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
一
“九一八”以后，全国都在抗日气氛笼罩之中，人心悲愤。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前内战中的重要领袖们，现在多少都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概念，认为内战实在不应再继续了。孰知就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两件可笑的小政变。一为1933年，抗日成名的十九路军诸将领所导演的福州“人民政府”；另一则为1936年夏，陈济棠在广州所号召的“反蒋抗日运动”。两件都富有高度的戏剧性。
先是，“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一举成名。蒋光鼐、蔡廷锴一干人物顿时变成民族英雄，为全国人士所一致钦仰。但是中央此时却抱退让的态度。淞沪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这事使蒋、蔡等将领极感气愤。
淞沪战后，中央为防止十九路军再度抗日滋事，有碍和局，乃将蒋、蔡等部队调防福建，并任命蒋光鼐为福建省省主席。其实，中央如真为防止十九路军闹事，则大可将蒋、蔡等调往河南、安徽等无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岂不更为保险？蒋先生不此之图，而调之入闽，实系一阴谋。
因十九路军原为北伐时第四军的一部，将领官兵多为粤人。其指挥官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更自视为广东的主人翁。十九路军于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奉调自粤北上，使时为广东省省主席的陈铭枢顿失羽翼。不久，陈铭枢便为陈济棠排挤而去，其心中对陈济棠和蒋先生的怨恨，无时或释。一有机缘，渠等便想在广东卷土重来。蒋先生把握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并，以达一石击二鸟的目的。十九路军到了福建，广东方面的陈济棠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顿时感到极度的不安，而蒋先生则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统治的手法。
不过此时陈济棠虽感恐慌，十九路军的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各人，对蒋先生这一手法却洞若观火，不愿轻易上当。故陈铭枢设法和陈济棠取得和解，希望福建和两广合作，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号召抗日，和南京的汪、蒋相对抗。但这一计划却不能为陈济棠所接受。因陈济棠盘踞广东，俨然是岭南之主。如在广州组织政府，则党中元老以及陈、蒋等人将接踵而至，这样则抗日反蒋未成，而济棠先已失其在广东唯我独尊的局面，所以陈铭枢、蒋光鼐等人虽舌敝唇焦，陈济棠仍不为所动。
陈铭枢、蒋光鼐等无可如何，乃积极向我们游说，希望广西和福建合作，逼迫陈济棠同意开府广州，使南京国民政府不能不负起抗日的责任。而白崇禧和我则期期以为不可，因此项措置将愈陷国家于分裂。当前问题的中心是中央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等到忍无可忍，则必然被迫抗战。一旦抗日战事爆发，则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对外，若再开府西南，实非国家之福。
孰知陈铭枢、蒋光鼐等，昧于大势，不听我言，决定单独行动，树立中枢于闽垣，用资号召，并仍向我们游说，希望福建举起抗日大旗之后，两广即通电附和，以壮声势。我和陈济棠竭力劝阻，也难遏止他们的行动。此外他们更竭力和“急进派”民主人士徐谦、谭平山、陈友仁、章伯钧、沈钧儒、黄琪翔等，合作包围李济深。济深斯时刚自南京汤山恢复自由不久，避居香港，孑然一身，久静思动，而内心对蒋氏又极端怨怼。当他被陈铭枢等包围时，我曾向他献议，略谓：在目前情势之下，只以十九路军为后盾来组织中枢，号召抗日，似嫌势孤力单，反予蒋氏以借口。请告诫陈铭枢等慎重考虑，不要轻举妄动，自贻伊戚。李济深也颇以为然，主张慎重，不可孟浪从事。我乃自香港转广州回南宁。无奈陈、蒋、蔡和第三党领袖们对开府闽侯一事，仍积极筹划，势在必行，即使两广反对，他们也要硬干到底。1933年秋，陈、蒋、蔡等和第三党分子、“急进派”民主人士接触频繁，并陆续齐集福州，另外更与江西瑞金的中共取得谅解，因而他们在福州组织“人民政府”的空气已甚嚣尘上。个中情节，蒋已深悉，然渠却故作不知，只是暗中从事军事准备。
到10月下旬，福州已密锣紧鼓准备成立政府。陈、蒋、黄、章、沈等人，要求李济深立刻前往主持。济深以为不可，然陈铭枢却诳他说，福州方面各级军官已准备发动，陈等无法控制，希望李济深亲往解说。李为忠厚长者，信以为真，且经不起左右亲信张文、李民欣等的怂恿，遂决定往福州一行。
当香港方面包围李济深已至成熟之时，我在南宁和白崇禧恐他们会弄假成真。但我们也深知，只要李济深不参加，陈铭枢辈就无法另组政府。为消弭这场无谓的纷争，我和白崇禧乃决定采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把李济深从他们的包围中接出来。于是，我们立即包了一架民航机，由白崇禧亲飞香港，接李济深来南宁小住。谁知在白氏飞抵香港之前数小时，李济深已被骗往福州。
