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靠枪活着的人将死于枪下!”

被禁止的非国大，经过内部讨论，一个由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小组承担起“民族之矛”（Umkonto we sizwe）的组织任务。

转向暴力的决定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取得了一致意见的：有些人对暴力行动的有效性及时间安排持保留态度；就曼德拉自己而言，虽然自己坚决地提倡这种政策转变的必要性，但由于他自己长达20年的训练有素的非暴力斗争经验将不再有用，因而也显得有些沮丧；另外，显而易见，如果非暴力抵抗过去是被大屠杀粉碎的，那么暴力战术就将会遭受到无以复加的暴力镇压。

非国大是由一群主张非暴力政策的人组成的政治机构，它是不会卷入暴力冲突的。但是如果此类暴力行动能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么他也并不反对。西苏鲁将继续待在非国大内，而由曼德拉来领导“民族之矛”（MK）。这样，从非国大成员和共产党成员中挑选出的少量成员开始编组。

从冬天到春天，该计划一直进行着。曼德拉十分想念妻子温妮和女儿们，他经常从各种藏身之处溜出去与妻子见面，这常常令他的战友们惊恐不安。温妮为约翰内斯堡的儿童福利院工作，经常探望居住在城里和郊区的孩子们并出席少年法庭。曼德拉乔装打扮看起来不可能而实际上却很有效，诸如擦玻璃者、小公差、司机等。有一次，温妮的车出了毛病，她在其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个纸条，上面要她开车到一个特定的拐角处，那里，一个穿蓝色衣裤的高个男人钻入汽车，并要温妮从驾驶座上挪开，然后这个男人将车开进了一个车库，在那里他给温妮买了辆新车，然后又将温妮送回市中心，在一个停车牌下停车，道声“再见”后便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说实话，开始连温妮都没认出他就是曼德拉。

当曼德拉在中产阶级白人居住区的一套公寓中居住时，他的房东——沃尔菲·科迪什发现他对有关战争的书爱不释手，并认真钻研，例如毛泽东、格瓦拉、科德尔哈特的有关著作，以及里茨突击队。尤其是克劳塞维茨的一流著作，他阅读时，精神高度集中并力图挖掘其内在含义。这样，便产生一个问题：如何向房东雇佣的祖鲁族的清洁工解释一个作为客人而居住在这套公寓中的黑人——曼德拉的出现以及这个黑人却整天闭门并不外出的事实。他们一致认为科迪什应该告诉这个清洁工“大卫”（曼德拉的化名）是一个准备出国的学生，他将在公寓里学习直到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科迪什出去工作了，等他吃午饭时回来，却发现曼德拉和那个祖鲁族清洁工一边闲谈、一边欢笑。而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总是注意到曼德拉与下人们融洽相处的方式；在另一家中，那个厨师只有在为这个“大卫”办事时才会显得快乐。科迪什每次早上5点醒来时，总是发现他的隐密的客人身着运动服，在房间里原地跑步，这使他略有不安之感——但是这是曼德拉的室内锻炼习惯，如果每天早上他不能外出散步两个小时的话。

10月份后，曼德拉拥有了家庭生活的外在形式。“民族之矛”租了一个小的农场，称之为利里斯利，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外的利沃尼亚，一套公寓隐没在一群附属建筑物中，这所公寓对一个至今仍靠乔装从事冒险活动的不被法律保护的人而言，是极其理想的。温妮带着泽妮和津姬先后换乘几次车到那儿。这是许多日来的第一次，使温妮有机会为纳尔逊做饭，也使曼德拉可以带着孩子散步。

马克加图和马卡基韦也来探望了自己的父亲。泽妮是带着自己的梦想——父亲居住的杂乱的屋子将成为自己的家——来到利里斯利的。

“民族之矛”的密谋者与他们的非国大顾问可以在利里斯利更加高效率地工作。政策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民族之矛”开始接纳所有种族的人，虽然其核心骨干成员（积极分子）依然是非洲人。在不得已的与世隔绝状态下，一种深邃的同志式友谊在共同分担风险时滋生，当他们制订计划时常感到兴奋不已。

