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不能输出，但正义没有国界”

曼德拉具有广阔的人道主义关怀。他首先是南非人民的儿子和新南非的“国父”，但他从事的事业也使他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人物。如今大概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敌人——怀疑他对“我的祖国阿非利加”的热爱，他对自己民族的忠诚和他对养育了他的特兰斯凯农村及科萨部落乡亲的深厚赤子之情。但是同时，曼德拉并不是个加尔维式的黑人“族粹”派和“黑色沙文主义”者。相反，青年曼德拉对自己家乡部落的传统陋习与对白人的种族压迫一样是个天生的叛逆者。他早年离开家乡出走的直接原因就是反抗强加于他的部落传统包办婚姻；他拒绝按长辈旨意接班当酋长；他宣称要“反对一切统治——家庭的、部落的和政府的统治”。晚年的曼德拉出于政治家的成熟，对部落传统的尖锐指责已很少见，但他的“反加尔维”立场并没有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曼德拉的“西化”色彩与南非前“黑人家园”许多保守领导人那刻意渲染的传统酋长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那些领导人的私人生活往往也是极为“西化”的，外表的“传统”姿态只是为既得利益的需要而作的一种表演）。但历史已经使人们看得明白：在阻挠新南非诞生的徒劳努力中，“黑人家园”与“白人家园”的保守势力是携手的。同最顽固的白人种族主义者——阿非利卡人极右翼联手抵制黑人解放运动、损害黑人群众的利益与尊严的，正是这些言必称传统、在公共场合总是一副土著酋长打扮的人物。而一身西服、英语流利的曼德拉与他的战友们却是黑人解放的旗手与白人压迫制度的死对头。

曼德拉1996年7月9日访英期间曾称：“在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中，英国的民主制度是我们前进的航标，而BBC（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快递’是我们这些囚徒的救命绳索（暗指打破白人当局新闻封锁而言）。”但另一方面，他对英国保守党某些政客阻挠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并在过渡时期支持布特莱齐势力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曼德拉在狱中时，曾多次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1981年法国17000签名于致南非驻法使馆的请愿书，要求释放曼德拉。1982年，53个国家的2000名市长又为曼德拉的获释而签名请愿。1983年，英国78名国会议员发表声明，50多个城市的市长在伦敦盛装游行，要求首相向南非施加压力以使他获释。1988年6月11日曼德拉70岁生日时，伦敦温布利体育场7.2万人出席为狱中的他举行的祝寿音乐会，全球60多个国家近10亿人通过卫星电视收看了这一盛况……曼德拉的获释因而不仅是南非黑人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与人类良知、社会正义的胜利。

在这种背景下的曼德拉也自然成了不仅为南非黑人、而且为人类正义而尽力的圣雄式人物。出狱后他曾说道：“在那些漫长而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的人、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我也同样明白，压迫者也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槛囚禁着。”“出狱之后，我的使命是解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缺一不可。”于是，曼德拉也就像当年世界各地的人们关心他的自由一样，关心起世界各地人们的自由来。他不顾年近八旬，从一国之主的繁忙公务中、从南非国内山积海量的待理之机中抽出时间来“多管闲事”，为国际人权事务而奔走呼吁，为各种对立纷争而调解斡旋。

曼德拉首先关注的就是南非的近邻斯威士兰。从地图上看，几乎为南非国土所包围的斯威士兰与另一个类似的内陆小国莱索托，都很像南非国内的那些“黑人家园”。的确，这两国与今南非境内的“黑人家园”原来都是南非联邦管辖下封闭的、农业性的、酋长制的土著人保留地，而且往往同族同语（如南非的“黑人家园”坎瓜尼与斯威士兰同为斯威士人，夸夸、莱伯瓦与莱索托同为索托人聚居区）。60年代两国独立后仍与南非保持密切联系，直到70年代末这两国仍然使用南非货币兰特（后来有了自己的货币，但仍以兰特汇率为基础，与之保持1∶1比价，实际金融业务仍在南非）。与“黑人家园”类似，这两国也有大量黑人劳工在南非各经济中心谋生。事实上，70—80年代南非白人当局策划的黑人家园“独立”，就是企图以斯威士兰的立国模式来实现的。而南非的民主力量对该国保守的王室也抱有类似对“家园”右翼统治者的反感。

因此不难理解，南非人与他们的总统曼德拉对斯威士兰人的民主化进程具有特别的热情。“民主不能输出，但正义没有国界”——南非《星报》一篇文章这样评价斯威士兰局势。

1995年3月，曼德拉亲自牵头，约了博茨瓦纳总统马歇尔与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一同为斯威士兰的民主进程进行翰旋。当时报纸报道了这个“曼德拉的秘密的斯威士兰计划”。

国王姆斯瓦提三世和纳尔逊·曼德拉的秘密会谈使外交家们在思考他们要实行的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在斯威士兰民主进程的游戏中，邻国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正在打他自己的牌，连外交部长阿尔弗莱德·恩佐和南非的其他外交部官都没有看清他这一战略的具体环节。

在帮助斯威士兰解决其国内危机的问题上，曼德拉个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斯威士兰的这场危机是在一月份突然降临的。当时，几乎整个劳动力大军，在斯威士兰工会联盟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周的罢工，要求恢复宪法体制。

1995年2月末，曼德拉和来自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的两位与他同等级的人士，奎特·马歇尔和罗伯特·穆加贝两总统，在比勒陀利亚会见了斯威士兰年轻的国王姆斯瓦提三世。随后，1995年3月1日，曼德拉和姆斯瓦提在斯威士兰举行了会谈。在这两次会议上，只有各国的首脑讲了话，甚至于外交部长恩佐在比勒陀利亚也没有发言。

