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气黯然：宋元明陕西史 - 秦晖
序
王气黯然：宋元明陕西史
20世纪80年代末，陕西有关方面商量组织主要高校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集体编写多卷本《陕西通史》。90年代初，以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三位前辈领衔主编，各卷正式开始撰写。1997年，这部14卷的大部头著作终于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
当时我主要的治学方向是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史，而关注的时段主要是明清（不含近代）。所以在三位前辈召集下我参与其事时，开始自报的任务是明清卷。但后来决定不设近代卷，明清卷一直写到清末，这样原来写近代史的两位老师就承担了清代，而由我承担明代部分。又由于清初抗清运动与明末农民战争连为一体，我当时也就此有些著述，所以主编决定这一节也由我写。而明清卷的文化一章，近代史两位老师认为不好分割，也就全章让我写了。
我原来并不治宋元史，但当时的陕西史学界除近现代史外，古代史是言必称周秦汉唐。其实也不仅是陕西如此，中国古史学界的“断代史”研究特别发达，而每个地方又多以当地历史上最辉煌（首都所在就是一个标志）的“断代”为研究重点。就像南京研究六朝史、明史、民国史和太平天国史的人多，河南、浙江研究两宋史的人多一样，周秦汉唐时代陕西为天子所居，天下枢纽，王气所钟，京兆重地，汉唐雄风，够多少陕人研究一辈子的了。而国都东迁、王气黯然的五代以后，则似乎成了陕西史家的“鸡肋”。尤其在当时的陕西史学界，宋元这一断代研究力量很薄弱，而本校研究宋史的一位老师又患病。于是主编又动员我整个接下宋元卷，说实话我有点勉为其难。但是我当时研究明清以下关中农村社会有些心得，提出过“关中模式”的概念，也对明清以前这一模式的源头有些想法，于是也就接下了这一任务。
我原来研究的不是“断代史”而是“专门史”，所以对各代都有涉猎，这或许是主编要我写这一卷的原因。但是当时《陕西通史》的编撰体例又规定经纬并重，全书14卷中除10个断代卷外，经济史、思想史、民族史、历史地理四个专史也各成一卷。而且规定内容尽量不重复。这样一来，各个断代史卷就只能以政治、军事以及（不含思想史的）文化为主要内容，而我那时其实是以经济史为主要兴趣的。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原来承担魏晋南北朝卷的同仁另有高就离开了陕西，他提出未写的该卷农民战争部分也交我补写。朋友之请，敢不从命？这样一来，《陕西通史》我承担的部分最后就变成：《宋元卷》全卷（我为作者）、《明清卷》明代半卷、明清文化一章、清初抗清运动一节（我为该卷第一作者）和《魏晋南北朝卷》的农民战争部分（我为该卷第二作者）。我当初参与其事时是没有想到会如此安排的。
不过，我接受这些任务也并非只从“集体主义”和朋友之情考虑。我对中国社会在宋元明清这段历史中的变迁在当时也确实有些想法，所谓“关中模式”其实并非仅仅意在关中，我写宋元明的陕西，其实也是把陕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来写的，其内容表达了我的不少自有观点，和我同时期发表的其他一些著作（如《田园诗与狂想曲》等）也有着逻辑上的联系。感谢三位主编和编委会，对我并未提出什么修改要求，能够在这样一部大型集体著作中允许我进行个性化的表述。
另外，我也确实认为中国古代史领域过分突出“断代史”，尤其是各地史学界的“断代史”研究重点随“王气”而转移，这确实是一个缺点。历史是不能切断的，只讲辉煌不讲衰落，难说是真正的历史。何况王气黯然后，民气仍堪歌。近代以来全球王气不再，历史更加异彩纷呈。帝王缺位，历史便成鸡肋，这种状况也应该改变。
14卷《陕西通史》1997年出版，至今已经20多年，当时这么大部头的书印数不多，现在已经难以看到。而且我散在三卷书中的一些想法读者也难以把握。何况时过境迁，无论我自己还是当时的同仁们都有了很多新的考虑，学术的进展也今非昔比。所以20年后，陕西史学界同仁又成立了新的《陕西通史》编委会，重拟体例，重新分卷，扩充内容，重新改写，并且把原来专史的内容充实到各断代卷中，作者也大幅度易人。将来问世的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部《陕西通史》了。我在这一项目中将只写宋元一卷，内容也会不同。
但一些朋友认为我当年散在各卷中的表述仍有价值，而且希望能集中为一书以便读者理解。我觉得也好。《魏晋南北朝卷》中我写的部分篇幅不多，价值不大，而且与宋元以后也没有多少联系，就不再收入。现把《宋元卷》与《明清卷》中我写的部分辑为这本《宋元明陕西史》，除了做些两卷连缀的工作、对注释做了些规范化处理以及订正了个别细节错误外，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原貌。包括我如今已有改变的提法（如“封建社会”之类），本书中也不做改动。心路印迹，留待读者批评指正吧。
由于前述原因，本书虽以“宋元明陕西史”为题，宋元文化与明清文化的两章却有点特别：就范围而言不含思想史，就时限而言却下延至晚清。这是当时多卷本的分工所定，好在全书的论述逻辑还是清晰的，以后倘有余力，再作弥补吧。本书能够问世，应该感谢的师友同仁很多，从当年主编多卷本的三前辈，到此次促成出版的编辑朋友，恕不一一。还有我当时的博士生，现已在上海大学任教、专攻宋史的张呈忠君，连缀两卷与校订注释的琐碎工作多得助于他，也应在此致谢。
当年写五代以后的陕西史，常想起刘禹锡的诗句：“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其实金陵六朝，吴后有五，孙氏虽亡，王气尚在也。隋以后六朝金粉化为寒烟衰草，王谢堂前变作寻常委巷，后人黯然之叹更甚。然六朝仅偏安，金陵二度为一统之都皆在其后。虽帝气之倏忽更甚王气，而没了帝王气的江南，才真正掀开了精彩篇章——请看今日之“长三角”！比之六朝后江南，宋元明陕西就此翻过帝都一页，长安王气才真是黯然收了。但鉴之江南，陕西应该也有真正精彩的一天！正所谓：