我在南宁得此消息，立刻便感到事无可为了。我判断李济深一到福州，他们必然拥李为首，组织政府，与持不抵抗主义的南京相抗衡。但以区区十九路军肩此重任，必然失败无疑。
果然不出所料，李济深一到福建，第三党人士即召集所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人民政府”，推选李济深为主席。同时宣言打倒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废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上红下蓝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消息传出，全国大哗。因一般国民和国民党党员虽不满意于蒋先生，但对国民党和青天白日旗仍有无限的依恋。
胡汉民闻报，即首先通电痛斥闽方，措辞极为严峻。陈济棠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继之。我原拟不作任何表示，因断定闽方必败，实无须多此一举。但因外界盛传闽桂合作，胡汉民、陈济棠等乃劝我也发表通电，以表明心迹。我和白崇禧遂联名通电，劝闽方人士“幡然改图，共赴国难”！
12月中旬，中央军约十余万人由蒋鼎文统率，兼程自浙、赣两省分路南下入闽。闽方因和江西共产党有谅解，以为共产党可与之夹击中央军。孰知共军竟自赣东让开，中央大军数万乃一举而侵入闽北。闽方总司令为蔡廷锴，蔡氏负抗日英名，号称能战，原拟背城借一，与宁方一战。孰知蔡氏幕中早伏有宁方间谍。其参谋长邓世增虽极忠诚，但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参谋处长范汉杰家中则装有秘密电台，以故闽方的军事动态，中央了如指掌。加以名不正，言不顺，军心涣散，军长毛维寿等都暗中向南京输诚，蔡军因此不战自溃。到1934年1月中旬，福州、漳州、泉州都为宁方所攻克。福州军政大员纷逃香港。十九路军残部退入广东，为陈济棠所收编，旋即缴械。抗日有功的十九路军到此竟全军解体，良堪惋惜。追溯闽变自1933年10月中旬发动以来，到1934年1月底十九路军缴械止，前后尚不足三个月，其经过情形亦殊堪浩叹。
二
继“闽变”后的另一政变，便是陈济棠在1936年夏季所导演的“六一运动”了。
在“闽变”期间，陈济棠曾力斥闽方的行动为幼稚。何以在“闽变”失败之后，又来导演这幕悲剧呢？其内幕也甚为错综复杂，政治的斗争之外，还掺杂了一些荒唐和迷信的故事，说来难以令人置信。
原来在“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成立后，胡汉民先生俨然是西南的物望。关于西南方面的党务和政事的处理，我们都以胡氏马首是瞻。因胡先生为党国元老，德望素著，推他作西南领袖，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当时握广东实权的陈济棠却另有怀抱。在他看来，假使胡汉民掌握了西南的党政实权，则他独霸广东地盘的迷梦，必被打破无疑。因此，在胡先生去世前，西南方面每以胡先生为号召而有所作为时，济棠皆若即若离，不甚热心。1936年5月，胡汉民忽患脑溢血逝世。原在广东有号召力的领袖，如李济深、陈铭枢等又以“闽变”之故，无法抬头，济棠在广东的地位乃大增。西南有所行动，陈济棠少不了都是最高的决策人。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也随之增长。
另一个促使济棠发动政变的重要原因，便是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要彻底解决西南。济棠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原来在胡汉民逝世后，济棠为刺探中央对西南的新政策，派乃兄陈维周入南京晋谒蒋委员长。蒋先生为羁縻陈氏，曾设宴欢迎，优礼有加，并与维周详谈。据说，维周在南京时，探悉了中央彻底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
第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
第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
第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
这一决策可能是蒋先生亲自告诉陈维周的，希望因此挑起粤桂之间的摩擦。维周回粤后，即将详情密告乃弟。济棠得讯大恐，他深知两广团结的重要和蒋先生分化离间手法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反复思维，为之惴惴不安，深觉今后两广的局面，绝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而当时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了。这一考虑可能是陈济棠导演“六一运动”的最主要的动机！
此外迷信也是促使济棠妄动的因素之一。原来济棠兄弟行中，他最敬佩的便是大哥陈维周，济棠对他可说是言听计从。维周粗通翰墨，人亦精敏，唯笃信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术。据说，维周某次特往广东花县洪秀全的故乡，察看洪氏的祖茔，发现洪秀全的祖坟正葬在“活龙口”上。据维周及其堪舆朋友们推断，秀全的祖茔可惜葬高了一些，如下移数十尺，便正在“穴”上，秀全就是真龙天子，不会只拥半壁河山，及身而败了。维周认定此一墓地的可贵，便要洪姓子孙卖与他。洪姓起初不允，但经不起维周的威胁利诱，就将墓地割爱了。陈氏兄弟遂将生母遗骸迁往该处安葬，深信陈府不久便要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但环顾陈家上下，余子碌碌，除掉济棠还有谁呢？因而陈济棠就野心勃勃，予志自雄。