关于发言内容，恩佐和外交部总秘书长拉什德·埃文斯都没有得到任何汇报，这一点得到了高级外交官的证实。南非的外交家们承认，不了解他们将执行的政策的细节，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他们的打击，可是唯一的解释是：鉴于国王的绝对保密的要求，曼德拉采取了妥协态度。

驻斯威士兰首都姆巴巴纳的南非高级代办说：“关于会谈的内容，我们一无所知。对我们来讲，这确实很成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实施这项工作。我们的斯威士兰的同级外交人员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但是，他相信曼德拉的策略有一个目标：“姆斯瓦提不能在他自己的人民面前丢脸。看起来，他不能屈服于压力。但是，毫无疑问，他将会面临来自于斯威士兰国内、国外和曼德拉总统的压力。”

姆斯瓦提的父亲，老国王索伯胡扎二世在1973年，中止了斯威士兰西方式的宪法，禁止政党和自由的政治活动。姆斯瓦提——一位纯粹的君主，进行着统治，他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最后一位君主。他曾公开地批评“外国人”在他的国土上制造的麻烦。在一个极其传统的社会里，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他不止一次地宣称，他将不会屈服于压力。

人们普遍认为姆斯瓦提从他个人来讲，至少是喜欢有限的改革的，并且南非的外交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姆斯瓦提被他保守的顾问们和广大的皇室成员所限制，他们肯定是更反对改革的。

1994年8月份左右，姆斯瓦提邀请曼德拉到斯威士兰进行政府级访问。舆论认为他意在用普通外交关系的纱布作掩护，来讨论具体国内的民主化呼声。

虽然那次访问未能成行，但是祖鲁国王古德韦尔·瓦雷斯尼和姆斯瓦提举行了会谈。会谈中明显地提出了民主化和恢复立宪君主制的益处。

于是，曼德拉的代表萨布·姆彼克本打算在1997年早些时候的工人动乱时期访问斯威士兰，主要是要讨论斯威士兰与南非的一项长期土地租赁协议的条件。但是，姆斯瓦提中断了这次访问，当时南非的解释是，国王努力避免使这一访问看起来是姆彼克去那里对斯威士兰的内政加以干预。

同时，曼德拉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压力，要促使斯威士兰朝着民主化方向迈进。一位总统身边的人士说，由于曼德拉个人曾对尼日利亚的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采取了积极的反对立场，所以他被指责为：对一个没有民主体制的邻国没有采取同样严厉的态度。

南非工会大会同样鼓励南非加入斗争，“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发言人说。

曼德拉邀请姆斯瓦提于1995年3月1日访问比勒陀利亚。姆斯瓦提接受了邀请，但要求保密。当总统办公室公布了这一访问——显而易见，当时南非方面把国王的要求误解为：只要保证谈话内容的隐密就可以了，而国王实际上是要把整个访问当做秘密。——姆斯瓦提取消了这次访问，曼德拉提出去斯威士兰访问姆斯瓦提，在那里他们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

人们相信，曼德拉已经向姆斯瓦提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但是他不想被再次视为“别个国家的政治代理人”，在曼德拉批评阿巴查并且着手加快与其地区伙伴的关系时，这种称呼被强化了。

曼德拉请马歇尔和穆加贝同他一起参加1995年3月在比勒陀利亚的会议。很显然，这两位人士曾在1994年帮助他避免了一场莱斯罗的政变。

总统机构的发言人表示：姆斯瓦提要求他的这次会议保持隐密，但是，当一位斯威士兰的记者获得了有关会议的某些线索后，肯定地说：“既然要设法使四位政府要人聚集在一起，那么使会议内容保持隐密是非常困难的。”

事实上，这次事情从头至尾体现了鲜明的“曼德拉风格”：他非常关心斯威士兰的民主化，但同时也尽力维护该国国王的面子，注意不使他难堪。曼德拉对斯威士兰事态的价值判断是非常明确的：他同情该国的民主派，反感姆斯瓦提国王的专制。但他反对南非工会大会等组织跑到别国去煽风点火的做法，也不赞成南非白人政党以“不干涉”为名放弃道义立场并实际上帮助王室化解压力。曼德拉没有发表支持该国民主派反对国王的言论，但却从四国元首聚会的形式私下做姆斯瓦提的工作，促使其顺应时代潮流，而整个过程都是在尊重国王的形式下进行的。曼德拉没有“输出民主”，但却坚持了鲜明的道义立场。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绝非消极而又不失“中庸”的做法的确为斯威士兰问题的解决起了很大作用。

斯威士兰问题生动地体现了曼德拉作为一个非洲政治家与国际活动家的作用。他的道义资源与政治智慧在这种作用中得到了广泛的称赞。1999年，作为南非领袖的曼德拉正式隐退，但作为国际活动家，人们都希望能继续看到他那忙碌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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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在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之后，把接力棒交给我们的接班人。让我们祝福他吧！”

1997年12月20日，马弗京，纳尔逊·曼德拉把一根上面刻着非洲传统图案的木手杖交给了继他之后接任非国大主席的坦博·姆贝基。在传统文化中，这手杖是权力的象征。在3000名代表的热情欢呼声中，曼德拉以上面那句话结束了他长达5小时之久的非常坦率的讲话。随后非国大新领导层依次同这位老人拥抱，全场代表们热泪盈眶，在欢呼声中向曼德拉挥手告别!

摩西归来——摩西又走了。也许，南非从此已经告别了需要“摩西”引路的历史。今后的南非不会再有也不再需要圣雄式的领袖，这个国家的掌舵人今后只需在竞争中定期赢得选民授权，便可按一定程序自动校正航向。——但曼德拉留下了什么？他留下了这套程序，留下了一条新船。而更重要的是：

他留下了作为民族之魂的曼德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