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

——为朋友而作的一次旅行日记

当我离开北京前往山西李堡村时，理查德·克莱德曼正从法国的伯尼斯村飞往北京举行他的“东方情调”钢琴独奏音乐会。一个星期以后，中国音乐界的专家说，从演奏技巧来说，克莱德曼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但对于仍处在山西李堡村的我来说，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我从土塬半坡窑洞里黑白电视屏幕上所看到的克莱德曼，模样长得十分顺眼，于是我便一下子判定：不管中国音乐界专家怎么说，克莱德曼肯定是一个优秀的艺人无疑。因为按照我的体会，大凡优秀的球员、演员、钢琴手、提琴手、作家，及世上一切以技艺为生的人，当然也包括部分政治家（如甘地），部分宗教界人士（如图图），只要心胸开阔，技艺优秀，模样长得都很顺眼：皮肤黑黑，憨厚而天真，执著而不做作，架子大又架子小，爱理人又不爱理人，爱发火又很宽厚，爱笑又不爱笑等等。球员如贝利、里杰卡尔德、古里特等。当然，顺眼不一定漂亮，漂亮不一定顺眼。顺眼也不一定优秀，也有许多模样顺眼心中恶毒的人。

我住在李堡村一个全家都长得十分顺眼（我的目光并不苛刻呀）的房东家里。虽然房东全家都十分顺眼，但我在他家还是患了感冒。这次感冒盘桓了两个礼拜，各种病症全部迸裂而出。事后明白，感冒的起因，是因为房东家大炕上，铺垫得实在太单薄了。犹如一篇小说，架子摆得很大，铺垫却很单薄，就容易产生麻烦；我又像毛主席一样，睡觉脱得太光，哪里还有不着凉感冒的道理？夜里我用卫生纸擤鼻涕，把一团鼻涕纸扔到了同行同炕的朋友脸上。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先是大怒，后来又看到炕下一地的这种纸，又十分惊奇：这什么东西？你搞什么名堂？我只好告诉他，是鼻涕纸而不是别的什么，还当场又给他擤了一团看一看，但他还是转着眼珠疑惑了半天。这位朋友，模样也长得十分顺眼，但他心中就很阴暗。

据材料介绍，位于法国南部的尼斯村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阳光充足，村子旁边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机场。

问：

理查，你为何逃离巴黎？

理查：

为了避开狂热者的瓶子、叫声。此外，我特别喜欢尼斯的阳光，而巴黎却时常阴天。尼斯有国际机场，不影响我的国际性演出。

位于中国山西南部的李堡村，风光秀丽，阳光充足。丘陵、土塬，加上几天走不出头的厚厚叠叠的吕梁山，气势恢宏。漫山遍野的桃花，正开得灿烂。一条浅浅的清澈的可以看到水中石头的河流，围着村子在转。我在李堡村的十天里，有喧闹也有寂静，有阳光也有阴天。

