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一位领导人坐专列，路过延津。领导人来延津这天，我正好随姥姥进城。到了一九六〇年，我所以能活下来，当然一方面是孬舅的一团生面。但生面有，并不是每天都有。日常活下，主要是靠我姥姥碗底下的豆糁。这期间，我曾随姥姥进过几趟延津城，去寻找在破烂厂抻布条的母亲。其中还在城里住过一段。住这一段，三人的主要活法是：一、母亲五更天去破烂厂上班，路上有煤车路过，常有炭块落下，母亲将炭块捡起，挖坑埋了，晚上下班时，再刨出带回家；二、姥姥采柳叶蒸成菜团子，在大街上出卖；三、姥姥给一董姓人家挑水，桶到井里，不会摆翻，一过路人教一办法，将一砖头绑在桶襻一端，桶到井底，会自动翻转；挑一担水，董家给一个铜板。就这样，祖孙三人活下。领导人坐专列路过延津这天，我又随姥姥进城。当时我仅两岁，只听见车轮“嘁嘁咔咔”响，不知道车上坐的是谁。姥姥也不知。这天延津正在第七批批量死人。前些批死的，后些批死的，新鲜的尸体，陈旧的尸体，横七竖八，已摆满了原野。我跟姥姥这次进城，没有在城里住下，四十华里路程，上午去，下午回。据姥姥说，上午去时，见人们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躺倒在路边休息，用草帽把脸盖上。姥姥背着我，我趴在姥姥肩上，姥姥对躺倒的人说：

“大哥，别在地上躺，地上凉。”

等下午回来，一片片的人，草帽盖着脸，仍在路边躺。姥姥上前揭开一个草帽，人已死了。再揭一个草帽，人又死了。姥姥摘不完，把我从肩上放下，让我帮着她摘。祖孙俩摘草帽摘到夕阳西下，草帽摞起来有打谷场那么大、那么多，前边仍是一望无际的草帽。我年仅两岁，像望着一片永远割不完的一望无际的麦田一样，嘴里竟无师自通地骂道：

“妈的！”

领导人从专列上走下，穿着打补丁的睡衣。领导人这天清早喝的麦片粥，中午吃的红烧肉。领导人下火车之前，让卫士给梳了梳头。韩书记、小蛤蟆等人，都候在火车旁，等着领导人召见，向他汇报工作。现在见领导人没召他们上车，他自己倒下了车，脸上都有些尴尬。韩心里仍在背诵提问回答。假如上了火车，在领导人身边的沙发上坐下，领导人问他：

“今年工作怎么样啊？”

韩：

“工作在努力做，但离上级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领导人“嗯”了一声：

“今年产量如何啊？”

韩：

“今年丰收。”

领导人：

“大家吃得饱吗？”

韩：

“都吃得饱。”

领导人：

“大食堂没有解散吧？”

韩：

“没有解散。”

领导人：

“没有饿死人吧？”

韩：

“旧社会才饿死人，新社会哪里会饿死人？”

韩还从监狱弄了几个由胖饿瘦但离死还差一段距离的延津人，准备充当不胖不瘦的正常普通人，以防检查。但领导人没有听他们的汇报，也没检查，也不管韩、小蛤蟆等人的尴尬，径直下车，在火车旁的小路上散步。打着补丁的睡衣，在晚风中飘动。这时韩蹭着脚步上去，想主动汇报。领导人用手止住他。领导人只是自己抽烟，也不让韩。领导人抽着烟，看到满地的捡不完的草帽，看到一个低矮干瘦的老太婆，背着一个耷拉着脖子毫无生气的小孩子，他流下了泪。卫士将老太婆和孩子叫到他的身边。小孩子的手，黑脏得像老鸹爪子。领导人像转地球仪一样，转了转小孩子的头。然后问老太婆多大了。老太婆答：“六十。”领导人说：“还没我大。”但他喊老太婆为“大娘”。问：

“大娘，村里还有什么人？”

老太婆指着我：

“还有他孬舅！”

领导人：

“村里死了谁？”

韩书记向老太婆摆手，但老太婆已饿昏了头，不知韩什么意思，以为是让快些，便说：

“白蚂蚁、白石头、猪蛋、曹成、袁哨、六指、瞎鹿、沈姓小寡妇、曹小娥……”

领导人沉吟半天：

“这些人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啊！ 他们临死时都说什么？”

老太婆：

“他们想吃红烧肉。”

领导人感到一阵反胃，转身上了火车，说：

“开车！”

车子马上就开了，把韩、小蛤蟆、老太婆、小孩子都扔在车下。

从此，领导人不吃肉。

1992年于北京十里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