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是搞金字塔型的精英教育
李玫瑾：我最早知道陈老师是因为学生考外语过不了关，不能被清华录取，然后您就拒绝当导师。 [42] 包括看您的绘画，我都有一种感觉：您是一个很本真的人，您绘这幅画并不是为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就，而是自己心里有什么就表达什么，自己能做什么就表达什么。我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被人逼着去干什么，而是发自内心，由内向外的。我记得钱老去世之前，在温家宝总理去见他的时候说过一段话，要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们出不来人才。 [43] 我认为这跟我们现在这套教育有关。孩子从小就开始被规范了，比如见到老师要怎么样，包括他上学的目的就是要考分数，他不是出于本来的那种喜欢。我记得我上大学时崇尚一句西哲名言，叫“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我觉得学术界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就是我认同你哪些观点，我不认同你哪些观点，然后我个人是什么观点。这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去发展自己，而不是像我们现在你讲一就是一，你讲二就是二，考的就是这个，没什么好商量的，你有自己的观点不行，必须照这个来答。
陈丹青：与过去完全相反，现在是“我怕真理，我更怕我的老师”。
李玫瑾：我觉得您的绘画，包括我自己做研究也是这样，有时候没有那么多想法，我该去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你就随着你的本性去走，如果你的兴趣和你的这个特长结合在一起了，我认为这就是你的价值。
陈丹青：问题是今天的教育都是在扼杀你的天性，你喜欢什么，它就剥夺什么。另一方面，它又很功利，太小就让你知道你这么混是不行的，告诉你这个很要紧，你如果不好好弄，你将来怎么办。我听过最差劲的一句话是：“你不好好考，你永远就是农村户口。”农村户口变成了原罪。这就是今天的教育，而这个教育非常奏效。
窦文涛：我也有一种好像活在世上很难的感觉，为什么呢？在中国，好像你从小就会受到一种训令，你要干你自己喜欢的事，那对不起，你得搭配一大堆你不爱干的事，你得通过干一堆你不爱干的事才能干一个你喜欢干的事。
李玫瑾：你这话真的是一语中的。
窦文涛：为什么干一个自己喜欢干的事就那么困难呢？
李玫瑾：我觉得我们现在教育当中最值得反省的是，我们一直有一种精英教育的思维模式。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是金字塔型的，这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过了塔身一半以上，人就越来越少，下边的人全是挫折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选拔性教育不能解决人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一个德国青年跑到中国来想当老师，我们立马就把他安排到外教，他说不，我不是来干这个的，我要去基础教育学校。然后我们想把他放到中学里，可是中学说我们用不着德语，因为不考德语。后来教育局说，我们这儿没法接收你。他说，你们哪个学校缺老师，我可以去那里，语言问题我自己解决。最后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特别偏僻落后的农村学校，问他去吗，他说去。他去那儿干吗呢？他上的第一节课就是：你能告诉我你们村庄是什么样吗？然后他教孩子们怎么画地图，最后孩子们就画出来了。他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村里要修路的话，哪条线画完了，所有人的门口都能有路？第三个问题是：这个地方能不能亮电灯，该怎么架线？发电是什么原理？他教了几年课，家长都说好，孩子上学以后门口有路了，知道怎么描述东西南北了，知道电灯是怎么回事了。
我就在想，我们国家这么多贫困地区，像这种生存性的教育认真搞过吗？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把农村地区的人通过考试吸到城里来，有些人来了城里找不着北，然后也回不去了。曾经有一个大学生很优秀，以当地第一名的成绩考到北京，他爸妈就跑到广东去打工、捡破烂，一个月给他寄2000块钱。他爸妈自己还得吃住呢，这钱不够他花，于是他自己也出去打工，结果耽误了很多课。他很聪明，觉得补考应该没问题，结果延期两三年，最后有一门课没过，拿不到文凭，也不能再补考。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自杀，因为他在北京找不了工作，县城也回不去了，什么都干不了。但他又想，我要是这么死了，对不起爸妈，他们给过我这么多。他的想法是抢一笔钱，给父母寄去，然后就自杀，结果他抢钱时被抓了。这是很值得我们反省的，这么好的人才真是可惜了。我们知道真正能改变落后地方的，最原始的就是生产力中人的因素，结果我们的高考把穷地方的人全部拿走了，穷地方就没有可以改变的因素了。穷地方最活跃、最优秀的人都走了，然后城市又装不下他们，他们也回不去了。比如有人学计算机、学管理，回那个地方怎么干？为什么我们不去搞生存教育呢？我这个地方是山区，我就研究山区出什么，比如出矿，我就去研究矿。像我去普洱市就讲，你们可以建一所普洱大学，从种、摘、熏到茶道，这一系列的东西足够撑起一所大学，而这所大学又可以把这个地方养得好好的。
窦文涛：就是跟当地的条件、环境结合起来的一种教育。
李玫瑾：对，生存教育。我们现在不是搞生存教育，你学那东西跟你现实生存没关系。像我们考数学，生活中有几个人用得到那些高中数学知识？你整天讲比特币，有几个人能听懂？你花那么多时间让大家都懂，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