936年5月被任命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回忆，刘少奇的报告「对『左』的错误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关「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有点过头」，因为参加会议的「北方党组织的代表这幺多，就说明白区的损失不能说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参加会议部分代表的观点。参见黎玉：〈抗战前夕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42—43；另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95。

[173]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页8。

[174]《刘少奇传》，上，页26。

[175]《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另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72。

[176] 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页371。

[177]张闻天：〈白区党目前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分），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234－36、238－39、261、263。

[178]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页298；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

[179]据1931年秋至1932年底与刘少奇同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一度与刘少奇夫妇同住的张琼的回忆，刘少奇曾在1932年底就白区工作的策略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不久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来一封很长的回信」，表示赞成刘少奇提出的稳健主张。参见张琼：〈刘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48、47。

[180]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上海秘密成立，一度由苏联著名间谍佐尔格主持，1932——1933年佐尔格曾去北京、南京活动，佐尔格去日本后，远东情报局由华尔敦主持。远东情报局于1935年春被国民党破获。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页279；另见于生：〈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载《革命史资料》，第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页156——64。

[181]参见庄东晓：〈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载《革命史资料》，第17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有关反映中国留苏学生在苏联流放、劳改的资料有马员生的《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唐有章的《革命与流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

[182]莫斯科广播电台，1993年1月3日23：2O华语广播。

[183]参见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315。

[184]参见孔原：〈怀念敬爱的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98；另见蹇先任：〈38年留苏纪事〉，载《革命史资料》，第1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页139。

[185]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42—43。

[186]参见王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12。

[187]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页56。

[188]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61、364。

[189]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61、364。

[190]王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2—23。

[191]程中原：《张闻天传》，页168－70。

[192]据1934至19SS年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岳（盛忠亮）回忆，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共产国际多次来电，要求为王明进入中央苏区加紧准备香港——汕头——闽西秘密信道，上海中央局为此曾两次派人前往香港进行布置，但最终因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参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北京：现代史料编刊杜，1980年），页269。

[193]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4月20日），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226-17。

[194]〈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8月3目），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255-57。

[195]〈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184。

[196]《周恩来年谱》，页262。

[197]参见唐纯良：《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15。

[198]参见王明：《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8月7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449。1937年王明返国后，对原文作了修改，在被列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的中共领导人中，删去了张国焘的名字，增补了董必武、徐特立两人，博古由原排行第十二位上升至第五位。参见《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年）。

[199]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219-20、243；221。

[200]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219-20、243；221。

[201]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244。黄文杰自1933年春中共上海中央局成立至1934年4月担任组织部长，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19日，黄文杰接替叛变国民党的原中央局书记盛忠亮担任中央局书记兼组织部长，1935年2月19日黄文杰被捕，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参加中共长江局工作。

[202]《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5月1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0册，页25。

[203]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13日发出的党内文件〈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中文原件迄今仍未公布。此处引文转引自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K·库库什金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32。此段引文的真实性可以从1936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中得到确定，该宣言激烈抨击蒋介石「处处替日本帝国主义为虎作伥」，表示中共愿「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只是这份对外发表的公告没有像党内文件那样，直接表明抗日应以中共为「中心」。参见中央档案馆编：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0册，页30、31。

[204] A·康托洛维奇：《是烟雾还是挑衅》，载苏联《消息报》，1936年6月10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91。

[205]参见A·季托夫：〈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K·库库其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70-72、334－35。

[206]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又题为〈新中国论〉），见《共产国际》（中文版），第7卷，第4、5期合刊，1936年8月。

[207]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共「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但明确表示反对中共关于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打算。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于1936年12月16日致电中共中央，命令中共必须「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并提出「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以前对蒋介石采取的错误方针，敦促中共必须「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并且认为中共直至1937年1月还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08]Edgar Snow:Rcd Star Over China（London：RandomHouse；1979），P505．

[209]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至今尚未全文披露，现在可见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是收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此文是毛在1937年8月为中央宣传部写的宣传鼓动提纲。该提纲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据《毛泽东年谱》和《张闻天传》称，1937年8月9日，毛泽东对原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中提出的「八大纲领」加上了补充意见，扩充为十条。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6。但是李德却说〈十大纲领〉系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批准而颁布的。本处引用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出自李德：《中国纪事》，页288-89。李德声称，有关洛川会议上的争论情况，是参加会议的博古告诉他的。毛泽东起草的宣传大纲除了包含〈十大纲领〉的内容外，还加上了由他撰写的「甲、乙、丁」部分，这一部分构成了毛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导言和结语。毛在导言和结语中融人了他对〈十大纲领〉的补充，这就是对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的批评。另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第330页的注释；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7。

[210]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9；另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211]《毛泽东年谱》，中卷，页8。

[212]《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21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214]转引自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

[215]《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5；另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7。

[216]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78；另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一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371。

[217]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90；另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218]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290。

[219]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页290；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90。

[220]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没有提及八路军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反映了在洛川会议上围绕军事战略问题而发生的争论尚未最后解决。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325－26。

[221] （原书无注）

[222]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09。

[223]《周恩来年谱》，页381。

[224]根据对《周恩来年谱》的分析，在1937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电报采取两种方法处理，凡周要求加派八路军增援国民党军的电报，毛一般不予回复；周建议组织游击战争，向山地转移的电报，毛均立即覆电表示同意。

[225]〈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7。

[226]〈1937年9月16日毛泽东致林彪等〉，载中央档案馆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8。

[227]〈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等〉，载《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页83。

[228]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339。

[229]〈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339－40。

[230]〈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楷示〉（193年9月2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53。

[231]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351。

[232]长久以来，国共双方都激烈指责对方消极抗战，强调自己独力支撑抗战，取得打败日帝的胜利。国民党方面宣称，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参见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分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页117。前苏联方面的论着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罗满宁以奥·鲍里索夫的笔名出版的《苏中关系（1945一1980）》披露，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参见《苏中关系（1945一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页100。对台湾和苏联方面的这类言论，大陆方面既不承认，也未正式否认。1976年4月，「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组为了影射周恩来，化名「史锋」出版了《反封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的小册于，在删去了毛泽东最鲜明的几段话后，首次不加引号地公布了毛泽东在1937年9月21日电报的精神。参见史锋：《反封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24。由于史锋的小册子第一次披露了毛的电报，很快引起苏联方面的重视，他们认为毛的电报证明了苏联方面六十年代以来对毛消极抗战的批评。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一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1。

[2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07-408。

[234]毛泽东在1937年9月24日没有就周恩来报告的有关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作出答复，但是在同一天毛给周恩来、朱德的电报中却强调山西地方党目前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五台山脉，立即组织地方支队和群众组织，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显然，当时毛与周恩来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8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3。

[235]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另参见《任弼时传》，第410。

[2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13。本文所引用的毛泽东这份电文在《毛泽东年谱》中卷被略去。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5-26。

[237]《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7。

[238]周恩来年谱》，页385－86。

[239]《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4。

[240]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73；另参见《彭德怀自述》，页222－23。

[241]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242]《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1。

[243]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65、372。

[244]《周恩来年谱》，页387。

[245]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246]《毛泽东年谱》，中卷，页78。

[247]《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9。

[248]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2、193。

[249]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9。

[250]刘少奇：〈为发给各地指示信给中央的报告〉（1937年8月3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

[251]43〈刘少奇致洛甫电〉（1937年9月2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42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252]《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253]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254]〈刘少奇、杨尚昆致毛泽东、洛甫电〉（1937年11月17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8；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255]参见马齐彬等：〈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91；但是在《刘少奇年谱》中，这个数字被笼统为「数千人」，页196。

[256]《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257]《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258]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197。在《刘少奇年谱》中，对刘这句话予以删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259]何松：〈当王明回到延安时〉，载鲁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华社，1938年），页57。

[260]刘家栋（陈云在延安时期的秘书）：《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页1

[261]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128。

[262]〈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1月5日），载《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1。

[263]参见〈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11月15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94。

[264]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至今仍没有完全公开。《六大以来》收有他在12月9日会议上所作报告提纲〈如何进行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但是王明在会上另有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即〈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9日），近年来在少数权威性著作中披露了若干内容，详见《周恩来年谱》，页3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2；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一1949）》，页506-507。

[265]参见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5月），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435。

[266]《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5。

[267]瓦·崔可夫（1940年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和蒋介石的苏联总军事顾问）：《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页34-36。

[268]〈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69]据1937年11月29日随王明飞抵延安的王明的警卫员李光灿回忆（陈光灿原为西路军战士，1937年11月中旬由八路军驻迪化办事指派为王明的警卫员，在迪化登机护送王明等抵延安），王明回延安后，毛泽东等在陕北公学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毛在讲话时「很热烈，很兴奋……好象喝了点酒」。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页287。

[270]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71]《周恩来年谱》，页393。

[272]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73]《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7。

[274]中共迄今仍未公布毛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全文。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少量片断散见于近年出版的某些官方权威论着中，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此处资料来源于马齐彬（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抗战初期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错误〉，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8。

[275]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电〉（1937年12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400－401。

[276]参见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年），页296。

[277]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24－25。

[278]张闻天于1938年4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声明，说明自己从1937年12月后即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之职。这个声明实际上是由王明起草，以张闻天的名义在武汉发表的，此亦说明王明回国后张闻天政治地位已下降。然而在以后清算王明在武汉「闹独立性」时，却没有就此事特别指责王明，盖因剥夺张闻天「总负责」的名义亦符合毛泽东的心愿。

[279]有关周恩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被免除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事，可从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通过的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证实。该决议宣布，成立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周恩来虽被列名在内，但是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的组织秘书处成员只有中央书记处的五名书记，周被排除在外。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6-407。