问：

这里时常阴天吗？

房东大哥：

阴天好哇，阴天可以不下田，在家睡觉。

问：

村里热闹吗？

房东大哥：

热闹好哇，热闹红火。

在阴天和喧闹的看法上，房东大哥与理查是多么截然不同。我也发现，在这寂静的山村里，如果不阴天，不喧闹，连狗都木呆呆地夹着尾巴躺在凉荫下吐出舌头喘气。大哥及顺眼的一家，每天在泥塘里从事繁重的种藕和挖藕工作；工作之余，就是全家拼命抽低劣的烟草和喝低劣的大叶茶。这样，不再盼个阴天和热闹，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企盼。企盼是什么？就是理想、猜想、梦想，永远得不到的水中的肉骨头。当然，事情不能绝对，生活中的企盼不仅一种，结婚，出生，盖上青砖到顶的楼房，拴上一挂漆黑的骡子，每年池塘都有一个好收成，这也是企盼。但这一切都不能代替阴天和喧闹。它们意义不同，层次不同，企盼的内容和方向不同。我同意理查德·克莱德曼对阳光和安静的看法，我也赞赏房东大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山西南部的一个普通农民。这种农民在中国有九亿，多一个少一个，出生与死亡，悄然离去或暴病而死，都不如理查患一个感冒更有意义。这个世界只是上流社会的世界呀。从这种意义上，房东大哥的企盼也不能过多，喧闹与阴天，不能过密，最好中国山西南部每天跟法国南部的尼斯一样，都充满阳光。尼斯充满阳光是为了给理查晒鼻子，李堡充满阳光是为了让房东大哥更好地在池塘挖藕。大哥是普通农民，从李堡到北京，他头上有多少人需要他在池塘的劳作中养活呢？所以，当我在阳光灿烂的李堡村患了感冒时，我的感冒没有引起房东大哥与房东一家的丝毫同情，全家没有流露出半点为大炕单薄要承担什么责任的神气。这也是我与理查的区别。房东大嫂一手夹着烟，一边对我的同伴说：

他跟我一样，白天黑夜都爱睡觉。

我的同伴这时确信炕下的纸团里是鼻涕而不是别的什么，这时总算为我开脱说：

他患了重感冒。

这时，土塬上响起了激烈的鼓点。一开始是一点，后是两点，三点，后来成了密集的鼓点；混乱之后，成了整齐雄壮的威风锣鼓的鼓点。突然一声重槌，一切都又沉寂下来，传来人们不多的欢快的说笑声。接着，一支唢呐高拔嘹亮地响起来，似一支利箭，直插云霄和人的心灵。唢呐高亢，又有些凄凉，似在叙说什么；叙说到一半，戛然而止，村庄又沉寂下来。房东大哥及他的一家都回来了，脸上都带着红晕和兴奋，兴奋之中有企盼的满足，并且里边有全村人的兴奋的感染。我突然明白，今天虽然不是阴天，是太阳高照，但村里出现了热闹的事由。我从炕上爬起来，问是怎么回事，房东家瘦小俊俏的二女儿说：

奎生来了。

我惊奇：

奎生是谁？奎生一来大家就这么兴奋？

二女儿不高兴地说：

你连奎生都不知道哇？

这时房东大哥告诉我，奎生是当地有名的金鼓乐鼓手。我问为什么敲鼓，房东大哥：

村里死了人了。

我这时心里“咯噔”一下。

肯定是在理查德·克莱德曼于尼斯村他的豪华舒适的琴房里练习《梁祝》、《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时，中国山西李堡村一位普通的今年七十三岁的农村老太太悄然去世。现在已是六天之后，等待明天的出殡。我怀着感冒查询到，她的名字叫王枝花。王枝花老太太生前肯定像泥塘中的房东大哥一样，一生操劳，从无吃到过理查三十九年的任何一天随意扔掉的饭菜。她的身体已经变形，皮肤焦黑起皱，手缩得像鸡爪。她与理查似乎从来没有在这个地球的时空上交叉过；虽然她的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引起曾与她朝夕相处的李堡村村民的同情。对于她的死，大家并没有感到悲痛，大家习以为常，大家所感兴趣的是：因为她的死，引来了鼓队、唢呐和奎生。她的死，只不过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娱乐和热闹的机会和场所。这是我当天晚上在她老人家棺材前的鼓声和唢呐声中所感到的。因为鼓声和唢呐，大家神情兴奋，笑语欢声。因为我与王枝花老太太素不相识，素昧平生，大家既然这样，我也没有必要替大家去承担不悲痛的道义责任。于是，她的死对于感冒的我来说，也变得无足轻重。这就使我有机会结识和交往到这位土塬上的民间艺人、方圆百里的名人、十几万人心目中的热闹、欢乐的制造者、十几万人心目中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理查德·克莱德曼对于这里的十几万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无足轻重的如同悄然去世的王枝花老太太一样，他们心目中的正准备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演奏“东方情调”音乐会的世界驰名的英俊潇洒的“浪漫王子”，正是这位身高一米六七、瘦瘦的、黑黑的、模样顺眼、一九五九年出生现年三十三岁的奎生。