此后不久，维周便衔乃弟之命，去南京与蒋委员长作促膝长谈。这又给维周一个最好的机会替蒋先生“看相”。据维周回粤语人，从相上看，蒋先生断难过1936年这一关。说也奇怪，蒋先生的相倒是给维周看中了。当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先生丧命。不过其事的发生，是应在张学良身上，而不是陈济棠罢了。
又据说，在济棠发动请缨北上抗日之前，维周曾约了翁半玄等术士替他卜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字样，也使陈氏兄弟相信要“应”在蒋先生身上。孰知事变发动之后，陈济棠的空军——飞机数十架，在黄光锐率领之下，北飞投奔中央去了。原来“机”者“飞机”也。济棠既“失机”便只有亡命了。也可说，他被卦仙开了一场大玩笑吧！
济棠既预备发动，乃于5月间拍电至南宁给我，谓我们应在民众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不久，陈济棠又派林翼中和陈维周等先后来邕，催促我和白崇禧去穗共商大计。我说，伯南（陈济棠）何以一时心血来潮，急于要发动抗日呢？如此鲁莽从事，万一与中央部队发生冲突，岂不未抗日而先内战了吗？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说陈总司令也无意内战，不过据他判断，只要西南作出抗日的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先生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垮台无疑，他们并一再强调，即使广西不参加，陈总司令还是要发动的。
在陈济棠一再要求之下，我便商请白崇禧赴穗一行，劝伯南不可妄动。白氏飞穗后，不数日便回，说陈济棠意志坚决，势在必行，无法挽回。然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广西如果毅然参加，或许对陈济棠的行动尚能有所纠正，使其不致过分鲁莽灭裂。此实我们不得已的苦衷。
我既知无法挽回，乃于5月底飞往广州。济棠给我一个盛大的欢迎，并详述他此次发动抗日运动的原委。济棠且强调说，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均派有代表在此，声明唯西南马首是瞻，劝我纵不愿积极参加，至少也应向他的部下打打气才对。因此，在若干重要军事会议中，济棠便约我向其部将讲话。我当然讲了一些非抗日不足以图存，中央既不愿抗日，我们领导抗日实责无旁贷的大道理。说完，只见陈氏部将面面相觑，无丝毫热烈的反应。看这情况，我便觉得这一运动的前途，凶多吉少。
在广州，我也见到元老萧佛成先生。萧佛成先生时为西南元老中的硕果仅存者。西南政务委员会中，自邓泽如、胡展堂（汉民）相继谢世，邹海滨（邹鲁）借故离粤之后，已有故老凋零之态。“九一八”前后，西南冠盖云集，我也常住广州，尔后不常来穗，即以此故。此次，我问萧佛成，何以他也赞成这一运动呢？萧微笑道：“抬轿子，抬轿子。”他的意思是说替陈济棠捧场。陈以前不愿替胡汉民“抬轿子”，现在却发动这些元老来替他自己抬轿子。
佛成又告诉我一些关于陈济棠的笑话。这故事是当邓泽如在时，某日时近午夜，济棠忽亲自访邓氏，约其同赴燕塘军校。邓问何事。陈说，他的将领今晚在军校“宣誓”，他希望邓先生前往“监誓”。邓氏到了燕塘军校礼堂，只见礼堂上方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时，由济棠唱名，各军官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一类的“誓言”。读毕，即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身上痛劈三剑，以表示仇恨与决心。萧佛成说，陈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一至于此，如何能成大事。
香翰屏也告诉我一件故事。翰屏与济棠可说是亲如手足，陈氏任连长时，香即为该连排长，嗣后随陈升迁，最后充第二军军长。翰屏为人很通达，思想也很新。他实在看不惯济棠的开倒车作风，但是劝又无用，只好表示消极，请辞军长职，济棠不允，历时很久，香才摆脱军职。翰屏告我说，济棠对其亲信的部属都心存疑虑，防范他们有背叛的行为，但是他防范的方式却又愚蠢万状。
例如，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原是陈的心腹股肱，济棠却疑其有贰心，密派特务暗中监视。余氏在广州东山建有一住宅，陈便命其特务在余宅对面也筑一宅。余氏每自防地返穗，陈的特务便在对面屋顶鬼头鬼脑，日夜窃伺余宅的访客，和其室内的行动。日久，此事为余汉谋所悉，乃渐生怨怼之心。
翰屏又告我一事说，广州市内的警察都奉有陈氏密令，随时报告各高级军官的行踪。有时三数高级军官将领暇时赴某地寻欢取乐，其地外人原不知道。孰知当他们玩兴正浓，陈总司令忽然轻车简从翩然莅止。陈来此并无恶意，只是笑对众人说：“你们到哪里我都知道呀！”换句话，便是说你们要小心啊！你们有什么不法举动，我陈总司令都一概知道啊！诸如此类的事，广东将领都可以说出一些来。于此可见陈氏是如何不得部曲之心。