[280]参见〈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5、406。

[281]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2。此决议如同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其它决议一样，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隐瞒，直到八十年代后才陆续予以公开。

[282]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86。

[283]《周恩来年谱》，页318。

[284]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18、420。

[285]王明在1937年12月10日下午的会议上作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王明在会议快结束时说：「我们现在估计党中央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要估计到较大的错误便是五中全会的决议。」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03。

[286]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117-18。

[287]193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汇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经过及人事安排事项，并要求共产国际派曾在巴黎办中共报纸《救国时报》的吴玉章、萧三、廖焕星回国办《新华日报》。

[288]《周恩来年谱》，页398、402。几年后此封电报被当作「王明投降主义」的罪证受到严厉批判，建国后在略去周恩来等名字后，反复受到批判。

[289]《周恩来年谱》，页399。

[290]《周恩来年谱》，页399、401、406

[291]《周恩来年谱》，页401-403。

[292]《周恩来年谱》，页404。

[293]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94]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95]长江局时期，王明、周恩来等对运动战、阵地战的强调乃是作为一种建议向国民党提出的。并非像中共党史编纂学有意曲解的那样，是企图把此方针强加给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毛泽东也提出过类似意见。1938年1月13日，毛曾说，「为什幺说游击战为辅呢？因为游击战不能最后消灭敌人。所以，现在要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5；另参见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296]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297]1941年10月8日，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谈到他当时的心情是「不愿留在延安工作」，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40。

[298]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299]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300]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01]《周恩来年谱》，页414、416。

[302] 1938年上半年，凡发往北方局和八路军的电报，毛泽东的名字都放在第一位，而在发往长江局的电报排名顺序上，毛的名字一般放在最后一位。

[303]参见彭德怀：〈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总结与精神〉（1938年春），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916、919-20。

[304]《彭德怀自述》，页226。

[305]《谢觉哉日记》，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204。

[306]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477。

[307]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页365。

[308]〈毛泽东、肃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电〉（1937年12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8-409。

[309]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原是为延安解放社编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所写的第七章。最早刊载于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4期。1952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毛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310]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页192。

[311]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75-80。

[312]《彭德怀自述》，页229。

[313]刘亚楼赴苏后，曾参加了1939年共产国际讨论李德问题的委员会，「并认真稳妥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参见杨万青、齐春元：《刘亚褛将军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页175-76。

[314]1937年12月25日，由王明起草，经中共长江局集体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武汉发出〈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毛泽东当时并未加以反对，以后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加以肯定。但以后，此宣言被指责是王明等背看中央发出，集中体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受到长期批判。参见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34。

[315]任弼时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因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鹏等编辑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褊》。参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页104－105、110－111、113；122。

[316]任弼时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因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鹏等编辑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褊》。参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页104－105、110－111、113；122。

[317]〈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318]1978年11月，师哲的回忆，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6。

[319]〈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320]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70-71。

[321]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已故向青教授提出的王稼祥是由新疆赴苏，于1937年春抵达的说法是错误的。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89；另参见郑育之：〈王稼祥在上海养伤的日子里〉，载《回忆王稼祥》，页78-81。郑育之系作家周文之妻，夫妇均为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3至6月，王稼祥在沪等候苏联轮船的三个月里，一直秘密住在周家。

[322]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2。

[323]师哲：〈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83。

[32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29。

[325]王稼祥（遗作）：〈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326] 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6－57。

[327]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91-92。

[328]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大会上的讲话（1945年6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0－21。

[329]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70-71。

[330]参见朱仲丽（王稼祥遗孀）：《黎明与晚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页287－88。

[331]朱仲丽：《黎明与晚霞》，页286；另参见萧劲光：〈服从真理，坚持真理——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12。

[332]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19。

[333]收入《毛选》第2卷的部分内容易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且这一部分也作了大量删改，有关「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等有关内容已被尽行删去。

[334]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96、606；629。

[335]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96、606；629。

[336]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96、606；629。

[337]毛泽东1938年9月29日致蒋介石亲笔函，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1985年）页694－95。

[338]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披露，周恩来于1938年10月4日见蒋介石时，除了转交毛泽东信件外，还送交了王明给蒋介石的信件。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0。

[339]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页71；另见《蒋总统秘录》，第12册，页74。

[340]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7、420。

[341]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7、420。

[342]《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4。

[343]〈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755、753-54、758。

[344]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称「遵义会议纠正了在五次『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但又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

[345]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658-59。

[346]参见白修德着，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页177。

[347]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45；138、147-48；154。

[348]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45；138、147-48；154。

[349]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45；138、147-48；154。

[350]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317-19。

[351]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637-38。

[352]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页325。

[35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该书收录经毛泽东批注的哲学读本共十一种，其中抗战初期阅读的达九种。

[354]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页48；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36。

[355]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页157。

[356]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的演讲在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时，已作了修改和补充。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又再次作少量修改。1953年版本将毛发表演讲的时间模糊为1941年5月，把《联共党史》改为《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并删去毛原文中「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一段话。参见《整风文献》（订正本）（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页56。

[357]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5月26日。

[358]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里·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里戈诺夫在其所着《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利用苏共中央档案，详细披露了斯大林主持撰写《联共党史》的背景及其经过。参见《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页576。

[359]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页576。

[360]参见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页331-34。

[361]参见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291。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亦可看出中共中央已形成这种制度，1939年初，张闻天为发表陈伯达的〈论孔子的哲学思想〉致信毛，请毛审阅陈文。2月20日和22日，毛在审阅了陈伯达文后，两次写信给张闻天，谈对陈伯达文章的修改意见。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杜，1984年），页144-51。

[362]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

[363]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

[364]13 1936年9月10日，陈伯达在上海左翼刊物《读书生活》四卷九期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10月1日，又在《新世纪》一卷二期发表〈论新启蒙运动〉；陈伯达的这两篇文章正式掀起了新启蒙运动的讨论。

[365]参见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p.30-31;另参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载《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401－402。

[366]参见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p.30-31;另参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载《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401－402。

[367]参见〈毛泽东致陈伯达〉（1939年2月1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页140-42。

[368]陈伯达在1940年延安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对与己观点不同的王实味无限上纲，暗指王实味是异己分子。陈伯达在与朋友相谈时，提到「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参见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69－19；另参见于光远：〈初识陈伯达〉，载《读书》，1998年第6期。

[369]由西北青年救国会出面创办，实则由中共中央青年部（中央青委）领导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原设陕西泾阳县云阳镇，1938年1月迁到云阳北的安吴堡，史称「安吴堡青训班」。有关胡乔木在安吴堡青训班的活动，参阅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2、28、240、247。

[370]中共中央青委由陈云、冯文彬、李昌、刘光、乔木、高朗山、黄华、宋一平组成。参见〈冯文彬给黄华、宋一平的信〉（1938年5月16日），载《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页23－24。

[371]胡乔木自述，他是1938年8月返回延安的，但根据依档案编写的《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一书记载，胡乔木返回延安的时间应是1939年7月，胡记忆有误。另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7。

[372]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页121。

[373]参见成仿吾：〈何干之文集序〉，载《何干之文集》，页3。

[374]胡华、刘炼（何干之遗孀）：〈何干之〉，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1卷，页266。

[375]24据刘雪苇回忆，王学文在马列学院用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做课本，「讲得很拘谨，论点、要义的地方差不多就是照原书念」。虽然刘雪苇听王学文课「津津有味」，但同学中却有人「打瞌睡」。参见刘雪苇：〈在延安马列学院三班听课的回忆〉，载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页124。

[376]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35-36。

[377]王明：〈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原载延安《共产党人》，1940年第12期，引自蔡尚思主编、姜义华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88。

[378]王明：〈学习毛泽东〉，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5月7日。

[379]《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有全集本和选集本两种，选集本由八十六篇材料组成，均分为上、下两册，十六开本，由延安新华印刷厂印刷。1941年12月，《六大以来》全集本仅印了五百套，发行到几个中共中央局、军委等少数单位，不对个人发放。选集本逐一编号、登记、分发给党的高级干部。1947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撤离延安，「全集本」只在中央办公厅保留几部，其馀全部销毁。1952、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对该书作若干调整、补充后，两次予以重印，由内部控制发行。参见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于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380]《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129。1931年3月18日至21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分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因等待中共中央指示的到来，没有形成会议决议就宣布暂停会议。4月17日，任弼时等到达宁都县与项英、毛泽东等会合，苏区中央局再举行一天的会议，作为前一月扩大会议的继续。此次会议形成五个文件：—、（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二、〈土地问题决议〉；三、〈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四、〈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五、〈共青团工作的决议〉——没有〈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1931年11月1日至5日，此次会议的政治决议案由王稼祥起草。在编辑《六大以来》时，毛对这份决议案也作了剪裁，毛只将该文件的第一部分收入《六大以来》，而略去了第二、三部分，因为该决议案第二部分「中央苏区过去工作的检阅」明确提到「苏区党代表大会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如果将这些内容收入《六大以来》，就不能把该文件的日期写成1931年3月。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451。

[38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76。

[382]王明：《中共五十年》，页54。

[383]逄先知（1950—1966年曾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

[384]《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1941年3月26日），载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页539。

[385]据《谢觉哉日记》称：1938年9月他询问延安市市长高朗亭，被告知延安市居民六千多，学生、干部、部队有二万多。查1939年仍有许多外来青年进入延安，1939年末后，外来青年来延安人数急剧减少，这样到四十年代初，延安学生、干部人数就达到三万人左右。另据胡乔木称，抗战爆发后来延安的同志共四万人。笔者认为，这四万人包括在边区各县工作的外来干部，在延安的干部一般估计在三万左右。参见《谢觉哉日奇》，上，页273—27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9。

[386]在1938年，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条件总的情况还不错，中组部的干部一周能吃一顿大米，两顿白面，其馀都是小米，每周还能吃二、三次肉。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71。