理查德·克莱德曼出生于一九五三年，长奎生六岁。在奎生出生的时候，理查已在巴黎随担任钢琴教师的父亲习琴一年，这时指法纯熟流畅。随即进入巴黎音乐戏剧学校学习，十六岁毕业，可亲自作曲。据理查回忆，这个学校教学条件优良，环境清洁，伙食诱人。毕业以后，理查擅长演奏肖邦、拉贝尔、德彪西等人的作品。但接着（多么重要的“但接着”），他对通俗音乐发生兴趣，不顾周围的反对，毅然转变方向，起初为米谢尔·沙德担任伴奏，经常出入录音室内，因此结识了法国通俗音乐界最受欢迎的作曲家奥利弗·图森，这时已是一九七七年初。理查的钢琴技巧与深厚的音乐感，深得图森赏识（虽然未得中国音乐界的认可）。一九七七年，理查以独奏者初次登台，演奏图森谱曲的钢琴曲《水边的阿蒂丽娜》，于是一举成名，开始周游世界的演出。

理查的成名与认识图森大有关系，奎生的艺术成长道路与理查不同。奎生五岁丧父，六岁随母嫁于河东。在乡村小学上了三年学，因母亲与继父吵架，辍学；从此割草，放牛，吃剩饭；九岁离家出走，拜当地著名艺人王之发为师，从此抄起大鼓和唢呐，开始流浪艺人的生涯。饥一顿，饱一顿，有村子娶亲或死人，便去从艺；没有娶亲或死人，便回家跳到池塘里挖藕。在他艺术成长的道路上，注定没有巴黎音乐学校等他；等待他的，只是一座又一座土塬，一道又一道盘不出去的吕梁山；他需要背着褡裢，蹚过一道又一道小河，看遍一山又一山漫山遍野的灿烂的火红的桃花。奎生告诉我，他十岁那年，便会扛一杆唢呐来吹，十二岁能跳鼓点，十里八里的村庄，都知道有个敲鼓吹唢呐的孩子奎生；后大不敢再打他。威风锣鼓有九十多套打法，奎生十五岁时学会七十多套。为学艺，他身上被师傅用柳条抽得遍体鳞伤。一九七七年，二十四岁的理查德·克莱德曼成名；一九七八年，奎生的师傅王之发在一次招待吹鼓手的丧宴上因酒精中毒身亡，十九岁的奎生，从此成了这个松散艺班的班主。第二年，奎生因率班在一次喜宴上敲喧天的威风锣鼓连续七个小时将几千名村民震呆，从此名声大噪。

奎生的成名更得力于他的体力。

奎生成名时二十周岁，比理查早四岁。

于是，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晚，在理查德·克莱德曼于中国北京首都体育馆正式举行他的“东方情调”钢琴独奏音乐会时，这天晚上，奎生正在中国山西南部的李堡村为老太太王枝花的丧殡敲起了他的震动土塬和乡亲的路行鼓。我身在李堡，没有可能去首都体育馆观看理查的演出，没有可能看到、听到理查是怎样抒发他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只好来听、来看、来体味、来欣赏奎生敲起的激烈的路行丧乐鼓点。顺便说一句，这一天晚上，我只是几千个黄牙齿焦皮肤的山西农民中的一员，我脑袋的露出或隐没，微不足道；人们前遮后掩，使我对奎生风采的欣赏断断续续，很不完整。

在描述这不完整的风采之前，我还想说一说理查和奎生的婚姻。因为我认为，他们的婚姻，与他们的钢琴或鼓点大有关系。不管是敲鼓或弹琴，就是踢球，写作，治国平天下，出售大萝卜，都与婚姻有关。我们经常说：他（她）是多么的不幸啊！说这句话时，我们本身就在不幸之中。理查德·克莱德曼有两次婚史，过去的妻子不知叫什么，现在的妻子叫克里斯蒂。理查有两个孩子，一个七岁的男孩叫彼特，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叫摩德——理查三十九岁，却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孩，这与钢琴没有关系吗？与钢琴有关的摩德小姐是理查与前妻所生。