从理论上讲，有四种形式的暴力可供选择。它们是破坏活动、游击战争、恐怖活动以及公开的革命。从它们的政治背景的角度来看，其必然的逻辑选择只能是：破坏活动。曼德拉后来强调“因为破坏活动不会造成生命的牺牲，并且它也为未来的种族关系带来了最光明的希望”。痛苦将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并且，如果这种政策一旦成功，民主政府就会成为现实。

限制暴力程度的决定同时也是基于如下考虑：避免将白人与黑人拖入内战。曼德拉考虑到如果布尔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战争创伤要经过50年时间才能愈合，那么要消除国内种族之间的战争又将需要多么漫长的岁月呢？

由于南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与对外贸易，“民族之矛”的成员们希望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破坏能源工厂，干扰铁路运输和电信业”来“吓跑外资”并且“会给商品从工业地区按时运到海港造成很大的困难”。最后，这种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极大消耗确定无疑地会迫使选举人考虑自己的处境。

曼德拉总结道：“民族之矛”将从事破坏活动；从一开始，其成员就将接受严格的指导，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允许伤害他人，更不要说杀人啦。以曼德拉为首的全国最高指挥部将负责破坏活动的策略安排及确定目标，曼德拉则主持训练与资金筹措方面的工作。地区指挥部则被建立起来直接指导当地的组织。

曼德拉他们面临着大量的问题。在强大而庞大的警察部队的虎视眈眈下，他们不得不将整个机构分散开来，建立若干小分队，这多少都在“M”计划中预见到了。每个人应该知道多少？如何保证不泄密？从历史上看，非洲人民一贯是公开斗争的，因此有些人视秘密活动为胆小行为。由于长途跋涉对非洲人民来说一直是较困难的，那么在电话被监听、录音的情况下，如何保持相距数百英里不同中心之间的联系呢？即使在乔装打扮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因为不公的法律而冒着遭受武断质询的危险。

经过半个世纪的公开对抗、抄查与逮捕，警察已经对绝大多数政治活动家，建立起了令人可畏的记录。这里的黑人警察与白人警察几乎一样多，但是整个国家却由于告密者的阴损而千疮百孔。如果你了解到一个告密者可以因告发而获得130英镑奖赏的话，就不会对此感到惊诧了。

就实际行动目标而言，由于主要的设施都有重兵把守，行动会有相当大的困难。最后，破坏活动涉及巨大的个人危险，甚至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

伊丽莎白港是长期以来最为重要的军事基地，“民族之矛”很快就在新布赖顿建立起了21个小分队，而在夸扎克里镇则有33个之多。那儿的保安警察对黑人通过蔑视运动所造成的伤害至今仍隐隐作痛，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将要打击的不仅仅是从事破坏活动的人，而且还有一切政治活动。

当时，因为警察布下的天罗地网依然没能抓获曼德拉，他的地下生存斗争给予了他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但是，曼德拉在不断地冒着风险，这其中也不乏鲁莽的例子。在11月份，周游了纳塔尔和开普省之后，曼德拉再一次侥幸逃生。当时，他是司机模样的打扮，正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条拐角处等候接他的车，但车并没有来。突然，他看见一名黑人治安警察靠上前来，而且那警察盯着曼德拉的眼睛。曼德拉认为那警察认出了他，幸好那个警察经过他面前时，只向他眨眨眼睛，并翘起大拇指对非国大表示崇高的敬意。

1961年的12月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当非国大领袖艾伯特·卢图利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时，非国大长期以来所坚持的非暴力政策受到赞赏与欢呼喝采。艾伯特·卢图利强调“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非国大，我只不过继承与坚持了可追溯到50年前的非暴力政策，我很乐意执行这个政策。”然而一周之后，12月16日——英雄节，非国大传统上召开年会的日子，“民族之矛”开始了行动。战斗者们引爆了设置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目标上的炸弹。在此次爆炸行动中，有一名战斗者牺牲。

传单上这样声称：

“民族之矛”将继续采用新的方式去坚持斗争。

声明说：我们“民族之矛”一直在追寻着，正如解放运动所追寻的一样，要通过不流血、没有国内冲突的方式寻求解放。甚至在这一最后关头，我们也真诚地希望我们的首次行动将使每一个人清醒地认识到种族主义的政策所造成的灾难性局势。我们希望能让政府及其支持者清醒过来，而不至于太晚，这样政府及其政策能被改变，以免濒临内战的绝望境地……任何一个民族都会遇上这样一个时刻：要么屈服要么奋起反抗，只有这两种选择。现在，在南非，这一时刻来到了。我们不能屈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用我们的力量，通过各种手段，狠狠地还击，以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的自由。