[387]《谢觉哉日记》，下，页734；另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页111、155-56；另参见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页77。

[388]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76。

[389]李锐：〈忆丁玲〉，载李锐：《直言》（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页368。

[390]参见1943年11月1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389。

[391] 1939年后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密切注意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反共进攻，经常提醒中共负责干部作好国共关系破裂的最坏打算。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72、474。

[392]抗战时期，中共的情报工作分为三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系统：一、以康生为核心的中央社会部；二、以周恩来、李克农、吴克坚为核心的中共南方局敌后委员会（吴克坚情报系统）；三、以潘汉年为核心的沪、港情报系统（华南情报局）。康生具体协调这三个情报系统，然而周恩来因长期在国统区担负党的最高领导，他也对全党的情报工作负重要责任。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宣布成立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总责，康生副之。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67－68。周恩来、李克农在国民党各重要机构、各地方实力派中建立和发展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关系，周恩来、董必武于1938年初派遣熊向晖打人胡宗南部。熊逐步获得胡的信任，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将许多绝密情报报送延安。参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22-23、25。中共党员王超北（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杰的岳父）及其部下在1938年后也一直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情报。参见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19-20、47、70－77。王超北于1962年以「内奸」罪名被捕，被囚于秦城监狱，文革后获释。属于吴克坚系统的沈安娜从1938年就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以其速记特长搜集大量情报，国民党在此阶段召开的历届中央全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所有秘密都经沈安娜报送延安。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93]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35年2月21日），载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3辑（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页1；另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页260。

[394]《社会新闻》的创办者为原中共自首人员李士群、丁默村。李士群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共，1927—1928年曾在苏联接受「格伯乌」的训练，返国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迅速转向，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奉陈立夫之命，李士群等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同春坊新兴书局编辑《社会新闻》。《现代史料》1933年由上海海天出版社出版，其幕后主持者也是调查科。

[395]徐复观：〈刘少奇平反与人类的良知良识〉1980年3月4日），载《徐复观杂文续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页218。

[396]参见1943年11月1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388、386注释1。

[397]罗果夫约在抗战初来华，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情报工作，1941年8月在沪创办《时代》，次年11月创办《苏联文艺》，吸纳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参加编辑工作，计有姜椿芳等。罗果夫于1949年10月1日以塔斯社驻华记者的身分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398]参见伍修权（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回忆与纪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168。

[399]裴桐（前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一九五六年赴苏联接收档案追忆〉，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400]1944年12月19日唐纵与盛世才的谈话，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478。

[401]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55、72；另参见《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3-15。

[402]1941年4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苏日中立条的〉发表声明，宣称东北三省及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决不承认第三国之间妨害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的任何协定。沈钧儒、王造时等知名人士欲在报刊公开发文，对〈苏日中立条约〉表示遗憾，后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作罢，但知识界对苏联的怀疑并未真正化解。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203。

[403]阎宝航五十年代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其子阎明复长期担任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俄文翻译，八十年代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部长，1989年因「六四事件」解职，现任中华全国慈善总会负责人。文革期间阎宝航父子均以「苏修特务」的罪名被囚于秦城监狱，阎宝航病死于狱中。参见《周恩来年谱》，页507。

[404]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405]据崔可夫回忆，自他于1940年底赴重庆履任后，即与周恩来、叶剑英有密切的接触。参见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页49-50；《周恩来年谱》，页473、485。另参见安·麦·列多夫斯基：〈在中国的外交生涯〉（1942—1952）和〈外交官笔记〉，载俄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6期。

[406]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20。

[407]王首道对刘少奇的这段描述可能有点言过其实，虽然刘少奇对王明不满，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当时还没有发明。参见王首道：〈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6。

[408]〈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38年11月6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763。

[409]参见《王首道回忆录》，页216。

[410]参见马齐彬、陈绍畴：〈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411]《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85。冯少白（冯龙）当时在新四军参谋处担任科长，因冯的姑父邵式军（盛宣怀外孙）任汪伪政府税务署署长，与汪政权高层人物有密切交往，因此才被刘少奇选派执行此重要战略任务。从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冯少白多次进入上海、南京，除了争取物资、钱款资助外，还与汪政权高层人物秘密接触，试图争取周佛海、陈公博起义。1943年3月10日，陈公博会见冯少白，给了冯一本电报密码，责成邵式军建立与新四军联络的电台。由于周怫海早与戴笠系统挂钩，中共策反周佛海的活动最终失败。1945年8月，邵式军被中共地下人员接到淮阴，其部分财产（黄金数百条）被安全转给中共地下党。参见冯少白：〈抗战时期四进敌占区进行侦察和策反等工作的回忆〉，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页54-63。另见施岩：〈关于冯少白同志策反周佛海的经过及其结果〉，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页133-38。

[412]《周恩来年谱》，页446-48。

[413]《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414]《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415]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291-92。

[416]刘少奇的这句话见于1942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共华中局内部刊物《真》第2期。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对此文作了修改，将这句话删去。参见〈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8-20。

[417]〈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页218-20。

[418]《刘少奇年谱》，上，页362。

[419]参见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页47-51。5、57-60。

[420]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页72。

[421]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年），页69、74。

[422]1950年6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责成王明必须对所犯历史错误作出书面检讨，王明在同年8月17日给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查阅旧时笔记本和有关报刊。王明提出，1937年12月会议散会时，主席叫王首道同志把各同志笔记本都收下，不准带出去。我的笔记本也被收下去了，以后并没有归还。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56。

[423]参见刘顺元：〈关于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点滴回忆〉，载《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69。

[424]刘宁一：〈1937年八路军办事处向国民党交涉释放政治犯的情况〉，载《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页71、78。

[425]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33。

[426]司马璐早年参加中共，1939年6月因「托派」嫌疑被送出延安，第二年被恢复党籍，1942脱离中共并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前往香港创办《展望》半月刊，逐渐成为香港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编着有《中共党史暨文献精萃》。司马璐于八十年代迁往美国，现居纽的。

[427]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页69。

[428]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35-36。

[429]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95－99。

[430]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41-42。

[431]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46-47；另参见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原名《往事如烟》）（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年），页344-45。

[432]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47。该书经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审核，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处原任处长贺若渊、规任处长谢建华等作了大量的审定工作，全书经国家安全部审定。

[433]周维仁：《贾拓夫传》，页72。

[434]据师哲回忆，为了满足江青要穿用宁夏滩羊皮制作皮衣、皮裤的要求，中央办公厅运用保安处的外勤，冒看危险，去马鸿逵统治的宁夏去采买。江青要吃阿胶，中央办公厅通过关系去山东采购，经香港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才辗转送到延安。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9。

[435]雷云峰等：《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页50-51。

[436]临真镇位于延长县西南的八十里处，是一个山区小镇。为执行陕西省委攻打韩城的命令，1932年6月3日，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三支队向临真镇发起进攻，担任三支队二大队政委的高岗在战斗危急中，带领十馀人，临阵脱逃，使战斗「前功尽弃，转胜为败」。战后。队党委决定开除高岗的党籍，并下令通缉高岗，后高岗返队，受到刘志丹的批评和「留党察看」的处分。参见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59-60、110；112-13。

[437]参见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59-60、110；112-13。

[438]《谢觉哉日记》，上，页335。

[439]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6。

[440]《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

[441]参见《朱德年谱》，页198。

[442]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页511。

[443] 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444] 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70；另参见《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38-39。

[445] 参见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48。

[446]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6。

[447]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88。

[448]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58。

[449]参见《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12；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30；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3。

[450]邓颖超在1984年的一次谈话中，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上述事实。她说：「当时长江局的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个人管个人的工作」，换言之，长江局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统掌一切。参见《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473。

[451]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5、136-37。

[452]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453]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454]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页126。

[455]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0－81。

[456]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2。

[457]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5。

[458]有资料显示，凯丰在1938年武汉工作期间不同意王明与延安对立，尽管在长江局与延安的电报中，均有凯丰的署名。

[459]参见朱仲丽：《黎明与晚霞》，页326。

[460]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上写道，六届五中全会以后，派他去担任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对于博古等人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中排挤出去。」参见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

[461] 参见《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页29。

[462]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41。

[463]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52；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载《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78-79。

[464]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页359－60。

[465]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8。

[466]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7、465。

[467]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72－475、479。

[468]参见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北京：华艺出版社，1989年）页18－20。

[469]在《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记载毛泽东1938年3月18日致项英电，该电报和项英1938年5月13日致中共中央信，载《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页181、236。

[470]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宣称这次政治局会议是由毛泽东作会议总结，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周恩来传（1898一1949）》和《周恩来年谱（1898—1949）》出版，才恢复了历史真相。

[471]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57－58。

[472]参见王辅一：《项英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的年），页435-39。

[473]《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载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页3。

[474]《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02－103。

[475]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8。

[476]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8。

[477]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331-32。

[478]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54。

[479]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54。

[480]八十年代初，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虽由内部出版，控制发行，但该书内容仍有所扩散。

[481]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75。

[482]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75。

[483]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9；另参见《任弼时传》，页470-71；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484]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485]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486]参见《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487]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75。

[488]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489]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5；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1-83。

[490]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页361；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6。

[49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0；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7。

[49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7。

[493]参见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5；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8。

[494]《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326。

[495]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页361。

[496]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6。

[49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8。

[498]《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0。

[499]王明：《中共五十年》，页37；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2。

[50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9－200。

[501]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0；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0－31；《王明年谱》，页142；（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50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0-201。

[50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4。

[50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4。

[505]《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1。

[506]指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与国民党军事合作的方针，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50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1－202。

