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弘光朝廷“联虏平寇”酿恶果
大顺军攻占北京和明思宗自缢后，明政府尚控制着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明朝的陪都南京还在，那里还保存着一套形式上同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明朝掌控地区的文官武将，自然都热切地期盼能在那里重组政权，实现他们的中兴之梦。
由于时局瞬息万变，信息不畅，北京事变的消息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二十九日才传至苏北淮安，但人们还是将信将疑。后来，消息得到证实，并很快传至南京。四月十七日，从北京逃出的原内阁大学士魏炤乘到达南京，再次证实这个消息。南京当局和在籍的文武大臣便紧张地忙碌起来，准备拥立新君，重新组建统治南方半壁江山的明朝政权。
但是，在这个政权重建之前，南京的文臣武将仍然沿袭明末门户之争的恶习，为选择新君而展开激烈的争斗。明思宗自缢后，他的3个儿子被大顺军俘虏，没有直系后裔可以继位，只能从众多的藩王中物色继位的人选。其中，以明神宗的子孙福、瑞、惠、桂四王和明神宗的堂兄潞王同明思宗的血缘关系最近，是最有资格继位的人选。当时，福王和潞王均已逃到淮安，距离南京不远，而福王朱由崧又是最年长者，按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由他来继承皇位（这是“兄终弟及”的一种变通办法，即弟终兄及）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淮安巡抚路振飞，给事中李清、张正宸，进士郑元勋等人都持这种主张。但是，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东林党人却坚决反对，因为朱由崧的祖母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明神宗因宠幸郑贵妃拟立其子朱常洵为太子，遭到东林党的反对而未逞，并由此引发妖书、梃击、移宫等案的纷争。他们担心，如果朱由崧被立为新君，将来一旦重算旧账，会使他们在政治上失势。因此，他们便说，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的孙子，论序当立，但他有“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七大毛病，不适合继承皇位。潞王朱常涝是明神宗的侄子，贤明能干，才是继承皇位的合适人选。实权派人物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对此感到左右为难。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对拥戴福王自然心存疑忌，但又担心拥立潞王会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于是，他暗中邀约掌握实际兵权的总督凤阳、庐州等处军务的马士英，到浦口密商。经过反复商议，两人一致认为，既然大臣对拥立福王或潞王存在意见分歧，瑞王已被张献忠俘杀，惠王又热衷信佛，不谙世事，不如拥立桂王，“以亲以贤，惟桂乃可”。史可法随即将这个折中方案写信告诉南京的大臣，这些大臣也都认可这个主张。但当马士英返回凤阳时，却得知在万历末年侍奉过老福王朱常洵的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朱由崧。高、黄、刘三总兵，原本是受凤庐总督节制的，现在倒向福王一边。马士英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不顾与史可法的约定，赶忙对福王表示效忠，并与高、黄、刘、卢等人在皇陵前共同立誓拥戴福王继位。接着，便以凤庐总督和三镇总兵的名义，致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并派兵将福王迎至仪征，连营长江之北。史可法眼看生米即将煮成熟饭，只得违心地表示同意。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十五日正式称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朝廷，虽然控制着淮河以南全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而且受战乱影响较小的地区，拥有大约百万的军队，寄托着南方士民的“中兴”热望，但它是以江南最为腐朽的官僚地主为基础，联合南逃的军阀势力建立起来的政权，不仅全盘继承了崇祯朝的各种政策，而且内部的纷争、政治的腐败更加严重，这就注定了其迅速覆亡的命运。