政府曾经错误地将和平运动视为软弱；将人民的非暴力政策视为对政府暴力的大开绿灯……我们正在致力于探索一条解放全国人民的新的道路。[9]

1962年1月初，曼德拉偷渡出境。他出境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是在北部郊区的一个多年的老朋友家里与温妮一起度过的，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曼德拉飞向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正在主持一个全非洲自由大会。这次飞行是曼德拉生命的头等大事，完全是一次令人狂喜的经历，他有生以来终于第一次成为了一个自由人。在亚的斯亚贝巴，曼德拉会见了奥利弗·坦博，正是他安排曼德拉在这次大会上发表演说。曼德拉受到来自东非、中非以及南部非洲代表们的热情接待。在向那些对南非实施制裁以及给予难民和自由战斗者以政治庇护权的国家表示感谢过后，曼德拉谈到未来的斗争，他说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需要民族运动的最大限度的团结。他说：“赤裸裸的武力与暴力是南非政府在镇压非洲人的斗争以及压制他们的渴望时公开使用的武器。”曼德拉描述了压迫政策、对政治领导人的迫害、叛国罪审判以及在沙佩维尔和特兰斯凯紧急状态法中的大批的拘留、扣押。他谈及在50年代广大农村的广泛的不满与抗议以及1961年的“闭门不出”运动，这些都被警察和军队的更加野蛮的暴力所镇压。然而，人民没有被吓倒。当非国大被宣布为非法之后，非国大立即发表声明，宣称它无视政府的禁令将继续地下斗争。

“南非现在的自由斗争力量有多强大？”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出的问题，曼德拉说：

“在南非以外的某些地方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在我们国家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我们的人民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赢得自由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南非政府手中有可以利用的难以应付的暴力工具，及其高压统治，军队的庞大规模，对公民自由的粗暴压制，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结果，在这些地区，我们被怂恿要超越国境线，以拯救我们自己。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确实，国际上对南非政府政策的谴责极大地加强了，同时确保对南非政府实施有效制裁的行动也获得了支持。南非也由于加纳、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三国采取的有效主动行为以及通力合作，而被排除在英联邦之外。“这些不断增强的世界压力，极大地削弱了南非的国际地位并给国内的自由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曼德拉对莫桑比克、安哥拉抗击葡萄牙的压力所采取的勇敢行为致以崇高的敬意。然后，他接着说：

“但我们相信：如果认为外部压力已经使我们没有必要从内部打击敌人，那么这样一种幻想将是致命的错误。南非寻求自由和民主斗争的关键和核心之处在于南非自己内部的行动……在过去十年里，非洲人进行了许多自己的战斗，包括平民反抗、罢工、抗议游行、禁运以及各种各样的示威。在所有这些运动中，我们反复强调了纪律、和平、非暴力斗争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首先因为我们觉得这里还有和平斗争的机会，所以我们真诚地为和平变化而努力奋斗。其次，我们并不想将我们的人民置于这样一种环境中：他们很容易成为那些嗜杀成性的南非警察的目标。但是，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南非现在是一个在枪支统治下的国度。政府不断地扩充陆军、海军、空军以及警察……大量军事（弹药）工厂已被建立起来……

“和平鼓动及斗争之门对我们已经关闭了。非洲人甚至不再有和平地待在家里以抗议政府的压迫政策的自由。在去年5月的罢工运动中，警察挨家挨户地搜寻，打伤非洲人，强行赶他们去工作……危机正在酝酿。”

最高指挥部事先并没有宣布它的战略、战术，但曼德拉补充道：“一个领导机构如果在需要磨砺已经变得不很有效的政治武器时，显得犹豫不决，那将是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在运动的十个月里，曼德拉在南非全境巡游，同农村的农民兄弟、城市里的工人、学生以及专业人士交谈，在他的脑海里，清楚地意识到形势已经一触即发，充满火药味了。

曼德拉对他在搞地下斗争时，对外宣布的“他将永远不会离开南非”，加以解释。我言出必行并以该承诺为荣。但是，当我的组织接到参加此次大会的邀请时，我们决定我应该试着出境，向领导我们非洲大陆孩子们的各位领导汇报国内局势的最新情况。