王气黯然后，民气仍堪歌。万木超病朽，千帆越沉舸。众生仰北斗，一夫梦南柯；关河漫空锁，潮涌连天波。
秦晖
2019年3月于北京蓝旗营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绪论
战争风云中的艰难发展——宋元明陕西
一 从“陕西路”到“陕西省”
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年初，后周王朝的禁军首领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在他自己一手导演的“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以“受禅”的方式从年幼的后周恭帝手中夺取了政权，登基建国，南面称尊，从而开始了两宋赵氏王朝300多年的统治。
赵宋立国之初继承的是后周的版图，原隶后周的关中与陕北大部分地区在“陈桥兵变”后即归附新主。位于今陕西极北一隅的麟、府、丰3州（今神木、府谷2县境）当时在行政地理上属河东（今山西），五代时由汉化的党项族土豪折氏家族统治，受中原王朝册封为永安军节度使等职，实则爵禄世传，割据一方，土人呼为“折王”[1]。北宋建立的次年（建隆二年即961年）折德扆入朝赵匡胤，归顺宋朝，朝廷允其后世子孙世袭知府州事。[2]但宋朝为制约折氏，特置麟府军马司以监视其动静，势凌知府之上，折氏势力受其牵制而削弱，加上赵宋兵权分立制度之影响，事实上已消除了五代时这里的割据状态。
麟、府以西的银、夏、绥、宥4州（今陕北榆林、横山、绥德、靖边等地及其交界的内蒙古地区）是另一支更强大的党项族豪强李氏的势力范围。李氏先祖是唐末助唐镇压黄巢起义的党项首领拓拔思恭，他以此“功”受赐姓，世袭定难军节度使，其后裔在后周时又加号西平王。赵宋立国时，太祖赵匡胤授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以太尉的荣衔，表示承认李氏的地位。建隆三年（962年），李彝兴向宋朝进贡马300匹以示臣服。这时定难李氏与赵宋的关系与麟府折氏十分类似，史称：“折氏据有府谷，与李彝兴之居夏州，初无以异。”[3]而宋朝对定难军也如同对麟府一样，力图强化控制能力。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夏州党项人发生内讧，拓拔部首领李继捧率领部落头人270余人、民户5万余帐投附宋朝，迁居东京。宋朝封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并遣使至夏州护送李继捧举族内迁。其他党项贵族如夏州李克文、绥州李克宪等也相继效法继捧，献土投宋，只有继捧弟李继迁率领随从数十帐逃入沙漠中的地斤泽，抗宋自立。宋军遂进驻银、夏、绥、宥四州，取消了定难军，设立了直属朝廷的流官政权。
今陕南汉中一带在赵宋立国时尚属后蜀版图。宋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965年1月）下诏伐蜀，以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统帅的3万宋军由凤州（今凤县）南下，连拔乾渠、万仞、燕子诸寨，攻下兴州（今略阳县），败蜀军7000人，获军粮40余万石。蜀刺史蓝思绾逃到西县（今勉县境内）。宋军乘胜进击，连破石圌等20余寨。先锋史延德追至三泉（今宁强县），击溃蜀军数万，获粮30万石，蜀将招讨使韩保正、副使李进皆束手就擒。残余蜀军烧毁栈道退入葭萌关。宋军遂全部占领了今陕南地区。
这样，通过对后周的继承，对藩属的控制和对邻国的征讨，到宋太宗时，今陕西全境均已在宋朝控制下，自唐末以来的乱世终告结束，陕西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作为正式政区的“陕西”一词的出现，是这新的一页的一个象征。本来“陕西”之称早在汉魏时已见于史籍。《后汉书·郡国志》弘农郡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有“陕陌”，刘昭注引《博物记》曰“二伯所分”。[4]即西周初以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顾炎武称此为“陕东”、“陕西”之分的由来。[5]《水经注·河水》称：“河水又东得七里涧，涧在陕西七里。”这里讲的“陕西”都是泛指陕州以西。这样的用法一直延续到唐，如《宋书·柳元景传》：“庞季明率军向陕西七里谷”；《北史·魏孝武帝纪》：“高昂率劲骑及帝于陕西”；《旧唐书·太宗纪》：“贞观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坏陕西河北县”；《肃宗纪》：“乾元三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郭英乂为陕州刺史、陕西节度潼关防御等使”；《肃宗诸子传》：“杞王倕可充陕西节度大使”；《李渤传》：“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吊祭使，路次陕西”；《回纥传》：“郭子仪领回纥兵马与贼战于陕西”，等等。这些史料所说的“陕西”都与今之陕西无关。但潼关既为陕州以西的一大要隘，所以也有人以潼关以西即关中地区为陕西的，如《晋书·宣帝纪》即云：“西屯长安，……受陕西之任，有白鹿之献。”不过这一含义并不固定，东晋南朝时人就常以江左两大镇——荆、扬分称二陕，而以荆州为陕西。[6]
入宋之后，“陕西”的概念才有了固定的含义。宋初沿后周政区，袭用唐以来的道制，分全国为10道，今陕西境内除陕南及陕北神、府一隅外，大部分地区属关西道。不久宋朝改“道”为“路”，关西道改称“陕西路”，这是历史上“陕西”正式成为一级政区地理名称之始。从此历金、元、明、清以至今日，“陕西”一词便一直载于中国版图。当然，那时的“陕西”范围与现今不同，它包括今甘、宁、青等省区的大片土地以及豫西地区，而不包括今之陕南。但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关中即陕西，则是始自宋元而至今一贯的概念了。