弘光政权从成立之时起，各派势力便为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而纷争不已。福王就任监国后，依照廷推，任命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为内阁首辅；高弘图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一并入阁办事。不久，又以姜曰广为礼部尚书，与前礼部尚书王铎同为东阁大学士，一并入阁办事。马士英虽然也被任为东阁大学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但仍督凤阳等处军务。朝中大权为史可法所掌握。权力欲极强的马士英，自恃有定策之功，不愿落人之下。五月初八日，他动用1200艘船只满载士兵，从淮至江，在长江岸边上书劝进，请朱由崧登基称帝，并将此前商议拥立时史可法写给他的称福王有“七不可”之语的信件上呈朱由崧。史可法惶恐不安，只得于五月十二日向朱由崧自请到江北督师。朱由崧称帝后，史可法于五月十八日辞朝而出，让出内阁首辅的职位，离开南京。马士英便如其所愿，留朝辅政，成为内阁首辅，掌控朝中的大权。
马士英辅政后，六月间向弘光帝推荐其名列逆案的好友阮大铖，说他知兵，请皇上赦其罪，任为兵部右侍郎。这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高弘图、姜曰广、吕大器、陈子龙、左光斗之弟左光先等东林、复社人士，异口同声地称阮大铖是“逆案巨魁”，必不可召，并攻击马士英推荐阮大铖是为阉党翻逆案。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辩，阮大铖的起用问题便被暂时搁置下来。但弘光帝听马士英在推荐时说过，当初在浦口与诸臣商议拥立，阮大铖曾致书坚决反对拥立潞王，主张拥立福王，因此对他存有好感。八月三十日，弘光帝再次接到安远侯柳祚昌的推荐奏章，不经廷议，便直接下旨，传升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不久又命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再转为兵部左侍郎，翌年二月进为兵部尚书，执掌弘光朝廷的军事大权。
东林、复社人士将马士英、阮大铖视作阉党势力，并没有多少根据。马士英是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年间迁郎中，历任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崇祯初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宣府巡抚。他的政治态度是倾向东林、复社的，同东林、复社人士多有往来，是复社首领张溥的好朋友。他之所以举荐阮大铖，是为了报答阮大铖的知遇之恩。马士英是在万历四十四年与阮大铖同中会试的，后来他在巡抚宣府时，檄取公帑馈遗朝中权贵，遭到镇守太监王坤的揭发而被削职遣戍，流寓南京。崇祯十一年（1638年）阮大铖也因“留都防乱公揭”之出而迁居南京郊外，遂与马士英同病相怜，结为密友。崇祯十五年九月，复社人士以重金贿赂司礼太监，再次召周延儒入京为首辅。阮大铖闻讯，赶到扬州长江岸边迎接周延儒，送上大笔钱财，请求允其复出为官。周延儒收下钱财，但顾忌阮大铖名列逆案，未敢贸然起用，让他从久废的官员中推荐一名有才可用而又相知的人顶替。阮大铖推荐了马士英，马士英因此由戍籍忽起而出任凤庐总督。
马士英出任弘光朝廷的首辅之后，推荐阮大铖就是对他此举的报答，并非因为阮是阉党分子，更不是为了掀翻逆案。弘光朝廷除起用个别名列逆案的废斥官员外，也没有掀翻逆案的举措。