作为总结，曼德拉强调指出：团结犹如空气对我们呼吸的重要性一样，是至关重要的，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巩固。他坚信：南非人民前进道路上决定性的斗争将赢得非洲领导人以及世界上一切热爱自由的人民的全力支持。

很多时候，在奥利弗·坦博的陪同下，曼德拉在北非、西非的许多国家访问，安排对新成员的军事训练，同时为非种族歧视的国家运行和控制军队警察所需的未来的行政官员和技术人才寻求资金支持。

曼德拉后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由的滋味，这种自由是从白人压迫，从种族歧视种族偏见的愚蠢政策、警察的骚扰、屈辱和侮辱之下彻底解放出来的自由。他说：“我所到之处，我被当做一个人来对待。”由坦博陪同，曼德拉飞往伦敦。在那里，他又会见了休·盖茨克尔以及乔·格雷蒙德，这两人是工党、自由党的领导人。曼德拉强调南非的斗争是多目标的。他虽然被迫选择了武装斗争，但他对卢图利致力于非暴力是高度敬佩的。所有反对种族歧视的人必须在其所在的地区竭尽全力地进行战斗。1962年6月17日，星期天，曼德拉有了一天空闲时间，他参观了威斯特敏斯特教堂。

随后，曼德拉返回非洲，来到阿尔及利亚。

布迈丁上校——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司令（后来成为总统），邀请他来视察该国的一些成就。正如曼德拉所说，这些成就就是那些曾经英勇抗击法帝国主义，以其勇敢精神为自己的国家带来自由和幸福的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的成就。在那儿，曼德拉学习了拆除作业、武器及火炮射击。在阿尔及利亚最高指挥部，他发表了演讲。曼德拉认为，他应该作好准备，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与他的人民并肩战斗。

返回东非，曼德拉会见了朱利叶斯·尼雷尔（后来的坦桑尼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后来的赞比亚总统），以及奥金加·奥廷加（肯尼亚的反对党领导人）。每到一地，他总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并获得他们支持他的保证，虽然，他也遇到了一些对非国大与白人和印度人保持同盟的不满。这种不满，曼德拉认为产生于对南非特殊情况的忽视，并且没有认识到这种同盟的领导权依然掌握在非洲人手里。

曼德拉亲眼目睹了白人与黑人和平幸福地共处于旅馆、电影院、居住区；亲眼目睹了他们使用相同的公共交通工具——这一切在南非仍是不可想象的。

回国的时候到了。但在飞回南非之前，曼德拉接见了第一批逃出来在埃塞俄比亚接受军事训练的新队员。他安全地穿过了危险的国境线，回到了祖国。一名印度人朋友开的车在一个黑暗的乡村公路上等候他。他们开了一整夜车，一路上，几乎没有交谈，直到通过一个曲折的路线到达了约翰内斯堡。在那里，曼德拉将与一个并不知道他身份的家庭待在一起，这家人居住在警察局对面：这是最安全的地方，由曼德拉的战友安排的。曼德拉急于回去汇报工作，也很想与温妮待在一起，他总是在不停地转移。在国外时，他曾设法给温妮写信，现在他们又可以在朋友家见面了，只不过时间相当短促。

在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向“民族之矛”全国最高司令部汇报了他的国外之行。有些同事觉得训练新成员的计划目前尚不成熟，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考虑到要有足够的训练过的士兵的核心成员进行游击运动，需要几年时间，大家最后一致同意继续进行该计划。曼德拉对自己所经历过的事依然感到兴奋不已，他到了纳塔尔，向德班的地区首长们作了报告。西瑞尔·威廉姆斯，一个戏剧导演在曼德拉下榻处接他，然后曼德拉乔装为司机和“老板”，与威廉姆斯两人驱车而去。

在与“民族之矛”其他领导人会面之后，曼德拉便同他的一个老朋友因格瓦（同时也是纳塔尔地区的非国大领导者之一）取得了联系。当他的这位朋友听到高个的司机自称为“大卫”，并要求被带去见“头儿”——这是对卢图利的昵称时，显得惊喜不已。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的战友们对他坚持要见卢图利的想法颇为忧虑，但在他的固执坚持下，作出了让步。曼德拉说：“我在离开以前答应过‘头儿’，我一定要见他。”驱车向北，穿过甘蔗种植园，到达地斯坦格，因格瓦一路上充分享受着曼德拉的旅途佚事。第二天是周六，中午卢图利在一个朋友家中与他们会合。