宋初的陕西路，“东尽殽函，西包汧陇，南连商洛，北控萧关”，幅员极广。到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时，把陕西路一分为二，东为永兴军路，西为秦凤路，各以京兆（今西安）、秦州（今甘肃天水）为治。但时人仍习惯地以陕西相称，号为“陕西二路”。而在此以前的庆历新政时期，陕西路已从军事上被划为五个防区，也以“路”名之，即永兴军路、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与泾原路，于是又有“陕西五路”之总称。熙、丰年间，王韶开边后又增设熙河路，并前五而为“陕西六路”。这时陕西便有两套“路”制的划分同时并存。“陕西二路”中的永兴军路辖境相当于“陕西五（六）路”中的永兴军、鄜延、环庆三路，而“二路”中的秦凤路则相当于“五（六）路”中的秦凤、泾原以及后设的熙河等三路。这种两套“路”制并存的体制当时在全国仅见于与辽为邻的河北和与夏为邻的陕西，而以陕西更为典型。[7]我们后面将提到这是一种战时行政体制的特点。到北宋后期，今陕西省境除陕北横山—无定河上游地区为西夏占有外，都分属北宋的永兴军、秦凤、利州、京西南、河东等五路，其中前两路辖境按“陕西二路”计。它们在今省境内的辖区如下：
永兴军路，今陕西绝大部分地区均属之。元祐四年（1089年）该路在今省境内共辖2府：京兆（今西安）、延安（今市）；10州：华州（今华县）、同州（今大荔）、耀州（今耀县）、醴州（今乾县）、邠州（今彬县）、泾州（今甘肃泾川，辖及今陕西长武县境）、商州（今市）、坊州（今黄陵）、鄜州（今富县）、丹州（今宜川）；4军：清平军（今周至县境内）、定边军（今县）、保安军（今志丹）、绥德军（今县）。以上共辖属40县。
秦凤路，今陕西宝鸡地区大部均属之。元祐时在今省境内共辖1府：凤翔（今县）；2州：陇州（今县北）、凤州（今县凤州镇）。共辖属14县。
河东路，路境主要在今山西，元祐时在今陕西境内有麟、府2州与晋宁军（今佳县），共辖属4县。
利州路，今陕西汉中地区大部均属之。元祐时设治在兴元府（今汉中），除该府外尚在今省境内辖洋州（今洋县西）、兴州（今略阳东南），共1府2州，下辖9县。
京西南路，大部辖区在今湖北、河南，在今陕西境内只有金州（今安康）1州，下属5县。
北宋灭亡后，陕西六路陷于金军。金除了把陕北的麟、府二州及定边军送给西夏外，其余地区先交伪齐统治，后又并入金版图。金朝沿用了北宋陕西两种路制并存的体制，改“陕西二路”为陕西东路、陕西西路，分治京兆与平凉，各依宋制置转运使。又并“陕西六路”为四路：永兴军路改京兆府路；熙河、秦凤二路并为熙秦路；环庆、泾原二路并为庆原路；鄜延路依旧，并改宋之经略安抚司为总管府。到金后期，又把熙秦路分为凤翔（大体上相当于宋之秦凤路）、临洮（大体上即宋之熙河路）二路，从而形成了金朝的“陕西五路”。同一时期，南宋则在其控制下的陕南设置了利州东路，并把今略阳、凤县等一小块地区划归了主要辖境在今甘、川接壤处的利州西路。
直到蒙元崛起，相继灭掉夏、金与南宋后，又分陕西为10路，并在10路之上设置了陕西行省。从此也就有了沿用至今的“陕西省”之名。
二 战争、社会与文化——宋元陕西的时代风貌
历周、秦、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和千年古都长安，到了宋元时代，虽然已城缩十之八九，民无十之二三，但仍然在人们心目中保有某种特殊的魅力，以至每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都有人郑重其事地提出还都关中的建议。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在称帝后曾想定都长安，“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8]。
北宋灭亡，南宋初立之时，又有唐重等人接连上疏，要求“车驾幸关中”，建都古长安。[9]
蒙古侵金，宣宗南迁时，又有人提出“徙都长安”之议，金朝还专门为此作过军事部署。[10]
也正因为古都的余荫与国人的厚望，北宋初太宗改道为路时，也把古长安之名由关西道的道治雍州改为陕西路的路治京兆府，恢复了唐代专指首都的“京兆”之名。且以后历伪齐、金直至蒙元初年而不改。
但是时势非旧，大局已更，“周汉故事”再难复寻。在我国政治中枢东移，经济重心南移的大潮流下，陕西的衰落已是无可避免。事实上，关中在宋元时已是求为“五日京兆”而不可得，只能居于昨日“京兆”之位了。整个宋元时期虽一再有都秦之议，但不仅正式首都没有再回关中，连作为陪都的宋、金“西京”也远在潼关、黄河之东（宋之洛阳、金之大同）。到了元代，名不符实的“京兆”终为名符其实的“安西”所代，人们终于承认了陕西已经远离中枢地位这一现实。
与失去中枢地位相联系的宋元陕西另一个历史特点便是兵燹频仍。整个宋元时期的陕西历史可以说几乎是一部战争史，至少是以战争为轴心的历史，在宋、辽、夏、金、元这一五方角逐的时代，陕西是宋夏战争、金夏战争的主战场，是宋金战争、金蒙战争的西线主战场，是宋蒙（元）战争的前哨战场和宋辽战争的波及地——前者指陕南而言，后者指陕北的麟、府地区。最后，陕西还是蒙元初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内战、元中叶周王和世㻋、靖安王阔不花之乱、元末农民战争与元军阀混战、明灭元之战及北元与明的战争的重要战场。其中，宋夏战争在陕西境内共打了41年（包括李继迁在陕北与宋作战的时间在内），金夏战争延续10余年，宋金战争仅有大战的年份就达21年，金蒙陕西争夺战持续16年，宋蒙陕南之战历时10年，元末的农民战争、军阀内战与元明战争在陕西也绵延14年之久，加上宋辽之战、和世㻋之乱等等，宋、金、元时期400年间，陕西有1/3的时间处于兵燹之中，加上两个政权对峙、备战并不时发生小冲突的战争间歇期，所余的和平岁月实在有限。战争给这一时期陕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打下了烙印，使其在相当程度上带有战时政治、战时经济、战时社会的色彩。