[50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5。

[509]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50。

[510]经笔者查阅《毛泽东年谱》等党史资料，10月9日，政治局或书记处均未召开会议。但也不能排除王明所述的真实性。因为《毛泽东年诺》的编辑是有选择性的，例如毛泽东在1941年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就没有在《年谱》中反映，《年谱》中1941年10月22日的栏目空缺。

[511]王明：《中共五十年》，页39、38。

[512]《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2。

[51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3。

[514]《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3。

[51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214。

[51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214。

[517]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另参见《任弼时传》，页477。

[51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

[5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49－51。

[52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52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52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52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52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52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52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527]毛泽东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把教「十七、八岁的娃娃啃《资本论》、《反杜林论》」列为教条主义最恶劣的表现之一。毛的这句名言在延安不胫而走，再也没人敢钻研《资本论》一类的经典著作。1949年后，毛的这段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除。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延安：1942年），页4-5；另见王惠德：《忆昔日》，《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79-81。

[528]上述内容在收入《毛选》时已被删去，题目也被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原文见《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

[529]《解放日报》，1942年2月22日。

[530]《解放日报》，1942年6月11日。

[531]《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32]凯丰在1942年上半年整风运动的初期还十分活跃，他甚至是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要组织者，但是毛泽东不放手让凯丰负责文艺界整风，而是亲自挂帅，同时指派胡乔木协助自己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6月2日，毛在中央总学委成立会议上宣布，「因凯丰同志工作很忙，改由康生负责中央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编委工作」。不久，胡乔木即奉毛泽东之命正式代理了凯丰的中宣部代部长一职。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121。

[533]罗瑞卿在瑞金时代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属于军中高级干部，当时连王明的名字都不知道。参见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85。

[534]李维汉：《回忆中央党校》，载《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页391。

[535]《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函电》，《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536]《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37]「四学校」指鲁迅艺术学院等党校以外的学校，「文抗」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538]即王稼祥。

[539]《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40]《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41]《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42]《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43]《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44]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5-26、246。

[545]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5-26、246。

[546]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38。

[547]《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548]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6。陈明（丁玲的丈夫）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前身马列学院学习。他在回忆中提到马列学院曾被一些人指责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参见陈明：《回忆与怀念》，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314-15。

[549]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3。

[550]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是配合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同名报告而发表的重要社论，文章极有可能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

[551]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社论《教条与裤子》，此篇社论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可视为毛泽东、胡乔木的共同作品，已收人199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1卷。胡乔木在该卷序言中特别说明，他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写的评论，绝大多数经过毛泽东的亲笔修改。

[552]《教条与裤子》，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另参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8。

[553]参见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的《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载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页152。

[55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永发在其《延安的阴影》一书中称，「目前文献中，可以看到，最早使用（『脱裤子，割尾巴』）这个说法的是1943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整风总结」，此说有误。「脱裤子，割尾巴」的说法，最早出现在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刊载的（教条与裤子》的社论；随即迅速传播开来；成为整风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组词汇。这组词汇的发明人，现在也可以确定，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胡乔木和毛泽东。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页317注释1

[555]《教条与裤子》，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另参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8。

[556]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557]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是配合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同名报告而发表的重要社论，文章极有可能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

[558]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的决定，仅是一纸文字，在当时及以后数十年间一直没有发表，求实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内部读物《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87页虽提及此决定后来没有发出，但未作任何解释。上述引文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页94。199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也收人了此文。

[559]王德芬（萧军夫人）：《萧军在延安》，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另参见张毓茂：《萧军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页233-34。

[560]据当时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任编辑的黎辛回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经丁玲看过，签过「可以用」意见才见报的。博古因工作繁忙，没有事先审阅，文章见报后的次日，博古特来到编辑室询问王实味何许人也，并打听此文发表的经过，博古并叮嘱该文的下一部分「以后不要发表了」。3月23日，《野百合花》下半部分又在《解放日报》刊出，博古又到编辑室询问此事，编辑陈企霞说明此文曾送博古审查，博古解释他因事忙，稿子没看，并表示他对此事负责。参见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页69-70。另参见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14。王德芬自1938年与萧军结婚后，于1940年6月与萧军同赴延安，萧军夫妇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其实并不真正欣赏萧军。毛泽东虽然亲笔为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作了修改和润色，但萧军文章渗透的人性论并不合毛的口味。1942年4月8日，延安已转入对王实味的批判，只是由于箫军的文章具有外人不了解的特殊背景，《解放日报》才破例予以刊载。毛泽东出于其个人的政治目的，本来有意利用萧军的豪爽性格，但毛很快就发现萧军个性倔强，难以驾驭，遂对萧军产生了反感。1958年，《文艺报》第2期将萧军经由毛修改润色的〈论同志的「爱」与「耐」〉，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汇编成《再批判专辑》，作为供批判右派的「大毒草」重新公布。毛亲自主持此事，并亲笔加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很长一段编者按语。

[561]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之外》，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89。

[562]宋振庭：《真理是朴素的，历史是无清的——为长诗〈于立鹤〉再版说几句话》，载严慰冰：《魂归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3。另「打游击」是喻指恋爱对象的转换犹如战无固定限制的游击战一样，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此种风尚一度流行于1937—1938年的延安。

[563]王实味：《野百合花》，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564]毛泽东不喜称刘伯承从苏联红军条例中引进的「炊事员」「饲养员」这两个洋名词，而习惯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伙夫」、「马夫」的称谓。

[565]黄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页124。另据抗战初期代表四川地方实力派杨森前往延安的杜重石回忆，当他在1938年初夏前往见毛泽东时，在毛的住处附近不仅见到哨兵，他更受到哨兵的「人身检查」。参见杜重石：《风雨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页38－39。

[566]王实味对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已有一定的认识，他曾在私下对一些人说过，「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苏联在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参见温济泽：《斗争日记》，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页188、192。在公开场合，他借毛抨击「言必称希腊」之话，回击那些援引苏联也有特供制度而为延安特供制度辩护的人，要这些人「闭嘴」。

[567]王实味：《野百合花》，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

[568]「学生疗养院」为干部疗养院的代号，即如中央党校的代号曾为「中山图书馆」，机要通讯局的代号为「中央农委」。

[569]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3。

[570]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载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5。

[571]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9。

[572]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573]这次由毛泽东主持的高干会议召开于1942年4月初，代表文艺界参加的只有周扬和丁玲两人。会议的议题是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曹轶欧（康生妻子）、贺龙等在发言中都严厉指责了丁玲。毛在会议总结中将丁玲与王实味区分了开来，声称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的文章有建议，虽说也有批评，而王实味则是托派。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62；另据戴晴称，1943年贺龙曾在大会上「把《三八节有感》的作者骂为『臭婊子』」，参见戴睛：《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页102。

[574]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91。

[575]1942年3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罗迈影射攻击张闻天的文章《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3月17日又刊登张如心不指名攻击王明、博古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

[576]李维汉语，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

[57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一1942），第13册，页364-66。

[578]《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4月5日。载《胡乔木文集》，第1卷。页57。

[579]《轻骑队》编委会：《我们的自我批评》，载《延安文萃》，上，页57。

[580]据当年参加《轻骑队》壁报的李锐称，《轻骑队》没有编委会，在闻知胡乔木对《轻骑队》的意见后（胡责成《轻骑队》成员童大林对编辑方针的错误作出检查），许立群对《轻骑队》的「错误」作了长篇检查，胡乔木让童大林对原文作了压缩，将《轻骑队》的检查送给毛泽东过目，毛给文章加上《我们的自我批评》的标题，发表于1942年4月23日的《解放日报》。参见宋晓梦：〈李锐与延安《轻骑队》〉，载广州《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9月10日。虽然《轻骑队》检讨文章称，「我们决心把第二年的《轻骑队》来一个彻底的改造」，但事实上《轻骑队》已寿终正寝，再没复刊。

[581]罗迈在1942年4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高级组会议上发言，将中央研究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一年后，张闻天对王实味问题也作了检讨，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由于「放松了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以致如王实味一类的反动思想在整风开始后，得以取得全院绝大多数人的同情」，「我曾经想在马列学院内创造一种新的学风，新的党风，而结果却发展了教条主义，自由主义与党八股。这种学风，党风与文风，正是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特务分子所欢迎的」。引自唐天然：《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页187。

[582]参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温济泽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党总支工作人员，写过一篇记述中研院斗争王实味大会的《斗争日记》，发表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29日。1979年后，温济泽为平反于实味冤案作了大量的申诉工作，在温济泽和其它人努力下，1991年2月7日，王实味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583]凌云（中社部当时的工作人员，曾参与审讯王实味，八十年代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1993年5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4。据凌云称，1942年11月初，康生曾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周提供有关王实味等是「托匪」的资料，「但周的覆电没有提供任何对康生有用的材料」。

[584]《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1944年5至7月参加了赴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返回重庆后，写了《延安一月记》，记述了他见到王实味的情景。赵超构写道，王实味对中外记者说，他「在休养中」，王实味「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的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参见赵超构：《延安一月记》，载王克之编：《延安内幕》（上海：经纬书店，1946年），页52、51；另据凌云称，让王实味见中外记者是党中央的指示。王实味是由中社部的干部陪他去见记者的，当时「王实味还是顾全大局的」，只是返回后，王实味「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当众承认是托派『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参见凌云：《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8。

[585]萧军对张毓茂的谈话，参见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39-40。

[586]胡风：《一点回忆》，载《胡风晚年作品选》（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页81-82。

[587]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408-409。

[588]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408-409。

[589]张毓茂：《萧军传》，页230-31。

[590]参见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5、38。

[591]碧野：《人生的花与果》，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页54-63。

[592]参见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6。

[593]参见王琳：《狂飘诗人柯仲平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页416。

[594]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5-6

[595]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67；华君武：《延安的漫画活动》，载孙新元、尚德全编：《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页137-38。

