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天道酬勤
冯小刚
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的王朔还是小王,震云还是小刘,我还是小冯。我们仨同龄,五八年的,风华正茂。
一个夏天的午后,小王把小刘的《温故一九四二》交到我的手上。
小王说:推荐你看震云新写的一个中篇,调查体小说。
我一口气看完,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貌似没有态度没有立场,主角写的是民族,情节写的是民族的命运。
这篇小说在我的心里开始发酵,逢人便说,念念不忘。
隔年,在南郊京丰宾馆一个扯淡的大会上,遇到震云,我提议把《温故一九四二》改编成电影。那时我刚刚拍完根据震云小说《一地鸡毛》改编的电视剧,还没有拍电影的经历。
震云的回答是:不急……容我再想想……
之后一晃几年过去。这期间,我和震云、王朔还有梁左成为莫逆,隔三岔五包上一顿饺子,凑几个凉菜,说上一夜的醉话。酒中也多有提及《温故》的事,但也都是虚聊,小刘没有实接过话茬。
时间走到2000年。新年的一个晚上,小刘来到我家。饺子就酒,几杯下肚,小刘郑重对小冯说:我今天来,是想把《温故一九四二》交给兄长,此事我愿意与兄长共进退。
今天我仍清楚记得震云那义无反顾的表情。天渐白时,我们喝光了家里所有的啤酒,那一夜小刘把《温故》托付给了小冯,也把“一九四二”烙在了我的心上。
2002年项目正式启动。那时我已与华谊兄弟签约,中军中磊横下一条心拿出三千万投拍《温故》。在当时,对于一部国产文艺片来说,这个预算就是一个接近于自杀的天文数字。
我们在北影的一间小平房里开了论证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它是部好小说,同时也一致认为它不适合改编电影。因为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专家们散去,小冯和小刘蹲在小屋外的树荫下,小刘问小冯:这事还做不做?我说:做。小刘说:人们习惯只做可能的事,但是把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思不大,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义就不同了。小刘又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一种是笨人。聪明的人写剧本知道找捷径,怕绕远怕做无用功,善于在宾馆里侃故事,刮头脑风暴;笨的人写剧本不知道抄近路,最笨的方法是把所有的路都走上一遍,看似无用功,却能够找到真正要去的地方。
我对小刘说:我们肯定不是聪明人,就走笨人的路吧。
接下来的三个月,小冯和小刘携小陆、老韵、益民还有孙浩,一行六人先后赴河南、陕西、山西,又赴重庆、开罗,行程万里。在路上,我们见到老东家一家,瞎鹿花枝一家;见到了东家的女儿星星,赶大车的长工栓柱;见到了八岁的留保和五岁的铃铛;见到了伙夫老马;见到了意大利传教士托马斯·梅甘,他的中国徒弟安西满;也见到了委员长和那位让委员长头疼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见到了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李培基;见到了寒风中蓬头垢面的灾民,背井离乡一路向西的逃荒队伍;见到了他们悲惨的命运;更重要的,也意外地见到了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雅谑。
半年后,震云捧着热腾腾带着油墨香味的剧本,用他的河南普通话给翘首以待的我们读了整整一个下午。
捋胳膊挽袖子,中军拍板,干!
剧本送去立项,不日被驳回。理由是:调子太灰,灾民丑陋,反映人性恶,消极。
散了散了,下马,该干吗干吗去吧。
时间来到2004年,中国电影市场开始呈现繁荣景象。这一年我拍了《天下无贼》,和周星驰的《功夫》双双贺岁,都破亿,平分秋色。庆功之余,旧事重提,拍《温故》的心又死灰复燃,《温故》这蓬野草雪藏多年又见天日。这次华谊把预算提高到八千万,准备先斩后奏,奉子成婚。
建组,我带队选景重走长征路,震云数易其稿孜孜不倦。经过十年的沉淀,剧本的问题被逐一发现并得到修正。最大的收获是在逃荒路上,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转换,这些转换有力地推动着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过往的几年中还发生了一件我们始料未及的事——国民党结束了在台湾的统治,成为一个在野党。国共两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人民大会堂的红毯上两党的领袖握手言欢,求同存异了。
万事俱备,剧本再次呈上,得到的答复与两年前毫无二致。“灰暗消极”的评价之外多了一些忠告:为什么放着那么多好事积极的事光明的事不拍,专要拍这些堵心的事?
剧组又一次宣布解散,筹备花出去的钱,拉下的亏空让贺岁片的盈利去背吧。《温故一九四二》这个苦孩子还得在娘胎里怀着,不准出生。
这之后,似乎死了心,和震云见面也回避谈起这个话题,偶有涉及也是言辞躲闪。梦还在心里做着,但已深知遥不可及。像追求一个一见钟情的姑娘,屡遭拒绝,一开始是姑娘有歉意,到后来就变成了我不懂事,再提出追求就成了笑话。
死了心也好,可以坚定不移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拍商业片,赚他个人财两旺。
在我一门心思拍商业片的时候,世界又在不断变化——台湾的领导人陈水扁下了大狱,国民党由在野党重新上台执政。
世事沧桑。
你方唱罢我登场。
时间如水流过,转眼间到了2011年,小刘变成了刘老,小冯变成了冯老,小王也变成了王老。
这一年,华谊邀王朔写了《非诚勿扰2》,四两拨千斤玩儿一样就赚了大把的银子。正在纸醉金迷乐不思蜀盘算着一不做二不休整他个《非3》时,王老敛起笑容对我说:趁着现在这个势,你应该横下一条心把《温故》拍了。我没夸过别人的剧本,但老刘的这个本子写得确实好,你应该有这么一部作品;有《温故》这碗酒垫底,往后冯老就可以心无旁骛在商业片上胡作非为没有羁绊了。王老又厚道地说:你怕什么?万一票房上有个闪失,我再帮你写一喜剧不就给华谊找补回来了吗?
又是王朔,十七年前的因种下了十七年后的果。王老的一席话把我流浪的心灵喊回到《温故一九四二》的归途上。
我问刘老:还有心气吗?
刘老说:还是那句话,我与兄长共进退。
我问中军中磊:还有心气吗?
兄弟俩问我:两亿够吗?
我问兄长张和平:你觉得这事能成吗?
和平回答两个字:靠谱。
我问电影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我算那多样化行吗?
宏森皱着眉头说:我不敢打包票,容我尽力斡旋吧。
2011年,电影局批准《一九四二》正式立项,下发了拍摄许可证。前提是:第一,拍摄时要把握住1942年摆在我们国家首位的应该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第二,表现民族灾难,也要刻画人性的温暖,释放出善意;第三,影片的结局应该给人以希望;第四,不要夸大美国记者在救灾上作用,准确把握好宗教问题在影片中的尺度;第五,减少血腥场面的描写和拍摄。
2011年2月,剧组成立,筹备8个月,于同年10月26日在山西开镜,历时135天艰苦卓绝的拍摄,于第二年春天封镜。又经过7个月紧张的后期制作,终于在2012年的11月面世公映。
把《温故一九四二》这篇小说拍成电影的理由有很多,但我最想说的是,这是小冯和小刘的缘分,是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是一个导演和一九四二年的缘分。
2012年11月
(摄影:张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