陕西的主要地区入宋时属关西道的雍州，宋末则属陕西六路中的永兴军路——全国唯一以“军”为名的路级行政区。[11]从“雍州”到“永兴军”的地名变迁，可以说是富有象征意义的：雍容揖让的文献之邦，变成了军兴旁午的戎马之地；雍容华贵的锦绣之区，变成了军旅攘攘的征战之路。文人们是这样解释这些地名的：“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淫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以兴起而笃于仁义；以猛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12]“河西曰雝州，……其气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塞也。”[13]淳厚仁勇曰雍，急凶蔽塞曰雍，这一褒一贬的两个解释，反映了陕西世风民情的两个方面，它们都在宋元之际的多事之秋中得到了战火的培育。
与其他地方相比，宋代陕西的地方行政系统具有明显的军事化特点。宋初全国为18路，至元丰年间析为23路，北宋末再增至26路，这都是按转运使辖区计的。按常例转运使（漕司）为一路之主官，而以提点刑狱公事（宪司）次之。而陕西则不然，北宋前期的陕西路转运使虽然品级颇高，但实际权力有限，完全不能算主官，以至于此职有时长期空缺不补。陕西路分成永兴军路与秦凤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只有一个转运使“依未析时通治两路之事”[14]。与此同时，陕西特有的六个经略安抚使司（帅司）分治的永兴军、秦凤、鄜延、泾原、环庆、熙河六路虽不在“元丰二十三路”及宋末26路之数内，但它都是真正起作用的行政—军事一元化区划，而不仅仅是“军区”而已。当时曾有人抱怨说：“熙河虽名一路，而实无租入。”[15]如果“熙河路”仅仅是个军区，就不会有这种抱怨，因为军区本来就不该有什么“租入”的。北宋一朝，陕西六路的经略安抚使一职均由守臣（知州等）兼领，并再“兼都总管以统制军旅”，而且是常设职（内地有时也因事而设帅司，但非常设职）。帅司兼有中央特派员与地方官身份，合军政民政为一，统管“一路兵民之事”，“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而且在很大范围内可以先斩后奏，“听以便宜裁断”[16]。虽然中央对其另有制掣以防专权，但在以地方事权高度分散为传统国策的宋朝，这已是一种很特殊的制度了。
由于帅司的权限包括了“稽钱谷”与“听狱讼”，因而不仅军民二政，甚至连顾名思义应为“漕司”之首务的财政之权，应为“宪司”之首务的司法之权，也在帅司手中。无怪乎虽然转运使在陕西的“辖区”之广可以包括若干个“帅司”管区，但陕西人常常只视之为军队的后勤部长而已。元丰四年（1081年），陕西转运使李稷到陕北督饷运，偶入宋将种谔之营，军吏鸣鼓致礼。种谔大怒，责问：“军有几帅？要当借汝头以代运使”，即下令将该军吏斩首。吓得李稷“惶怖遽出”。[17]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就更有趣了：
转运使李稷馈饷不继，欲还安定取粮，使（吕）大钧请于种谔。谔曰：“吾受命将兵，安知粮道！万一不继，召稷来，与一剑耳！”大钧性刚直，即曰：“朝廷出师，去塞未远，即斩转运使，无君父乎？”……谔见其直，乃好谓曰：“子乃尔邪？今听汝矣！”始许稷还。是时，微大钧盛气诮谔，稷且不免。[18]
这位漕司李大人在种谔面前如此惶恐，而种谔当时只不过是陕西六路之一鄜延路帅司的副职（经略安抚副使），在地方上的职衔更只是区区一知州（知泾州）而已。而按当时其他地区的通例：“委逐路（转运使）自择知州，不任事者皆罢之……委逐州自择知县、县令，不任事者皆罢之。”[19]知州实际上是转运使的下属。然而在陕西，一个兼有帅司副职的知州便能如此作践漕司大人。这位李大人也并不是懦不任事之辈，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他是当时一个以“峭刻严忍”著称的官员，陕人比之为“黑杀神”。当然，种谔行事有其个性化的一面，当时的帅司主官（更不要说副职）不见得都像他那样动辄要把转运使召来“与一剑耳”，但后者有所“欲”，必先“请于”前者，得其“许”而后可行，则怕是当时陕西的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了。
此外，陕西诸路的基层行政设置中多有军、城、寨、堡之置，并以“城主”“寨主”“堡主”领之，这也明显是一种军事化体制。
金、元的陕西行政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北宋的特点，金的总管府制类同于北宋的帅司，而元代在陕西和云南实行过一种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省藩二元政治”，它也是一种适应军事需要的特殊体制。至于西夏时期在其陕北属区内的军司与州并行的体制，虽然史籍中语焉不详，但可以推知其多半也是一种汉地“军管”政体与党项部落军事组织混合的产物。
中枢地位的丧失与地方行政组织军事化的特点也对这一时期陕西的社会状况产生影响。就全国而言，北宋本是个所谓“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关系相对“自由化”的时代，土地流通率大，兼并程度高，租佃关系发达，主佃矛盾突出。而陕西则不同，隋唐时的陕西土地兼并程度本来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但这种兼并主要是政治性的“按权分配”、以势立庄，而不是什么商品交换性质的土地买卖。当时关中作为中枢所在，冠盖连云，权贵麇集，他们按其等级待遇或“僭越”于其等级待遇而占有的连片庄园，占了关中沃土的相当大部分，而且并不因此而向国家承担什么义务。
入宋则不然，中枢东迁后一方面占田的权贵比隋唐相对大减，流动性很大的守臣与官吏兵将则没有在任职地占田的强烈欲望。另一方面与地权相关的义务与负担却因战争和军需供应而大大增加，从而使一般无“优免”特权的平民富人扩大地产的能力减少。而且由于军事化因素，专制国家对陕西基层社会，包括户口土地的控制与役使，并未因中枢东迁而弱化，反而有所加强。这样，“自由”的土地兼并便受到抑制，以至于到北宋中叶关中地区各州无地的“客户”所占比重，已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值，出现了土地租佃率下降、国家榨取量增加、主佃矛盾相对缓和而官民矛盾日益突出的趋势。关中大儒张载那种认为井田制不仅理想而且可行于当时的独特见解，虽然不切实际，却也并非纯属空穴来风，而是与这种趋势有关的。这种趋势后来的影响堪称深远：到明代关中许多地方的土地租佃率已下降到30%以下，到清代则平民“以田多为累”，出现了以专制政权压榨下的小农海洋、以权力剥削甚于地产剥削为特征的“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20]