阮大铖“本清流”，原属东林一派，后虽有巴结逢迎阉党的行为，但没有干过多少坏事。被列入钦定逆案的名单后，他借寓南京，编剧演戏，结交朋友，以声乐自娱。顾杲、吴应箕、陈贞慧等复社人士又搞了一场“留都防乱公揭”的签名运动，弄得他有口难辩，名誉扫地。但是，当复社人士凑钱运动周延儒的复出时，他为求自己的复出，还是奉送了一大笔钱财。尽管阮大铖算不上一个志节之士，但给他戴上“逆案巨魁”的大帽子，显然是太过分了。
当时全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对立各方都面临着争取人才、壮大自己势力的问题。清军占领北京后，不仅留用大批投降过大顺军的官员，而且还礼聘名列逆案的原明内阁大学士冯铨。弘光朝廷的东林、复社人士却以“门户”“声气”作为用人的标准，这种作茧自缚而又为渊驱鱼的做法，实不可取。更有甚者，当他们看到马士英、阮大铖受到弘光帝的信任而难以扳倒之后，吏部左侍郎的吕大器，内阁辅臣姜曰广、高弘图，左都御史刘宗周，吏部尚书张慎言等人，竟纷纷要求辞职。尽管弘光帝一再苦苦挽留，他们仍然拂袖而去。即便如此，弘光朝廷内部的门户之争仍在继续，直至清兵攻占南京方告结束。这种门户之争，极大地消耗了弘光政权的力量。
弘光君臣大多极其腐败。弘光帝性格懦弱，又不思进取，即位之初还较关心朝政，一再召对阁臣，先后无虚日，或一日再召，过了一个月便召对渐稀。九月至十月，大学士姜曰广、高弘图相继辞职。书读得少、无法亲裁章奏的弘光帝便委政于马士英，自已拱手听之，自此不复与闻政事。其时国用匮乏，弘光帝却不念时艰，大肆挥霍。即位之后，不仅宴享毫无节制，还耗费巨资修建兴宁宫。八月底，兴宁宫落成，命大学士王铎为内殿书写一对楹联，曰“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他便搬进去住，尽其举杯邀月、观赏乐伎之雅兴。当月，找到在洛阳逃跑时走散的太后，又限户、兵、工等部官员3日内筹足3万金，以备赏赐，并令工部修建慈宁殿供太后居住。安置好太后，又忙于筹办自己的婚事。为此，弘光帝派遣宦官在南京、苏州、嘉兴、杭州等地挑选美貌的宫嫔，弄得闾井骚然。南京城中，家有年轻未嫁的女子，都急忙找个人家嫁出去，不择配而过门。嘉兴也是全城恐慌，不论贫富、良贱、妍丑、年龄大小，只要双方同意，即把女儿嫁出去。于是，不论白天夜晚，满长街净是嫁娶的人流，以致行路挤塞。后来，宦官从各地选来150名年轻的淑女，弘光帝从中挑选了3人。但未及完婚，清军已逼近南京，弘光帝只得将这3名淑女放回娘家，自己则逃离了南京。弘光帝好酒贪杯，还喜欢观看传奇剧。八月，他召调教坊乐伎64名入宫，后嫌人数太少，又下令扩充。阮大铖、杨文骢、冯可宗等又从外地购进一批女伶充数，在大内演出《麒麟阁》等传奇剧。弘光帝经常夜以继日地饮酒观剧，有时兴起，便拉起女伶去发泄性欲。他身体肥胖魁梧，有时竟一日淫死童女两人。由于沉溺声色，弘光帝也喜好春方媚药。朝天宫道士袁楹进献春方，被任为太常少卿。江湖郎中郑三山为之制作媚药，也得宠幸。制作春方、媚药的雀脑、蟾酥一夕踊贵。乞丐手捧一虫一介，帖黄书上供，人莫敢犯。民间因此戏称弘光帝为“蛤蟆天子”。
以马士英为首的文臣武将，生活都极其腐朽，任人唯亲。马士英之子马锡由白衣擢为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阮大铖的外甥张秉贞，也由四川按察副使升任浙江巡抚。他们还卖官鬻爵，贪污受贿。马士英推行纳员制，规定童生交上足够的银两，不经考试即可取得生员的资格；后又推行纳助工例，公开标价出卖中书、待诏、监纪、职方等官衔。规定武英殿中书900两，文华殿中书1500两，内阁中书1000两，待诏3000两，拔贡1000两，推知1000两，监纪、职方成千上万不等。所得钱款，名义上是用来资助军饷，实际上都装入了马士英的腰包。当时的民谚讽刺说：“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阮大铖也公开卖官鬻爵，门庭若市。他直言不讳地承认：“某人求监纪，初馈金五百，不纳，再赠千金，亦不纳，直至两千。”有了钱财，他们便大肆挥霍，尽情享乐。马士英整天待在家里，同利根和尚谈禅，斗蟋蟀，人称“蟋蟀相公”。总兵官刘泽清，在淮安大兴土木，建造僭拟王宫的连云甲第和豪华庭园。整个南京的官绅，也都沉浸在声色犬马、寻欢作乐之中，一片醉生梦死的景象。崇祯朝的经筵讲官余煌，在当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里不胜愤慨地描述道：“尤可疑者，国难初闻，宴衎不彻；哭临未毕，声伎杂陈。而俨然乡衮，与愚顽同其欢谑，略无改容。近且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淫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而一二领袖之家，皆巨室也，争夺梨园，彼此相斗，家僮至于破额，长吏为之解纷。如此景象，岂复成世界乎？”