济棠做的另外一件荒唐的事，便是在5月底突然任命陈维周为广州卫戍司令。维周是个文人，从未涉足军旅，何能平地风波，一跃而为卫戍司令呢？因而，命令公布之后，广东各界都人言啧啧，尤其是各将领，一致认为济棠此举是有意侮辱其将校的人格。济棠这一失着，也是引起其部曲离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分析各种因素之后，我们便深知陈济棠所领导的这一运动必然要失败。但是西南政务委员会中既已有此决议，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主张反蒋抗日人士都已联袂来粤，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唯一补救之道，只有在运动发动后，加以纠正，使其不趋向于越轨，而免宁粤双方同室操戈的一途了。
三
6月1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正式集会，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并通电全国，吁请国民政府领导抗日。呈文的内容要义如下：
连日报载，日入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唯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在昔我中央尝依赖国联，而国联之助我如何？尝屈辱图存，而屈辱之效果如何？今敌人又加紧侵略矣，中央忍辱负重之苦心，国民非不谅解，唯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则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呜呼，“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五载，今平津又将继之矣。昔人有言，以地事人，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必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我待，唯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候明教。
6月2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乃根据这呈文的内容，通电全国，是为“冬电”。两日后，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和我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并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冬”“支”两电一出，全国震动，是为有名的“六一运动”！
在当时不明内幕的人看来，以为两广又假抗日之名，对中央用兵。其实，一看“冬”、“支”两电的内容，就知道我们所要求的，只是由中央出面，正式领导抗日，西南当局无对中央作兵谏的行动，也无用兵的意图，大家只是发一个抗日通电，做个样子而已。当时中央如置若罔闻，或与西南电战一番，此事也便消灭于无形，而我们也算慎重地应付了陈济棠这次的妄动。
不料中央谋粤已久，反间工作做得十分有效。“六一运动”的发动，正予蒋氏以打击陈济棠的机会。先是，自“非常会议”之后，蒋先生即派蒋伯诚为代表，常住广州。伯诚是个老官僚，善于应酬，与济棠的部属过从极密，乘机大施反间之计，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空军司令黄光锐都和蒋伯诚有勾结。“六一”之后，蒋伯诚在反间上所用款项多至数百万元。果然“银弹”效力甚大，7月4日空军司令黄光锐突率飞行员四十余人，分驾飞机数十架，飞投中央。7月中旬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师长李汉魂亦称病离职，赴港休养。7月13日南京军委会乃明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遗缺由余汉谋升任。余在粤北防地立即通电就职，并声明率部回广州。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乃于17日晚间11时约我到其官邸一晤。见面之后，济棠便说如今大势已去，他决定一去了之，并劝我回广西缓图善后。
陈氏并当面书一便条，送我大洋二十万元。是晚即由广西驻粤办事处主任王逊志赴广东财政厅如数提出，交轮运往梧州。陈氏临别赠金，其情形正与1930年阎锡山解囊相赠相似。因两广团结数年，共同维持西南的局面，陈氏一走，便要散伙了，陈氏所赠二十万元，大概就算是“散伙费”吧。
四
陈济棠于7月18日拂晓前，悄然离穗去香港，我也于同日中午包用一可乘四人的民航机径飞南宁。登机之后，我才感觉到此事殊欠考虑。此时广东局面已解体，中央特务在港、穗一带活跃异常，万一他们事先买通该民航机师，将飞机飞往江西，我岂不立刻成为俘虏了吗？想到这里，顿觉悚然。乃默察飞机的航线，如渠真图谋劫持，我便立刻取出手枪迫其改航，嗣见渠循西江而上，才放下了心。
回到南宁，满以为“六一运动”从此结束，陈济棠愚不安愚，咎由自取也就罢了，因为当中央于7月13日将陈氏明令免职时，曾附发一电令，声明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我李、白二人分任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我等也已专电中央表示就职。