同时，这一时期因中枢东移、西北不靖和一系列其他原因，传统的“丝绸之路”趋于衰落，中西交通的主线趋向于东南海路，蒙元时西北商道的短暂复兴并未扭转这一总趋势，因而陕西从过去的欧亚大陆商道枢纽之地渐变为闭塞的西北一隅之区。在环境方面，这一时期陕北的水土流失有所发展；由于河床深切造成的引水困难加上战乱与不良政治对于水利建设的破坏，关中的灌溉农业也有所衰落。尽管宋元两代地方官府与人民都为恢复关中水利体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成效不尽如人意。以最重要的渭北引泾灌区而言，无论渠线高程还是灌溉面积，宋之丰利渠都不如秦汉之郑、白渠，而元之王御史新渠又不如丰利渠[21]，虽然丰利渠、王御史新渠都已是难能可贵的努力结果了。至于陕南，则在宋金、宋蒙的长期争夺中破坏更为严重，许多地方人烟断绝，直到有明一代，其开发程度都未能恢复到汉唐曾达到的水平。
长期战争不仅带来直接的人力物力损失和经济破坏，而且间接给社会与经济造成消极影响。宋金、宋蒙间的长期对峙，使川陕间秦岭蜀道长期梗阻，历史上曾经活跃的经济交流几乎停顿。宋夏、金夏对峙期间陕北虽经常保持着榷场贸易，但那毕竟是一种特许贸易，与正常的民间经济往来大异其趣。丝绸之路的中断加上关中南北两翼传统经济联系的受阻，进一步加深了关中的封闭状态。
这一切也影响到社会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生活。长期战争的结果，使宋元陕西的人才结构出现了明显的“武盛文衰”。一方面，宋夏、宋金、金夏、金蒙、宋蒙间的频繁战事，使陕西逐渐有了“天下精兵猛将咸出西北”的名声。宋元陕西可谓将才辈出，如北宋的游师雄，南宋的韩世忠、李显忠、张珏，金朝之马肩龙、刘兴哥，元之贺贲等，一门将帅的如杨家将，种家将[22]，折家将，刘仲武、刘锜父子，刘延庆、刘光世父子，贺贲、贺仁杰父子等更是遐迩闻名。北宋时四方有事，陕军必出，从南平侬智高，东征方腊，到宣和伐辽，靖康勤王，陕西将士都有出色表现。南宋时陕西虽已沦陷，陕籍将帅仍长期在宋军中为栋梁，宋室南迁后所依赖的所谓“中兴四将”中，就有三人是陕西路出身。就连像麟府这样的弹丸小邑，也有“麟府兵”转战南北地，迭抗辽、夏、金。从1939年出土于陕北的宋《折可存墓志》中人们还惊讶地得知：闻名古今的方腊、宋江两大农民起义首领也是被这个名不见于史传的麟府军人擒获的。
但另一方面，宋元陕西的文坛、政坛与周秦汉唐以及同一时期的东南地区相比，可谓星光寥落。以政坛论，整个400年中，陕人登相位者只有宋之寇准、吕大防，元之太平（贺惟一）三人。以文坛论，如果说汉赋、唐诗的繁荣，关中适逢其盛，那么宋词、元曲的成就，陕人就无足称道了。从科举状况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陕西文化的衰落。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曾以武功县和钱塘县作为关中盆地与太湖流域的代表分析两地从唐至清的科举状况，列为下表[23]：
历朝录取进士数
表中反映的宋元时期关中文化衰落与江南后来居上均令人瞩目。武功、钱塘两县的对比可能比较极端，但总的趋势还是能反映出来的。
然而在思想领域，宋元时期的陕西却具有突出的地位。这主要是指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的兴起和以陈抟、李琪、吕喦、谭峭、种放、王喆为代表的宋、金两次道教思潮，它们与宋元间陕西社会所提供的土壤有密切关系。张载以来关学的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所谓本体论上的“唯物主义”倾向与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传统，以及它最招致非议的社会思想与政、经主张上的保守复古色彩，都与宋元时期关中社会的逐渐小农化及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的逐渐形成有关。而这也是宋以后曾风靡全国的“心学”与“朴学”在关中都没有多少市场的重要原因。宗法小农思维方式中价值论上的反功利主义特征与知识论上的功利主义特征，在关学的思维方式中，表现得远比我国这一时期其他思想流派明显。关学的“崇实”思维更多地来源于宗法小农朴素的直觉经验与原逻辑思维传统，而与实证理性大异其趣。因而“崇实”的关学虽被不少人看作清代实学（汉学）的思想渊源之一，但恰恰是在关中，具有实证主义与价值中立倾向的实学即“汉学”，一直抬不起头来，更不用说像在全国范围内那样一度取得对于高谈性理的宋学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关学的伦理至上主义更多地与宗法小农价值与经验“互渗”的朴素思维方式相联系，因而包裹着一层似乎是“客观”的和“唯物”的（但决非实证的）外壳，而与强调主观创造性、超越性与意志的“心学”格格不入。这既导致了关学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始终近程朱而远陆王，也使得似乎更“唯物主义”的关学反而在实际上背负着更为沉重的思想枷锁，而未能在像明清之际那样的思想解放和启蒙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最后，也正因为宗法小农思维方式与传统士大夫精英文化之间似相异而实互补的本质关系，因而尽管近人十分重视和强调张载与程、朱之别，但实际上更具宗法小农色彩的关学与更为士大夫化的洛、闽之学之间的藩篱似有似无，远没有例如程朱与陆王、宋学与汉学的距离那样明显。关学传人往往标榜“独守程朱”，其对理学的批判精神远不如此后的许多学派。[24]