因格瓦认为这是一个领导者与指挥官之间的会晤。卢图利和曼德拉相互拥抱，对再一次见到对方感到十分高兴。曼德拉对他的出国之旅作了无拘无束的、详细的汇报。他提到了一些非洲领导人对非国大与白人、印度人，甚至一些共产主义者结盟所表现出的不安之感。正如因格瓦回顾那次谈话时描述的那样，卢图利对非国大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比曼德拉更加强硬，人们必须理解这是经过广泛的长时间讨论，然后达成一致意见，在会议上作出了决定的非国大的政策。

然后卢图利提出了长期以来困扰他的问题，即1961年12月，“民族之矛”发表的关于非暴力政策已经结束的声明。卢图利明白曼德拉的角色，因此他只是批评他们没有向他征询意见，也没有向非国大基层群众咨询请教。他认为非国大的名誉已受到了损害。虽然曼德拉表示了歉意，但他说，这样做从策略上讲是正确的。同时，他们也想避免将卢图利与非国大扯进政策上的急剧变化这件事里去，以保护他们。曼德拉与卢图利带着对未来的美好祝福分手了。下午晚些时候，因格瓦驱车将曼德拉送回德班，一点也没担心他的乘客在缓缓的城市车流中会被他人认出来。安全到达之后，曼德拉请求因格瓦帮个忙。送他去看望温妮的妹妹，一个在社会福利院工作的护士。短暂的会面之后，曼德拉被因格瓦载到德班大街，然后下车离去。

星期天，曼德拉同西瑞尔·威廉姆斯一起启程前往约翰内斯堡。在接近哈威克瀑布的某地，他们被三辆警车拦住。据传闻，一个情报局的成员向政府告密，透露了曼德拉的行踪。而曼德拉却否认此说，他解释说这是由于在德班时，安全工作做得太差而造成的。

第二天，温妮·曼德拉正离开儿童福利院前往索韦托做实地调查，此时，她丈夫的一位战友突然出现，看起来显得凌乱不堪，十分紧张。她立即意识到，一定出了什么问题，问道：“纳尔逊受伤了吗？”

“不，没有受伤，不过，他也许将在一两天内出现在法庭上。”

曼德拉被囚禁在约翰内斯堡的城堡里。这是1962年8月5日，在他从事地下斗争17个月之后。

1962年8月18日，非国大的外事办公室发表了要求释放他的声明。非国大称曼德拉是一位“与人民群众广泛接触不知疲倦”的领导者，“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不少男女老少都写歌赞扬他。如果这与他勇敢的领导者素质无关，那么这也与他在法庭上的成功有关。”

曼德拉自此开始了他那28年漫长的铁窗生涯。他以自由之身实际领导武装斗争的时间仅仅一年零5个月，但“民族之矛”后来的30年斗争史都与他的名字相联系。意味深长的是：在“叛国罪审判”期间作为白人暴力的受害者，曼德拉一直坚持非暴力主张。而1962年以后，曼德拉不仅失去了一切暴力手段而且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却一直坚持暴力抗争的立场。他作为“民族之矛”发言人的声音从罗本岛那与世隔绝的囚室中仍然不断传出并回荡在从好望角到林波波河的辽阔土地上。1977年当索韦托6·16学生暴动发生后，狱中的曼德拉又向已与他们的首任司令分开了15年的“民族之矛”发出了号召：

“种族主义者用枪来进行统治!枪在我们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黑人对白人殖民入侵的抵抗被枪击败，我们从白人统治下解放自身的斗争被武力阻挠。从南非被白人占领直到现在，情况都是如此。持续的白人统治的政权不断屠杀手无寸铁的黑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拔出枪来，枪口就一定是对着非洲人民。