问：

你与现在的妻子是如何相识的？

理查：

一九七七年，我在蒂埃利·勒·鲁隆乐团任钢琴师，克里斯蒂的母亲是团里的服装员，克里斯蒂常来团里玩，于是相识。

据材料介绍，克里斯蒂娇小动人，喜欢变换发型。这是使理查和我们所高兴的。惟一使我们不放心的是，一九七七年理查与克里斯蒂结识时，他已与他的妻子离婚了吗？是因为新的结识而离婚，还是因为离婚而有了新的结识呢？当然，这对于理查并不重要，给我们却留下很大的想像余地。奎生（我差点写成美国的副总统奎尔）与理查不同，奎生的妻子胡采凤，就在奎生的班子里，会随着班子的吹奏站在人场中唱蒲剧，会鼓着腮帮子吹笙。只是模样长得太难看了，突眼，撅嘴，黄牙，大腮，小耳，爱抽烟，娇小而不动人，也没见她变换过发型。这与奎生的鼓点与唢呐也肯定有关。

问：

是过去师傅的女儿吗？（我是按照许多中国小说中的思路出发的。）

奎生：

不是。

问：

是在从艺的过程中认识相爱的吗？

奎生：

不是。

我吃惊：

那是怎么结婚的？

奎生：

俺姨做媒介绍的。

问：

那她为什么会吹笙和唱戏？

奎生：

随我进班子以后学会的。

我莫可奈何，似有些遗憾，也似有些失落。这时我明白，理查与奎生在演奏风格和心情投入的出发点上，肯定大有不同。一个精心，一个随意；一个富足，一个赤贫；一个在沙龙中，一个在田野上；一个似水仙，一个似狗尾巴草；一个皮肤细腻，一个皮肤干焦；一个富于艺术创造性，一个富于心灵感悟力。

这时奎生的鼓点开始了。奎生个头不高，穿着山西的毛衣和裤子。像所有名人一样，没开始敲鼓点之前，他坐在条凳上不理人，对熙熙攘攘的围观人群充耳不闻，只是偶尔与身旁掌板的同伴低声说一句什么，同伴频频点头。班子中的其他年轻人与中年人、老年人，就与奎生不同，乱与围观者点头，笑，打招呼，甚至挤眉弄眼，为别人特别是有熟人来听他们的鼓点感到兴奋。这时天黑了下来，一个三百瓦高挑的大电灯泡亮了，丧事的主持挤过人群走到奎生身边说了一句什么，奎生点点头，然后向身边掌板的同伴示意一下。掌板的同伴将他的板子举了起来，立即，像音乐厅穿着燕尾服指挥手中的指挥棒高举起来一样，班中所有的艺人都各就各位，抱起自己的笙、笛、铙、钹、唢呐、大鼓，全神贯注地看着同伴手中高举的板子。

这是在李堡村一座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土塬子上。这个土塬在已经去世的王枝花老太太门前。所有的土塬、人、音乐与繁华，对于王枝花老太太来讲，都无足轻重。她老人家肯定是微笑着看世界。重视这一切的是我们这些围观的几千名土头土脑糊涂无知怀着莫名兴奋与期待的站在世界边缘的观众。

终于，高举的板子落下了。随着一声清脆的竹板响起，艺班子六七个人手中的笙、笛、铙、钹、唢呐、大鼓同时响起。音乐都是我们所熟悉的音乐，有旧社会的，有新社会的，有古典的，有现代的，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也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就是没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由于这些音乐是伴随几代人成长的，几代人都从音乐中得到了满足，所以几千人屏声静气，听得如醉如痴。听了一段，又是一段；走了一山，又是一山。当首都体育馆的理查德·克莱德曼已经演奏到如醉如痴、与观众情绪水乳交融，禁不住兴奋地用法语说“我再给你们来一段”时，中国山西李堡村音乐场上的名人奎生还没有出场。这是中西艺人的不同，文化的不同，钢琴演奏与唢呐和鼓点演奏的不同。奎生仍在条凳上坐着默默不语地抽着自己的香烟。