宋元陕西历史的“军事化”特征及由此而来、与此有关的上述其他特征也反映在这一时期陕西，尤其是关中社会的社区—家族结构上。唐宋之际的社会剧烈动荡导致了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组织在关中与在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彻底崩溃。在唐代尚累世显赫的关中韦、杜、裴、杨等士族，入宋以后与关东的崔、卢、李、郑，南方的顾、陆、朱、张等一样完全衰败，如宋人王明清所言：“（长安）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25]然而在我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南方各地，近古类型的封建大家族，包括累世同爨的大家庭与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又代之而兴，成为“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26]。但关中则不然，尽管宋元关中社会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部分仍然具有宗法色彩，但那种以职能完备的祠堂、族谱、族规、族学、族墓、族田、族产、族长、族权为纽带的大家族组织，在宋元及以后的关中并不发达，累世同堂、共爨合食的大家庭也比其他地方，特别是东南一带罕见得多。宋元文献中各地都有许多八九世、13世以至19世同居、人口达七八百、千余以至三四千的“义门”见于记载，而在陕西，元代延长张氏“家人百余口”就已是最高纪录和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例了。[27]延长属陕北，而关中尚未见这类记载。宋元时关中村多杂姓，人多不知自己的“统系来处”[28]。独姓村与聚族而居的风气不盛，也不见有复式大宅院和土圆楼之类家族住宅存在的迹象。宋代的张载与朱熹都倡言重振大家族与宗法共同体，但关中的张载提出的办法是抄自先儒典籍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即“立宗子法”与“明谱系世族”，这诚如今人所言，是“脱离社会实际情况”的。而南方的朱熹提出的则是建祠堂和置族田这两种“人们在实际上用来实践敬宗收族的方法”[29]。宋以后南方出现了大量家规族法，传世者如《义门家法》《郑氏规范》《袁氏世范》《庞氏家训》《霍渭涯家训》，等等。而关中传世的则多是非血缘的“乡约”，北宋蓝田四吕（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合著的《乡约》是这类文献中的佼佼者。吕氏可谓宋元间陕西第一号文章道德之家，但它却只留下乡规而未留下族规。以后如明之泾阳王征、三原温纯、清之富平乔履信等均有这类乡规传世，而族规则罕有闻者。
总之，家族组织相对不发达，是宋元以来关中社会的特征之一。全国“子民”的总“父母”——专制朝廷主要通过邻里组织（保甲乡社等）而不是亲缘组织直接控制无数小农，宗法伦理主要服务于“君父”与“臣子”的虚拟“家族”，而不是实在的血缘家族。这首先是由于入宋以来具有战时色彩的关中社会里国家权力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异常强烈并具有一元化倾向，阻碍了平行于政权的族权组织的形成；还由于频繁战事造成的人口流动对血缘组织的扰乱——这种流动通常是政权作用下的招募、征发、屯戍、掳获、安置等，而不是晋隋间那种政权解体时民间的“举族”迁移；还由于中枢东迁后政治性家族形成机会的减少；还由于地权分散与小农化趋势导致频繁的分家析产，破坏了大家族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与物质基础；最后可能也由于从商鞅“分异令”以来，早期关中社会某些不利于大家族形成的传统因素对后世的潜在影响。
最后，宋元时期也是陕西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而且它造成的民族结构基本上一直维持至今天。入宋前后进入陕西的民族有汉人、党项、契丹、女真、蒙古以及各种族源的色目人，而由元入明后基本上融合为汉、回两族。这一过程也是在频繁的战争过程中实现的。
总而言之，在陕西历史上，宋元时代虽非壮丽辉煌，却也是风云际会。大致上在这四个世纪中陕北、陕南常常处于两军对垒、往复拉锯的前线，而关中除政权更替时的战事外，较少受到直接的兵燹之殃，但却常常承担后勤供应、军需征发的重负。因而这段历史基本上可以以战争分期，划分为宋夏战争时期、宋金战争时期、金蒙与宋蒙战争时期、元前中期、元末战乱时期这几个阶段。战争、战云笼罩的陕西社会，围绕富国强兵、赢得战争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要内容。战争风云中的艰难发展，无疑可视为陕西这段历史的主旋律。
在陕西历史编纂学上，宋元时期可谓一个最难以处理的时期。这一时期陕西既已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枢，全国性的文献对发生在这里的史事的关心就已远非周秦汉唐时代可比。如果说研究唐及唐以前陕西史基本上可以立足于各该时期的“断代史”史料库的话，那么宋元时期的“断代史”史料库所能为我们提供的这一时期有关陕西的信息，相对而言是极为贫乏的。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地方性文献，包括地方志、地方性出版物、地方档案与地方文人的文集、笔记及其他各种著述等等，其数量又远远无法与以后的明清以至近代时期同日而语。尤其是陕西在这一时期恰值“武盛文衰”之时，地方文献的保有量无论与陕西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比，还是与这一时期的全国其他重要地区相比，都是很贫乏的。
例如以方志而论，清人王鸣盛曾说：“宋元人作（方志）存者不下二十余，然皆南方之书，北方惟有此志（按指《长安志》）与于钦《齐乘》耳。”[30]然而，就是《长安志》也与大多数存世的南方宋元方志明显有别，它基本上不记载当时（北宋时）的情况，而主要是一本关于古长安的研究著作。当然现在我们的文献学已经不是王鸣盛的时代，我们还可以举出王氏未言的其他几本这一时期关于陕西的方志类著作，如李好文、骆天骧、程大昌诸书。但宋元南方志书今所知者更要多得多。所以大体上仍然可以说，宋元方志在江南，陕西方志在明清。因而相对来说方志类著作可为宋元时期陕西史研究提供的信息也很少。