“种族隔离政策是历届白人政权的种族主义、压迫和不人道的具体体现。要想看清它的真面目，我们必须不被一切结构形式、欺骗性语句和玩弄词语的面纱所迷惑。

“1976年6月以来，枪声和‘河巴’装甲车的轰鸣又一次撕碎了这一面纱。在全国范围内，种族主义的军队和警察在黑人聚居地大肆开枪，造成数以百计的黑人、妇女和儿童伤亡，其死伤已经超过了这个政权过去进行的每次屠杀。

“种族隔离实际是枪和刽子手的统治。‘河巴’装甲车、FN式步枪[10]和绞刑架是它真正的象征。这仍然是南非疯狂的种族主义统治者认为的解决问题的最容易和最便利的方式。‘含混的保证，更深重的压迫……’在目前这场危机中，当我们的人民清点死者和照料伤者的时候，他们在问自己：我们的前途如何？

“什么也别指望我们的统治者，他们只向荷枪的士兵下命令，他们的想法就是动动手指扳动扳机。

“含混的保证、对种族隔离的机器修修补补、在宪法中耍把戏、大批逮捕、阻挠威吓和提新建议以削弱并防止我们黑人的联合，分散变革的力量——这就是他们必然要走的路。他们不能也不愿去关注我们人民群众的论断。”

6月16日的论断

这个论断是清晰有力的：种族隔离政策已经失败。人民对它的厌弃是众口一致的，无论是老是少，是父母还是孩子，全都厌弃它。在1976—1977年的运动中，我们的学生和青年走在最前面。他们来自各大学、高中甚至小学。他们是在种族主义者恶意设计的制度下受教育的一代人，这种制度的目的是毒害孩子们的思想，把他们灌输成为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顺从工具。但在20多年的班图教育之后，把戏结束了，青年的起义比其他东西更清楚地说明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完全破产。

种族隔离制度的邪恶、残忍和不人道比它刚刚建立时更甚。所有的黑人——包括非洲人、混血人种和土著人——已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来反对它。毫无疑问，现在的抗议风潮尖锐地说明：无论如何夸张地修饰和圆滑地解释，种族主义已经变得无法容忍了。

这种觉醒的意义已经达到并超越了我们受奴役的具体情节，对这一真理的认识使我们的人民意识到，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我们的生命，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看，都一文不值。

团结！

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根深蒂固并且是决不会投降的。我们通向自由之路漫长而艰险。但在我们的国界内外，胜利的前景夺目生光。

胜利的第一个条件是黑人的团结。所有分裂黑人的企图，所有呼吁引诱一派黑人反对另一派的行为，都应坚决地抵制。我们的人民——包括非洲人、混血人种、土著人和民主派白人——必须联合成一个整体，成为联合行动和抵抗的坚固壁垒。

我们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这不是分裂和动摇团结的时候。在各阶层和各年龄层我们都必须消除等级。在各阶层的群众当中，分歧必须被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的努力所掩盖，这个目标就是完全推翻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主义者的统治。

胜利必将来到!

全世界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感在增加，白人至上论的领地不断缩小。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已获得了自由，解放战争在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不断积蓄力量。我国的土地必将经历一幕最残酷的斗争和最激烈的战斗，清除我们大陆上最后的白人少数统治的遗迹。

世界站在我们一边。非统组织、联合国和反种族隔离运动不断向我国的种族主义统治者施加压力。所有孤立南非的努力都增加了我们斗争的力量。

在我们斗争的各个层次上，在国内和国外，我们取得了很多成就，也还有许多事需要做。但是胜利必将来到!向你们全体致敬！我们这些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监狱的灰墙内的人感受到了我们的群众。我们和你们一起计数着牺牲在枪口下和绞架上的人们。我们向你们全体致敬——包括生者、伤者和死者，因为你们敢于起来反抗独裁者的强权。

当我们在死者的墓前鞠躬时我们也应记住这一点：死者作为烈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们是对我们这些被压迫者的不团结和伴随着分裂的许多缺陷的责备，是对我们弥合各阶层的努力的激励，是对我们的人民尚未赢得自由的提示。

我们满怀信心地面对未来。因为那些服务于种族隔离制度的枪支并不能使其坚不可摧。那些靠枪活着的人将最终死于枪下。

团结!动员起来!继续战斗!

我们将把种族隔离制度在群众运动之砧和武装斗争之锤中间砸得粉碎。

AMANIDLA NGAWETHU！

MATLA KE A RONA[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