[596]仇视和乱杀知识分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伪装成文盲，惟恐因识字而遭清算，参见《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111；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还有一个轻蔑的称谓，叫作「白脚杆」。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26。

[597]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37。

[598]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今后任务》，载《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2-54。

[599]引自程中原：《张闻天论稿》（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346-47、349。

[600]《张闻天选集》，页290－93。

[601]据在延安《解放日报》与博古同过事的丁玲、舒群等人的回忆，博古对待下属亲切随和，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遭到来自杨家岭方面的指责时，博古一般都率先承担责任，从不对下属横加指责。1942年4月初，当丁玲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批判王实味的高干座谈会上，遭到贺龙、曹轶欧等人猛烈攻击时，博古悄悄坐到了丁玲身旁，宽语安慰了丁玲。事隔四十年后，当丁玲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还禁不住写下她对博古深深的感激。博古也保护过《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企霞。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思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62。另参见陈恭怀：《陈企霞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页181。

[602]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页198。

[603]《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页188、138。

[604]冯夏熊（冯雪峰之子）：《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载《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页12-13。

[605]有关这段历史事实有两项已得到互相证实的资料来源，一是冯雪峰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交待材料」：《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另一为张闻天的《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参见《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页506－507；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论稿》，页492-93。

[606]对于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衔中共中央命来沪，没有先找周扬接头，而是住进鲁迅家一事，周扬其至在1979年还为此耿耿于怀。参见《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页125。上海中共临时文委另一领导人夏衍在事隔五十年后也仍对冯雪峰当年的这一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313－15。

[607]例如周扬在1938年6月8日《解放》周刊上发表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一文，较早提出作家的创作必须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应重视文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问题，周扬的上述看法与毛泽东的看法完全合拍。参见《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页246－47、251。

[608]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着《生活与美学》于1942年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周扬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部分内容自1942年始陆续刊载，1945年由延安解放社正式出版。

[609]参见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载《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103－104。

[610]《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页124。

[611]张毓茂：《萧军传》，页241-46。

[612]延安「创作之家」名义上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西北局宣传部具体主管，但周扬作为西北局成员，实际上负责「创作之家」。

[613]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共中央提意见，甚至要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诬为青年党，幸而得到张闻天、博古的保护，才未入狱，但高长虹很快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参见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页198。

[614] 1943年，胡风从桂林回到重庆，为续办《七月》重新登记事，向周恩来求援，周一口答应，开给胡风一张三万元保证金的支票，1945年春胡风主编的《希望》正式出版。参见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页34；另参见胡风：〈关于《七月》和《希望》的答问〉，载《胡风晚年作品选》，页122。

[615]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页89。1943年12月16日，董必武在〈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中宣部电〉中表示已「依据中宣部指示对于怀（即乔冠华）观点作进一步检查」，见《中华儿女》，1992年第2期；另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页139-40。

[616] 1944年3月18—19日，胡风参加了由冯乃超主持召开的重庆左翼文艺界人士学习毛泽东（讲话）的座谈会，胡风在发言中强调左翼作家在国统区的任务是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作斗争，而不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胡风也未谈思想改造的问题。不久，何其芳又向重庆左翼作家介绍延安思想改造运动，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感。「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参见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页35；另参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页50－52。

[617]何其芳等回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去重庆传达《讲话》的情况。胡风写于1945年初的论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胡风反对毛泽东《讲话》的「罪证」，胡风在这篇文章里不指名地批评了将「思想改造」庸俗化为「善男信女式的忏悔」的倾向。1948年中共果然在香港组织了对胡风的第一次大规模批判。冯雪峰则在1945一1946年发表了《论艺术力及其它》、《论民主革命的文艺活动》、《题外的话》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地抨击了正甚嚣尘上的文艺机械论和公式主义，冯雪峰尖锐指出：「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的说法，也说是甚么都弄糟了。如果这样地去指导创作，则更坏」。冯雪峰的上述看法，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的」。参见陈涌：《关于雪峰文艺思想的几件事》，载《回忆雪峰》，页216。1946年6月10日至11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连载《关于现实主义》一文，抨击画室（即冯雪峰）对毛《讲话》的态度。冯雪峰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态度直接影响到1949年后他的政治前途，1954年12月31日。毛泽东将冯雪峰的诗和政治寓言《火》和《火狱》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传阅，明显表明对冯雪峰的严重不满。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页644。1957年8月27日，冯雪峰被正式宣布是「三十年一贯的反党分子」，并被冠以「右派」帽子。

[618]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1942年6月11日）载《丁玲集外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134-37。

[619]参见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08。

[620]《丁玲日记》，1978年10月8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页15。

[621]例如丁玲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到胡乔木的直接「指导」。1948年6月，丁玲将刚刚完稿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滕抄复写件面交已迁居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胡乔木，请胡审读。1948年7月，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在传阅小说稿后一致认定，「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胡乔木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认为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胡乔木随即打电报给已在大连准备赴苏联、匈牙利访问的丁玲，传达修改意见。丁玲随即奉命对原稿作了修改。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下」赶印出来。丁玲终于带上这部小说于1948年11月9日离开哈尔滨出国。参见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页121-22。

[622]〈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1938年4月2日），载《群众》，第1卷，第22期。

[623]1939年5月3日至4日，重庆遭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十多家报馆均遭破坏，国民党当局以疏散为借口，下令重庆各报停刊，共出一张《联合版》。为了维持统一战线的大局，周恩来说服《新华日报》社内部持反对意见的同事，接受了重庆当局出版《联合版》的指令，但周恩来向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申明，一俟将有定所，即恢复出刊《新华日报》，然而此事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页89；另参见韩辛茹：《新华日报史 1938一1947》，上（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页92-94。

[624]1938年12月12日，王明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抵达西安，12月19日给《新华日报》主编潘梓年以及吴克坚、华岗写信，表达他对报社工作的关心，而代表南方局领导《新华日报》的凯丰也曾于1938年12月15日、1939年2月14日给王明写信，向他汇报《新华日报》情况。1939年9月至10月，王明赴渝参加国民参政会期间，多次在《新华日报》社作报告，9月29日，王明在重庆南方局，作〈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在发表时改为〈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并注为「9月20日在《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会上的报告」，发表于《解放》周刊总89期（1939年11月7日），其中把「党的任务」部分全部删除（王明作报告的时间是《解放》周刊有意变动的，其目的是为了迷惑国民党）。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1938年后王明对南方局和《新华日报》仍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延安并不乐意看到王明就全党范围的问题发表看法。

[625]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国妇女》、《中国青年》、《中国工人》自1941年4月起暂时停刊，四个月后恢复。1941年6月15日，复宣布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停刊，1941年8月，《共产党人》停刊，以上刊物以后均未复刊。

[626]毛泽东：〈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1941年5月15日），载《毛泽东新闻文选》，页54。

[627]参见〈《解放日报史》大纲〉，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2。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628]杜青（杨松遗孀）：〈回忆杨松同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92。

[629]参见〈《解放日报史》大纲〉，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页13。

[630]李范五：〈回忆杨松同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页187。

[631]丁玲回忆道，博古主持《解放日报》给她的印象是「极为审慎」，博古曾告诫她，不能把《解放日报》文艺栏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轻骑队》。黎辛说，博古强调「自由主义不能在报纸上存在」，「报纸不能闹独立性，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57；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页59。

[632]毛泽东于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说后，杨松就已预感到自己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他对昔日的同事张仲实说，「我对于外国的事情，还可谈几句。对于本国情形，的确一点都不熟悉。今后我要下定决心，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对党实在没什幺用处」。参见张仲实：〈悼杨松同志〉，载《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7日。

[633]杨放之又名吴敏，1937年抗战爆发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后，即参加创办《新华日报》的工作，是《新华日报》最早的编委会成员之一。他完全清楚《新华日报》自创办至1941年初每天必发社论的传统，只是因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严重恶化，《新华日报》才改而决定不再每天发表社论。但是杨放之在1941年调入延安《解放日报》后，迅速站到了陆定一一边，成了反对《解放日报》每天发表社论的主要人物。参见杨放之：〈《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整风〉，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8期，页3。

[634]胡乔木：〈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载《解放日报》，1943年1月26日。九十年代初，胡乔木将此篇文章改名为〈报纸是教科书〉，收入《胡乔木文集》，对为何改名，胡未作任何说明。参见《胡乔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03。

[635]〈致读者〉，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

[636]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637]参见〈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载《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7日。

[638]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3月31日），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90。

[639]参见〈秦邦宪与《无锡评论》〉，载《江苏出版史志》，1991年第3期。

[640]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称边区的特务分于常常写不真实的新闻，企图降低《解放日报》的信用，已经被「查出来」了。参见《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641]1942年9月5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新华社第二十二次编委会上，传达毛泽东对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的上述批评意见。参见〈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页18。

[642]宋平：〈张闻天同志对于干部理论教育的贡献——重读《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38。

[643]雪苇：〈在延安马列学院三班的听课回忆〉，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23。

[644]〈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7——194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页212。

[645]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6、255。

[646]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6、255。

[647]1942年2月1日，邓发主持了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有名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在毛报告前，邓发在会上作的开场白里提出将以克服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作为党校教育的新方针。整风运动开始后，邓发经常在一些场合以自己经历讲述「工农分于与知识分子结合的必要」。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363。

[648]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2月28日作出的〈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明确规定，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参见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255。

[649]《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页364。邓发、项英、彭德怀是中共局面改善后，少数几个仍保留有早期共产主义者清教徒式工作和生活习惯的高级领导人。1939年底邓发自新疆返回延安后，发现一些人已开始追逐生活享受。对此，邓发十分气愤，他感叹道：「我们党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分人已经忘本了」。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4。