孰知我返桂后不久，中央突然变更原意，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我调往中枢军委会任职。这突然的转变，据说是由于时任湖北省省主席、政学系巨擘杨永泰的建议。蒋氏于7月18日自南京飞往庐山，曾接见杨永泰作长谈，杨氏乃有“彻底解决广西李、白，此正千载一时的机会”的建议。蒋先生深然其说，遂顿食前言。
我们接到电令，深感诧异。因而复电，认为中央“墨沈未干，自毁信誉”，我们“殊难遵令”。不久，又接复电，改任白崇禧为浙江省省主席，我本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桂局善后则由黄绍竑出任广西绥靖主任，负责处理。白崇禧和我接电后，均觉难以从命，乃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
地方官吏调职，原无抗命的必要。白崇禧和我也断无割据称雄的军阀心理。我们所不服的，只为中央政府的无能。蒋先生大权独揽，遇事不以国脉民命为重，只为一己私利，纵横捭阖，予取予求。因此在中央直接管治下的省份如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都是治绩最糟的几省。中央拿省政来应付人事，在上的贪婪渎职，在下的则民不堪命。但是广西近数年来，在我们苦心孤诣建设之下，各项政绩俱有可观，全国誉为模范省。中央无片言只字的褒奖、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胁迫我辈离境，好让他们来糟蹋。此事不仅我李、白等人心有不服，广西千余万人民也深知苛政猛于虎，断难让蒋家势力再入广西。
我们和蒋先生数度电战之后，广西全省人民也激昂无比，誓死为我李、白二人的后盾。蒋先生乃一不做二不休，调集各路大军来围困广西。顾祝同所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军则循西江而上，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进逼桂南，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林一带压迫。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广西军民也愤激异常，不数日，省防军已由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四个团。弓上弦，刀出鞘，预备与中央军一决雌雄。中央方面策士知广西不可轻取，乃一面派遣高级人员如居正、朱培德、程潜等入桂游说，一面任命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及“广西省政府主席”。更派无数特务人员在港、穗一带活动，冀以高位厚禄，分化收买我军干部。谁知我军意志坚定、万众一心，中央策反工作完全失败，即使排长也未有被收买去的。黄绍竑也不直蒋氏所为，渠虽与我和健生（白崇禧）有旧，但迄未作片纸只字向我辈招降，更未认真在我军干部之间实施离间工作。以故我军士气迄未动摇，都愿与敌人一拼。
事态发展至此，蒋先生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遂渐有放弃武力解决，并收回成命的打算。适冯玉祥自南京上庐山，乃乘机向蒋先生晋言，劝毋斲丧国家元气。在冯氏缓颊之下，蒋乃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9月初旬，局势逐渐和缓，中央声明收回成命，各路大军也同时撤围。白崇禧和我也觉不为已甚，战争不可轻启，都同意和平解决，战争才算是避免了。
但是广西此时已全省动员，大军十余万义愤填膺，皆勒缰以待号令。全省民众，尤其是热血青年，都激昂万分，大家认为中央向日寇妥协投降，丧地辱国，我广西军民请缨抗日，反招致“围剿”的后果，中央方面怯于御侮而勇于内战，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非和蒋氏中央军一拼不可。
当时来广西响应抗日的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更是唯恐天下无事，坚决要求以兵力威胁中央发动抗战。先是蔡、蒋、翁等来桂后，我曾拨出一师部队，委派曾任前十九路军师长的翁照垣为师长，仍用抗日有名的第十九路军的番号以为号召，进驻粤南的北海一带。至是，我训令翁师长将部队撤回广西，翁照垣竟抗不从命。9月初，并无故将一日商杀害，企图引起国际争端。李济深、蔡廷锴等也随之鼓噪，全省军民随声附和。白崇禧和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舌敝唇焦，才将此一风潮平息下去。
9月中旬，蒋先生飞抵广州，电召白崇禧飞穗一晤。原先，白崇禧曾与某中央访桂大员提及，如蒋先生认为有此必要，彼可前往谒见。至是，蒋既来电，白氏似有践约的必要。孰知白夫人闻讯，深恐乃夫一去不返，力阻白氏赴穗，并向我哭诉。但我认为，丈夫一诺，重于千金，白氏既不能去，至少我应代其一行，虽然我本人并未作此诺言。
9月17日，我乃只身飞广州，谒见蒋先生。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自此大家言归于好，共赴国难。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接着抗战也就爆发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经历，遂又进入另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