吴三桂降清与清兵入关，使社会矛盾由关内原先汉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和辽东地区的满汉民族对抗向全国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的局势发展。弘光君臣出于阶级的本能，仍把农民起义军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弘光帝在《登极诏》中即指斥李自成大顺军使“燕畿扫地以蒙尘，龙驭宾天而上陟”，激起“三灵共愤，万姓同仇”，号召臣民“戮力劻剿，助予敌忾”。据此，弘光朝廷制定了“联虏平寇”（又称“借虏平寇”）的基本国策，幻想借助清军的力量消灭农民起义军，与清朝分疆而治，以图偏安一隅。正是基于这个国策，弘光朝廷建立之后，就对清军采取步步退让的态度，根本没有恢复中原的打算。大顺军离京西撤后的两三个月内，畿辅南部和山东、河南等地的明朝官绅纷纷发动反对大顺政权的叛乱，使这一带地区处于归属未定的无主状态。弘光朝廷却未曾举兵北伐，去收复这些失地。相反，史可法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出任督师，奏请弘光帝册封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分别驻守于南畿的瓜洲（在今江苏扬州附近）、寿州（今安徽寿县）、淮安、真州（今江苏仪征），组成江北四镇；同时，为驻守武昌的宁南伯左良玉加封侯爵，与江北四镇共同组成一道江淮防线，以防大顺军的南下，却置京畿南部和鲁、豫等地于不顾。
为了实现“联虏平寇”的计策，弘光朝廷于六月间派遣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太仆寺少卿马绍愉、总兵陈洪范作为使者，携带白银10万两、黄金1000两、缎绢1万匹，作为酬谢清廷出兵的礼物。另携册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犒赏银1万两的诰命，前往北京与清廷进行谈判。使臣出发前，弘光帝交代，谈判的起点是割让山海关土地，实行南北互市，但给清岁币不得超过10万两。
清廷刚入关占领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之初，因兵力有限，实行的是“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之策。六月间，摄政王多尔衮曾在文告中申明清兵入关“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并不反对南方的汉族官绅“辅立贤藩”“共保江左”，但须与清朝“通和讲好”，以“惇睦邻之义”。降清的明朝官僚有不少是南方人，他们担心南北分治，将使自己与家乡的亲属骨肉分离，竭力怂恿清廷决策南征。清廷看到弘光政权建立后一直据守江淮以南，未曾出兵进占大顺军西撤后归属未定的畿辅南部及山东、河南等地，毫无进取之志，软弱可欺，于是决心举兵消灭之，用武力征服全国。十月，左懋第等人抵达北京，清廷无意同他们谈判，指责江南的明臣“突立皇帝”，不承认弘光政权的合法地位，宣称“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十月底，多尔衮派300名清兵，将三名弘光使臣押送南返，传递“我要发兵南下”的消息。
北使议和失败后，弘光朝廷仍未改变政策，继续对清兵步步退让。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清廷命阿济格率兵攻打陕西大顺军，多铎率兵南下攻打弘光政权，后因大顺军在怀庆发动反击，复命多铎西进，与阿济格共同夹击大顺军。当年十二月，御史沈宸荃看出清兵以为“尔朝复君父之分”之名，进占燕、齐之地，背后蕴藏着征服全国的野心，上疏指出，“虏、贼今日皆为国大仇。自东沈失事三十年来，兵财耗尽于虏，故贼起而乘之，及贼逆不容诛，复巧借复仇之名，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贼次之”，朝廷的军事部署应该“节节皆为防虏计”，“以防虏为实着者也”。此时，弘光帝也已意识到清廷征服全国的野心，对沈宸荃的建议表示赞同，命“兵部饬行”，由全力讨“贼”转为“防虏为急”，将抗清作为首要的急务。但是，擅权的马士英却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