[650]〈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校学生人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1942年3月11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260。

[651]彭真：〈中央党校计划〉（1941年），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4。

[652]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65、127。

[653]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65、127。

[654]《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一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页310-11；另参见《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页112。

[655]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7。

[656]〈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1942年3月11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256-57。

[657]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58。

[658]参见卢弘：《李伯钊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417。

[659]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77－78；另参见《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92。

[660] 1943年冬，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江华返回延安，遵刘少奇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在彭真的住处接见了他，参见江华：《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204。

[661]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364－65。

[662]《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111－12。

[663]《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111－12。

[664]阅读和研究文件的「四到」方法为王首道首先提出，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11。

[665]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78、77。

[666]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78、77。

[667]《吴玉章文集》，上（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页240。

[668]《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

[669]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670]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671]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672]《解放日报》，1942年6月27日。

[673]《解放日报》，1942年6月27日。

[674]《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675]《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676]《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677]《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678]《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679]《解放日报》，1942年6月1日。

[680]《解放日报》，1942年6月1日。

[681]参见《生活全国总书目》（1935）（上海：上海生活书店编印，1935年），页72。

[682]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7。

[683] 《谢觉哉日记》，下，页791。

[684]《解放日报》，1942年7月13日。

[685]《解放日报》，1942年7月13日。

[686]吴玉章：〈以思想革命来纪念抗战五周年〉（1942年7月7日），载《吴玉章文集》。上，页241。

[687]《谢觉哉日记》，上，页456。

[688]焕南（谢觉哉）：〈感性与理性〉，载《解放日报》，1942年8月10日。

[689]〈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70。

[690]〈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70。

[691]〈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70。

[69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一1942），第13册，页470。

[693]《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37、338。

[694]《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37、338。

[695]参见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9。

[696]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697]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698]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699]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700]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701]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702]匡亚明：〈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9日。匡亚明1926年加人中共，1929年曾被中共特科红队误认为是叛徒而遭枪击，子弹从口中射入，穿过脖颈险而未死，1941年任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第四室（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参见罗青长：〈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老前辈匡亚明同志〉；丁莹如（匡亚明夫人）：〈永远的怀念〉，载《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0－11、97。另据师哲称，匡亚明此时虽是康生的政治秘书，却不被康生信任，康生不允许匡亚明接触重要文件。参见《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年），页216-17。

[703]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704]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70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页492。

[706]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707]成全于1942年2月曾给任弼时上书，提议不仅要整顿三风，而且要「整顿人风」，「信的内容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中内容类似」。

[708]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709]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川《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710]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川《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711]毛泽东：〈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1942年11月21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页116-17。

[712]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川《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713]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页66；另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60。

[714]《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46；另参见《谢觉哉日记》，上，页377。

[715]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60。

[716]《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

[717]见毛泽东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718]焕南（谢觉翮：〈此心光光地〉，载《解放日报》，1942年7月3日。

[719]焕南（谢觉觊：〈拂拭与蒸煮〉，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23日。

[720]抗战期间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各部队皆有代号，如「团结」部，「澳洲」部等。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52。

[721]《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01。

[722]〈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79。

[723]〈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79。

[724]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页140。

[725]〈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79。

[726]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4-36。

[727]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4-36。

[728]丁玲的这两本整风笔记以后佚失，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页35-36。

[729]见毛泽东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730] 朱明：〈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255-81。

[731]朱明在1945年5月与林伯渠结婚，文革中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732] 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6。

[733] 伴随看毛泽东新权威的确立，根据地内的等级制度也基本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发生了静悄悄的改变，请人情，谈私交开始受到遏制。早在1939年，曾三对此就有过议论，他认为，「除同志关系外，不许有私人感情，这话不尽对。只能说私人朋友感情是次要，不允许超过或并重于党的利益，而不能说私人感情须一笔抹杀，这是违反人情的。这一趋向的发展，可能走到人间的冷酷。」参见《谢觉哉日记》，上，页284-85。对于根据地内的反「人性论」的气氛，初入延安的从事白区地下斗争的党员和外来知识分子都觉得不甚习惯。因为在白区，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十分亲密，到了「家」，情况反而不一样了，所以一时间，「延安缺少同志间的友爱」成了许多人的共同感受（丁玲、王实味、萧军、朱明）。王世英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进入延安后，感触最深的就是「人际关系越来越难处」。他对刘少奇锐：回到延安，我感觉学了一些坏东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说的，也得去做去说感觉没有在秘密工作时期那样纯洁。刘少奇认为，王世英不是学坏了，而是「学好了」。他告诉王世英：「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参见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44-45。这种革命的「吹牛拍马」，以后伴随着等级森严的干部级别制度，逐渐发扬光大，成为某种新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以至于长期从事国统区工作、从未去过根据地的夏衍在1949年听到别人称他「高干」，看到革命文艺家马寒冰向他敬礼报告时，还很不习惯。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62-22、640。

[734]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事件发生在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该年的10月5日，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派的决议〉，警告陈独秀等必须主动服从中央决议，停止一切托派主张的宣传，11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陈独秀等四入党籍。

[735]《谢觉哉日记》，上，页575。

[736]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页21-28。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建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

[737]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页52、56、60－62。

[738]陶晶孙在三十年代曾参加「左联」，1937年后，奉潘汉年之命加入南京汪精卫政权组织的「中国文化协会」。

[739]陶坊资：〈回忆父亲〉；陶瀛孙、陶乃煌：〈陶晶孙小传〉，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页167、162。

[740]〈广西部分老同志座谈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载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2年），页133。

[741]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建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页35、28。

[742]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建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

[743]李先念在「文革」后仍不愿谈有关西路军的历史，直至九十年代初，他才向其传记写作组人员谈了西路军的若干情况。徐向前逝世后，《炎黄春秋》杂志公布了他在1982年与廖盖隆等人的谈话，澄清了一些有关西路军历史的真相。徐向前坦承过去他为了与中央口径保持一致，写的一些文章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已公布的徐向前与廖盖隆的谈话仍未涉及延安处决西路军干部事。参见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1期。

[744]据李一氓回忆，1932至1934年，江西瑞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情况比较平稳」，「肃AB团」、「肃社会民主党」等事件均已过去。参见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泯回忆录》，页159。

[745]师秋朗（师哲之女）：〈《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被删部分补正〉，载《炎黄春秋》，1992年第6期。师哲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康生）刊载于《炎黄春秋》也92年第5期，但该文曾被《炎黄春秋》大量删节，且所删某些内容又恰是康生最阴暗的部分。师秋朗为此向《炎黄春秋》表示意见，《炎黄春秋》在同年第6期补发了师哲被删文章的部分内容。另参见师哲：〈我所了解的的康生〉，载《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5。

[746]《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话》（诉讼狱政篇）（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页247－48。

[747]仲侃：《康生评传》，页77-78；另参见《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6。

[748]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1-12。

[749]〈湖西「肃托事件」〉（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调查报告），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2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页212-24；另参见郭影秋：《往事漫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101-105。

[750]〈湖西「肃托事件」〉（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调查报告），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2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页212-24；另参见郭影秋：《往事漫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101-105。

[751]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5-17。

[752]郭影秋：《往事漫忆》，页109－15。

[753]1983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指出湖西「肃托」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应予彻底平反。

[754]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30、94。

[755]参见1940年8月14日，中组部对审查干部经验的总结，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页100－101。

[756]费云东主编：《中共保密工作简史（1921一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1994年），页100。

[757]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页68。

[758]马洪：〈马列学院审查干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47。

[759]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92。

[760]参见谢燕：《张琴秋的一生》（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页184-86。建国后，林纳在齐齐哈尔特殊钢厂工作，文革期间，康生、叶群公开点林纳的名，最后林纳惨遭迫害而死。

[761]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762]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763]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764]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765]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766]《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86。

[767]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9。

[768] 参见〈延安整风与审干运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载《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6）》（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页337-38。

[769]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770]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771]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60-11。

[772]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4。

[773]1955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宣称「延安审干运动，中央订出了九条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审干运动把许多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清查了出来，纯洁了革命队伍，在组织上保证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个成绩是很大的，应该加以充分的估计的」。对于抢救运动，则仅指出「是有偏向的，其结果是犯了逼供信的错误」，但强调此错误在甄别时得到了纠正。参见贺晋：〈对延安抢救运动的初步探讨〉，引自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中国现代史论文摘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358。

[774]〈林枫同志在分局高干会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1944年7月7日），转引自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册，页414。

[775]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二七」会议后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4月至1932年初。在第一阶段「打AB团」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据初步统计，在这一阶段，仅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4，500人，而至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已消灭「AB团」份子1，000馀人，这一数目尚不包括在这之后根据地内党政机构被杀党员的人数。主持江西苏区「AB团」第二阶段的是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被杀对象主要是参加富田事变的赣西南红军的干部，以及赣西南地方政权的的干部，具体的死亡人数，说法不一。若加上闽西「肃社党」中被杀人数，在中央苏区的肃反惨祸中被杀害的红军官兵和共产党员、普通群众超过一万人。资料来源：—、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页634-37；二、〈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三、〈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年5月），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四、〈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31；五、廖盖隆1981年9月23日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廖盖隆在1980年12月10日也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89、144；六、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页262；七、〈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776] 1932年秋李一氓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则被调往前方任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参见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页147。

[777]参见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26。

[778]中央书记处：〈中央关于成立中央机要局的通知〉，引自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一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206、209。此书作者系中央档案馆副研究馆员，该书引用了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披露。该书在出版前曾征求过中共机要工作元老王首道和童小鹏的意见。

[779]中央书记处：〈中央关于成立中央机要局的通知〉，引自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一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206、209。此书作者系中央档案馆副研究馆员，该书引用了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披露。该书在出版前曾征求过中共机要工作元老王首道和童小鹏的意见。