再以实物资料如碑碣（包括拓本）而言，本来它们的存世率应与其时代的远久成反比，然而人们对它们的关心程度又与其时代的远久成正比，尤其在陕西这样一个言必称周秦汉唐的文献之邦，宋元碑碣受关心的程度无法与例如东北、西南甚至江南之类晚开发地区相比是很自然的。明清以来的金石著录书籍，一般都少收或不收宋元碑。所以就陕西历代碑碣的存世量而言，宋元不如明清，而就录文、拓文与入馆量而言，宋元又不如唐及唐以前。存世少又罕为人所知的宋元碑碣，能给我们提供的吉光片羽是远较其他时代为少的。
因此毫不奇怪，明清以至于今的陕西地方志与地方史籍在叙事时几乎都有详两头而略中间的特点，而宋元时代正是这样一个相对地被冷落的时代。研究与编纂这段时间的陕西史，既不能像研究周秦汉唐的陕西那样有赖于“断代史文献”的帮助，又不能像研究明清与近代的陕西那样有赖于“地方性文献”的帮助，其“史源学”上的困难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历史毕竟是不能割断的。宋元陕西既是周秦汉唐陕西的发展，又是明清及近代陕西的渊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宋元陕西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周秦汉唐的陕西，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明清以来的陕西。人们可以叹息宋元时期的陕西失去了恢宏博大的汉唐气象，然而不正是恢宏博大的汉唐先祖的绵长遗泽陶冶、培育了他们那似乎不那么恢宏博大的宋元子孙吗？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对那博大气象除了赞叹之外不是也该多点儿反省吗？同样，人们可以陶醉于元明清以来那有声有色的江南高雅文化、北方军政事功，然而不正是宋元时代的陕西为之承担了这一时期多元文化交融和发展所付出的很大一部分代价吗？不正是那时的陕西，成为继汉、唐以后再度混一区宇的蒙古人的文明学校、忽必烈的“汉法”摇篮，从而才有了元明清三代的种种文明成就吗？
罗马文化涵育出来的欧洲人，常把帝国中枢东移拜占廷作为中世纪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中枢东移后的宋元时期看作陕西历史上的“中世纪”，但是我们在谈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也不要忘了它还是文艺复兴的摇篮，近代文明的摇篮。这就是宋元陕西历史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克服历史编纂学上的种种困难去研究它的意义所在。
三 战争、治理与危机——明代陕西的风云变幻
历史蹒跚地走到了14世纪的中叶，关中老百姓又一次惊愕地看到了“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这一次的“大王”既不是关中百姓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见惯了的女真、蒙古帝王和他们手下那剽悍如虎的猛安谋克、达鲁花赤们，也不是更早些时候他们见识过的那些骨脆肉娇、金粉浓脂、贵不可言又弱不禁风的汉族“官家”，而是一群来自十年九灾的淮西（今安徽）地区的农家汉子：徐达、常遇春、耿炳文、冯宗异等等。而且听说，他们的头儿，那个据说曾当过和尚要过饭、爹爹死了没处埋的、现在的天子洪武皇爷，还要把都城迁回陕西来呢！
但皇帝到底是没来，而十年后来的皇上爱子秦王殿下，竟是个昏淫暴虐得让人闻所未闻的主儿。而那些掌了权的淮西汉子，翻身为主，对以往贪官、富户倒是整治得可以，但草莽称雄，贫苦百姓却被整治得更厉害：他们的户口、土地、职业、社会身份等等，都被前所未有地置于官府的控制之下，山禁、海禁、矿禁、茶禁，把百姓“禁”得头晕脑胀，民户、军户、匠户、灶户，都是血统既定代代相传。陕西百姓过去就是在战时体制色彩浓厚的宋金准军事化社会生活中，也没有被束缚得这么厉害。
偌大的陕西，陕南一大块被划成了禁山，陕北一大片（当然，不是整个陕北，但也不仅仅是陕北）被划归了军屯，关中的一部分又被划成了秦府与其他王府的庄田——当然，这“庄田”理论上并不是秦王的私产，而是国有土地，只是国家规定其上的赋税和官租“籽粒”要供他收取作为“亲王级待遇”。可是老百姓不懂这些，他们只知道催征“籽粒”的官大人比平民地主要厉害多了。明初的农民似乎地位很高：朱元璋张口“右贫抑富”，闭口“享我农师”，他甚至鼓励农民对贪官实行群众专政，闯进衙门将其拖出扭送京城。但明初的农民又似乎地位特低：他们种什么，卖什么，想迁徙或不想迁徙都没有自由，时而大军“点户”，户口不符就要被抓去充军。朝廷一高兴，就可以把几十万民户强行迁居到荒芜之地去“屯田”；一不高兴，又可以把几十万人家都指为违禁私垦的“流民”而全部强行撵走，甚至屠杀。兴之所来，朝廷可以三丁抽一，“垛集”民户充军；兴之所去，朝廷又来个清理“屯政”，清洗“冒滥”军丁。
有道是熬成婆的媳妇比婆凶，自称“起自农民”[31]的朱皇帝整治起农民来也真有办法。于是，本来在宋金元时代被频繁的战争绷得过于紧张的陕西社会，在分久必合重获统一、逐走蒙元再建汉族王朝之后却并未得到必要的松弛。社会发展的活力与民间的创造精神仍被压抑着，无怪乎明以后在和平、统一的有利条件下陕西社会的发展步伐仍是那么滞重，那么踟蹰。而明初农民起义的频繁却是历代王朝初期极为罕见的。
明初的陕西在朝廷的严密管制下形成了三个板块：陕南是因禁止“流民”进入而开发程度极低的秦巴老林地区；陕北，尤其是延安以北军屯密集，军户——军事农奴制——比重很大；关中则地狭民稠而又被管得过死。因此，明初的相对繁荣只限于恢复性质，并没有出现实质上的发展高峰。
明中期以降，明王朝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被岁月所“锈蚀”而效率日低，它控制社会的能力与控制自己的能力都趋于下降。由于前一能力的下降，原先被压抑着的一部分民间社会活力得以释放出来，带来了活跃、繁荣与社会分化。而由于后一能力的下降，国家机器的腐败日深，并影响了社会。然而在明帝国的不同部分由于种种不同的历史条件，这两种效果的作用强度各不相同，江南地区更多地得到了民间社会活力释放的好处，而出现了万历前后的繁荣，而陕西地区更多地受到了王朝统治机器腐败化的影响，因而发展更为艰难。