终于，在一支曲子演奏到一半时，奎生扔掉烟屁股，站起来，从同伴手中拿过一杆唢呐。他一站起，连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听众都一下觉出，他所有同伴刚才声音嘹亮、争奇斗艳、百花齐放的吹奏，都一下子成了伴奏。所有伴奏的声音，一下子压低许多，缓慢许多，在等待奎生唢呐的吹出。我突然明白，所有这压低与缓慢，是名人在多少次的艺人生涯中磨炼碰撞出来的，肯定有一个由不压低、不缓慢、不等待到压低、缓慢、等待的过程。这是明星与凡人的区别，这是球星与球员的区别，这是伟大作家与一般作者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以不平等、压抑许多人的心灵为代价的，但它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于有了这压低与缓慢，使奎生唢呐中发出的第一声声响，就格外嘹亮、彻底、撕裂金帛与撕裂云霄，把我们等待已久的心灵，一下子消解和冰释。他吹奏的是什么，已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吹奏。我们切切实实看到他在吹，听到他吹出的声音，看到他吹奏的风采，我们就满足，得到安慰，与他融为一体，甘愿做他音乐的奴隶，愿意为这一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气氛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啊，在一种气氛下我们可能是懦夫，在另一种气氛下我们就是英勇无畏的战士。我们甘愿沉浸在这种音乐中，去生，去死，去随这音乐的吹奏者爬过一道又一道的高山，一座又一座的土塬，蹚过一道又一道的冰河，看遍一山又一山的漫山遍野的灿烂的花朵。

但是，奎生没有让我们兴奋过久，一曲终了，他把唢呐令人失望地放到了桌子上。他没有在乎我们兴奋沉浸的情绪，他没有像理查德·克莱德曼那样，趁着我们神经的兴奋，又伸着两个指头说“我再给你们来一个”，把我们兴奋的神经再高挑一度；他只是把我们扔进情绪的泥潭中，然后毫不负责地甩手离去，似乎这一切与他无关，任我们在兴奋的泥潭中挣扎，不能自拔。这时，他的同伴又继他之后吹起来，唱起来，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应该在另一种音乐的抚慰下往回走了。于是，我们几千人自嘲地相互看看，神经也都松弛下来，笑了。奎生的吹奏既然听过，同伴的吹奏对于我们已不在话下。我们一下似乎成了奎生的知心朋友也可以和他平等相处然后和他一样俯视他的同伴了。于是，人群中松动了，咳嗽声，议论声，像蜜蜂一样“嗡嗡”响起。这时我们又感谢奎生。奎生是神，我们是人，我们还是回到“嗡嗡”的人的议论声中去吧。

这样“嗡嗡”了一个钟点，轻松了一个钟点，等我们把松弛的唾沫都咽回肚里，把兴奋的汗水晾干甩净，这时奎生又出场了。他将一面大鼓挂到了自己脖子上。随着他挂鼓，他的几个同伴都将大鼓挂到了自己脖子上。人们又紧张起来，纷纷说：要打鼓了，要打鼓了。人们又提起心，屏息静气。这次是奎生亲自领衔，打鼓。他将鼓槌举到了空中，所有同伴都看着他，也将手中的鼓槌如树林般举向空中。随着奎生鼓点的落下，一下，两下，三下，众槌纷落，如雨打芭蕉，越来越重，越来越激烈；激烈之后，又还原成整齐，成了整齐雄壮、威风八面的威风锣鼓鼓点。十来面大鼓在一起对打，打着鼓，敲着鼓边，声音清脆悦耳，令人神情振奋，昂扬，沉落，感动。