[780]《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12-15。

[781]《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12-15。

[782]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203。

[783]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203。

[784]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页210。

[78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毛泽东年谱》中卷对毛这段话未予反映。

[786]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787]据胡乔木称，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有关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主席有「最后决定全权」，乃是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并无哪一个人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定。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3。但事实上，毛泽东根本不管这些区别，而是利用他的双主席的地位，当仁不让地执掌起「最后决定权」。

[788]王秀鑫在〈延安「抢救运动」述评〉一文中提到刘少奇给陈毅、饶漱石的这份电报于1943年3月20日发出，但《刘少奇年谱》中却提及此电系6月29日发出。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页72；《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25。查刘树发主编的《陈毅年谱》上卷在1943年6月29、30日均无收到此电文的记载，而在1943年3月21日记载中则提到「接中央数电」，其中有对释放韩德勤的意见，至于中央电文的其它内容，则未予反映。经笔者查证，《陈毅年谱》中有关1943年3月21日的记载来源于《赖传珠日记》，（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负责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机要电讯系统），其措词、用语完全一样。在《赖传珠日记》的1943年6月29、30日栏中，均无收到延安来电的记载。参见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405；另参见沈阳军区《赖传珠日记》整理编辑领导小组：《赖传珠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441。

[789]〈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3月），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文献和研究》杂志在公布这份文件时说明：此文件「没有写明时间，没有发文机关，也不知是否已作为正式文件发出，现有时间是《中共中央文件汇集》的编者判定的」，但说明此文件中「内有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字样」。

[790]〈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3月），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文献和研究》杂志在公布这份文件时说明：此文件「没有写明时间，没有发文机关，也不知是否已作为正式文件发出，现有时间是《中共中央文件汇集》的编者判定的」，但说明此文件中「内有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字样」。

[791] 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6。毛泽东在1942年4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也说到：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四百人。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

[792]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96。

[79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3、434。

[794]《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3、434。

[79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毛泽东年谱》中卷对这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有关「肃奸」的言论未予反映。

[79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页495。

[797]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2-25。

[798]《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799]《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800]《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801]在《刘少奇年谱》中无这次报告具体日期、作报告地点和听报告对象的记载，对报告内容只作了少量反映。

[802]《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29。另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419。

[803]刘少奇：〈对反特政策与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印行，1989年），第17册，页379。此电文与刘少奇3月20日电恐非同一电报。也许因该电极机密，《赖传珠日记》中才无记载。

[804]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康生果然配合默契，猛攻王明、博古、周恩来。

[805]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刘少奇传》记载，刘少奇在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曾向会议作自我批评，其中对「1943年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但该书并没有提供刘检讨的具体内容。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页755。

[806]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页69。

[807]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

[808]张鼎丞：〈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载《星火燎原》，第6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页8。

[809]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810]韦君宜：《思痛录》，页12、13。

[811]韦君宜：《思痛录》，页12、13。

[812]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8。

[813]刘晓：〈最美好的时光〉，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57。

[814]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

[815]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0-201。

[816]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817]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

[818]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46、46。

[819]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46、46。

[820]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821]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822]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页53。

[823]张文杰：〈河南党组织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的历史真相〉，载《河南党史通讯》第1期，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料344-45。

[824]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35。

[825]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0-84；另参见师哲：〈我所了解的康生〉，载《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97。

[826]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师哲：《峰与谷》，页2-3。

[827]杨尚昆等认为，仅凭一条标语就判定柯庆施有问题，证据不足，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3。

[828]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49。

[829]参见薄一波：《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上卷，页463。

[830]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831]《李逸民回忆录》，页117；《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6。

[832]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9-10。

[833]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834]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9-10。

[835]参见修来荣：《陈龙传》，页194、128；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页219。

[836]参见修来荣：《陈龙传》，页194、128；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页219。

[837]《百年潮》，1997年第1期，页33；另参见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忧与思》，页44-45；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页161、175-77。

[838]李锐：〈清凉山的文宇生捱〉，载《李锐往事琐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46。另参见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4。

[839]周森：《马海德》（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年），页25-26。

[840]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载《革命史资料》，第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页37。

[841]《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71。

[842]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195-96。

[843]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30、241-42。

[844]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30、241-42。

[845]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37、240-41。

[846]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41。

[847]李志民：《革命熔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页241。

[848]《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页399。

[849]《徐向前传》，页346；另参见李志民：《革命熔炉》，页130-31。

[850]《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页400。

[851]韦君宜：《思痛录》，页18。

[852]《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页399-400。

[853]郭化若：〈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的组建〉，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页134-35。

[854]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855]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页48。

[856]董纯方等：〈呕心呖血抓建设——关于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的片断回忆〉，载《怀念林伯渠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25。

[857]《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页286。

[858]陈永清：〈纪念林伯渠同志诞生一百周年〉，载《怀念林伯渠同志》，页136。

[859]1947年受康生在晋绥推行极左土改的影响，陕甘宁边区土改也发生了乱批乱斗的现象，引起百姓恐慌。林伯渠为保护下属，主动承担责任，自称是「好好先生」，对犯错误同志帮助不够。参见刘景范：〈回忆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载《怀念林伯渠同志》，页118。

[860]《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页137。

[861]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862]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82-83。

[863]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79。

[864]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79。

[865]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88。

[866]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52。

[867]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52。

[868]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87-288。

[869]韦君宜：《思痛录》，页18。

[870]韦君宜：《思痛录》，页8。

[871]韦君宜：《思痛录》，页8。

[872]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873]刘晓：〈最美好的时光〉，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57-58。

[874]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875]刘晓：〈最美好的时光〉，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57。

[876]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877]《李伯钊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页120-21。

[878]郑建英：《朱瑞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页296、298。

[879]邹凤平当时的妻子甘棠，原名阚思颖，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工作，其兄阚俊民，后改名刘鼎，中共党内著名军工专家。1949年后甘棠任重庆市妇委书记，四川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甘棠1935年长征至遵义时被疏散在地方，并与其它被疏散的红军组成游击队，1936年一度被俘，延安整风期间受到严重冲击，晚年生活凄凉，1971年因疾病不得医治而逝世。参见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6年），页157。

[880]张平化：〈满怀热情地参加整风学习〉见《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47。

[881]孔原：《一位杰出的革命女性——忆战友钱瑛同志》，载《忆钱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页21。

[882]张文杰：〈河南党组织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的历史真相〉，载《河南党史通讯》第1期，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料344-45。

[883]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页148。

[884]参见薄一波：《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上卷，页362。

[885]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页125。

[886]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页51、31。

[887]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页51、31。

[888]陈野苹、韩劲草主编：《安子文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6。

[889]王良：〈罗烽、白朗蒙冤散记〉，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页176。

[890]韦君宜：《思痛录》，页19；另见《解放日报》，1944年7月3日。

[891]1945年8月，毛泽东曾约见高长虹，征求他对今后工作去向的意见，高长虹说他想去美国考察经济，毛闻之勃然大怒，立刻把他轰出去，谈话「闹了个不欢而散」。参见言行：〈高长虹晚年的「萎缩」〉，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4期。

[892]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893]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重庆：民族书店，1945年），页120。

[894]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260-76、163-64。

[895]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260-76、163-64。

[896]陈伯村在1954年被宣布为「高饶反党联盟」成员，文革后得到解脱。

[897]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3。

[898]徐干：〈历久长新的回忆——永远铭记父亲徐老的言传身教〉，载《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118。

[899]蒋祖林：〈胭脂河畔〉，《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4期，页78-79。

[900]彭而宁在离休前任西北林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他在1987年撰文纪念徐特立，回忆延安自然科学院，仅泛泛谈论「延安精神」，和自然科学院的科研、教学活动，只字未提当年自己的遭遇，可能是不忍再触及心灵上弥久的伤痛。

[901]《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页119。

[902]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4。

[903]〈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关于延大、自然科学院等精简问题的决议〉（会议记录），载《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页28-29。

[904]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905]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906]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907]《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页179。

[908]韦君宜：《思痛录》；页15。

[909]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页242。

[910]骆文：〈延安时代，他总是在思考探索〉，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66-67。

[911]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23-224。

[912]〈延安大学概况〉（1944年6月），载《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页179

[913]王必胜：《邓拓评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页107、95。

[914]《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页498。

[915]《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916]《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917]《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918]《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1、231。

[919]《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1、231。

[920]〈林枫同志在分局高干会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1944年7月（党内文件——这一文件请与康生同志的报告配合研究，并应以那一文件为依据而又是联合实际的研究），转引自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册，页414。

[921]张稼夫（时任中共晋绥分局副书记）：〈庚申忆逝〉（之二），载《党史资料》，第8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251-52。

[922]穆欣：〈秦城监狱里的6813号〉，《中华儿女》1998年第10期。

[923]穆欣：《劫后长忆》（香港：新民出版社，1997年），页132。

[924]国统区当时虽对「抢救」运动不甚清楚，但坊间偶尔亦有少量有关延安的叙述，对「抢救」略有涉及，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其记载大体符合事实。例如：1944年夏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成员之一的金东平在他的《延安见闻录》中就描述过所谓「车轮战术」。金东平将「车轮战」称之为「疲劳检查」，其方法是对「他们认为有『有问题』的人加以轮流的审问，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永不停止……」。参见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页128。

[925]在「抢救」运动中，蒋南翔发现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被「抢救」或被怀疑，工农干部普遍看不起知识分子干部，因而产生看法，认为在党内「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它别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蒋南翔的看法事实上与张鉴的看法不谋而合。二十多年后，有更多的人具有和张鉴同样的想法。文革中，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被批斗时，就后悔当初不该念书。见季羡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页100。