社会与国家为应付这种变局都在作自我调整。陕南的封禁状态在多次“流民”起义的冲击下渐渐被打破，陕北的军屯、邮驿体系却因腐败而混乱日甚。关中在人口压力、国家赋税与负担压力以及国家“抑兼并”政策压力下出现了农业萧条与陕商“墙外香”的现象，社会上繁荣不足而奢靡有余，积累不足而贪婪有余，出现了自然经济的“经营地主”、贵散不贵积的“商业资本”与“以食易衣”、自给而不足的传统小农汪洋大海并存的现象。从宋元以来逐步形成的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当江南人士对“有田者什一而为人佃作者什九”恬不为怪的时候，关中的作者却在为“富平之田佃者什三”[32]而惊呼不止。当南方的贫苦人民要求摧富益贫、抑制社会分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在陕西却是统治者在不断地作抑兼并的文章：矿监税使的骚扰，被说成是“与其取诸民，孰若取之商”、是“崇本抑末之善术”，而官逼民反的明末加派“三饷”，也被说成是“弗以累贫不能存者，惟素封（没有封爵的富人，即平民地主）是诛”。当南方的农民在为地权而斗争、产权争不到也要争佃权的时候，陕西的农民却被官府的暴敛逼得“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最后当明朝瓦解、天下大乱之际，江南农民纷纷发生“抗租”的“佃变”，纷纷为要求官府作主令地主减租而发动请愿，却对改朝换代没有兴趣，而陕西与北方农民在“免粮”（不向国家纳田粮赋税）的口号下为推翻官府和朝廷而战，却没人想起免租、减租之说。
在这一过程中，陕西的各种体制都发生了变化。政治上，分权式的三司体制被集权式的督抚体制所取代；军事上，卫所体制被总兵体制所更替。雅文艺出现俗化：倡导汉唐豪风的古文大师变得“自比俳优”；而俗文艺出现雅化：秋神报赛之戏登上了大雅之堂。这些变化在明末的大动荡中得到定型，成为继明而起的清王朝的既定模式。
[1]府谷人至今仍称折氏坟园为“折王坟”，见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5页。
[2]《宋史》卷253《折德扆传》。
[3]《宋史》卷253《折德扆传》。
[4]《后汉书》卷29《郡国一》。
[5]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31，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38页。
[6]以上并参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31，陈垣校注，第1738—1740页。
[7]河北东西2路共设大名、真定、定州、河间4路安抚使。但河北的安抚使只管军政，与陕西6路的经略安抚使兼管军民不同。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四月癸卯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369页。
[9]《宋史》卷447《唐重传》。
[10]《宋史》卷486《夏国传》。
[11]长安自唐末以来久为“军”治，先后设过佑国军（唐末）、永兴军（梁）、晋昌军（晋）和永兴军（汉、周、宋）。但升军为路则惟见于宋。
[12]朱熹：《诗集传》卷6，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91页。
[13]宋敏求：《长安志》卷2，中华书局，1991年，第17页。
[14]《宋史》卷167《职官志》。
[15]《宋史》卷328《王韶传》。
[16]《宋史》卷167《职官志》。
[17]《宋史》卷336《种谔传》。
[18]《宋史》卷340《吕大钧传》。
[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4，庆历三年十月丙午条，第3481页。
[20]参见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73—84页；《“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根源：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史研析之二》，同上刊，1995年第1期，第50—67页。
[21]此据渠线引水高程及走向，参阅各种记载而推知。史籍中有谓宋渠溉田35000顷，元溉田45000顷，前人已屡言其不可信，见王太岳：《泾渠总论》，载刘绍颁：（乾隆）《三原县志》卷17《艺文志》。
[22]种家祖籍洛阳，但种家将从第一代种世衡起就生于陕西。
[23]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48页。
[24]参见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73—84页。
[25]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26]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9页。
[27]《元史》卷197《张闰传》。
[28]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259页。
[29]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第296页。
[30]王鸣盛：《新校正长安志序》，载宋敏求、李好文：《长安志·长安志图》，辛德勇、郎洁点校，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31]朱元璋：《册秦王等文》，《全明文》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63页。
[32]（万历）《富平县志》卷八《田赋志》。
这是第一篇第一章 宋夏战争中的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