弘光元年（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清兵会聚陕西，史可法策划了一个“北征计划”。但这次的北征，并不是攻打清军，收复失地，而是帮助清军去攻打大顺军。史可法给弘光帝的奏疏清楚地道出了此举的意图：“请命高杰提兵二万，与张缙彦（兵部尚书），河北、山西、河南总督直抵开、雒，据虎牢，刘良佐帖防邳、宿。”就是说，高杰带兵北上到达开封后，将西向攻取荥阳、洛阳，配合清兵在陕西攻打大顺军的行动。高杰在出师之时，曾给驻守黄河北岸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信，说明他此次出兵是“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闯贼之首”。但清廷早已定下消灭弘光政权的决心，豪格因此对他“合兵剿闯”的建议未予理会，反而乘机进行劝降。高杰没有应允，一到河南睢州，暗中降清的总兵许定国遂设计将其谋杀，然后叛降清军。史可法急往睢州安抚高杰部众，但却未派兵追讨叛将许定国。幕僚阎尔梅劝他渡河收复山东，遭到拒绝；又劝他西征收复河南，还是不听；再劝他稍留徐州一段时间，以慰河北义士之望，他仍然坚持退保扬州，使两河的抗清义士大失所望。
弘光元年（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多铎率清军由西安东行，准备按原计划南下消灭弘光政权。三月下旬，他率部攻取河南全省，然后向东攻破徐、砀，又破毫、泗，大举向南方挺进。正当清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时，主动撤离西安的大顺军主力，由李自成率领自豫西进入湖广襄阳地区。驻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自度无力抵挡大顺军，便打出“清君侧”的旗号，顺长江而下，声称讨伐马士英、阮大铖。行至江西九江，左良玉病死，其子左梦庚自称副元帅，继续率师东进。面对西、北交急的形势，四月初，史可法认为“上游（指左良玉部）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指清兵）一至，则宗社可虞”，并致书马士英，恳请选将添兵，以抵御清军的进攻，但马士英没有回应。四月十九日，弘光帝召对群臣，商议对策。大理寺卿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提出：“左良玉稍缓，北尤急，乞无撤江北兵马，固守淮、扬，控扼颍、寿。”弘光帝同意这种意见，说：“左良玉虽不该兴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还该守淮、扬，不可撤江防兵。”马士英却坚持以防御左良玉为首要急务之策，他对姚思孝等人破口大骂：“尔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并说：“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四月初七日，他公然命靖南侯黄得功从防御清兵的江北南撤，驻师于江南铜陵之荻港（在今安徽铜陵东北），以扼左良玉军，又将兵部侍郎朱大典擢为尚书，与阮大铖巡防上江。清军因此得以顺利南下，于四月十八日进逼扬州城下。扬州城内守御力量十分单薄，史可法组织城中军民分地据守。二十四日夜间，清兵用西洋大炮轰塌城墙。第二天，攻入城内。史可法自刎未死，后被清兵俘获，坚贞不屈，拒不投降而被杀，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清军屠城十日，杀死数十万人，扬州变成一座空城，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失守前后，弘光政权江北守军未发一矢便纷纷投降。五月初九日，清军渡江，在金山（在今江苏镇江市区西北隅）击败弘光的江防水师郑鸿逵，占领镇江。初十日凌晨，弘光帝与马士英仓皇逃离南京，但因在溧水遭到当地士兵的抢劫而走散。弘光帝在勇卫营的护卫下逃到芜湖黄得功的兵营，意图组织指挥身边的大臣和部队向杭州作战略转移；马士英则护送皇太后逃到杭州。十五日，多铎率兵抵达南京，京营总督、忻城伯赵之龙率文武百官跪迎。几天后，黄得功的部将田雄叛变，谋杀黄得功，将弘光帝交给清兵。为期一年的弘光朝廷，至此覆亡。