[926]参见《中共现形》（爱国出版社，1946年），页25-33。该书无出版地点。

[927]罗贵波：《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页184、235。

[928]罗贵波：《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页184、235。

[929]《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页359-60。

[930]《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01。另参见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页204；〈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9；毛泽东1943年11月5日致北方局并转太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页7-8。

[931] 1938—1939年，中共安徽工委曾派出共产党员，参加苏皖部分地区由国民党地方势力与共产党合作的地方政权。

[932]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见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300-301、299。

[933]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见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300-301、299。

[934]淮北区委在〈关于淮北中学第二次反特案件的错误及善后处理办法的决定〉中指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用新民主主义教育精神去教育青年，改造青年，使团结在党的周围」，「决不能把学校变成法庭，严刑逼供，捆绑，吊打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见《邓子恢传》编委会：《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95。

[935]邓子恢：〈我的自传〉，载《革命史资料》（8）（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页13－14；另见《邓子恢传》编委会：《邓子恢传》，页297。

[936]《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页487－88、504、481；另见《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13。

[937] 1981年中组部复查，确认「戴季康托派案」为错案，予以平反昭雪。

[938]张劲夫：《怀念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页221。

[939]《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261。

[940]《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92。

[941]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8；另参阅萧华：〈难忘的四个月——忆少奇同志在山东〉，载中共山东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页246-59。

[942]熟悉山东现代史的读者不会忘记，几年以后，在康生直接领导下的山东渤海地区的土改，就是打着「自己解放自己」的旗号，而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943]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8。

[944]《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285。

[945]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8。王力在整风期间是山东分局总学委秘书，1961年初，刘少奇在湖南与王力谈了上述一段话。

[946]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311。

[947]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4。

[948]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311。

[949]《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349。

[950]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2。

[951]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3。

[952]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3。该书未点王若望的名，也未提及黎玉的名字，但实际上指的就是王若望批评黎玉一事。参阅《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页351。该书提到黎玉被批评一事，但略去了王若望的名字。

[953]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33。

[954]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2。

[955]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4。

[956]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7、308-309。

[957]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7、308-309。

[958]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8。

[959]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8。

[960]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4。

[961]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93。据王力回忆，1963年12月，毛对康生、王力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和我一起倒霉的。

[962]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94。

[963]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94。

[964]毛泽东：〈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1943年7月1日），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4期。

[965]《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286－87。

[966]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4。

[967]《谢觉哉日记》，上，页543。

[968]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页187。

[96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一1944），第14册，页89－96。

[970]在师哲的回忆中，对毛泽东的精细有很生动的描述。其中有一段写道：当胡宗南军队攻占延安前夕，毛泽东亲自监督师哲销毁与莫斯科来往的文电密码及记录，毛最后还用小棍翻播灰烬，待确定已燃尽后，才放心离开。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01-202。在延安时代与毛交往较多的萧三也认为毛做事很细。参见《谢觉哉日记》，下，页681。

[97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一1944），第14册，页89－96。

[97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一1944），第14册，页89－96。

[973]在「抢救」运动中，毛泽东和王世英说过类似的话，当时王世英已被人诬陷为「特务」，参见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3。

[974]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

[975]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08、164。据弗拉基米洛夫说，他是在得到毛泽东的许可后，才派奥洛夫医生于1943年10月28日前去为王明治病的，就是在这一天，王明在苏联医生面前哭了出来。

[976]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37。

[977]《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138。

[978]《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979]《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980]《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981]《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982]《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983]《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984]《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292-93。

[985]《谢觉哉日记》，上，页708。

[986]吴玉章：〈我的思想自传〉（1943年），载《吴玉章文集》，下，页1338。

[987]《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137。

[988]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30、112、114。

[989]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4。

[990]任质斌：〈纪念党的好女儿——危拱之同志〉，载《怀念危拱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20。

[991]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86-87。

[992]《聂荣臻回忆录》（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页562。

[993]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127-28。

[994]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57。

[995]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996]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997]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998]陈龙等的上报材料估计反映的是运动初期——1943年7至8月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后，几乎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都程度不同地被抢救。

[999]修来荣：《陈龙传》，页148－49

[1000]原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页295-96（莫斯科：1986），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郑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页2－3。

[1001]接到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来电后，毛一时情绪激动，他在1944年1月2日通过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给季米特洛夫发出一份覆电。毛声明中共没有削弱对日本的斗争，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也没有改变。针对季氏对周恩来、王明的关心，毛答复道：「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至于王明，毛掩饰不住心中的愤恨，在电文中说「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毛举出两个例子予以说明：—、王明过去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分，后来才被释放出来（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也提到作者本人强烈感受到毛对王明的痛恨，在1943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写道，针对王明的新指控是「国民党同谋，反革命」，证据之一是王明曾被国民党逮捕，又给放了出来。参见《延安日记》，页190、185-86）；二、王明与米夫的关系可疑。毛对康生则表现出完全信赖的态度，他告诉季米特洛夫「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天以后，毛又后悔日前发出的电报可能会造成远方的误解，于是找到弗拉基米洛夫，询问昨天的电报是否发出，他告访苏联观察员，前电可能不妥。紧接着，毛开展对苏联人的热情公关，据弗拉基米洛夫记载，1月4日，毛泽东夫妇单独邀弗氏同观京剧，毛向弗氏大谈他如何尊敬苏联，尊敬斯大林，尊敬那些过去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以及如何感激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199-200。1月6日，毛、刘、周邀请弗氏等苏联人畅叙友情。1月7日，毛单独访问弗氏，再一次谈他如何深深地尊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203。在谈话中，毛完全改变了原先对王明的强烈敌对态度，其态度之友善使弗氏大吃一惊，毛请弗拉基米洛夫再给季米特洛夫发一电报，并告诉弗氏，团结的方针同样适用于王明。参见〈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3日），〈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克给季米特洛夫电及情况说明〉，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第4期，页51-54。另参见《延安日记》，页190、185－86、199－200、202－205。

[100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8－80。

[1003]《谢觉哉日记》，上，页580。

[1004]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页186。

[100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0。

[1006]参见〈中央关于坦白分子的六种分析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1月24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7；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35；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

[1007]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26、226。

[1008]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26、226。

[1009]郑建英：《朱瑞传》，页294。

[1010]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1943至1945年，延安有三万党员及非党员干部，受抢救冲击的大多为抗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也有相当数量的老干部，主要为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以及从苏联返回的原留苏干部，据胡乔木提供的数字，被抢救的干部达一万五千人。

[1011]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221。

[1012]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221。

[1013]参见仲侃：《康生评传》，页95。

[1014]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3。

[1015]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7、216。

[1016]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7、216。

[1017]和培元：〈论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出版；和培元：〈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创刊号。

[1018]《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57-58。

[1019]《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4-35。

[1020]刘少奇：〈肃清党内盂什维主义思想〉，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苏中出版社，1945年），页1。

[1021]朱德：〈「七一」二十二周年感言〉，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

[1022]彭德怀：〈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4－15。

[1023]陈毅：〈伟大的二十一年〉，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8、12、11。

[1024]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22；另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页321。

[1025]《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9。

[1026]陆定一：〈为什么整风是党的思想革命〉，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3。

[1027]王稼祥：〈中共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5。

[1028]博古：〈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20。

[1029]邓发：〈谁爱护青年？谁戕害青年？〉，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7。

[1030]艾思奇：〈《中国之命运》的愚民哲学〉，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请毛泽东思想〉，页21。

[1031]徐特立：〈毛主席的实际精神〉，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5。

[1032]吴玉章：〈我的思想自传〉，载《吴玉章文集》，下，页1337-38。

[1033]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的演讲〉，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7-18。

[1034]白修德着，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页163。

[1035]《谢觉哉日记》，上，页550。

[1036]《谢觉哉日记》，上，页550。

[1037]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6-47。

[1038]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128。

[1039]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

[104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9、290。

[1041]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128。

[1042]博古虽然在1943年9月后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作了检讨，但仍未被毛泽东放过，毛在1943年12月28日发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将王明、博古捆在一起鞭打，该电报对王、博均不称「同志」，并说「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由此也可看出博古当时境况的险恶。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9。另参见李志英：《博古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页453。

[1043]《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30、433。

[1044]《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30、433。

[104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6。

[1046]〈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43—1944），第14册，页142-43。

[1047]《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1048]《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1049]《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1050]《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1051]《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1052]《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1053]《彭德怀自述》，页238。

[1054]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页14。

[1055]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页507。另参见薄一波：〈回忆陈毅同志二、三事〉（1988年6月30日），载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页139-40。

[1056]参见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页368-69。

[1057]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69-70。

[1058]1945年彭德怀对薄一波说，他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参见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页367。

[1059]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页560-64。另参见薄一波：〈回忆陈毅同志二、三事〉（1988年6月30日），载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页139-40。

[1060]《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陈毅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323。

[1061]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页141。

[1062]高岗：〈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1942年11月17、18日），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页96。

[1063]毛泽东：（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页36-37

[1064]任弼时：〈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炮校政教室翻印，1980年10月。

[1065]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页120。

[1066]在1945年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没有点王明、博古的名，1950年8月19日，毛泽东指示对〈历史决议〉再作修改。点出王明、博古名字，作为附录收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以至人们长期以为王明、博古在1945年〈历史决议中就被公开点名批判。

[1067]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00。

[1068]数十年后的1968年，王世英因「刘少奇叛徒案」，被康生、江青等折磨死于秦城监狱。

[1069]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01。

[1070]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20－22。

[1071]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70-71、157。

[1072]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70-71、157。

[1073]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共党史资料》第53辑，页15-16、8-9。

[1074]《彭德怀年谱》，页297。

[1075]参阅杨立：《带刺的红玫瑰花——古大存沉冤录》，页32-34。

[1076]参见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页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