问：

这鼓叫什么名称？

答：

五虎爬山。

这时所有的鼓手，真有如爬山的、山中初长成的雄虎，突然分开，又突然跳到一起对打；对打一阵，在旁边唢呐、笙、笛的伴奏下，又突然亮相，好不自如潇洒。这时的奎生，还原成了儿童模样，憨厚，天真，满头是汗，满头是土，满头是土与汗流成的汗道道，脸上带着满足与得意的傻笑。打鼓之余，鼓槌在他手上转花，令人眼花缭乱。他们抖肩、扭腰、提脚、掀胯，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我们的全身。这种金鼓乐，这种路行鼓，声声鼓槌，都敲到我们心的深暗处。我们可以长歌当哭，我们可以抚掌大笑，我们可以就此喝醉酒，我们可以用手把土塬一个一个去抹平，和成稀泥，摔到应该摔的一些人的脸上。

三星偏西了，散场了。散场的脚步声、议论声、寻子呼娘声之后，一切都停止了。这时的村庄，显得多么寂静啊。偶尔几声狗吠，也显得生怯怯的，孤立无援。可以在村边的小溪中撒一泡饱尿。撒完尿，可以回到房东大哥的家里。回到家里，我觉得此时躺下睡下实在有些不应该，不可能，不舒服，欲言又止。我自作主张扭开了房东大哥家的黑白电视。电视中是找不到奎生的。这时北京首都体育馆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独奏音乐会肯定也早已停止，何况电视也没有直播。但是，我竟在“咔嘣咔嘣”的旋钮声中，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第八频道，找到了理查德·克莱德曼。电视台正在播放克莱德曼演奏《温柔》的风景画面录像带。可以肯定，这是在他的故乡法国南部尼斯村拍摄的。用的是法国一流的摄像家，一流的构想，一流的色彩，当然，花的也肯定是一流的钱。钢琴摆在优美的葡萄园中，葡萄园中的葡萄，胖嘟嘟的，个个含着清晨的露珠。钢琴又摆在巴黎街头，一个宏观的铺满白地毯的广场上；又摆在空中，摆在飞机翅膀上。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理查的身边，活动着一个给他吹长笛进行伴奏的修长的漂亮的迷人的法国姑娘。她穿着长裙，在夕阳的一边，蓦然回首，其神采，令人神旌飞扬，惊心动魄。她与理查，在钢琴和长笛声中，又轻松地走在巴黎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谈笑自若，带着自信、富足、可以随便拦出租车、可以随便到哪一个高级饭店吃饭的对外部事物皆不在乎的神情。所以他们的交谈显得专注，生动，感人。他们用的摄影师，肯定是他们的朋友，所以他们笑得那样真诚，开心，角度又选得那样好，太阳从他们的后背升起来，从姑娘修长的头发旁落下，从他们的脚下升起，又从他们的头顶落下。钢琴和长笛，笼罩和统治了整个世界。这时我突然明白了理查与奎生的区别。我可以放心，安然，悲哀又不悲哀地去睡觉了。

但所有这一切，都与我正在患的感冒是两回事。在遭受了理查和奎生之后，我的感冒越发地严重了。另外一间窑洞里，已传来房东大哥一家长短不齐的唿哨和鼾声。我能感觉到我自己的咳嗽与发烧，但我一直处在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之中。这时我梦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庞大的游泳馆中，碧绿的水，四周数不清的座位，我正与一个人坐在那里谈心，谈了许多的知心话语。又似乎是在一个庞大游轮的甲板上，满天星辰，我们并排躺在一溜躺椅上，我盖着一个白单子。这时我心中似乎得到了许多的慰藉，安慰，眼中不知不觉冒出了泪。这个人面目很不清楚。似乎是理查，又似乎是奎生，还似一位多日不见的朋友。朋友，久违了，你可真让我想念。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北京十里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