六月初八日，马士英借皇太后懿旨，在杭州拥立潞王朱常涝监国。第二天，潞王即按照马士英的主意，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议和。清兵置之不理，继续向浙江挺进。此前陈洪范在出使北京返回途中，已写信向多尔衮投降。清军令陈洪范返回杭州，劝降潞王。马士英、阮大铖弃城而逃。潞王在陈洪范的劝说下，于六月三十日率领群臣投降。七月，清摄政王多尔衮得知江浙一带已不战而定，任命洪承畴为江南总督，会同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固山额真叶臣接管江南各地，令多铎班师回朝。多铎返京时，将弘光帝、潞王和在南京投降的王铎、钱谦益等弘光朝廷的高级官员一并带往北京。翌年五月，弘光帝、潞王和其他降清的明藩王，均在北京遭到杀害。
弘光政权虽然仅存在1年的时间，但其“联虏平寇”的政策，却加速了大西政权的覆灭。张献忠率部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由荆州西攻夔州，进入四川，六月攻占重庆，八月又下成都，然后分兵攻取四川各府、州、县及各土司。他在成都正式建立政权，开始仍称“大西国王”，不久称帝，定年号为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张献忠出身贫苦农民，没有多少文化，他所倚重的负有总决诸事之责的左丞相汪兆龄不过是个桐城诸生，也就是秀才，并不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因此大西政权制定的政策也出现许多偏差与失误。如对知识分子，一面开科取士，一面又严加防范，规定科举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会造谣生事，必须携家属入城居住，并“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又如经济上，入川之初宣布免赋3年，随即仿照大顺政权的办法实行追赃罚饷，拷掠宗藩贵戚及大贾富民，勒令输饷，多则万金，少亦千金。另外，大西政权还严令搜捕原明仕官及卫所世袭官员，一律加以诛杀。这一系列举措，引起四川士子、官绅的极大恐惧与不满。
弘光政权建立不久，任命樊一蘅为川陕总督，旧辅王应熊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川、湘、云、贵地方。这两人皆为川籍人，即分头率兵向四川进攻。第二年春，弘光总兵曾英攻占重庆，其他弘光部队也攻占綦江、黎雅、叙州等地。四川境内的官绅、地主乘机发动反对大西政权的叛乱，杀害大西官员。张献忠激愤异常，认为蜀民与他作对，加紧进行军事扫荡。他看到四川官绅、地主是反对大西政权的主要势力，而生员又多出身于这个阶层，便于大顺二年（弘光二年，1645年）十一月，下令举行“特科”考试，将各府县生员一律起送成都大慈寺，计5000余人，然后带到濯锦桥全部杀掉。当月，他还发出“除城尽剿”之令，派兵到所辖州县搜杀蜀民，连成都城内的居民也一律杀绝。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就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困境。
清军摧毁大顺政权后，多次派人招抚张献忠，遭到张献忠的坚决拒绝。顺治三年（大顺三年，1646年）正月，清廷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率大军征剿四川。大约在十月间，张献忠的部将刘进忠叛投清方，接引清军入川。张献忠放弃成都，率部出走北川。翌年初，在西充凤凰山遭遇清兵，张献忠被射杀，将士牺牲数万人。余部在张献忠的四大将领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奇能等的率领下，经重庆、遵义转战贵州。